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制度建設中國文化誠信觀“經濟人”假設;誠信缺失現象

論文摘要: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因誠信缺失而出現的種種令人不齒的行為越來越多。人們習慣地認為個人的道德淪喪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通過分析中國文化中的誠信觀及其與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說之間的內在聯系發現，誠信缺失現象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不健全。只有依靠完善制度建設，才能在中國減少直至消除誠信缺失現象的存在。

歷經幾千年，“誠信”己成為中華民族的美德之一。但是在市場經濟的轉軌中，在新舊體制的轉型過程中，人們的誠信觀念淡薄了，“信用危機’舊益嚴重。是什么因素影響一個人乃至一個地區的人們的誠信呢?文化因素是重要的嗎?本文試圖分析中國文化中的誠信觀，以及它和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Economic Man" )假說之間的內在聯系，以期為在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經濟環境下，通過制度的建設來強化人們誠信意識，保持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一、中國文化中的誠信觀分析及其與西方“經濟人”假說的內在關聯

在儒家優秀思想文化以“仁”為核心和追求的道德規范與價值規范體系中，誠信是不可或缺、無可替代的最根本、最耀眼的倫理范疇和取向。孔子說儒者“言必誠信，行必忠正”。誠是儒者思、言、行，待己、待人、接物等方面終身格守的準則和規范。由誠而信，“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儒者處世要“言必信，行必果”。在人際關系方面都要講信，“無信不立”。兩千多年前古代中國的先圣們尚且清楚誠信對社會運轉、個人發展的重要性，為人們確立了社會交往的道德規范。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刀這里說的為己不是為自己的名利，是說學習修養完全是自己內心的要求，是為了自己的心安;而為人，就是做給別人看，沽名釣譽，用現在流行的話說，就是作秀。孔子提倡為己，所以儒學也被稱作“為己之學”。儒家的道德教化要求“吾日三省吾身”，通過不斷的“修心”、“養性”來提高心性、道德水準。這些道德規范無疑對個人的心性涵養、社會和諧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家學術及道德教化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是源自漢朝“罷黝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方略，以及后來不斷被強化的科舉考試制度。凡是進人私塾及國子監的人，學的內容不外是代表儒家學說的“四書五經”等，儒家學說就這樣被時代傳續下來。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儒家道德規范不僅作用于官僚系統、士人階層，而且隨著士子們迫于生計加人商界，儒家的道德規范也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儒商”。

然而建立在國家意識上的儒家學說及儒家道德規范，以及由儒商們在此基礎上建立的誠實、守信的經營規范，隨著國家意識的轉變以及整個國家在外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改變，特別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取消市場機制、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加上十年“文革”，將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糟粕大加鞭撻，培養和宣揚“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社會主義道德新風尚，人成為“政治人”，人的行為和思想被貼上政治標簽，中國人思想中的儒家道德規范的影響已甚微。儒家道德學說及規范的誠信理念難以真正內化，誠信行為缺乏內在支撐，一旦強制性的制度結構松弛，個人在誠信行為中就會表現出機會主義傾向。

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構架中，“經濟人”是最基本的假設之一。在西方歷史上，經過亞當·斯密等人的論證和宣傳，“利己主義，即使不是惟一至少也是主要影響了人類活動，這種思想很快在18世紀獲得了基礎”。自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誕生以來，“經濟人”一直是經濟學理論的出發點。斯密從正面在政治經濟學中闡明了這一新型的“人的類型”，即“經濟人”。建立在自利原則之上的西方“經濟人”假說，從人的自利本質出發，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為行為目標，該目標行為在市場有效激勵機制作用下，形成了通過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終導致社會利益最大化的機制。所以一般認為“經濟人”假設包含三個基本命題:第一，“經濟人”是自利的;第二，“經濟人”在行為上是理性的;第三，“經濟人”假說的核心是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證，“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動會無意識地、卓有成效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這是“經濟人”假說中最有意義的問題，被稱為“經濟人”的靈魂 “經濟人”假說將人的自利行為及行為后果同增進社會利益結合起來，“經濟人”假說因之而有了正當性及合理性、道德性。

建立在中國歷史上的儒家誠信的道德規范并未從根本上解決人們在“商業社會”中的個人求利的合理性、尋利的道德規范與社會進步的一致性。因此，在中國僅靠道德規范來建立社會誠信是不太現實的，也是行不通的。當經濟社會生活中頻繁出現失信行為時，指責失信者缺乏道德或道德低下，都是無用的。 二、制度建設對人們誠信意識培育和建立的關鍵作用

