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傳統政治文化代化融合

論文摘要：全球化時我國的影響是全面而又深遠的。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存在整體主義、等級制和人治主義的歷史積弊。為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適應現代政治生活，實現政治現代化，必須正確處理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合關系，培育公民的政治主體意識、政治參與意識、政治認同意識。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如何在固守本土政治文化的同時，又以開放的心態和前瞻的意識超越本土政治文化的疆域界限，積極與世界多元政治文化交流與對話，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

一、政治文化的涵義

政治文化是政治的靈魂。從歷史的淵源看，對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臘時期。而首先提出現代政治學理論中的“政治文”概念則是美國當代政治學家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他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發表了《比較政治體系》一文，將“政治文化”界定為“一個政治系統(國家或民族)的基本政治傾向”。按照他的理解，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確的政治觀念，也不同于現實的政治決策，它作為長期形成的心理積淀，深藏于人們心中并潛移默化地支配著人們的政治行為。阿爾蒙德指出:“政治文化是指一種態度，即對政治體系及其各部分的態度以及對自身在政治體系中所處角色的態度。阿爾蒙德與鮑威爾合作發表《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一書對“政治文化”的涵義和意義作了進一步的闡發和界定。他們認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形成于本民族的歷史以及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的進程之中。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政治文化影響著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這種界定基本上是從政治心理視角進行的，他注意到了政治的主觀方面即政治態度、信仰和情感—政治文化現象。自從阿爾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概念以來，許多政治學家紛紛用它來分析政治體系中的政治行為及其變遷的趨向。其中，在政治文化方面研究造詣頗深的盧西恩.

派伊(Lucian W .Pye)在《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對政治文化作了這樣的描述:“政治文化是這樣的一套制度，它給出制約政治系統行為的基本前提和規則，它包括政治理想和一個政體的運行規范。因此，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與主觀維度集合形式的展示。”由此可以看出，政治文化被視為描述社會文化與政治活動關系的一個范疇，它主要通過公民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價值、政治信仰、政治態度等來體現，是一定的社會歷史文化長期作用于人們心理而積淀成的基本一致的文化形態。

二、傳統中西政治文化的內在差異

政治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都是其漫長歷史的一種積淀和凝聚。中國政治文化有著2000多年的積累，不可避免地帶有本國傳統文化的痕跡。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內化到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之中，在更深的層面上制約著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形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深層結構。西方政治文化一般是指從文藝復興開始由啟蒙運動發展而來的，以個體主義為指導，以正義、法治、分權、自由為內容的個體主義的政治文化。一個民族及其文化如果不能融合進世界文化的整體，必然會出現停滯的態勢，古埃及文化以及古希臘文化的興衰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為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適應現代政治生活，實現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必須以寬闊的胸懷，容納西方文化中進步的東西，進行根本的改造。

1.整體主義政治文化與個體主義政治文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注重向內求索，使人通過嚴格的自我修養，達到身心平衡，以適應外界環境，這就是“順應自然”。把自身言行納人自然、社會既定的運行軌跡。正如亨廷頓所言“在最廣泛的層面上盛行于眾多亞洲社會的儒家精神強調這樣一些價值觀的權威，等級制度，個人權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性的重要性，避免正面沖突，保全面子，以及總的說來，國家高于社會，社會高于個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整體主義的。偏重于社會或群體本位，個人只是作為社會有機體的構件被納人家族、社會的網絡系統。“仁愛”“義務”、“貢獻”、“寬恕”等社會規范和原則，被強化、灌輸到每一個人的一切言行中，以至融化到人的血液中，個人作為一種被動的消極個體，只能通過對社會、國家的適應來換取自身生與發展，從而最終成為社會、國家的派生物。主張“公而忘私”和“大義滅親”，強調一致、和諧與義務。

而西方政治文化注重向外開拓，在探索自然、宇宙和外在世界的奧秘中，培植起自主、自立、自強的意識和觀念，發展了擴張性格，錘煉了好勇斗狠的冒險精神。與此相適應，西方政治文化，則延續著一種自由主義傳統，即比較偏重于個體本位，追求不相依附的獨立人格。費孝通先生說:“迄今為止個人主義還是西方文化的鐵打基石。德沃金說:在西方，我們把個人看作最重要的，一般被稱之為個人主義，這就產生了第一個原則，即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而不應當歧視，一個國家實行差別的歧視原則，那么它也必須要對此做出解釋，第二個原則，即特殊責任原則，也就是每個人應當過一種負責任和有意義的生活。這一特殊責任原則要求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與空間閻。

