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隨著網絡等新興媒體的發展，傳統媒體在輿論監督上發揮的作用越來越落后于新興媒體。本文通過研究傳統媒體在輿論監督上的現狀以及造成這種狀況的根源，進而提出傳統媒體如何改進輿論監督的措施。

關鍵詞：媒介融合；傳統媒體；網絡媒體；輿論監督

新聞輿論監督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是現代民主國家的標志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電視、報紙、電臺等傳統媒體一直發揮著輿論監督的主渠道作用。然而，近年來隨著網絡等新興媒體的出現，一方面普通民眾在輿論監督中有了話語權，從而把輿論監督推向了新階段，另一方面傳統媒體受到了新興媒體的挑戰，失去了輿論監督應有的地位和作用。這些問題引發了我們對傳統媒體在新媒體時代如何繼續發揮輿論監督主導作用的深入思考。

一、傳統媒體輿論監督的歷史與現狀

建國以來，傳統主流媒體的輿論監督歷有著輝煌的歷史：早在20世紀50年代，從中央機關報到地方黨報都高度重視反映群眾的呼聲和要求，對那些目無法紀政紀、以權勢壓人以及官僚主義作風等現象的批評，經常見諸報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全國報》等在真理標準討論中，沖破思想禁區，批評思想僵化和背離三中全會精神的錯誤行為，為恢復黨的優良傳統，落實黨的方針政策，鼓與呼。1987年，黨的十三大首次明確提出了“輿論監督”一詞，此后我黨歷次黨代會的政治報告中輿論監督問題都有提及。1990年12月在新聞出版署頒布的《報紙管理暫行規定》中強調報紙要“反映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發揮新聞輿論監督作用”，輿論監督首次寫入中國的法規。傳統新聞媒體也因此迎來了輿論監督大發展的春天。以央視《焦點訪談》為代表的一大批輿論監督欄目先后開創。據不完全統計，省級以上電視臺共開辦輿論監督節目60余個，31家省級黨報設有輿論監督的欄目，整個新聞媒體領域興起了一股輿論監督熱[1]。2003年從 “非典”期間《財經》雜志進行《SARS內幕》的系列報道追問政府信息公開化、反思制度設置缺失，到《南方都市報》首先披露孫志剛被收容案促使收容遣送制度被廢止，傳統媒體一度掀起了一股輿論監督的熱潮。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傳統主流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逐漸弱化，失去了在輿論監督中原有的地位。最為代表的是被稱為“輿論監督年”的2008年，從年初的“周老虎”到年末的周久耕，多起具有全國性影響力的新聞事件都是最先在網絡上引起關注之后傳統媒體才介入的，傳統媒體面對這些新聞事件有些應接不暇，顯露疲態。網絡等新興媒體開始彰顯輿論監督的強大力量，傳統媒體在輿論監督中逐漸暴露缺位的問題。

二、傳統媒體輿論監督弱化的根源

造成傳統媒體輿論監督弱化和失聲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

一是傳統媒體受到了來自網絡等新興媒體的沖擊。從Web1.0到Web2.0，互聯網以其信息發布的即時性、內容的海量性、傳播速度的快捷性以及強大的互動功能，已經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功能最強大的媒介。據中央外宣辦副主任、國家互聯網信息管理辦公室副主任錢小芊在第十一屆中國網絡媒體論壇上透露，中國微博用戶已經超過3億、網民人數更已達到5億。互聯網已經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媒體。更為重要的是，在互聯網這種媒介環境里，人人都可以發布信息，人人都可以參與討論，這種以前所有媒介都無法達到話語權的平等，極大地鼓舞了網民參與其中的熱情。他們可以在隨時隨地通過“微博”等形式對正在發生的事件進行“現場直播”，對自己感興趣的話題發表意見。每一個網民都是新聞記者，都是新聞評論員。這個龐大的網民群體一旦意見、看法形成交集就會發出“網聲”，形成巨大的輿論壓力。因而，從“網絡民意年”到“網絡輿論年”再到“網絡揭黑年”[2]，新興媒體必然地掀起了一輪高過一輪的輿論監督風暴。

二是外部環境受限。在我國現行宣傳體制下，傳統主流媒體作為各級黨委政府的喉舌，這些媒體不得不長篇累牘地報道政府的各種會議和官員的出行視察。一旦涉及輿論監督到只要官方一紙禁令或一聲招呼，即使稿件成型了也會胎死腹中。一些地方政府官員視輿論監督為猛虎，他們認為只要輿論監督的觸角涉及到他們的轄區，便是對當地政績的抹黑，就是影響惡劣的“負面報道”，因此，他們想方設法將輿論監督拒之門外。這些都直接導致傳統媒體在輿論監督中停滯不前。

