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觀點：中國經濟發展的文化約束論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迅猛傳播所帶來的不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鑒，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中國學者對于經濟學研究任務、對象與范式的傳統看法。當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將解釋事實作為經濟學的首要任務后，大量的熟視無睹的現象被納入了經濟學分析的框架。不僅國家的起源、家庭的規模、法制的建立和腐敗的盛行成為經濟學研究的熱門話題，而且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婚姻愛情、流行疾病也成為解釋的對象。對于中國本土經濟學而言，最有條件和最應解釋的現象無疑是中國發展路徑的選擇與變遷。事實上，近年來已經有大量的論著對中國經濟的增長與停滯、轉型與復興作出解釋。

在工業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國古代社會依靠傳統農業為核心的社會經濟結構，取得了世界上最為豐碩的經濟成就。根據著名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這個千年期的開始階段，中國的經濟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領先于世界的，這種領先地位一直持續到十五世紀。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資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個龐大疆域帝國的能力方面都比歐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國文明就已經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國堪稱全世界擁有文字典籍最多最豐富的國家了。” 但是進入近代以來，中華文明卻顯然停滯了。按麥迪森的估計，170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23.1%，歐洲占23.3%。1820年中國占32.4%，歐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國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歐洲則升至40.3%，美國為13.8%。而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則早在1700年就已經落后于歐洲，到1820年只比歐洲的1/2稍多一些；與美國相比，則不及后者的1/2（見表1.1）。盡管在這近300年的停滯時期中國發生了多次改良、革命與政權更替，但人們所盼望的“經濟起飛”奇跡并未出現，甚至也錯過了二戰后崛起的機遇。直到20世紀末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才真正開始了復興，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曾經的輝煌、漫長的停滯與驚人的復興共同促使古老中華文明的歷程和命運成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獨特樣本。

表1.1中國人口（1500—1990）與人均GDP（1750-1990）變化情況

時間（年） 1500 1600 1650 1700 1750 1800 1850 1875 1900 1925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人口（百萬） 110 160 140 160 225 329 433 413 472 527 582 668 820 983 1136

人均GDP（美元） 630 630 630 630 630 630 500 568 697 973 1325

說明：資料來源于小羅伯特·E·盧卡斯，2003：《經濟發展講座》（中譯本）第180-181頁，不含臺灣與香港數據。人均GDP為1985年美元價格。

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過程與西歐的工業革命無論在初始狀態或是關鍵環節上都呈現出了極大的差異，盡管中國的近代史上出現了與西歐工業革命中同樣的大規模社會動亂、戰爭、革命景象，但一個根本的不同是：中國的現代化是由外來武力和文明的侵略沖擊之下發生的，是一個文明古國所進行的劇烈轉型與痛苦的革新，而非一個“自生自發”的過程。從此意義上說，許多對西方文明進行解釋的理論并不能夠很合理地用于說明中國經濟與社會結構上的方向選擇與路徑形成。

為了解答“中國發展之謎”， 中西方的學者先后強調了資本積累、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投資等變量，但是在現有的這些理論中，我們無法找到解釋中國近代經濟發展特殊性的恰當工具，這不僅是因為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也不僅是由于政治斗爭與制度變遷的糾纏并行，而是因為與制度變遷、技術變遷相伴隨的文化價值觀念的持續變遷。盡管文化變遷對個人行為和國家發展具有重大制約作用的事實受到了古典經濟學家的重視，但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卻被徹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經濟學雖然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也沒能發展出一個有用的理論框架來（高波、張志鵬，2004a）。

因為中國的發展路徑中所表現出來的幾次大轉折并非僅僅表現為制度變遷，其背后的文化變遷是深刻而重大的。“對制度形成劇烈變化做出解釋時，把文化和觀念因素排除在解釋變量之外。這種做法可能會妨礙我們理解制度變遷” （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數幾個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樣的經濟學家外，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忽視了決策中思想觀念和信仰的作用（諾思，2004 ）。”

