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民族自信近現代中國文化

論文摘要:重建民族自信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一個重要課題，近現代以來，中國各個階級的文化勢力和派別都曾為此提出方案主張并進行過文化運作，其中聲勢較為浩大的要數文化保守主義和文化激進主義，但最終取得成功的則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

如果說抵御外敵侵略、謀求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富強，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革命的一個主旋律，那么，與之相表里，在文化上，擯棄因國勢跌落感染上的民族自卑，喚醒和重建民族自信，亦應是我們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事實上，呼喚民族自信，始終就是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的一個基本的精神動力和核心的話語主題，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人關注和思索的一個聚焦點。期間出現的各種文化勢力和派別，幾乎都曾為此提出過方案主張，有的并不限于觀念的發動，還付諸于實踐層面進行了具體的文化運作。本文即對這一民族精神重建的歷史進程作一簡要回顧和梳理。

首先揭開近代民族信心重建史第一頁的，當推地主階級中的知識分子。鴉片戰爭失敗后，他們起初還曾幻想，只要全面固守和捍衛固有文化，以“忠信為甲宵，禮儀為干槽”，就可為中華民族在這場“千古大變局”中構筑一道心理防線。而當發現這一古老辦法已失去效應，并不能“以正人心”挽大廈之將傾時，他們中的一些開明之士則提出了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應急主張，應當說，這是近現代史上重建民族自信的第一個文化方案。它試圖在不動搖傳統文化秩序的前提下，通過有限度的學習和引進西方的一些實用之學，來調和當時已日趨激烈的中西文化沖突，化解國人心中的緊張和不安。然而，隨著洋務運動的破產，這一文化重建的努力最終宣告失敗。甲午慘敗后，民族的信心危機更趨嚴重，而隨著日后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劇及其帶來的民族自信精神的大面積崩潰，中國文化人對民族信心的呼喚亦愈于激切和急促，文化重建的規模和聲勢也越來越壯大。戊戌時期，維新派領袖康梁等人，為解除國人日甚一日的民族信心危機，在厲行資產階級改革的同時，也曾大聲疾呼要“保學”、“保種”和“保教”。尤其是梁啟超，為此還專門提出了一個企圖重建民族現代認同的“國性論”。在他重塑中國人國民性的“新民”理論中，梁啟超特別強調新生的少年之中國，應具有“自信與虛心”的德性，擯棄那種“視歐人為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的奴隸主義行徑。

進人辛亥年間，章太炎等人興起的國粹派，更是將矛頭直接指向當時已釀成風潮的“惟泰西是效”的社會時尚，公然宣稱要“用國粹激勵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之所以要倡言“國粹”，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一些“醉心歐化”的人所以“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端在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無知，“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所愛”。此間，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亦非常重視民族的心理建設，在他為中華民族制定的第一個現代化綱領《建國方略》中，就專設有《心理篇》一章，極力主張我們民族在身陷落后境地面前，欲獲得振興的前提便應是“恢復我們民族的固有活力”，“堅信我們民族的固有道德與智能”。

20年代以后，特別是30年代后隨著東洋日本人侵的日益逼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民族自信的文化重建則可以說進人了一個小高潮。當時，“民族自信力”的問題在文化界成了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專門話題，各種文化派別幾乎都參與了討論，而重建民族自信的文化運動也一輪接一輪地被掀起。1925年，“國家主義”者就發動了旨在“喚起國人自信自強之念”的“醒獅運動”，1935年，由王新命等十位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引發的第二輪中西文化大論戰，其初衷也是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陳立夫說得更為明白:“文化建設運動就是恢復民族自信力的運動”。在當時的文化建設的各個領域，都涌動著一股張揚“民族性”或“中國化”的民族主義旋律。以史學為例，這一時期文化史蓬勃興起，有關文化史的著作不斷出現，其原因正如一學者指出的那樣:“以文化史振奮民族精神，重建民族自信心，是這一時期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許多學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

從文化思潮方面考察，在以往重建民族自信的過程中，聲勢最大的可能要數所謂的文化保守主義勢力了。這股文化思潮自辛亥年間興起，便始終活躍在以后的近現代中國文化運動舞臺上，其間“國粹派”、“東方文化派”、“中國文化本位派”、以及“現代新儒家”學派等等，都是它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形態。文化保守主義，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就是近現代出現的一股專門致力于重建民族自信的文化力量，重建民族自信，是這一思潮不斷興起并形成譜系的一大心理動因。面對歐風美雨的侵襲，為了喚醒和增強國人的民族自信，文化保守主義者提出了一個回歸和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建方案，并為此作了大量工作，進行著不懈的努力。

