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新媒體環境下，公眾能夠更加自由地表達意見，公民的維權意識不斷增強，社會輿論變得更加多元、復雜。我國傳統媒體過去被簡單看成是政府的喉舌，今天它卻集信息載體、輿論機關、公共論壇和經濟主體于一身。因為傳統媒體是專業人群從事的職業活動，所以在復雜的輿論環境下，傳統媒體的聲音依然最清晰、最權威。政府要想引導社會輿論，必須尊重新聞傳播規律，充分利用好傳統媒體的權威性，這樣才能分散掉新媒體空間內的輿論能量。

【關鍵詞】傳統媒體;輿論引導;權威機構

新媒體的出現給新聞傳播帶來了革命性的變革：媒體對新聞生產的壟斷被打破，公眾進入自己生產內容的時代，任何人只要擁有一臺電腦或一部手機，就能瞬間成為一個面向全球的媒體。網絡的自由傳播和無限容量，讓公眾找到了一個意見表達的天堂，癡情的網民每天都向虛擬空間上傳大量的文字、圖像和視頻。然而，天堂并非絕對完美。公眾自己生產的信息，其消息來源值得懷疑，內容的可靠性、準確性和真實性難以檢驗。重新檢視多元、復雜的輿論環境，傳統媒體的聲音依然最清晰、最權威，人們對世界的了解最終還得依靠職業性的新聞傳播。我國傳統媒體(主要指報紙、廣播和電視)擁有國有身份，占據優越的媒體資源和社會資源，但很多媒體卻屢屢在重大新聞、突發新聞報道中無所作為，一些媒體的日常新聞采訪不斷被弱化、惡化，淪落為依靠摘編網絡、尾隨網絡來生活。輿論理性與否影響國之興衰，在當前物質主義盛行的時代，我們一定要鞏固好傳統媒體的權威性，讓傳統媒體成為檢驗社會流言的最后標尺。

一、媒體身份的裂變與媒體輿論的多元化

社會主義新聞事業一直被認為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在現實的新聞傳播活動中，國家有一整套制度保障媒體作為“黨的喉舌”，任何媒體只要偏離制度設計必將遭到懲罰;媒體作為“人民的喉舌”則明顯制度建設不足，經常要靠領導人的開明和恩賜。改革開放后，市場的誘惑和財政的斷奶，使傳統媒體逐漸進入市場，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市場放大了媒體的經濟基礎，帶來了媒體身份的不斷裂變，媒體單一的喉舌功能被打破。今天媒體不僅是政府的喉舌，而且是信息載體、公共論壇和經濟主體。媒體身份的多元必然帶來媒體輿論的多元，輿論一律的格局在不同地區正在不同程度地被改變。

1.媒體作為信息載體，需要及時發布世界變動的信息

我國近代報刊誕生之初就注意到“信息溝通”的功能，林則徐曾主張“探訪夷情，知其虛實”;魏源提出“夷情備采”，“師夷長技以制夷”;其后梁啟超更是提出“去塞求通”的思想。但從總體上看，中國近代報刊更加注重宣傳功能，主動承擔起啟蒙、革命和國家現代化的責任。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臺后，堅持把黨報作為輿論宣傳、聯系群眾、發動革命的重要工具。1929年9月黨刊《布爾塞維克》刊登了《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路線》一文，引用了列寧的“報刊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的說法。1942年，《解放日報》經過改版，中共黨報“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了完全的黨報，并由此奠定了中共黨報理論”[1]。1942年4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致讀者》中明確了黨報的工作原則：“不僅要在自己的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報紙必須與整個黨的方針政策、黨的動向密切關聯，呼吸相通，是報紙應該成為實現黨的一切政策、一切號召的尖兵和倡導者。”新中國成立后，全國的新聞媒體都被納入黨的管理之下，成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在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報維護黨的權威、統一全黨思想是必要的，但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行政權力對媒體日常事務的頻繁干預，使媒體蛻變成政治運動、階級斗爭的工具，媒體的信息傳播功能被嚴重忽視。改革開放后，隨著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新聞規律開始回歸，報道經濟、社會信息逐漸成為媒體的重要任務，“讀者需要論”、“社會需要論”得到了新聞界的肯定。中國媒體回歸信息載體功能，強化了國內外新聞的報道，輿論控制在面對“受眾需要”時有所松動。同時，媒體上“假、大、空”式的文章相應減少，幫助公眾繪制社會地圖成為媒體的重要任務。

