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和3G技術的迅猛發展，以BBS論壇、博客、微博、社交類網站、視頻類網站及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社會化媒體呈現出日新月異的變化。網絡的普及、網民的激增、網絡技術的廣泛運用顛覆了以往的輿論傳播格局，造成傳統把關人機制的弱化或缺失，區別于以往形式的網絡輿論開始勢不可擋地進入社會層面，產生深刻影響。借助網絡技術人人都能發聲的現實，互聯網正成為一種全民化的輿論工具。加之我國正處于改革關鍵期和社會矛盾凸顯期，以網絡為平臺的網絡問責在中國異軍突起，得到眾多網民的青睞，顯示出強大的影響力。

所謂網絡問責，是指網民借助互聯網平臺，通過論壇、博客、微博等載體，以發貼、跟帖、轉貼、人肉搜索、討論等方式，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不當行為進行曝光，從而產生強大的輿論壓力，促成責任追究的過程。作為一種全新的問責形式，網絡問責是行政問責的重要補充，正成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重要途徑，具有拓展問責渠道、廣泛表達民意的功能。

一、網絡問責的特征

與行政問責相比，網絡問責有其獨特的優勢。這些優勢和特點使得以互聯網為平臺的網絡問責在中國迅速興起與發展，顯現出不同于傳統問責方式的特征。

(一)網絡問責具有草根性和異體性

傳統行政問責主要由國家機關的專門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進行，網絡問責則依靠網民自下而上的“發帖、灌水、加精、置頂”而形成，草根網民、網絡意見領袖和論壇版主是這種問責模式的主體。網民只要把問責的事情、拍到的圖片和視頻傳到網上，就成為問責的主體。從參與網絡問責的主體來看，過去上網反映訴求的以下崗職工、失地農民、轉業復員軍人為主，現在開始擴散到教師、企業職工、農民工、公職人員等更多群體和職業。連一些官方背景人士和機構也找到互聯網“發聲”，試圖推動解決體制內難以處理的問題，如網友湖南省紀委干部“御史在途”微博叫板長沙縣領導、轉發微博披露湖南職稱評審收錢黑幕等。越來越多的網民通過網絡表達訴求，反映問題的維權意識和施壓傾向進一步強化。

網絡問責同時也是異體問責的一種新的形式，是公民行使監督權、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權力進行制約的有效途徑。網絡問責使得普通公民在問責中具有了話語權，使得問責方式由自上而下的自體問責轉變為自下而上的異體問責，由依靠權力問責轉變為自主參與問責，問責的渠道和空間大為拓展。

(二)網絡問責具有低成本與低風險性

網絡問責具有低成本性，這與互聯網分散化、去中心化的特點是分不開的。互聯網是按照“協議交換”的方式連接的分布式網絡，在技術層面上強調開放和共享。在網絡問責過程中，網絡問責的主體可以不分男女老幼，不受身份、地位、財富以及地域和時間等的限制，只要使用聯網的計算機或3G手機，即可發聲表達，參與到網絡問責中去。在傳統媒體上發表意見或問責的文章，不僅對文章的寫作水平有較高的要求，而且文章的內容往往會受到把關人的限制。而網絡則使普通百姓真正擁有了自己的話語權，打破了精英階層對話語權的壟斷。

網絡問責具有低風險性，這主要源于以下兩方面：一是網民身份具有隱蔽性。在網絡問責過程中，互聯網匿名性的優勢使得網民能對個人的性別、年齡、職業等真實信息進行隱蔽，用戶用一組符號、一個昵稱就能代替自己的真實身份。在虛擬世界中，網民的心理與現實世界有較大的差異，由于發言者身份隱蔽，缺少規則限制與有效的監督，網民往往比在現實社會中言論更為大膽、更為感性和情緒性化，甚至會把互聯網作為發泄情緒的場所。網民通過隱藏自己身份而在網絡上發表意見、進行問責，可以防止受到報復或責任追究，使問責人獲得一種安全感。如在我們熟知的深圳“猥褻門”事件、周久耕事件中，事件當事人、網民甚至政府都不知道究竟是誰曝光了這些事件。另一方面，網絡問責所傳播的信息不是由單一的職業傳播者發出，而是來自傳播活動的所有參與者。①網絡問責往往不是由一篇帖子、一個人來完成的，而通常是由多篇帖子多個人來實現的。特別是人肉搜索更是眾多網民互動的結果。在此過程中，誰扮演了主導角色，誰是幕后推手，或許無人能知。眾多網民的互動使網絡問責所承擔的風險被極大地分散開來，個人承擔的風險大大降低。

