摘 要：社會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特有的價值體系的靈魂和導航器，它在整個社會價值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尤其是轉型期的中國現狀，使得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其時代重要性和迫切性。

關鍵詞：社會主義；價值觀；核心價值觀；迫切性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深入發展，尤其是當前黨中央提出了構建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宏圖后，則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也就越來越成了社會主義實踐和理論所面臨的一個不可回避的焦點問題。“價值觀是制度的生命之魂，也是社會的精神自我”，對于社會主義社會而言，社會主義價值觀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神韻，是社會和諧的精神，因此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其時代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指導 社會主義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特有的價值體系的靈魂和導航器，它在整個社會價值體系中處于主導地位，它關涉到中國社會和諧的制度設計、體制安排和政策選擇的一個中心問題，也是進一步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的關鍵之所在。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李忠杰就明確提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可能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推向前進的一個著力點，也是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切入點”。也就是只有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去從事社會主義實踐，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而任何社會都需要核心價值觀的導向和維系，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實現我國社會健康轉型的需要，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有其現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任務相當艱巨，是一項十分浩大的系統工程。必須要有正確的價值觀作指導，以把握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本質，從而正確處理經濟、政治、文化的關系，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關系和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這樣才不偏離社會主義的目標。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曾一再強調在一個社會中形成一套共同價值和信仰的重要性。他認為，只有當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共享這樣一套核心價值-集體意識，才能實現道義統一，而沒有這種道義統一，任何制度都遲早會墮落下去。從文化角度視之，社會的核心價值并不僅僅是官方的意識形態，而是大眾化的信仰體系，是一套被廣泛接受的、有關個人與其它主體（如家庭、外人、政府、國族）關系的信仰、原則和規范。社會的核心價值就是那個把社會上那些分散又相互競爭的純粹個體凝聚在一起的普適信仰和普適理念。被社會廣泛接受的核心價值或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種漫散性權力、或軟力量。作為一種軟力量，核心價值對于維系社會基本制度極其重要。它既對人民具有精神凝聚力，同時又為國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論理性的支持，一旦核心價值解體，維系民族國家的精神支柱崩塌，輕則會使人民患上意識形態的“失語癥” ，讓各種有害觀念、思潮乘虛而入；重則整個政治體制岌岌可危。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1］ 。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以實現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目的，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的就是要使人民群眾過上殷實的小康生活。任何時候都必須把實現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現代化建設的根本著眼點，始終圍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搞建設、謀發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要靠自己的發展；改革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通過改革，不斷調整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部分，不斷調整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的部分，實現制度創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革和發展要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和良好的社會秩序。改革、發展、穩定這三者構成關乎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關系，它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十六大報告指出：“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把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的重要結合點，在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這是我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堅持的基本思路和重要準則，這就要求用正確的價值觀來整合社會力量，使我國廣大人民能普遍享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果。 二 市場經濟的趨利原則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去引導 功利追求是市場經濟的內在驅動力，市場經濟的功利特性，根源于商品經濟的特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金錢）是衡量勞動價值的尺度，是占有社會財富的標志，是握有某種權力的手段，也是滿足自身需要的手段。因而，在商品經濟社會，以追求貨幣形式出現的追求功利的行為，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而市場經濟的內在驅動力，恰恰是這種對功利的追求，抽掉了這種功利動因，也就沒有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驅動著人們在激烈的競爭中求生存、圖發展，而價值規律、優勝劣汰、效益優先，則使物質利益凸顯出來。規范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必然要求一定的道德與法制來規范和約束，但是歷史經驗證明，在市場經濟體制形成的過程中，人們往往首先看到它的逐利性，而忽視其道義性的要求。市場經濟的利益激勵機制發展使人們對物質享受傾注了巨大的精力和熱情，以致形成了一種物欲化的社會心理傾向。物欲化傾向使人過于迷戀對物的享受和占有，而無視精神需要和人格完善，因而導致了一些人的人格蛻化和人格庸俗化。如市場經濟的自發性、決策自主性和決策分散性容易誘發自由主義和分散主義；其次，市場經濟的求利性容易誘發拜金主義、極端利已主義和享樂主義。在市場經濟中，人的各種復雜的、豐富的內在屬性都簡化為單一的、明確的利益追求。為了在競爭中求生存，人不得不把自己變成在市場經濟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體，不得不與他們原來從屬的血緣、地域、單位切斷感情紐帶。結果導致這些原有共同體逐漸分崩離析。就要求我們要以正確的社會價值觀來引導公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三 社會分層的加速裂變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去整合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意義最大最根本就是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由此導致中國的社會階層加速裂變。在中國社會分層結構中，一個顯著趨勢就是公民的經濟社會地位、生活方式、價值觀等都多樣化了，社會整合的難度明顯加大，這就必然要求科學的價值觀去整合之。 改革本身就是社會利益結構的調整，利益結構的調整必然會使一些集團或群體獲得利益，同時導致另一些集團或群體的利益受損，改革推動著社會分化的加劇。中國的社會分層結構，目前正處于一種復雜的結構化過程中。社會利益結構變遷十分迅速，各個社會利益群體正在分化、解組、“重新整合”，并未形成相對穩定的社會階層。新的社會階層秩序尚未建立起來，很多的社會階層出現了明顯的過渡性特性。根據改革以來，人們的利益獲得或受損情況，國內有些學者將現階段我國公民劃分為四個利益群體或利益集團：特殊獲利群體、普通獲利群體、利益相對受損群體以及社會底層群體或社會邊緣群體。特別是弱勢群體就有一種“相對剝奪感”、“相對喪失感”，各個社會階層的社會財富收入不平等現象是日益加劇，不同的社會成員對社會財富的占有極不平等。據有關調查研究表明，從1996到2000年，衡量收入平等狀況的基尼系數分別是0424，0456，0457，0458，遠遠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000的警戒線，且還有擴大的趨勢；再者就是20%的富人階層占有全社會的80%的財富，而80%的人僅占有20%的財富。 財富分配的不平等歷來就是社會不穩定的潛在根源，尤其是中國社會歷史上就有“均貧富”的傳統，更應該考慮居民對于收入差距的承受力，因為“在渴望和指望之間，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滿足之間、或者說在渴望程度和社會水平之間造成了差距。這一差距就造成了社會頹喪和不滿。實際上，這種差距的程度就為衡量政治動亂提供了可信的指數。”［2］ “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各階層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但是一個社會只要能提升其公正程度，那么社會問題出現的種類與強度均為減少或減小，同時社會也可以增強解決已經出現的社會問題的力度。”［3］因此，必須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去整合各社會階層，這就使得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其時代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