2.媒體作為輿論機關，發布政治信息的技巧不斷改進

中國共產黨的報刊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強調黨報身份和宣傳功能。無論在革命時期還是在建設時期，黨委宣傳部都直接管理各類媒體，政府部門和文件習慣于將媒體稱為宣傳部門、宣傳機構。《人民日報》社論長期被等同于政府文件，其他各地黨報社論也各自代表本級政府意圖，報紙社論甚至具有法律法規的效力。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我國媒體都曾發揮了重要的輿論作用。1978年改革開放也是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輿論氛圍中拉開序幕的，在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中，中央級媒體更是發揮了難以估量的作用。但進入市場經濟以后，輿論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集中宣傳、輿論一律的做法，傳播效果越來越不理想。近年來政府的政治傳播思路正在不斷轉變，空話、套話相對減少了，政治傳播的人情味、民生性增強了，輿論宣傳越來越注重普通群眾的感受。

3.媒體作為公共論壇，需要呈現不同階層的典型意見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辦報延續了中國士大夫“文以載道”的傳統，開啟了“文人論證”、“言論救國”的辦報風氣，主張報紙要做人民的喉舌，“替善良的廣大人民說話”[2]。然而，中國知識分子對現代報業的理解有限，更難理解媒體的專業主義精神，他們也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聲音，他們在功利的“救國心態”指導下，只能成為“觀念的自由主義者”，“救國有心，行動無力，只能在國共斗爭的夾縫中討空間，最后奄奄一息，慘遭失敗”。[3]到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傳媒崇尚自由主義理念，為言論自由掙扎奮斗。中國共產黨的傳媒，本是承接上述傳統、在與國民黨新聞管制的斗爭中成長起來的”。[4]然而，新中國成立后，因為國家權力滲透到私人領域，個體的意見表達受到了很大限制。表現在媒體領域，新中國成立后形成了黨媒一統天下的格局，媒體成為單一的政府喉舌。經過一次次政治運動，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壟斷了媒體話語權，各地媒體只能“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媒體的經濟基礎、媒體規模和產業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隨著國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公民參政議政的意識不斷增強，公民社會漸趨形成;再加上新媒體的崛起，公眾發表意見的平臺不斷延伸。多種社會因素的綜合作用，使當代中國傳媒不得不重視民間的聲音，媒體上的聲音和觀點變得更加多元，政府意圖、集團利益、民間呼聲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兼顧和反映。

4.媒體作為經濟主體，必然會在市場競爭中追逐利益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媒體很快實現了完全的國有化，媒體的日常開銷都由財政負擔。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社會對傳媒的要求不斷提高，由財政全包的媒體發展模式已經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要求。于是媒體開始走向市場，傳媒經濟不斷發展、壯大起來，媒體的成本意識、質量意識明顯提高。如鳳凰衛視就曾因“務實”的風格而深受業界的追捧，其控制成本的策略曾被歸納為一句名言：“少花錢多辦事，不花錢也辦事，最好是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在節目制作上鳳凰衛視往往采取“廣告先行”的戰略，“首先是在真正開始制作播出之前，必須進行廣告分析，如果廣告前景不好的節目則堅決不上。[5]其次是通過節目策劃案、制作節目樣片等方式先找到節目廣告，然后再開始制作播出節目。”[6]其他如南方報業、中央電視臺、湖南衛視、第一財經等媒體，都將經濟效益作為重要的標準。媒體進入市場分解了財政的壓力，壯大了媒體的實力，也提高了信息產品的質量。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媒體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后，市場的負面效應也逐漸顯現，那些原本只在西方媒體出現的負面現象，今天在我國媒體上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如媒體炒作聳人聽聞的新聞、媒體內容過度娛樂化、資本力量控制媒體生產等等。在醫藥、房地產、股市等行業，資本已經牢牢地控制了很多媒體，媒體輿論成了資本的婢女。