網絡問責的低成本、低風險性使得千千萬萬的網民樂于參與到網絡問責過程中去。盡管網絡問責往往由一兩個網民率先發起，但被問責人往往不得不面對千萬個隱藏于現實生活中，甚至隱藏在自己身邊而活躍于網絡中的網民。關注就有力量，圍觀改變中國。雖然單個網民勢單力薄，但千千萬萬網民匯聚起來的信息洪流與輿論壓力卻具有巨大的社會影響力。現實中的權力往往很難在虛擬的網絡環境中作用于問責人，被問責人面對來自網絡的質疑往往又找不到質疑的發出者。由于互聯網具有成本小、風險低、影響大的特點，正成為社會壓力的“出氣口”，各種表達利益訴求者、維權者、爆料者都上網“發聲”，以期引發大眾關注和問責介入，造成網絡輿情勃發。特別是由于我國的常規民意表達渠道不暢通，傳統媒體的輿論場功能未能充分發揮，網絡就承載著更多的民意表達、情緒宣泄功能。

(三)網絡問責具有突破時空的快速擴散性

隨著3G時代的到來，網絡技術深入發展，信息傳播速度加快，網下事件幾乎能夠在網絡上實現“同步直播”，微博新媒體為海量飛速的信息提供了傳播平臺。一句“人人織圍脖，新聞秒時代”的網絡流行語十分形象地勾勒出3G時代信息的快速有效傳播。一旦發生網絡問責事件，論壇、博客及微博等往往同時引發輿論熱議。媒體在報道網絡問責事件的過程中，會不斷追尋新的新聞點，不同的事件階段會有關注點各異的、大量的報道出爐。而網民在網絡問責事件中參與討論，揭發爆料，又反過來影響媒體的報道方向。

因此，網絡問責的過程事實上也是一個網絡信息無限傳播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網絡充當著信息發布器的作用。網絡作為信息發布者具有跨時空的特性，從而使得相關信息的傳播范圍更廣，速度更快。眾所周知，傳統媒體的信息傳播廣泛存在時間滯后、受地域條件影響大、成本高、交互性差等局限性。②網絡的互聯、便捷、對時空的零依賴、超低成本使信息傳播突破了傳統時空局限和成本約束，讓如影隨形的即時在線監督成為可能。③隨著3G時代的到來，互聯網與手機結合，網絡輿論更具殺傷力。有線載體(互聯網)和無線終端(手機)結合，使網友通過手機能夠進行更為便捷的信息傳播，而且不限于文字，還可以將現場拍攝的圖片、視頻上傳。特別是近兩年十分活躍的微博可通過手機或網頁登陸，隨時隨地發布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一次不超過140字。在微博上跟從網民，無須對方同意。一些“意見領袖”的微博“跟從”者過萬，對網民的感召力或煽動性極強。網民通過“跟從”鏈接而形成的微博客群落，相當于一個小型的時政新聞平臺和論壇。

另一方面，網絡空間里，博客、帖子、社區等的發明與應用使互聯網發揮著聯系人與人以及信息整合的作用。比如郭美美事件、藥家鑫案、故宮失竊系列事件、“中石化天價酒事件”等，基本模式都是網絡社區作為發布平臺、微博互動加以推廣、傳統媒體迅速跟進、網絡媒體全網轉載、網民繼續爆料、傳統媒體再深挖跟進，進而形成輪番炒作。如果說，以前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主流媒體與非主流媒體間還有明顯差別和一定界限的話，那么，當今的輿情態勢已經模糊了這些差別或界限，很多負面輿情的發展正是由所謂的傳統媒體和主流媒體來主動炒作和推動的。如2011年“7·23”動車事故，不少傳統媒體采用大篇幅對“7·23”事故的原因、善后、問責等進行連篇累牘的報道，通過網絡傳播聚合放大。一些媒體和記者還把從傳統媒體上積累的影響力遷移到微博平臺，頻頻發布有關信息和言論，影響輿情發展。網民的這種“自媒體”性質不僅使網民在網絡信息傳播過程中擁有了相對于傳統媒體而言較大的信息自主選擇權，改變了傳統媒體那樣的信息的強制單向傳播，也強化了信息的傳播范圍與傳播速度。

