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元雜劇;搶妻;社會現(xiàn)狀;習俗;文化沖突

論文摘要：“搶妻”現(xiàn)象在元雜劇中頻繁出現(xiàn)，直接原因是元代的統(tǒng)治者的腐敗、殘暴和驕縱貪婪，頻繁出現(xiàn)的“搶妻”情節(jié)正是對這一社會問題的真實反映。掠奪婦女的行為歷史上并不少見，但在元雜劇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其中的原因除了政治、歷史等因素外，更深層的原因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所帶來的野蠻習俗和落后文化，極大地傷害了以儒家文化為飯依的知識分子的民族尊嚴和道德情感，“搶妻”現(xiàn)象在元雜劇中頻繁出現(xiàn)折射出的正是這種文化的沖突。

縱觀歷史，我們發(fā)現(xiàn)對婦女的掠奪行為是一個比較常見的現(xiàn)象。如《周易·屯卦》:“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六四，乘馬班如，求婚靖。往吉，無不利”。“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描述的就是男子騎著馬帶著武器，將女子搶去強迫結(jié)婚的場景。又如《詩經(jīng)·幽風·七月》中“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也含蓄地透露了搶奪婦女現(xiàn)象的存在。其它諸如《樂府詩》、《悲憤詩》中都有對這種現(xiàn)象的反映，但像元代雜劇這樣集中地描述和關注“搶妻”現(xiàn)象，卻并不多見。

1、元雜劇中的“搶妻”現(xiàn)象

“搶妻”是元雜劇中一種十分常見的現(xiàn)象。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現(xiàn)存的160多部元雜劇中，明顯地出現(xiàn)“搶妻”情節(jié)的劇本就有20多部。有《竇娥冤》、《魯齋郎》、《漢宮秋》、《李透負荊》、《生金閣》、《魔合羅》、《馮玉蘭》、《合汗衫》、《朱砂擔》、《雙獻功》、《西廂記》、《望江亭》、《青衫淚》、《黃花峪》、《救孝子》、《梧桐葉》、《羅李郎》、《對玉梳》、《百花亭》、《鴛鴦被》、《秋胡戲妻》等。總的來說，這些有“搶妻”情節(jié)的雜劇呈現(xiàn)出以下一些規(guī)律。

第一，“搶妻”行為的實施者，往往是具有顯赫權勢的達官顯貴或者是惡貫滿盈的強盜流氓。例如:《漢宮秋》的匈奴藩王、《望江亭》的楊衙內(nèi)、《魯齋郎》的魯齋郎、《生金閣》的龐衙內(nèi)、《黃花峪》的蔡衙內(nèi)，《西廂記》的鄭桓、孫飛虎等等。在這些劇本中，“搶妻者”基本上都是有著很高政治地位和特別權利的人。而《竇娥冤》的張驢兒、《朱砂擔》的白正、《李速負荊》的宋剛和魯智恩、《羅李郎》的侯興等等，這些具有“搶妻”意圖和行為的人主要是一些強盜、流氓或是沒良心的仆人。

第二，在有的劇本中，“搶妻”只是一般的推動故事發(fā)展的情節(jié)。例如:《對玉梳》、《李速負荊》、《青衫淚》、《雙獻功》、《魔合羅》、《鴛鴦被》、《西廂記》等。但在更多的劇本中，“搶妻”情節(jié)是整個故事的悲劇誘因、主要威脅、悲劇沖突的焦點，甚至是悲劇故事的全部內(nèi)容和結(jié)局。例如《竇娥冤》的竇娥之所以被冤死，就是由于張驢兒父子的“搶妻”意圖;《望江亭》中的楊衙內(nèi)為了搶白士中的妻子，直接想要取了白士中的性命;而《魯齋郎》和《生金閣》中的“搶妻”行為不但造成了悲劇，而且是整個悲劇的主要內(nèi)容，被“搶妻”的受害者是家破人亡。此外還有《黃花峪》、《漢宮秋》也都屬于這種情況。

第三，流氓強盜的“搶妻”情節(jié)多出現(xiàn)在公案戲中，在劇情中通過清官出面就能解決，但那些由衙內(nèi)等權貴實施的“搶妻”行為卻具有更大的破壞性，他們覺得這樣做天經(jīng)地義、肆無忌憚，連官府也不敢處置他們。在那些“搶妻”情節(jié)構成整個戲劇悲劇沖突焦點、甚至是悲劇故事的全部內(nèi)容的劇本中，“搶妻”行為的實施者往往就是這種有著特殊權利和政治地位的達官貴人。比如((生金閣》中龐衙內(nèi)搶了郭成的妻子，砍下郭成的頭，還滿不在乎地去賞元宵。《魯齋郎》中的魯齋郎搶了李四和張圭的妻子，連包拯也不敢將他依法懲處，還要巧用智謀將其名字寫成“魚齊即”才將他正法。至于《漢宮秋》中的匈奴單于，連漢朝的皇帝拿他也沒有辦法，不得不把心愛的王昭君奉送出去。