二、傳統媒體依然是輿論引導的權威機構

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完美的民主和自由，將來也無法實現完美的民主和自由，但人類在精神上始終不會放棄對民主和自由的執著追求，這恰恰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推動力。今天，公民社會逐漸成熟，個體民主意識不斷增強，人人都能發表意見，人人都要維護自身權益，每個個體都能主張自己的權利，這必然會增加輿論環境的復雜性。社會輿論可以促進民主，也可破壞民主，在高度信息化的社會，輿論更容易被金錢所收買、被強權所控制。隨著網絡、手機等新媒體的崛起，我國公共領域不斷被放大，公眾更能自由地表達意見，然而，輿論的情緒化、膚淺化卻日益突出。傳統媒體雖然身兼四種身份，但總體上發出的聲音是理性和平衡的，他們仍然是輿論引導的權威機構。

1.傳統媒體是特定人群從事的職業活動

傳統媒體的從業人員是職業化的新聞傳播工作者，他們接受過專門的新聞傳播理論教育和專業訓練，能夠把握新聞傳播事業的本質和內在規律。同時，新聞傳播工作是新聞傳播從業者的生活資料和社會地位的來源，他們會更加珍視這份工作。在沒有強大的外力作用下，新聞工作者首先會按新聞規律從事新聞傳播活動。

近年來新媒體不斷出現，信息傳播領域不斷放大，但最具社會責任感的傳播者，還是傳統媒體的職業新聞工作者。網絡、手機等領域有更加專業的技術人員，但是他們的主要工作不是生產傳播內容，而是為公眾提供更便捷的技術服務，內容生產則由公眾自己去完成。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還是自然科學層面上的技術工人，缺乏必要的新聞素養和人文素養。那些在網絡中不斷制造轟動事件、熱點效應的幕后推手，更是把經濟效益當做第一追求，經常通過踐踏道德底線獲得利益回報，他們更不能算職業新聞傳播者，頂多算信息營銷的高手。至于那些泡在網絡中的蕓蕓眾生，他們更不可能有系統、專業的新聞職業訓練，期望每個公民都有很高的媒介素養，能夠非常自覺地自我把關，不僅是苛刻的而且根本無法實現。只有傳統媒體的編輯、記者，他們會主動核實新聞來源、進行自我把關，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尤其是輿論環境異常復雜、媒體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傳統媒體更是將權威性和可信度，作為在社會上贏得職業地位、社會地位的資本。李瞻認為“世界上具有最高可信度的報紙，是英國的泰晤士報(The Times)、法國的世界報(Le Monde)、美國的紐約時報(The N.Y.Times)與日本的朝日新聞(Asahi Shimbun)等，而世界上享有最高可信度的廣播電視公司，是英國的BBC、德國的ARD與日本的NHK”。[6]這些媒體“有獨立的董事會，固定的資金來源，以及編輯權與所有權的劃分制度”。[6]近年我國傳統媒體更是把公信力、權威性看成媒體的“命根子”，努力建設、小心呵護。如《南方日報》提出“高度決定影響力”的口號;《揚子晚報》的宣傳廣告是“公信力、引導力、影響力，三個力量撐起勇擔責任的揚子品牌”。

2.傳統媒體能夠相對自覺地遵守職業和社會規范

任何行業都有自身的職業規范和運行規律，只有遵守這些規范和規律，這個行業的發展才是健康的、有序的，才能贏得穩定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對于傳媒來說，及時報道新聞是其基本功能，而突發事件報道是其核心業務。如果媒體經常性地在突發事件中缺位，傳媒行業的信心和士氣就會受到打擊，整個行業就可能萎靡不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媒體在進步運動過程中，逐漸發展出新聞專業主義原則，形成了不畏強權客觀報道的傳統。雖然新聞專業理念過于理想化，但它確實為媒體贏得了社會聲譽。羅斯福總統曾經將揭丑報刊貶為“扒糞者”(muckrakers)，指責他們是“不仰頭看天國的王冠，而只顧扒集污物的‘帶糞扒的人’”。[7]然而，美國新聞工作者不以為恥，反而欣然接受了總統的“無私饋贈”。《紐約時報》在創辦之初就堅持“無所畏懼，不偏不倚，并無分黨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這一信條和“刊載所有適宜刊載的新聞”、“力求真實可靠”被永久地印在報紙一版的左上角，成為《紐約時報》的招牌和受人尊重的最大因素。泰德·特納在創辦CNN時就期望開創電視新聞“公正、精確、負責任”的全新面貌。BBC WORLD 24小時電視新聞頻道恪守的信條是：獨立(independence)、客觀(objectivity)、準確(accuracy)、公正(impartiality)。