三是個別媒體從業人員遭“封口”。從山西繁峙的“小金佛”到河南汝州、山西洪洞的記者“封口費”事件，不難看出個別媒體從業人員由于素質低下，經不住利益的誘惑，將本來應該訴諸報端的新聞事件壓來了下來，導致了媒體輿論監督的缺位。

三、傳統媒體強化輿論監督的措施

網絡媒體存在一些無可比擬的優越性，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網絡暴力事件時有發生。網民在參與網絡監督過程中，缺乏道德自律和必要的法紀約束，濫用“人肉搜索”，漫罵與人身攻擊屢見不鮮，發布對一些局部性問題的催化、放大，甚至為偏激的情緒推波助瀾現象時有發生。二是現階段網絡媒體的信任度不高，“網絡水軍”泛濫。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2011年7月發布的第2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網絡安全誠信問題嚴峻。在互聯網這種媒介環境里，魚龍混雜，鮮花與毒草共茂。在各種網絡熱點事件背后時常有“網絡水軍”通過海量的轉帖、跟帖、點擊，形成虛假的網絡民意。

此外，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傳播系教授展江認為，互聯網上信息傳播者由于媒介素養問題，在信息發布時對于真實、客觀、公正、平衡、全面這些新聞價值要素不一定理解，因此，可能會在傳播過程中造成信息失真。而新聞報道的嚴謹性和權威性是傳統媒體的固有優勢。傳統主流媒體作為新聞輿論宣傳的主陣地在長期的發展中形成的權威性、影響力、公信度，是網絡媒體所望塵莫及的。因而傳統主流媒體要進一步發揮輿論監督的主導作用，在改善自身不足的同時，還必須發揮其固有的優勢。其主要措施有如下幾點：

第一，傳統媒體既要與網絡媒體競爭又要與其進行合作。傳統主流媒體與網絡等新興媒體存在著優勢互補。傳統媒體可以以媒介融合為契機，依托網絡等新興媒體點多面廣、及時揭露的線索功能以及強大的互動功能，及時發現網絡上熱點事件、輿論焦點，給予足夠的關注，對其進行選擇、放大和調控。同時，要時時準備著與網絡賽跑、與不正當的權力干預博弈，提升傳播速度，在第一時間發出聲音引導大眾的輿論方向，將輿論監督主陣地的地位掌握在自己手中[3]。在信息化時代，信息傳播速度之快、范圍之廣、影響之大是過去任何時候都所不能比擬的，封鎖突發事件等“負面信息”已成為不可能。以往對突發事件、熱點問題報道的一些“慣例”，在輿論語境發生變化的新形勢下，不僅傷害了讀者的知情權，而且影響了傳統主流媒體的權威性、公信力、影響力。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及時的引導輿論，受眾不能從正常的、權威的渠道獲取信息，在網絡媒體等新生媒介傳播環境里，各種流言就會到處傳揚，對受眾產生誤導，以至于引起社會恐慌和不安定。因此，傳統媒體在關鍵時刻決不能失語，要把信息、及時傳給讀者，讓讀者知道真相，要把握“話語權”，把握輿論主動權，制止不良傳聞，疏導讀者情緒，糾正網絡媒體造成失實、失真帶來的不必要的恐慌。

第二，以傳統媒體善做高度、深度文章及其特殊地位，發揮其權威性的后發優勢。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在輿論監督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在操作模式、人才隊伍以及社會公信力等各個方面具有十分明顯的優勢。在新媒體搶先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對重大事件和社會問題進行專題報道、評論、深度解讀等方式，引發整個社會更深層次的思考，從而使輿論監督的效果更具廣度和力度，體現傳統權威媒體的高度、深度，在這方面已有成功的案例。如華南虎事件通過網絡迅速進入公眾視線后，傳統媒體也抓住了這一吸引眼球的公眾事件，跟蹤報道事件進展，追問真相。《人民日報》、《南方周末》、《中國新聞周刊》以及央視《新聞調查》等傳統權威媒體并沒有停留在對于周正龍個人行為的追究上，而是指向了他背后乍隱乍現的公權力問題，以及公眾知情權與監督權問題，發表了《人民時評：“華南虎事件”讓誰蒙羞》、《賭咒發誓無助探尋真相 科學中立方為政府本分》、《虎照疑云》等深度報道。

第三，著力打造高素質隊伍。傳統媒體新聞工作者是輿論監督的主力軍，一支高素質的新聞工作隊伍對于加強輿論監督頗為重要。增強職業自律意識，嚴格遵守職業道德，克服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的傾向，防止以權謀私，搞有償新聞。

參考文獻：

[1]2000年中國新聞年鑒[M].北京:中國新聞年鑒出版社，2000.

[2]吳廷俊.新媒體時代中國輿論監督的新議題[J].現代傳播，2011(1).

[3]范以錦，鄔茜.從跟從者回歸到引領者——論新媒體時代傳統主流媒體的輿論監督地位[J].傳媒，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