第四，在有著“搶妻”情節(jié)的劇本中，被掠奪的婦女往往會有堅守貞節(jié)的行為舉動，這一點往往是所有劇作者正面肯定和頌揚的。比如《竇娥冤》的竇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在面對張驢兒的強娶時，態(tài)度堅決，不但自己不肯改嫁，還勸婆婆不要改嫁。還有《漢宮秋》中的王昭君，本為漢元帝所寵愛的明妃，為免刀兵之災自愿前往和番，但她并沒有真正嫁給單于，而是在路上就投河而死，保住了自身的清白。《秋胡戲妻》中的梅英，在李大戶的威逼利誘下，不為所動，堅守貞節(jié)等等，這些形象都是作者所塑造的典型的貞節(jié)烈女。

總的來說，“搶妻”的現(xiàn)象在元雜劇中的表現(xiàn)十分突出，并作為故事發(fā)展的重要情節(jié)和發(fā)展動因，從而形成了元代雜劇的一個重要特征。

2、政治黑暗和蒙古習俗是“搶妻”現(xiàn)象普遍存在的直接原因

2.1政治黑暗是直接原因在元代，處于上層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具有很多特權，居于最下層的漢人、南人的社會地位很低。據(jù)《元史·刑法志》記載:“諸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征，并全征燒埋銀。”又“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于有司”。在元代社會中，漢人與南人的地位非常低下，而他們的妻女處境可想而知。元代流行買賣婚姻，婦女被視為一種財產(chǎn)可以轉(zhuǎn)讓、典當。婚后的婦女也沒有繼承財產(chǎn)的權利，甚至犯罪的婦女也交由其丈夫處置。同時元代的皇室宗親和權貴階層都有自己的封地，在封地內(nèi)領主的權利高于地方官員。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封地里為所欲為，連官府也不能夠處置他們。因此，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下，漢人和南人妻女的地位很難得到保障。所以統(tǒng)治者出于自己的獸欲，對婦女悠意強取豪奪的現(xiàn)象非常普遍。《元史》記載:

“燕鐵木兒自秉大權以來，……前后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速遣歸者，而后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為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

權臣燕鐵木兒想搶占的女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姬妾，這一方面說明他擁有的姬妾實在是太多，另一方面說明他掠奪成性。

另外，那些本該道德高尚、清心寡欲的和尚，憑借當時的宗教的尊崇地位，喪心病狂地搶奪婦女，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少有的。《元史》記載:

“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jīng)平?jīng)龈㈧o、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婦”。

除此之外，地方官僚和豪強強奪他人妻女的事例，也常常見諸于史料:

“河南劉萬戶，貪淫暴慶，郡中婚嫁，必先路之，得所請而后行，成呼之為翁。其黨董主薄，尤恃勢為虐，強取民女有色者三十余人”。

“在瑞安時，有尹喜者，其妻為勢家子所奪，想之州，州弗敢桔，反抵告者罪”。(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二十九《項止堂墓志銘》)。

這些事實表明任意掠奪婦女的行為在元代是很普遍、很嚴重的社會現(xiàn)象。

2.2蒙古人的婚姻風俗對“搶妻”起了推動作用元代統(tǒng)治者特有的民族婚姻習俗對“搶妻”這一社會現(xiàn)象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元代的統(tǒng)治核心主要以蒙古人和色目人為主，他們的婚姻習俗迥異于中原漢族的傳統(tǒng)婚俗，比如多妻制、搶婚、收繼婚等特殊的婚俗，在客觀上對“搶妻”這種惡習起到了推動作用。據(jù)《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之母訶額倫就是他的父親也速該從蔑兒乞人那里搶來的。多年后，蔑兒乞人又搶走了成吉思汗的妻子李兒帖，成吉思汗的部下在擁立他為大汗的時候說:“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敵行俺做前哨，但虜?shù)妹琅畫D人，并好馬都將來與你”。可見在當時的蒙古社會，搶奪婦女是各部落間司空見慣的事，甚至是炫耀男人能力的象征。

作為群婚制殘余的多妻制，也是蒙古人婚俗的一個特征。一個男子有數(shù)十個妻子或是數(shù)百個妻子，其數(shù)目視其經(jīng)濟能力而定。“每一個男人，能供養(yǎng)多少妻子，就可以娶多少妻子”所以“成吉思汗有妻妾近五百人。”“窩闊臺有妻數(shù)人，妾六十人。”一般的官員、貴族，妻子的數(shù)目在5個至10個之間，平民則少一些，一般是二妻或三妻。

上述的這些原因，都導致了“搶妻”成為元代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它既存在于蒙古族的貴族之間，也存在于社會下層的人士之間，甚至包括宗教領袖也參與其中。“搶妻”情節(jié)的雜劇如此集中顯著，應該說正是這一社會問題普遍性和嚴重性的集中反映。

