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現代性文化“于丹現象”自覺

論文摘要:作為一種“觀念游戲”，“現代性文化”觀念內蘊著“理性”向“合理性”轉化的癥候。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現代性文化”開啟了大眾或公眾基于“合理性問難”的文化批判向度。立足于“現代性文化”批判的視閡，“于丹現象”毋寧說是對“現代性文化”批判的別樣呈現。它的“粉墨登場”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到這個特殊階段的必然要求，是文化中國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對現代中國民眾特別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啟蒙”。中國“現代性文化”的當代呈現，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學派或現代群體的置換;另一方面，現代傳媒與高科技是當代文化再創造活動中不可或缺的應用開發資源。加速人自身的現代化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關鍵，而加快中國現代性文化的自覺呈現卻是關鍵的關鍵。

一、現代性文化批判的呈現——“于丹現象”

文化“是一個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其他人類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性的復合體”川。對于這一“復合體”作出總體性的價值審視和觀念把握，從而達成人的文化自覺，便構成文化哲學的研究視0或使命。而作為一種自覺的哲學形態，文化哲學的基本規定范式、總體批判態度和理性重建勇氣都是人類文化實踐和文化“創制”所關切所追求的價值鵲的。其中至關重要的是對文化的適應性和文化的規范性二重功能的圓融性理解和理性適度把握。一般認為，文化的適應性即對文化現象的認同;文化的規范性則指范導性的原則說明和批判性的理性考察。二重功能互相制約、彼此牽制，共同模塑著人類文化精神的走向和社會文化現象的演進擅變。簡而言之，文化是在人類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中發育積淀升華并反映人的本質性維度的“真實”存在。其一經形成，便通過“內化”作用承諾出不同的人生價值，衍生出不同的人生意義。并且，文化本身在此“內化”過程中得以建構，得以傳播，得以發用。

“現代性文化”觀念肇始于16世紀的西方，它以人性解放和知識統一性兩大“神話”為哲學依據。一般來講，其思維模式為二元對立或主客二分，價值邏輯上以“工具理性”為價值取向，方法論上站在“科學主義”的立場上，認識論上以“自我意識”為核心，社會歷史觀上高揚“人類中心主義”。作為一種“觀念游戲”，“現代性文化”觀念內蘊著“理性’，向“合理性”轉化的癥候。這一點已由馬克斯/韋伯的“祛魅后的諸神不和”所隱喻。作為一種“大眾文化”，“現代性文化”開啟了大眾或公眾基于“合理性問難”的文化批判向度。不可否認，“現代性文化”在現代社會共同體一系列領域的精心“設計”進程中業已彰顯其功效，正如哈貝馬斯所預言的“現代性是一項尚未完成的設計”。但同時，對“現代性文化”的疑懼也綿延起形而上的文化認同危機和針對“價值一意義”真空地帶的后現代文化“超越”之旅，盡管步履維艱，“樣態”百出。而正是在這疑懼與建構中，“現代性文化”獲得了自我批判與自我調適的能力和空間，從而在與社會大眾的深刻照面后愈來愈堅定地捍衛自己的現代“文化霸主”地位，呈現自己現代“文化批判”的“普遍理性”向度。這里所謂的“普遍理性”向度，不僅指技術性向度，更多地指向其公共性向度，規則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

“于丹現象”的出現即為一范例。拋開這一夜串紅、倍受青睞的浮光抨影，靜心審視和反思這一文化現象的合理性、合法性，我們會不約而同地問到:這一現象背后究竟向我們昭示了什么?其合理性何在?有何意義?為何走紅?如何解讀?問題使人反思，反思使人發問。而發問本身就是對這一文化現象的本體論澄明。

立足于“現代性文化”批判的視閡，“于丹現象”毋寧說是對“現代性文化”批判的別樣呈現。

二、現代性文化的呈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現代性文化”自近代傳播發育到中國以迄，“科玄之爭”的陰霆就象幽靈般縈繞在我們心頭，激烈較量，復扎博弈，成了揮之不去的爭論話題。拋開“現代性”內在的沖突和風險性后果，以現代公民社會的“文化整體性人格”作價值承諾，客觀公允地講，“現代性文化”的“教化”和實踐無疑大大提升了我們國家的綜合實力。而伴隨綜合實力的增強，繼之而起的是社會價值信仰的迷茫和本土文化尋根的“熱情”。就個人層面講，“現代性文化”撕裂了農耕文明時代地域性傳統紐帶和“程式化”社會關系，形而上的“文化一價值”認同危機由此而發，并導致本土文化的“復興”和在“復興”中獲得“文化一價值”上的心靈阪依，以此來尋求精神上的生態平衡。

中國現代化進程發展到21世紀初，整個社會經濟高速運轉，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日漸看漲。在此大背景下，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理應獲得與其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一致的大振興。這是時代發展的要求。而就中國傳統文化本身來講，中國傳統文化在平衡社會發展、大眾心理失衡和價值歸宿上具有先天的優勢。它提供了生活的準則、行為的規范、生命的態度、追求的目標和價值取向[’〕。在社會分化多層次多元化、社會公正原則要求重新定位社會各階層的心理平衡的現時代，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便提上了議事日程。“于丹現象”正是在此社會大背景下向我們走來。可以說，它的“粉墨登場”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到這個特殊階段的必然要求，是現代中國文化實踐從“應然”走向“實然”的特殊“樣態”，是中國文化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對現代中國民眾特別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啟蒙”。這也是文化規范性的內在要求和使命。