媒體在新聞實踐中形成了客觀、公正的報道原則，雖然這一原則在現實生活中難以絕對兌現，但它至少反映出整個媒體行業對理想新聞狀態的追求。2008年我國汶川發生大地震，CBS、BBC、CNN等世界知名媒體在對地震進行報道時，都自覺對畫面進行了技術處理，盡可能地保持遇難者的形象和尊嚴。中國報業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發展出一套成熟的新聞理念，它與西方報業追求新聞客觀、言論獨立的意識互通，其中以天津《大公報》的“四不原則”為榜樣。《大公報》提出的“不黨、不私、不賣、不盲”辦報方針，其實質是效法《紐約時報》“無私、無懼”(without favor，without fear)的綱領。

3.我國傳統媒體有良好的自我把關傳統

我國傳統媒體基本上都屬于國有資產，黨委和政府對媒體具有絕對的行政管理權和資產支配權，在此基礎上成長的中國傳媒一直有很強的自我把關傳統。在長期的媒體管理制度下，媒體管理隊伍均被納入干部隊伍管理，主要領導不僅是媒體的管理者，更是久經考驗的黨的干部。因此，我國媒體不僅嚴格遵守黨紀國法、文件規章，而且會進行自我把關、自我審查，自覺將黨和政府的要求內化為新聞的生產標準。多年來，我國媒體一直堅持政治家辦媒，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始終保持輿論的連續性、穩定性。在重大節日和重大問題上，新聞媒體都會對報道風險進行判斷和預測，充分考慮到輿論的影響力，該加溫的不喪失時機，不該加溫的把握好分寸。在復雜的事物面前，媒體都能“保持冷靜的頭腦，看不準的，寧可不要匆忙宣傳，不要追風趕浪，誤導群眾”。[9]近年來，在傳媒市場化過程中，我國媒體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專業主義精神，一些媒體和記者的社會責任感明顯提高。在2009年的鄧玉嬌案件中，與新媒體瘋狂的輿論相比，傳統媒體始終以保護鄧玉嬌合法權益為底線，沒有一家媒體出現一邊倒的現象，媒體普遍有了獨立的判斷和冷靜的思考。因為消息來源缺失，傳統媒體只能從律師處獲取信息，但多數媒體對律師的言行始終保持警惕。

經過多年探索，我國已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閱評制度，報道的事后追懲制度比較健全，同時，媒體自身也會對政府和社會的批評給予積極的回應。

正因為傳統媒體是職業化的新聞傳播活動，所以它始終應該是最權威的信息傳播平臺，是輿論引導的權威機構。不管將來網絡媒體如何發展，傳統媒體依然是輿論引導的主體，即使網絡要承擔起輿論引導的任務，也必須在網絡新聞傳播隊伍職業化后。權威不一定不受質疑，在國際學術領域，人們會對哈佛、牛津的研究成果提出質疑，但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學術權威。同樣，在新聞傳播領域，雖然人們對BBC、CNN、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媒體提出過質疑，但卻很難撼動他們在全球新聞傳播中的權威地位。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不能簡單地將傳統媒體工具化、喉舌化，而是應該善待媒體，在尊重新聞傳播規律的基礎上，維護傳統媒體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三、傳統媒體權威性喪失是輿論引導大忌

傳統媒體的權威性、公信力不是天賦的。在通常情況下，作為一個行業，傳媒自然會按照新聞傳播規律辦事。即使媒體報道中有雜音，也會通過觀點的公開市場，自我滌蕩、自我修正。如果媒體傳播受到外力的作用，屢屢拋棄新聞傳播規律，傳統媒體的公信力就會流失。社會輿論其實是對經驗與感覺的篤信，如果作為信息主渠道的傳統媒體失去了權威性，各種信息就會通過手機、網絡等渠道傳播，流言、謠言自會隨之四起。傳統媒體失信是輿論引導之大忌，我們一定要多點防漏，警惕行政權力、資本力量對傳統媒體公信力的傷害。