2.等級制政治文化與權利平等政治文化在傳統中西政治文化中，關于國家的認識是大相徑庭的，這是中西傳統政治文化的巨大差異之一。“國家”一詞在中國古籍中很早就出現了。諸候統治的地方稱“國”，大夫統治的地方稱“家”，后來通稱“國家”。中國文明起源于青銅時代，青銅兵器和禮器的大量出現，表明戰爭的頻繁和祭祀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即《左傳》上所謂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兵器象征著暴力，禮器標志著政治權威，二者結合便是中國國家形成最突出的表征，但中國國家的形成不是以地緣關系取代血緣關系組織居民，而恰恰相反，保留原有的血緣關系，把氏族內部的親屬關系直接轉化成政治國家的組織方式，即宗法國家。在中國人看來，家與國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古人慣以忠、孝并提，君、父并舉，視國政為家政的擴大。孟子說:“人存恒言，皆日天下國有，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孟子·離委上》)因此，“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家貧庚，一國作亂，其機如此。”這成為古代中國最大的政治傳統，深刻而持久地影響著中國人的心態、行為、價值取向。

西方人對國家的稱謂與中國不同，古希臘稱國家為城邦(Polis )，古羅馬稱“共和國”(Republic )，在中世紀稱“王國”( Realm )，自16世紀馬基雅弗利開始稱“國家”( State )，此后，“國家”一詞，沿續至今。亞里士多德認為，國家的產生完全是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從男女兩性結合組成家庭，到基于家庭組成村坊，最后由若干村坊形成城邦國家，所以在西方人眼中，國是國，家是家，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觀念。英文中可以與“國家”一詞通譯者有三個，即nation ， stat。和country，但它們絲毫不含“家”的意思。

在中國政治文化中，個人只能是失去或缺少自主意識的人，而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樣以公民的身份從國家中獨立出來。貫穿于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人本主義，雖然在表層也很注重人的價值，強調人格的獨立和人的現世利益。但是，這種人格獨立和價值、利益的實現是以個人對封建制國家和宗法關系的絕對服從為前提的，是以對個人個性、欲望的克服、壓抑甚至犧牲為代價的。

與此相對應，西方政治文化中最核心的東西是權利平等，正因為有了權利平等的普遍意識，才有民主、法治、多元化和選擇自由，才有相應的一系列制度架構。毫無疑問，以權利平等、選擇自由為特征的西方政治文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有著進步意義。從理論上看，這一政治文化最充分地體現了人的自由、自覺與創造的本性。從實踐上看，這一政治文化確實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人的創造性，使西方文明雖然起步較晚，但逐漸走強，直至超越其他文明，并迫使其他文明不得不向西方學習。

3.人治型政治文化與法治型政治文化西方法治文化一直較為發達，法治思想源遠流長，法治實踐亦成就斐然。早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就形成了較典型的法治型政治文化，對后世影響深遠。最早系統地提出法治理論的是古希臘圣哲亞里士多德，他主張“法治優于一人之治”“法律應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無上的權威，執政人員和公民團體只應在法律所不及的個別事例上有所抉擇，兩者都不該侵犯法律。“法治代表理性的統治，能夠避免使政治混人獸性的因素;法治以民主共和為基礎，有助于反對專橫和特權，防止權力異化;法治內含著平等、正義、自由、善德等等社會價值，“法律不應該被看作是和自由相對的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而古羅馬法學家們借助于“自然法”、“理性”、“正義”等概念說明法律的本質，強調法律的權威和作用，如西塞羅就認為:“我們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 而嚴格意義上法治型政治文化是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產物。近代西方資產階級的法治理論深受古希臘和古羅馬法治思想的影響，但是，近代資產階級的法治思想具有嶄新的內容。歐美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新興資產階級舉起自然法學說的旗幟，運用自然法這一武器，確立了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法治體制和治國基本方略，廢除封建專制，確立了法律在國家生活中的至高至上地位，充分發揮了法治的作用。依照自然法精神，法律被人們視為聯合體公民間建立的一種契約，確立了公民之間具有公共權威的契約性法律關系，并且以憲法這一根本大法形式確定下來，每個公民都有平等的義務遵守共同契約，將法律作為規范個人或團體的社會行為準則，從而建立起法治的秩序，社會成為法治社會，國家成為法治國家。法治觀念成為公民普遍具有的“自我”意識，西方法治的歷史表明，法治成為治國基本方略，是深具歷史文化底蘊的。從客觀角度看，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為目的的，但它也有保障現代社會化大生產，適應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一面，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法治文化中的法治的管理方式，健全的立法司法執法制度，對權力的制約規范，注重法治精神的培養，強烈的法治意識，無論從觀念上，還是從制度上以及歷史經驗上，都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而我國傳統政治文化是以封建專制人治型政治文化為主體的，這一政治文化精神至少可以溯源至先秦儒家。孔子曾竭力強調“為政在人”，以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中庸·二十章》)“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這一思想后代相沿相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政治認知。在中國人看來，政治的決定因素是人，而人的根本又在于他的道德修養。因此，為了政治系統的穩定和久長，必須培養賢人，即所謂“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中庸·二十章))其實質是以道德的人格力量感化他人，達到上行下效，內圣外王的境界，突出人的作用，尤其是帝王將相在治亂興衰中的作用，強調以禮規范人的道德，以圣賢施仁政來爭取民心，以每一個人的道德完善來達到政治的清明和社會的穩定。所以論政者總希望出現圣君、賢相、清官，很少從制度上想辦法。政治壞了，國家弱了，社會亂了，一概歸咎于當政君相的無德無能，執政官吏的貪贓枉法，而不怪罪于導致這一切的制度，認為即使有了好制度，沒有好人，仍是枉然，同樣的制度，有好人便有好的政治，沒有好人便沒有好的政治。所以，歷代官員深為優慮的是人的道德問題，不是期待制度解決。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只在選拔官吏上作文章，察舉制、孝廉制、九品中正制、科舉制等選官辦法層出不窮。當民眾對自己的政治命運喪失支配能力的時候，他唯一的期待只能是執政者的賢明。

