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安事變的爆發，引起了世界范圍的震撼和關注，也引發了強大的國際輿論。同時，無論是事變之前還是事變之后，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也在極力地爭取國際輿論。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國家利益，西安事變時期各國輿論反應總體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區的，與有關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歐美新聞輿論、蘇聯新聞輿論都傾向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國際新聞輿論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響了中國社會中的各種政治力量，尤其是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處理西安事變的立場、方法和決心。國際新聞輿論對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和平解決，起到了中國任何政治力量都難以起到的獨特作用。對西安事變的國際新聞輿論進行客觀和深入的研究，能加深對西安事變的認識。 [關鍵詞]張學良；西安事變；國際輿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現代社會里沒有純粹的國內事件，任何集團、任何政府干一件事都要把國際輿論的反應考慮進去。這對當時情況非常特殊、又與周邊國家和世界列強有著特殊關系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所以西安事變一開始就是一個重大的國際性政治事件，各國“莫不異常重視”，尤其是“東亞各國之報紙輿論”，更是紛紛報道、評述和追蹤事變的發生和發展。在世界范圍的關注、傳播和溝通過程中，國際新聞輿論洶涌澎湃。與此同時，南京政府一邊向各駐外使館通報情況，一邊要求各使館注意搜集各國(尤其是日本和蘇聯)政府及社會輿論的反應；張學良無論是事變前還是事變后自始至終在為爭取國際輿論而努力著；中共中央也在請求共產國際在“世界輿論方面援助我們”。可惜的是，就像我們對當時國內新聞輿論的研究遠遠不夠一樣，我們對西安事變中國際新聞輿論的研究也是十分粗糙和膚淺的。 新聞輿論是社會輿論中最強大的部分，它不僅可以獨自發表意見，而且其他輿論也常常需要借助它表達，使其具有壟斷輿論的優勢。在一定時間內，新聞輿論可以左右、支配、指導整個社會輿論，充當社會輿論的全權代表。同時，人們獲得輿論影響大多也是來自新聞輿論。與中國國內的新聞輿論不同，有關西安事變的國際新聞輿論事實上早在事變發生前就已經開始了。這一點，以往研究似乎沒有注意到。 1936年10月3日，張學良接受了美國《密勒氏評論報》記者海倫·斯諾的采訪。當時，海倫·斯諾是張學良唯一能見到的外國記者。張學良打算通過海倫丈夫埃德加·斯諾常投稿的英國報紙倫敦《每日先驅報》擴大傳播西安的形勢。在采訪中，張學良暗示蔣介石必須“遵從民意”，團結抗日，否則“人民永遠不會允許”，政府就“無法生存”。這是國民黨高級官員自九一八以來第一次表態，也是張學良在采取重大行動之前進行的新聞輿論準備。當時張學良幾乎得不到任何國內新聞媒介的支持，因而他不得不將注意力投向外國的新聞媒介。 10月8日，倫敦《每日先驅報》以《寧可要紅軍，不要日本人，中國將軍要團結》的大幅標題發表了海倫訪問張學良的詳盡報道。報道說：“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緊張局勢正在全面增長。最明顯的是在那些思念家鄉、遭受虐待的東北軍之中，反對日本、反對內戰的情緒日益高漲。人們不再空談‘和平與秩序’，一種嶄新的抗日氣氛出現了。張學良公開出面，企圖充當領導，以求‘收復失地’，左右中央政府開始抗戰。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東三省繼承權以來，張少帥似乎第一次準備采取積極的步驟，‘打回老家去’。顯然，對紅軍的‘圍剿’，僅由中央軍進行。”報道還透露了當時西安最流行的口號是：“我們懇求政府領導全體同胞立即抗日!”美聯社把這篇報道發往全美國和全中國。