在這些工作和努力中，文化保守主義者尤其注重對民族傳統“優根”的挖掘和梳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民族性特質與現代價值進行肯定和闡發。五四時期，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及其暴露出的西方文化弊端為契機崛起的“東方文化派”，就第一次響亮地提出和論證了中國文化的自創性命題，給了此前和當時流行甚久的所謂“中學西源”學說以沉痛一擊。現代新儒家則長期致力于傳統文化的“返本開新”，寄希望于中國文化“老樹能發新芽”，試圖通過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來重建中華民族的價值與意義世界。在維護和提升民族傳統文化在國人心中的地位的同時，文化保守主義者特別是國粹派和東方文化派的許多人士，還針對近代以來西方殖民主義者傳人和散布的許多貶抑中國文化、瓦解民族自信的論調，展開過頗有聲勢的批判，有力駁斥和揭露了像“西方文明中心論”、“黃種低劣論”、“中國語言落后論”以及“地理環境決定論”等殖民文化理論的荒謬性和反動性，這在當時極大的維護和喚醒了國人的民族自信心。

在過去重建民族自信的道路上，與上述文化保守主義相對峙，還出現了另一種截然相左的重建思路及其文化運作。這就是陳序經、胡適等人為代表的主張全盤西化的文化激進主義思潮。這種思潮在“五四”時期曾蔚然成勢，后來雖然有所退潮，但一直仍以各種新的形式不斷變幻出現。 對于民族自信力的文化重建，文化激進主義主張:“我們對國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頌過去上，只可建筑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上”。因為“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須建立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為此，他們強烈反對文化保守主義“乞憐于祖上的亡靈”的做法，認為傳統文化已不可能給中國人帶來信心，“幾個圣賢豪杰終究照不亮那滿天的黑暗”，“祖宗的光榮自是祖宗的光榮，不能救我們的痛苦羞辱”。在呵佛罵祖，否定了傳統文化的價值后，文化激進主義者提出了自己的重建民族自信的文化方案，這就是“全盤西化”，即通過全面移植西方文化來重建中華民族的價值與意義，在他們看來，那個能充當我們民族新的“可靠信心的堅實基礎”，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才是我們民族新的信心之所在。中華民族只有死心塌地的擁抱西方文化，才能獲得生機和希望，才能再造民族新的自信。需要指出，文化激進主義者的這套激進的重建方案，雖然于價值邏輯上與文化保守主義的主張相互矛盾，但是不能否認這些學者重建民族自信的愛國熱情和良苦用心。正如胡適本人所說的，他之所以不遺余力地指責傳統，主張“斷根再造”，其目的“不是要人消極，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而是要起信心”。

民族自信的重建，核心工作是構筑國家主導價值觀念文化，設置民族新的信仰支柱，以重建民族的價值與意義世界。在此，無論是文化保守主義，抑或文化激進主義，由于其在理論上存在種種內在的困厄和局限，都難堪此任。近現代以來的歷史證明，真正能完成這一民族精神文化重建使命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所構建的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毛澤東說得明白:“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人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現象應當完結了”。

應當看到，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亦非常關注和重視著民族精神的文化建設，在文化上呼喚和重建民族自信，也是我黨領導和開展的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主題。早在“五四”時期，李大釗就告誡國人:在此國家民族內憂外患之際，切“勿滅心，勿缺氣”。而要蘊蓄和磨練“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志氣”。而值日寇人侵，民族危機空前嚴重，毛澤東更是強烈呼吁國人要樹立和增強民族自信心，相信“我們的民族有同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當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針對各種奴化宣傳，都普遍對民眾開展了“灌輸以民族的愛國思想，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思想戰”。在對民眾展開教育的同時，中國共產黨還對此前曾一度流行的輕視自己民族歷史遺產，動輒“言必稱希臘”的洋八股之風，進行了批評和清算，將其納入了當時黨的整風運動的對象之中。

新中國成立以后，處于執政地位的中國共產黨，為重建民族自信，在文化建設上也投人了大量的精力。建國初期，即以抗美援朝為契機，領導人民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愛國主義運動。當時這場運動的宗旨之一，就是要“特別著力于肅清帝國主義長期在中國人民中傳人的一切有害影響和半殖民地奴化的買辦思想”，以破除國人中間的“親美、恐美、崇美”心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宣傳革命樂觀主義，培養和增強國人民族自信精神，也依然始終是貫穿歷次文化建設和運動的一條精神主線。雖然期間存在著一些諸如自我提升、自我贊美以及丑化、否定西方世界等不健康的文化余緒，但不能否認這一時期我國的文化建設，對于在國人中間樹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壓倒一切敵人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民族自信自強信念以及確立對社會主義這一新的民族價值理想的認同與信心方面所作的巨大貢獻。

進人改革開放以后，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民族自信，特別是如何應對十年浩劫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嚴重受挫以及全球化引發的激烈的民族競爭給我們民族帶來的信心挑戰，恢復和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和信心，更是成為了當時文化建設和理論創新的一個不容回避的緊迫課題。創建于這一時期的鄧小平理論，對此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可以說，重建當代中華民族的民族自信，是鄧小平思考和指導改革開放事業的一個焦點，是整個鄧小平理論創建過程中滲透的一個基本理論主題。同時，該理論也可謂是繼毛澤東思想之后，自覺承續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化建設重建民族自信這一崇高文化使命的又一文化成果。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開啟了民族自信文化重建的新時期，一種高昂而又理性的民族自信正在當代中華民族身上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