網絡問責的擴散效應，使得網絡問責進入了一種良性循環。一方面，它吸引、鼓勵著網民的問責行為。互聯網是唯一允許多人同時相互交流的溝通媒介，在互聯網中，沒有人被迫成為一名被動的信息接受者，網絡問責過程中互動協作的樂趣以及問責所產生的成就感無疑將吸引、鼓勵更多的網民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參與到網絡問責過程中。另一方面，網絡問責擴散效應能夠對政府官員產生更大的警示作用。網絡問責使每一問責事件都在極大的范圍內受到充分討論，相對于傳統問責方式而言，網絡問責對象的丑行將被更多的人所揭露，被更多的網民所斥責，受到網絡審判，也促使更多的官員從一個個鮮活的問責案例中吸取教訓，獲得警示。

(四)網絡問責具有現實回應性與放大效應

網絡問責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虛擬問責，但這種虛擬問責往往會引起某些現實回應。一方面，網民開始從虛擬的問責中走出，介入到現實的問責行動中來。如在2009年的湖北巴東鄧玉嬌案中，網民不僅在網絡上聲援，甚至組織了強大的后援團到湖北支援鄧玉嬌，強大的壓力迫使當地法院作出有利于鄧玉嬌的判決。網絡問責的演變過程中，“上網發帖，下網上街”，“網上議事，網下滋事”等互動現象頻增，網上非理性情緒變異為網下偏激行為的傾向突出。另一方面，網絡問責引起的強大輿論壓力也會引起相關部門行政問責的跟進。這主要體現在相關官員遭到網絡問責后受到了相關部門的調查、處理。如周久耕的不當言行經輿論曝光后，引起了南京市委、市政府和江寧區委、區政府的重視并對周久耕采取了相應的處罰措施。據分析，大多數網絡問責事件的發源地都在基層，但解決路徑卻依賴著高層；對于事件的處理，網民大都對黨政高層存在較高期待和好感，對基層則持失望和不信任態度，表現出顯著的輿論落差。

與此同時，網絡問責往往將問責事件加以放大，上升為官民矛盾、貧富矛盾，以吸引廣大網民的注意力。在2009年5月的杭州“飆車撞人”案中，網絡輿論中突出肇事者的“富二代”身份，從而引起了網民對受害者譚卓的極大同情與支持以及對“富二代”、“貧二代”問題的關注。在2008年6月的貴州甕安事件中，網絡輿論極大地煽動了網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放大了官民矛盾，釀成群體性事件，導致甕安縣政府、公安局成為社會泄憤和報復的對象。另外，許多網絡問責事件往往由政府官員工作或生活中的一些細節問題而牽涉出官員的大問題。

網絡問責的現實回應性使得政府官員不得不重視網絡問責，虛擬空間發生的網絡問責極有可能對現實中的問責對象產生直接影響，導致行政處罰及更嚴重的后果。網絡問責的放大效應倒逼政府官員不得不更加注意自身在現實中的一言一行，在生活細節中更加嚴格規范自己。如“周久耕事件”迫使一些政府官員改變了抽好煙、戴名表、開名車等行為。

二、網絡問責的過程

網絡問責是普通網民、網絡把關人、政府以及特定利益群體之間相互角力、相互博弈的復雜過程。借鑒伊斯頓的政治系統分析模型，我們嘗試對網絡問責的過程做一個簡要的分析。

(一)網絡表達及其輸入

由于網絡問責具有上述多種特點和優勢，在政府存在腐敗現象以及傳統問責渠道不暢通的情況下，網民更傾向于選擇網絡來表達不滿，進行問責。

網絡表達輸入到互聯網的過程中，網民的意見必須經過一條特定的網絡通道。在這些通道上存在某些掣動點，這些掣動點可以使經過的網絡表達取得更大的支持與動力，同時也可以使網絡表達變弱、停止或者消失。對于這些掣動點，我們稱之為“守門者”。④