1.頻繁的權力干預傷害了媒體公信力

西方媒體追求新聞專業理念和公共新聞理念，其最終目的是為了追求媒體的公信力和影響力，為此，他們常標榜自己不偏不倚、獨立客觀。我國傳統媒體基本上都是黨和政府創辦的，黨和政府當然要對媒體進行管理，但是，這種管理只能是依法進行管理，而且不應該干涉媒體正常的新聞業務。然而，在我國的少數地方和部門，權力之手過度而頻繁地干預媒體日常的業務活動，嚴重損害了媒體的公信力。

知情權和表達權是公民的憲法性權利，但一些地方領導并未將公眾權利放在心上，任何負面的消息都難以在本地媒體上發表。社會輿論是多種意見交流、碰撞后的有機復合，而我國媒體卻長期狹隘地堅持輿論一律。在信息異常豐富的年代，任何一律的傳播都是有缺陷的，受眾不能說信源單一的新聞是假的，但也很難保證它就是真的。目前，很多地方媒體普遍強調輿論一律，整天歌功頌德做高大全的報道，回避社會問題為各級官僚涂脂抹粉。各地媒體成了地方政府的宣傳公司、公關公司，媒體報道的版面、時段、字數都按行政級別來定。

突發新聞是媒體的核心業務，媒體理應集中力量報道。然而，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維護所謂的“地方形象”，要求媒體等一等、看一看，結果導致媒體在關鍵時刻缺位、錯位，甚至有的地方政府為了阻止媒體采訪，與媒體之間劍拔弩張。在新媒體的環境下，封鎖信息等于出讓輿論陣地，讓傳統媒體給流言、謠言騰出了空間。在很多地方，當突發事件發生后，本地傳統媒體幾乎噤聲或做官樣文章，此時流言卻四處散播。社會心理學認為，公眾接受的關于某一事件的最初信息，對受眾的影響最大，這就是首因效應(primacy effect)。一旦首因效應形成，即使信息是虛假的，引導者也必須首先糾正公眾已經接收到的信息或觀點，然后才能把真實信息告訴給他們。另外，一些地方媒體在發布突發新聞時，經常閃爍其詞、前后不一。越是模糊、含混的信息，越能夠引起公眾的懷疑，越能夠刺激流言、謠言的盛行。

2.資本的蠻橫控制削弱了媒體的權威性

媒體作為經濟主體本身需要生存，一旦監管不力，媒體就可能成為金錢的奴隸。媒體監管有兩種途徑，一種是政府力量的監管，一種是社會力量的監管。目前我國公民社會沒有最后形成，民間力量不夠強大，社會對媒體缺乏有效的監管。我國的產業資本與權力有著天然的聯系，國有資本背靠行政力量壟斷著優勢的資源，民間資本也是政府扶持起來的，權力尋租是民間資本發展的主要動力和手段。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新聞媒體的管理，客觀上呈逐步放松的趨勢，然而，媒體自由空間的放大，很快便被資本變本加厲地占據了。因為資本裹挾著權力而來，很多地方媒體幾乎難有作為，只能受制于資本和權力的支配。

中國地方政府始終堅信“發展才是硬道理”，在發展思維的指導下，地方政府要求媒體必須將宣傳地方經濟建設作為第一任務，尤其是對地方支柱產業、優秀企業，只能宣傳他們的典型事跡，不能有負面的報道;同時，地方政府又要求媒體做大做強，不斷提高媒體的經濟效益，給財政減輕負擔，甚至給財政作出貢獻。宣傳喉舌和經濟主體原本是一對矛盾，但今天它們卻和諧地統一在很多媒體的角色中。有了行政權力的靠山，資本時常變得相當蠻橫，在醫藥、房產、股市等行業，資本、權力和媒體時常聯姻，少數媒體報道的信息只有上帝知道是真是假。“如果一種對所有的人都具有頭等重要性的工具僅僅供少數人使用，且不能提供人們所需要的服務，那么此時，利用那種工具的少數人的自由就處在危險之中了。”[10]資本攜權力壓制輿論，媒體成為資本牟利的工具，終將導致媒體權威性的自我毀滅。