10月9日，天津的英文報《華北明星報》轉載了這篇報道。10月20日，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也以同樣的方式刊載了海倫的報道。 海倫對張學良的采訪文章，可謂是西安事變全程中的一塊里程碑，被后人譽為對西安事變的正確預報，“險些引起一次早產的西安事變”，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這個反響繼而又在國內引起了強烈的震蕩，加速了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裂變與重新組合。隨后，海倫在西安又對西北的政治形勢作了兩個月的采訪報道，使國際社會了解了中國的抗日情況，對張學良、西北地區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也為張學良、西北地區后來在國際社會中取得某種理解和同情創造了條件。 張學良對國際輿論的爭取，在西安事變后仍在繼續，而且更迫切了。事變后，張學良馬上召見身份為德國《法蘭克福日報》記者的史沫特萊，向她說明了西安事變的意義，委托她主持對外英語廣播，報道事變的真相。12月19日，張學良還致電《泰晤士報》記者弗拉塞，為自己的正義行動進行辯解，并說紅軍雖與他們的政治見解不同，但都是中國人，至少不會像日本人一樣危害中華民族。 這里要特別提一下史沫特萊，她認為，“日本，德國，意國同情南京政府那是無疑意的，西北能，而且一定得民主國家——如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的同情。外國報紙載在中國的英美新聞界同情西北的抗日要求”。西安事變期間，史沫特萊不負所望，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根據自己對在西安的軍政官員、紅軍代表、救國會領袖的采訪，及時地用英文向國外播發有關事變的新聞報道。史沫特萊的活動揭露了南京政府中的強硬派、南京政府的新聞系統或宣傳系統為擴大事態而編造的聳人聽聞的謊言，澄清了“蔣介石被殺害”、“西安城落入紅軍手中”等謠傳，對人們尤其是外國記者了解事變真相、對張學良擺脫困境，起著無與倫比的作用。 西安事變中另一位主角楊虎城對新聞輿論也十分注重。西安事變爆發后，新西蘭人貝特蘭受斯諾夫婦的委托，以英國《每日先驅報》記者身份，來西安考察、采訪、對外報道西安事變的真實情況。王炳南安排他和史沫特萊采訪了楊虎城。楊虎城對于外國報刊，特別是蘇聯報刊攻擊、誣蔑西安事變表示不滿，他認為，“蘇聯和其他民主國家應當同情我們為民族解放而自身進行的民主主義運動”。他“情緒激昂地”說：“請記住，這次事變并不是什么突然性的事件，也不是只由兩位將軍采取的行動。它是西北所有軍隊的一致要求、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我們發動這次事變，并不存在個人的怨恨，我們所要求的只是抗日，并結束內戰。” 縱觀西安事變全過程，西安的一些外國進步記者非常活躍，雖然均代表他們個人，但是他們大力報道動蕩中的中國西北地區，主持正義，促進了事變的發展，推動了事變的和平解決。對張學良和西北地區來說，這點尤為重要。西安事變后一時間，真相不明，朝野傳說充斥，世間謠言泛濫。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而然把了解真相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外國記者和外國新聞媒介，并以他們的報道作為自己判斷和背向的參考，甚至更愿相信。所以從這個方面來說，外國進步記者對西安事變的報道、對人們了解西安事變的真相、對張學良和西北地區擺脫困境所起的獨特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變發生后，由于“許多外國記者本人對西北近況一無所知，輕信地把宣傳工廠里所制造的一切謊言當作新聞”，尤其是在南京的外國記者，他們了解事變的主要消息渠道，恰恰是當時 最不客觀的南京政府新聞系統或宣傳系統的輿論。因此，事變后的國際輿論多為猜測、批評、貶斥、攻擊，非常不利于西北地區。原先對張學良及西北地區的一些同情消失了，如巴黎《救國時報》也認為，“發生這樣重大的內爭，對于目前中國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團結，御侮的運動上，實為深可痛惜的事件”。其他的國際輿論就更不用說了。 