1.守門者一：網絡把關人

網站通常通過一定的技術設置和專業人員的工作來對信息進行過濾。由于大部分網絡媒體特別是網絡社區沒有獨立的記者，因此，網絡編輯成為最主要的把關人員。⑤網民通過網絡論壇、新聞跟帖、博客等網絡途徑發表網絡問責的帖子、博文等首先得面對“網絡編輯”把守的這個“掣動點”。網絡編輯對網絡信息進行篩選與傳播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一篇網絡“博客文章”、“帖子”、“新聞”等的傳播效果，因此也極大地影響著網絡問責的實現程度。一篇帖子如果被網絡編輯屏蔽或者刪除，那么其他網民則無法關注這篇帖子的內容。而一篇博客文章如果被網絡編輯“置頂”或者掛在門戶網站的顯要位置，那么這篇博文就很可能引起網民的極大關注。如在“周久耕事件”中，“天涯社區”的網絡編輯發現了《腐敗不腐敗，看照片——南京房產局長抽1500元的煙》一帖并將其加了“紅臉”以示推薦，隨后這個“紅臉貼”迅速走紅，一天之內，網民的點擊率超過七萬。⑥

2.守門者二：政府

政府的網絡監管部門以及網絡問責所牽涉的特定部門也起著相應的守門者作用。政府往往通過向相應網站施加壓力或者刪帖子、封鎖ID等來過濾網絡信息。如我國《互聯網文化管理暫行規定》就規定，互聯網文化單位提供的文化產品應當備份保存60日以備檢查。一旦存在違規現象，有關部門可以對其進行罰款、責令整改或強制關閉。另一方面，由于網絡問責會損害到某些部門或個人的利益，給這些部門造成不良影響與巨大損失或者“損害”當地的聲譽，因此某些網絡問責所牽涉的政府部門也會參與到網絡的博弈中來，采取措施“封堵”這些問責。如近年發生的河南“王帥案”、內蒙古“吳寶金案”以及山東的“段磊案”。在“王帥案”中，王帥在網上發了篇“河南靈寶老農的抗旱絕招”的帖子舉報市政府違法征地。由于帖子內容損害了當地政府的相關利益，20天后，正在上海公司上班的王帥突然被靈寶警方抓回河南。

(二)網絡問責議題的形成

網民所提出的問責議題只有經過守門者的把關并成功輸入到網絡平臺后，才有可能成為正式的網絡問責議題。這些正式的網絡問責議題往往被網站或論壇的管理者置于網頁的顯著位置并且能夠受到大部分網民的關注，獲取極高的“點擊率”、“回復率”。雖然特定時間內網絡表達的數量十分龐大，但網民對于網絡表達的關注有限，往往只能重點關注少數幾個網絡事件，因而眾多的網絡表達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夠脫穎而出成為網民廣泛關注的網絡問責議題。而未能形成網絡問責議題的網絡表達則或者消失、停止、減弱，或者重新進行網絡表達以再次輸入到網絡平臺。

網絡問責議題的設置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傳統媒體報道并形成問責議題，然后問責議題被搬運或轉載至互聯網。二是由互聯網自身形成問責議題，主要形式為相關的網站、網絡社區對一些帖子、博文、新聞報道等形成新聞專題或討論專區。網絡問責議題形成過程往往由三部分構成，即意見領袖的推動、普通網民的關注、網民的認同。意見領袖的推動引出問責話題并引導輿論方向。普通網民的關注往往能擴大事件的傳播面，并且掀起輿論風暴。隨著相關問責信息的不斷披露以及事件的不斷發展，網民對問責事件往往能形成基本一致的認同與具有傾向性的評判，形成網民對問責人的輿論審判。其中，意見領袖的作用不可小覷。網絡問責中的意見領袖主要包括網絡問責的發起者、網絡推手、網探、網絡名人等一些資深網民。他們往往具有較為穩定的職業，對社會時事敏感，社會正義感強烈，具備一定的社會資本，在問責過程中往往能夠發表大量的具有一定沖擊力、能吸引網民眼球、左右網民意見的帖子，并利用自身的知識或社會資本對問責人的過錯行為進行揭露抨擊。由于絕大部分網民在網絡問責過程中并不發表意見，而只是被動地接受意見領袖的見解，形成沉默的大多數。在此情況下，意見領袖的作用得到凸顯。