由于時政新聞沒有開放，媒體報道時政充滿風險，于是更多媒體走向了商業化發展道路，競相在娛樂節目、社會新聞上展開角逐，為了吸引眼球不惜編造、加工“新聞故事”。醫療廣告、房地產廣告、股市廣告中的違法違紀現象屢禁不止，娛樂節目、社會新聞經常踩到道德底線，侵犯他人的名譽權和隱私權，正如有的學者評價的那樣，一些媒體已經是“資本主義的身體，社會主義的臉”。“在技術進步和影響力擴大這把雙刃劍前，媒體如果不能謹慎對待自己所掌握的話語權，在有益或無意間報道虛假信息，傳播虛假信息，對社會、對媒體和媒體人自身所造成的損失和危害也會更加巨大和惡劣。”[11]

3.犬儒主義的盛行稀釋了媒體影響力

現代傳媒已經成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的衣食住行、求知娛樂樣樣離不開媒體，媒體所發揮的作用、媒體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前所未有。對傳統媒體來說，它們始終面臨著一個緊迫的問題，即如何同新媒體爭奪社會影響力。大眾傳媒作為社會機構，具有兩面性，“這些機構能促進思考與討論，也能將它們窒息。它們能推進文明進程，也能使之受挫。它們能使人類的品質降低和庸俗化。它們能威脅世界和平。它們能擴大或貶低新聞及其重要性，助長和滿足某種情緒，制造自以為是的虛構故事和盲點，夸夸其談，大言不慚，宣揚空洞的口號。”[10]傳統媒體要想保持和提高影響力，必須要自我約束、自我節制，努力提高傳統媒體的社會責任感。

國民崇尚法理、相信法治，國家才能繁榮昌盛。在少數地方社會高度商業化和庸俗化，媒體和記者的權利無法得到保障，行政權力任意左右、制裁媒體，媒體的表達自由難以上升為法定權利，輿論監督更顯蒼白無力。“在現有的林林總總的法律中，我們卻還找不到一條有關記者和媒體權利的授權性條款，而限制性條款卻為數不少，尤其是在刑法中，不但有誹謗罪和侮辱罪，還有誣告罪，而且在近期地方公權力對付網民的過程中都被用盡。”[12]很多媒體因害怕踩意識形態地雷，自覺把外部壓力內化為內部把關標準，只根據政府文件和指示辦事，不考慮受眾的看法和評價。偏安一隅的鳳凰衛視能夠通過“說話”贏得收視率和影響力，除了他們的職業精神和創新能力外，最主要的還是他們在香港有一個相對寬松的制度空間。內地媒體不缺乏資金、人才，缺乏的是制度。當社會理想無法實現時，某些媒體內部就會盛行犬儒主義(cynicism)，即媒體和記者一方面蔑視世俗觀念，不滿現有秩序;另一方面他們又放棄社會責任，淪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共謀。媒體人的人格更加多面：私下里抨擊時弊，公眾場合卻恭維權力，媒體報道演繹神話。

哈貝馬斯認為，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出現交往現象，是世界進入現代化的動力，它促使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系統的自主和獨立。然而，金錢化和官僚化的現代社會，使交往行為消融在各種組織之中，生活世界再次喪失獨立性和完整性，即生活世界被殖民化。權力和資本聯手壓制公共領域，讓西方公眾對代議制失去興趣，他們開始遠離國家、國會、政黨，重新關注自身的日常生活。為此，美國媒體提出公共新聞理念，呼吁媒體發起、組織和規范公共討論，挽救日益遠離公眾的美國民主政治。相對于西方定型的社會制度而言，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媒體更應該幫助公眾克服輿論的褊狹，通過公共討論發現真相和真理。在新媒體環境下，媒體的所有權快速分散，媒體與政府之間的共生基礎被破壞，新媒體缺乏對政府的效忠機制。民間聲音被放大，稀釋了政府的聲音，輿論引導變得更加艱難。輿論多元是社會力量活躍的表現，也是人民熱愛國家和制度的重要原因。政府要想引導社會輿論，必須尊重新聞傳播的基本規律，利用好傳統媒體的權威性，避免傳統媒體陷入權威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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