西安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自然它與日本關系最密切。日本政府對西安事變采取了兩手政策：一方面靜觀，一方面通過外交和新聞輿論警告南京政府不能倒向歐美和蘇聯。1936年12月15日，《朝日新聞》發表了題為《西安事變與國際關系》的社論。社論指出：“日本立場最要慎重：這次事變，對日中外交上也有重大的影響固不待說，日本當局此刻恐怕對于中國民眾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險，故決定不給與任何刺激而靜觀事態的推移，這不能不說是機宜的處置。因為今日世界的眼睛都注視著中國，同時注視著日本，所以日本的立場最要慎重。”社論最后威脅說：“日本所希望對于華北特殊化的諒解，以及防共協定是怎樣有具體性，而且是立腳于緊急必要的基礎上的，這于今日一天天地明了起來了。我們期待國民政府速了此種不幸的事件，然后根據重新考慮的基礎，以再謀問題的新解決方法。此刻要請中國方面特別注意的是，對于目前的困難，切不可走錯了路徑，若只管依靠歐美蘇聯，將來會要招致不可收拾的破局。”同年12月18日，《朝日新聞》又發表了一篇有關西安事變的社論《希望妥當處理鄰邦的危局》，再一次重申了這一意思。西安事變期間，日本各報十分重視中國政治、金融、民情、軍事的變化和事件的演變，蔣介石獲釋后抵洛陽的消息傳到日本后，東京各報紛紛出號外，傳遍全市。 作為日本的盟友，又與南京政府有較好關系的德、意自然反對西安事變。他們的新聞輿論一邊攻擊蘇聯和共產國際，說西安事變出自“莫斯科魔手”，一邊攻擊張學良、楊虎城。德國的《法蘭克福日報》于1936年12月15日評論道，張學良反復無常，此次與蘇俄攜手，并非由于其對共產主義之信仰，僅系顛覆蔣介石將軍之勢力耳。《意大利日報》12月17日發表了名記者蓋達的文章，稱：此際中日兩國，若能推行協調政策，實屬最為明智，且有實際利益，反之任何企圖，凡以妨害此種政策為能事者，必系以破壞性質的野心為背景也。德國、意大利的新聞輿論不僅容易讓人理解，而且影響有限(對西北地區)。如果一定有的話，只是意大利了。意大利外長齊亞諾與張學良有私交，他曾在12月21日致電張學良：“汝系吾友，茲若與共產黨聯盟，即成吾敵，中國茍無蔣介石將軍，即不見重于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意大利的報紙都予以慶賀，自夸齊亞諾的電報對張學良起了作用，意大利有功于事變的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發生對歐美來說是個“晴天霹靂”，因為對他們而言，蔣介石既是他們的代理人，又是他們對抗日本在東亞地區擴張的主要依靠。而西安事變則使他們有喪失這一切的可能。為此，美國的《民聲講壇報》于1936年12月14日評論道：“張學良此次行動，適足以肇害中國，而西方各國在遠東保有利益者，亦為之感覺不安矣。”《民聲講壇報》的這番話頗能反映歐美對西安事變的心情。 歐美在震驚之余，分析西安事變緣由的關鍵是聯共抗日。因此，歐美的新聞輿論紛紛表示，只要保住蔣介石，什么都好商量，包括與中共取得某種形式的聯合。為了支持主和派的和平努力，制止主戰派的武力討伐，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于1936年12月15日發表社論說，現在對西安事變不應該有絕望的看法。該報在12月28日的社論中揭露道：“委員長的危險是來自飛機轟炸比之來自搜捕者的更多。”該社論還說：“立即需要辦理的事務是恢復這次沖突所引起的破壞，這樣做是為了保護中國本身，中國一直要求他的元首蔣介石一個人免于過多的負擔。其次，要很好調查張學良所謂共產黨人準備讓步的論據是否正確。”美商《大陸報》也在社論中向中國各界大聲疾呼：“唯有統一之中國，才能發再容易；而亦唯有于統一中，求得出路……俾此項變亂，于最短時間內，達于解決。” 歐美、日本的新聞輿論為中國各方所關注，但是相比之下，對中國各方均有較大影響的還是歐美的新聞輿論。歐美政府有關和平解決事變的態度和新聞輿論，制約了南京政府中的主戰派，鼓舞了主和派，也符合張學良的根本思想和發動事變的動機，因而對張學良處理事變的善后工作也頗有影響。就連當時與歐美沒有任何關系的中共對歐美新聞輿論也很重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西安事變的會議上，毛澤東就曾表示，“對英美應很好聯絡，使它們對西安事變在輿論上表示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