(三)網絡輿論壓力的積聚

在現代政治系統中，一個政府系統處理事務的能力受到其系統成員對其整個政治共同體、系統中的典則、政府態度的影響。如果一個政治系統要持續下去，就必須依靠其成員給上述三個方面或三個對象以支持⑦。反過來看，如果支持的輸入衰減到起碼的水準之下，就會使政治系統團結的三個對象或三個方面即政府、政治體制和政治共同體一個接一個地與系統成員相脫離，給系統造成壓力，從而使得系統不能再提供一個能夠正常運行的政府和相互合作的系統成員，甚至導致系統的崩潰。⑧

在網絡問責過程中，網絡輿論壓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網民的壓力。如果網絡問責的議題得到大多數網民的認可與支持，而這種認可與支持就會反過來減少對于問責對象的支持，進而減少對當局或者系統典則的支持，從而形成對政府當局的壓力。在某些網絡問責事件中，網民開始從虛擬網絡世界走向現實世界，積極參與具體的公共事務，使網絡輿論壓力進一步深入，直接作用到現實事件的發展層面。如“鄧玉嬌案”中網民擔當律師以及組成強大的聲援團，“躲貓貓事件”中網民擔當調查團。二是一些傳統媒體往往在此時也成為網絡輿論的“傳聲筒”，紛紛將網絡問責反映的內容從互聯網移入到報紙、期刊、電視等傳統中，進行更加廣泛、深入的宣傳報道，成為網絡輿論壓力形成的推手之一。三是在具體的網絡問責過程中，由于網絡問責的現實回應性特點，網絡問責事件被問責對象的上級部門以及相關監管部門得知事件后可能采取的措施也會對問責對象產生巨大的壓力。

可以說，各種網絡新媒體的崛起為網民關注公共事務提供了新渠道，因此一旦相關事件經網絡曝光后，很有可能會在貼吧、社交網站、博客、微博等媒體中引起關注，致使原本只事關一村一縣的事件上升至公共領域、公共空間，將原本歸屬地方政府管理范圍的本地事件上升至“全國輿論關注”、“全國媒體審判”層面。此種情形之下，輿論壓力便迫使相關政府必須對事件作出回應、作出處置，若再想對事件不作為、不理會或置若罔聞已不可能。

(四)政府對網絡輿論壓力的反應

網絡問責議題形成后，由于強大的輿論壓力或相關政府官員的關注，相關部門也會將網絡問責的議題納入到本部門的議事日程之中。網絡問責議題進入政府議事日程是一種典型的動員——外壓模式。網絡問責議題形成后，問責發起者、網絡推手、網站編輯等會利用各種資源動員起普通網民的關注與討論，并引導網民形成相對一致的價值認同，從而導致網民對問責對象的輿論審判，對問責對象或相關政府部門形成足夠壓力，使之進入政府的議事日程。此種轉換使少數人關心的議題變為相當多的人關切的公眾議程，使網絡虛擬議題變為現實的公共議題。

具體而言，政府對網絡問責的反應可以歸為四種類型：

(1)不予回應。即政府沒有注意或忽視網絡問責，對網絡問責不發表任何意見。如“29歲的周森鋒當選市長”這一事件中，周森鋒本人以及相關政府部門對于網絡輿論的質疑始終未作任何表態，未作任何解釋。