人治主義外化為中國數千年的專制統治現實，導致君王大權獨攬，忌用法律，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法律成了權力的脾女，缺乏應有的權威和尊嚴，而無法走上民主和法治的軌道。

三、中國政治文化的現代化

1.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合關系在面臨西方文化的沖擊中，如何處理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這個問題從歷史上就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從近代開始，中國逐步邁向近代化的文化歷程，產生“師夷長技以制夷”、“中體西用”、“君主立憲”、“民主共和”等主張和思潮，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家出于救亡圖存的歷史責任感，在西學引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對傳統的東西沒有來得及系統清理，在近代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中國政治文化現代化不可能全盤西化，對外來文化必須作一番符合本國特點的文化選擇，找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結合點，如西方政治文化中自由、平等、法制、制衡等觀點，值得我們借鑒。

2.培育公民的政治主體意識、政治參與意識、政治認同意識“政治發展的前提條件是公民參與的擴大。”腳偽政治成員參與的廣度和深度的增加是政治文化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和重要標志。政治參與是人們對政府的決策過程施加影響的政治行為，是政治文化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政治文化大多是教育百姓效忠皇權、服從統治，從思想上禁錮人們參政意識、民主意識的覺醒。由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過渡過程中的國家和人民受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許多群眾認為參政、議政不會有什么作用，認為“參政議政都是當官的事，與我們小民何干?”“搞什么民主，那都是走形式，最終還是當官的說了算”。這些心態嚴重妨礙著民主的發展，從而進一步增加建立民主政治的困難。

盡管從理論上講，每個社會成員都可能對民主發生興趣，或介人民主活動，但是當民主還不能成為人們的必然要求時，人們的政治參與就可能發生分化，公民的政治興趣一旦極端淡漠，每個人只關心自己的溫飽，只滿足于個人的享樂，對社會政治生活毫不關心，就往往會給政治野心分子攫取權力的活動以廣闊的余地。對民主效能的疑慮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社會成員對民主認知程度的膚淺，因此，必須培養公民的政治主體意識、政治參與意識和政治認同意識。政治主體意識是置身于政治生活中的主體對自身的反省意識，是公民為政治主體并對于自身的政治主體地位、政治主體功能、政治主體價值的一種自覺意識，是政治主體自主性和能動性的觀念表現。政治參與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在專制的國家里，國家權力獨攬于君主一人之手，根本沒有公民的政治參與。因為政治參與意識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在政治生活實踐中培養出來的。只有實現廣泛的真正的公民的政治參與，才能減少決策的失誤，反映公民的要求，表達公民的意愿，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同時，監督國家行政機關正常行使權力。

政治文化的現代化也離不開公民的政治認同意識，沒有政治認同，就無法達到政治穩定。在當今中國公民的政治認同，主要表現為對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和權威中心的認同。而作為權威中心的共產黨的權威不是由于權力形成的，而是由于公民的政治認同和信仰形成的。為此，共產黨必須加強自身的建設，以取得公民的政治認同，在這種政治認同基礎上產生的凝聚力，推動中國政治文化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