3、其深層原因是兩種文化的沖突

對婦女的掠奪、政治的黑暗、權貴的貪婪等等原因并非元代特有的個案，何以之前的作品中卻鮮有這樣集中而憤怒的表現(xiàn)。還有元雜劇《西廂記》的情節(jié)演變也頗為耐人尋味。唐代元棋的《鶯鶯傳》中沒有“搶妻”情節(jié)，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diào)》中始增加兵圍普救寺的情節(jié)，但目的不是“搶妻”而是搶財物，而在元代《西廂記》中，王實甫卻增加了兩次“搶妻”的情節(jié)，“寺警”、“爭艷”兩次目的都是搶崔鶯鶯成親。“搶妻”情節(jié)在元雜劇中如此集中突出，應該與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民族文化沖突有著密切關系。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首個由落后民族執(zhí)政的一統(tǒng)政權，這使得落后文化和先進文化的沖突變得空前地激烈。而之前的宋朝，卻恰恰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重視文化的歷史時期，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思想更是把儒家的倫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其核心要旨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尤為強調(diào)對封建宗法社會等級關系的服從和忠誠，這種忠誠與服從體現(xiàn)在君臣之間就是“忠”，體現(xiàn)在父子之間就是“孝”，體現(xiàn)在夫妻之間就是“貞”，在歷史沉淀中，這樣的觀念已經(jīng)固化為一種美德和操守。從文化的角度來講，如果說蒙古人的異族統(tǒng)治破壞了儒家文化中君臣之間的“忠”，那么“搶妻”行為則直接威脅的是儒家文化中的“貞”。亡國后君臣的“忠”守無可守，但堅守個人的清白貞節(jié)還是要繼續(xù)的。

由于遼、金統(tǒng)治者對漢文化的推崇，儒家文化在金元之間的北方占據(jù)著學術和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不論南人還是漢人，元代雜劇作者的文化血統(tǒng)主要還是植根在儒家的倫理道德之上的。從文化沖突的角度來說，元代社會的“搶妻”行為刺痛了儒家道統(tǒng)中士人的貞節(jié)觀念，損害了中原文化中宗法禮教的道德尊嚴。出于對落后文化的厭惡鄙視，劇作者在這些“搶妻”的雜劇中，通常會安排出現(xiàn)一些守節(jié)的烈女形象，例如《救孝子》中的王春香、((竇娥冤》中的竇娥、《對玉梳》中的顧玉香、《漢宮秋》中的王昭君、《秋胡戲妻》中的梅英等都是這樣的貞節(jié)女子，當權貴、歹人對她們的貞節(jié)實施侵犯時，她們都能堅貞不屈。《秋胡戲妻》中梅英的一段唱詞集中表達了士人的憤怒和詛咒:

“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額顱;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湯我一湯，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著你三千里外該流遞;樓我一樓，我著你十字階頭便上木驢。哎，吃萬剮的遭刑律”。

與之強烈沖突的是蒙古人在人主中原后依然習俗不改，“收繼婚俗”在元代始終存在。元世祖女囊家真公主嫁納陳之子斡羅陳，斡羅陳死，又嫁其弟蠻子臺。至順二年(公元1331年)，漸東廉訪使脫脫赤顏“其生母何氏本父之妾，而兄妻之”。元順帝時，中書平章闊闊歹死，其側(cè)室高麗氏“誓弗貳適”，闊闊歹正室之子拜馬朵兒赤“欲妻之而不可得”，拜馬朵兒赤結(jié)納權相伯顏，伯顏奉旨“命拜馬朵兒赤收繼小母高麗氏。再如，蒙古人的婚俗沒有輩份的概念，有的父子二人可以分別娶姐妹二人，有時姑侄兩個又能分嫁兄弟二人，也有同一人而娶姑侄兩個的，如成吉思汗與拖雷父子二人就分別娶了姐妹二人為妻，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二月中書省承圣旨頒行“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以法律的形式推行收繼婚。

元代的分封制和保甲制從政治制度上加深了這兩種文化的沖突。《元史》中云:“凡諸王及后妃，皆有食采封地”。分地之內(nèi)的行政、財政、司法權利都屬于領主，分地內(nèi)的朝廷命官只能在形式上與分地領主的屬官分而治之，而實質(zhì)上投下的人民幾乎等于領主的私民。生殺之權俱操于領主之手(參見蒙思咀《元代社會階級制度》)。另據(jù)徐大悼《燼余錄》記載，元蒙統(tǒng)治者實行保甲制，“二十家為甲，以北人為里主，衣服飲食惟所欽，童男少女惟所命。城鄉(xiāng)編設甲主，攀人妻女，有志者，率皆自裁，欲兩全者，竟出下策為舟妓，以舟妓不設甲主，舟妓得不辱身云。”又據(jù)程樹德《國故談苑》卷二《元代士人之思想和生活》云:“故老相傳，有十家一把刀，歸蒙古人管之說。并云凡有娶婦者，管理之蒙古人，有首夕優(yōu)先權，此事于史無征”。雖然駭人聽聞的“初夜權”之惡習于史無征，但擁有特權的統(tǒng)治者在自己的領地中悠意妄為也是大有可能的。

雖然在元代中后期，統(tǒng)治者的觀念逐漸被儒家文化同化，但這兩種文化的沖突從來沒有完全消失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