(2)政府被動回應。在現階段所發生的大部分網絡問責事件中，政府大多屬于被動回應。即待網絡輿論發展到沸騰程度，迫于輿論壓力，政府不得不就事件作出表態，采取相應措施。如在江西宜黃拆遷事件中，部分領導干部動用行政力量在機場阻撓當事人上訪維權的情景，經過《鳳凰周刊》記者微博直播后引起輿論關注，而宜黃拆遷自焚事件也因此被迅速推到全國輿論的風口浪尖，但此后微博媒體逐漸曝光當地政府仍然有搶尸、軟禁當事人等極端行為，地方政府對網絡輿情的忽視導致事態影響迅速擴大，并最終以宜黃縣委書記、縣長被免職而告一段落。

(3)政府主動回應。相對傳統媒體輿論而言，網絡輿論傳播速度更快，影響范圍更廣，這就要求政府及時主動地關注網絡輿論，引導和塑造輿論方向。如在“成都公交車自燃事件”中，當地政府及時作出回應，積極引導輿論，從而避免了謠言的擴散與輿論的發酵。

(4)政府操作甚至反制網絡輿論。不僅刪帖、屏蔽網站，嚴重的甚至抓捕曝料人，從而引發更大的問責危機。

網絡問責是網民與政府相互博弈的過程。其中，政府對于網絡問責的態度表現出兩面性。一方面，網絡問責的發展已經引起了政府的極大關注，政府對網絡問責給予重視與支持，促進了網絡問責的發展。另一方面，政府對網絡問責的規制也越來越嚴格。從1994年開始，國務院以及公安部等部門就先后頒布了《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從而確立了一整套互聯網管理的法律體系，對互聯網服務、安全、網民言論行為、新聞發布等許多方面加強了控制。

(五)政策、行動的輸出與反饋

當網絡問責形成對政府當局的壓力，使問責對象或政府當局難以正常運行時，政府當局就會采取相應的措施，運用自身所擁有的力量與資源來滿足網民的要求、解決相應的問題，以減少這種壓力并重新獲得系統成員的支持。這些措施可能是法律法規的執行或調整、公共服務的提供，當然也可能是對網民的反制。我們將這些措施統稱為政策或行動的輸出。其實質是由網絡虛擬問責轉換為現實行政問責。政府當局采取的常見措施有對相應人員的處罰或者修改相應的法律法規。如在周久耕事件中，免去周久耕江寧區房產管理局局長職務。政府政策、行動的輸出是網絡問責引起現實生活中政府行政問責的具體體現，也是虛擬環境中的網絡問責影響現實生活的重要途徑。而早在2009年11月18日，中紀委書記賀國強考察中紀委監察部網絡信息工作后就強調，要充分認識互聯網發展帶來的深刻影響，切實加強新形勢下反腐倡廉網絡信息收集、研判和處置工作，拓寬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在反腐倡廉建設中的積極作用，不斷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

政策、行動的輸出并不代表網絡問責的結束，而是政府與網民之間的一次互動。當政府輸出政策和行動時，網民對這種輸出及其影響可能滿意，也可能不滿意。網民對政府輸出的政策和行動所持的態度形成信息回歸，使政府了解到自身行動的結果與效果。這一過程我們稱之為反饋。⑨由于政府對問責事件反映的速度、自身能力、可利用資源等方面的局限性，政府的輸出可能很難使網民滿意。此時政府就會重新組織資源，對相關政策行動給予修正以進行再輸出。如2010年5月7日發生在杭州的飆車案中，由于公安部門將肇事車輛的車速認定為每小時70公里，引起了網民對公安部門的不滿與質疑，因此該公安部門不得不調整其行為，向網民道歉并對車速問題重新作出調查。政策、行動的輸出與反饋使得政府的行為與網民設置的議題中所表達的愿望不斷趨于一致，在此過程中，網民的議題得以實現，而政府自身的壓力得以緩解并重新獲得或提高民眾對自身的支持。

總之，網絡問責推動了政府與網民的互動，加強了兩者間的信息溝通，倒逼虛擬問責向現實問責轉化。盡管現階段的網絡問責尚存在種種不足，政府對網絡問責的應對也不成熟，但我們堅信，隨著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不斷深化，網絡問責定會不斷完善并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起到更大的推動作用。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編選：免費論文下載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