市場經濟的特征是市場通過價格信號機制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買者希望以最低的代價實現最大的效用，而賣者則希望以最高的收益來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實現市場雙方目標的前提是:市場是有效率的，交易者具有完全理性，市場有關交易的信息完全充分。但現實市場總是處于不完備狀態下，交易者的有限理性、市場信息的不對稱分布，使交易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經常發生。因此，將社會誠信缺失完全歸之于道德因素是不合理的。在社會轉型過程中，舊的制度安排被打破或者被削弱，而新的制度安排又處在形成過程之中，這樣就極容易出現制度約束的真空時期和地帶，因而也就給各種利用欺騙、欺詐等手段為己牟取私利的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滋生土壤和可乘之機。所以，當現有制度存在缺陷時，“經濟人”發現選擇機會主義的失信行為有利可圖，一旦這種損人利己行為得不到現有制度的懲罰或懲罰不夠，就會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引發更多的人不講信用，從而使道德進一步滑坡。有一個故事很能說明制度與誠信之間的關系。在17世紀至19世紀，英國的許多犯人被送到澳大利亞服刑，私營船主接受政府的委托承擔運送犯人的任務。剛開始，英國政府按上船時犯人的人頭給船主付費。船主為了牟取暴利，往往克扣犯人的食物，甚至把犯人活活扔下海，死亡率最高時達到94 %。后來政府想出許多監督措施，但因監督成本過高，還是對付不了刁滑的私營船主。最后，英國政府改變了制度規則，按活著到達澳大利亞下船的犯人人頭付費。結果船主就想盡辦法讓更多的犯人活著到達目的地，犯人死亡率最低時降到1%。船主還是那些船主，為什么他們一開始刁奸耍滑，后來又循規蹈矩了呢?關鍵是制度規則的改變導致他們的行為發生了變化。

經濟學家認為，信任也許跟文化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信任往往是人們理性選擇的結果。在重復博弈模型中，經濟學家得出人們追求長期利益會導致信任的結論網。為了使市場的交易者都能夠選擇重復性的行為，就必須使交易者對財產有清晰的權利，并且制度保障財產所有者對財產的確定無疑的、受到保護的所有權。財產的所有權、收益權及處置權有利于交易者采取長期謀利的策略，同時會選擇讓市場交易穩定可期的判斷。在社會互動過程中，經過交易者的長期反復博弈，人們認識到，若要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誠信是最優策略。因為假如博弈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博弈雙方就能夠通過連續不斷的重復博弈了解對方的決策，并對對方的行為做出反應，任何一方的不守信行為都必定要被對方發現，并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這樣，他們就將放棄欺騙的一次性好處，雙方都會選擇誠信策略。

中國人在商務活動中所采取的“先小人、后君子”姿態也是具有理性“經濟人”性質的行為。先將交易者視為具有機會主義行為傾向的損人利己者，通過事先的契約來預防事后的道德風險，就能減少可能受到的損失。在長期的重復博弈中，守信作為一項制度規范，要求人們自覺地遵循，當“損人不能最終利己”觀念被市場的重復博弈史證實時，誠信也就會成為人們自覺的行為方式。

三、結論

儒家學說是通過個人對道德的修行來約束和規范人的行為，并使其行為符合社會的價值取向，實現社會的和諧發展進步的。儒家學說起道德規范的作用，有賴于國家的強力推行“罷黝百家，獨尊儒術”以及科舉制度的實施，一旦外部條件不具備，儒家學說道德規范的影響就下降。“經濟人”假說從人的自利性出發，認為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證，“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動就會無意識地、卓有成效地增進社會公共利益。這是“經濟人”假說中的靈魂。

所以，在健全的法制環境下，“經濟人”的自利行為會選擇誠信行為特征，引導自己實現最大利益，同時也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的增長。只要確定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并使之受到保護，承認并發揮“經濟人”在市場中的主體、主導作用，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律制度，誠信就一定會成為“經濟人”的理性選擇，失信將被理性的“經濟人”所遺棄。

綜上所述，中國經濟社會誠信缺失現象的道德因素只是表象，制度文化才是問題真實存在的根源，只有通過完善法制建設，才能在中國減少直至消除誠信缺失現象的存在，實現和諧社會建設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