隨著對制度的深入研究，學者們認識到“如果不考慮中國、日本和韓國文化與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異，一個經濟學就能比較得了和解釋得清楚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的市場經濟制序與英美和歐洲諸國市場經濟制序的差異。”“但無論從直觀上來判斷，還是從社會歷史事實上來觀察，文化在社會制序的生發、型構、駐存和演進中，無疑起著某種“原發性的”或者說“內生性的”作用（韋森，2003，第154-155頁）。”從文化價值觀的視角解釋中國獨特的發展路徑無疑是具有啟發意義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難以被主流經濟學所承認。也正因為經濟學對文化價值觀的排斥，歷史學家特別是經濟史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成為從這一視角解釋中國發展路徑的先行者。

在對近代中國經濟停滯的解釋上，英國的科學家和歷史學家李約瑟博士的認為中國是“官僚體制”，這一制度的存在是為了維護灌溉體系的需要；而歐洲是“貴族式封建體制”，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階層的產生，當貴族衰落后，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便誕生了。歷史學家黃仁宇批駁了中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他認為“本來資本主義就是一種出奇的體制，應特殊需要而產生。”“資本主義雖為一種經濟制度，在社會里造成一種系統，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 對于“為什么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的問題，他的回答是“因為她志不在此。她不僅不能產生，而且一向無意于產生。”具體來說，“中國是大陸型的國家，重農抑商已久，是傳統政策，重生產而不重分配。不僅整個領域自給自足，而且各府縣也要遍種桑稻。加以中央集權，長期實行科舉取士，使中國這個國家與社會表現出它獨特的性格，所有知識分子的人生觀也要根據這高層機構之需要而調整。”（黃仁宇，1997，第25-26頁。）總之，在黃仁宇看來，近代中國既缺乏一個主動變革的上層組織，在社會低層組織內進行公平自由交換的技術條件也不具備，從而無法實現“數目字管理”。經濟史學家戴維·S·蘭德斯（2001，第474頁）在分析到中國近代經濟的停滯時指出：“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加上狹隘的自上而下的專制，使中國成為一個不圖改進、怠于學習的國家。改進，就會對人們已經感到自在的正統觀念提出挑戰，必然引起不服從。引進知識和思想同樣也會造成這樣的結果。”蘭德斯深刻地認識到“中國人的文化完整性”導致了了對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發現西方的強權到來時，“中國人的思想很容易地發展成了排外癥。”盡管這些論述準確地刻畫了事實，但仍然缺乏系統深入的闡釋。 社會學的鼻祖馬克斯·韋伯（1995，第295頁）通過對儒教與道教研究，他驚異地發現“中國盡管有形形色色的異端裁判，但是較之不寬容，起碼較之加爾文清教的不寬容，有遠為博大的宗教寬容，此外，還有廣泛的物資交換自由、和平、遷徙自由、職業選擇自由、生產方式自由以及絲毫沒有對商人習氣的厭惡：所有這些都未能讓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正是這個典型的營利之國反倒可以研究：營利欲、高度甚至極端推崇財富以及功利主義的“理性主義”本身，都同近代資本主義了無緣份。”韋伯將其原因歸結為中國“理性主義”與清教徒“理性主義”的本質不同，他（1995，第299頁）認為“儒教理性主義意味著理性的適應世界；清教理性主義則意味著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為如此，中國“單純的冷靜和節儉同“營利欲”和重財結合起來，還遠不是典型的近代經濟職業人階層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也不能產生這種精神。”從這一認識出發，韋伯預言說，“從一切跡象看，中國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術和經濟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領域中獲得全面發展的資本主義（1995，第300頁）” 。

現代化理論重點關注了中國傳統的變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頁）認為，“文化秩序與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獨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維護一種停滯的新傳統主義的統治，而這種新傳統主義不斷強化著中國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現代化的第一次沖擊發生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面對著從下列事實中產生的種種問題，這種事實就是他們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現存的政治結構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會引起對文化秩序的拋棄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樣，在意識形態上過分強調對社會—政治現狀的支持，也很難將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對獨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會制度獲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頁）對日中兩國現代化進程中文化形態進行了比較，認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態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國文化的基本形態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對外來文化攝取形態上，日本是全面攝取型的，而中國是部分攝取型的；在社會的協作關系上，日本是非親族協作型（忠、義理的社會），而中國是親族協作型（孝的社會）；在教育形態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國是選拔—目的達成型。在對比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