從大眾文化與大眾自身的精神需求處著眼，“于丹現象”的出場，以新瓶裝舊酒的“工夫”極大滿足了大眾的文化需求和精神慰籍。不同的是它選擇了一種“與時俱進”的道路，嘗試用古琴彈奏雅樂的時尚消費文化之路。這種大眾文化傳播與消費，以集體無意識的當代文化需求和時代發展為契機，創造了中國“現代性文化”實踐的新范式，呈現了“現代性文化”批判的新理念。雖然不免有“學術生態破壞”的質疑聲。問題是:中國傳統文化如何解讀?誰來解讀?曾經定于一尊的學術權威何以與大眾溝通?這一問題的實質其實是中國“現代性文化”的當代呈現問題，即文化創新問題。

三、現代性文化呈現的條件

中國“現代性文化”的當代呈現，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學派或現代群體的生成置換，即融人“現代性”的闡釋視閡來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對話中國傳統文化的新質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創生;另一方面，現代傳媒與高科技是現代中國文化再創造活動中不可或缺的應用開發資源，而現代中國處在經濟高速運轉、文化商業化的倫理變遷之路上。 “于丹現象”向我們昭示的正是對以上兩方面的文化創新自覺做出的努力和嘗試。“現代性文化”工程的當代實踐呼喚著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1)他們具有自身的學識修養與個性解讀方式，通過自己的“創造式閱讀”，“走進文本”又“走出文本”(俞吾金語)，堅信“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鑰匙”的自覺的歷史意識，把中國傳統經典文化“普世化”在大眾面前，形成與現代社會相一致的主導性價值觀，闡釋并守護“現代性社會”的當代意義，從而開啟現代文化社會“公共領域”的創生之路和當代“意義世界”的自為擁有空間。(2)但是，這些新質型“公共知識分子”所開創的這項“工程”必須負載著現代高科技與現代傳媒，以迎合以“市場經濟的契約性社會整合為方向的”現代“經濟一文化”社會。在現代信息社會和商業化產業化包裝打造的社會轉型期階段，跨時空地解讀、普及跨歷史的文本經典，不是收斂趨同，而是發散繁衍;不是簡單的還原和對接，而是文化搞客與時俱進的文化再創造，包括作為“第四種權力”的現代傳媒的介人。這也是文化的適應性。

從道理上講，一種文化模式自覺或不自覺的顯現映射著一個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而一個民族不同階段的生存方式選擇也規范著特定的文化模式及文化現象的話語權。中國現代性文化在經歷了更多的基于“制度選擇”而大眾世俗生活由于“雙向掛空”而精神家園依然無所依憑的21世紀初階段，“廟堂文化”走向“大眾文化”，“神圣化”走向“通俗化”，“本本主義”走向“信息化時代”，“學術訓話”走向“平民化”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觀念的再創造和傳播普及方式不失為一種有效而實際的大膽探索和創新之舉。從更現實處著眼，中國目前以“民生”為本位的“和諧社會”實踐(或構建)必須以“文化整體性人格”做價值承諾，在現代性文化的“醬缸”里汲取營養。而“民生”本位關涉的層面是全方位的，“文化民生”或者“民生文化”理應包括在中國現代性文化實踐創新框架內。當然，中國現代性文化的創新并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從這個層面上講，讓“于丹現象”就保留著它的開放性吧。而且，文化踐履活動本身不以真假為判斷尺度，而是根據大眾可接受的程度來估價。

四、加快中國現代性文化的自覺呈現

厘定文化現象對人的本質和主體性境遇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批判范式，無疑是我們這個時代生活在文化中國的中國文化人骨子里的最強音。然而，一當面對文化學人的種種努力，“不為者”對“有為者”不是振聾發饋的質問，便是以“作秀”的美名嘲笑，真可謂“批判有余，建設不足”。如此這般，中國現代性文化的當代呈現就成了遙遙無期的等待，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就會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消餌在西方強勢文化的思想肌體中。也正因此，我們需要復興中國傳統文化，讓它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重新煥發生機，以此為中國社會轉型和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文化養料和理論支撐。

就中國現代化本身來講，人的現代化遠遠置后于社會的現代化，即“文化滯差”( Cultural Lag，美國W. F奧格語)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就要求我們特別是現代群體明晰:首要的先行的任務是對中國民眾進行深度的、普遍的理性啟蒙。眾所周知，對人的現代普遍理性啟蒙除了“走出去”學習西方先進理念外，還要傳承學習老祖宗留給我們的經典資源，吸收其精華。一個簡單的理由是，中國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流傳存活那磨久，并且在新世紀引發孔子學院在全球各學院各大學的遍地開花，這決不是文化消遣或東施效肇，而是它本身體現了東方文明的獨特價值和人文精神。從“軸心時代”起逐漸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歷經歲月的洗禮和實踐檢驗，在又一個全球化來臨之際，它所提供的生活范式和規則，所開拔的人類文明精華和普世倫理價值觀全球關注，我們更應很好地傳承學習吸收，開啟我們的現代化對人的深度啟蒙和覺醒，從而使我們真正成為現代化意義上的中國現代公民，而不是游離和迷失在中西文化間的看客，成為“能思想的蘆葦”。新世紀引發的“文化尋根”熱現象就是中國“公共知識分子”覺醒后對自己本民族本土文化的現代性挖掘，就是對現代中國民眾進行的新一輪文化“啟蒙運動。

所以，中國現代化實踐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視閡切換，現代性視閡切換的角度又依賴作為主體的現代中國民眾的深度覺醒。也就是說，加速人自身的現代化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關鍵，而加快中國現代性文化的自覺呈現卻是關鍵的關鍵。因為文化也是人化，文化呈現人的本質、力量、能力，正如馬克思所講，“人化自然”(文化的形成)也是“自然的人化”。質言之，文化代表著人類的一種生存方式。至于我們如何生存，為何生存的謎底則全在于中國現代性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批判性建構路徑中，或者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