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歷史事實的分析揭示了美國在“9·11”之后作為“新帝國”在一系列問題上所面臨的文化矛盾：其帝國地位與其基本的民主價值觀之間的矛盾；美國重新審視其社會的開放性，而實行一個較為強硬的移民政策，這對美國社會的根本特點——移民性 ——構成威脅；總統權力擴大，行政與國會之間的權力制衡受到了挑戰；在理念上，美國政府可以反恐的名義而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說限制了美國價值中的核心部分；國際恐怖主義所宣稱的宗教性，以及美國文化內部的宗教沖動，使美國處于十分尷尬的文化困境。本文指出，美國所面臨的種種文化悖論從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戰略，即美國不是依靠現行的國際機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發制人的單邊主義的軍事手段來對付國際恐怖主義，但其深層原因則是韋伯所謂的“攫取型道德”、天賦使命感，以及普世主義的美國主義。

關鍵詞：美國社會文化/“9·11”/文化悖論

“9·11”事件后，美國國內社會發生明顯的變化。總統的權力得到空前的擴大。美國的移民政策更為強硬。反恐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改變了社會與道德情緒，愛國主義高漲。在美國公眾中有普遍的不安全感。反恐成為美國國內政治和對外關系中的主要因素。在美國將反恐引向世界的同時，它也使自己陷于困境，從而面臨一系列文化悖論。

一

“9·11”事件后，美國面臨的主要的文化悖論之一便是民主制度與帝國的關系。由于美國在世界上在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上都占絕對優勢，它成為無與倫比的霸權和世界警察。正如丹尼爾·貝爾說的，“美國成長為一個帝國主義強國，……作為世界最強國，它在世界各地卷入（有時是主動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即而來的意志的較量。這樣，美國開始在世界上施加一種權威的影響，……” 【注釋】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54頁。【注尾】于是，它幾乎處于所有人的怨恨與譴責之中。

美國無論是硬權力還是軟權力都是世界第一。根據約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軟權力是通過吸引或勸導其他人或國家做你期望做的事，即期望其他人或國家采取你的目標。硬權力是通過使用胡籮卜加大棒的經濟和軍事的力量使其他人或國家遵從你的意志的能力。【注釋】見Joseph S. Nye Jr.， “Propaganda Isnt the Way，”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IHT)， January 10， 2003， p.6.【注尾】軟權力是“一攬子計劃”，包括流行音樂﹑美國職業籃球﹑人權等，總之是“美國的生活方式”。根據羅伯特·庫珀（Robert Cooper） 的理論，新帝國主義是指后現代國家動用它的國家力量（包括軍事力量）來控制還是民族國家的現代國家，同時也制止前現代國家那些諸如屠殺之類的行為。【注釋】佩里·安德森：《三種新的全球化國際關系理論》，《讀書》2002年10月號，第7-11頁。【注尾】

美國成為冷戰后惟一的一個超級大國，對伊拉克的占領標志著一個新帝國的誕生。這個新帝國主義的特點是：（1）不再是以占領殖民地作為標志; （2）它是以對全球化的市場控制作為標志; （3）以絕對優勢的經濟和硬權力為后盾；（4）以軟權力，即美國文化和價值為吸引力; （5）以先發制人為其戰略; （6）它的目標是在全世界實行美國式民主，將美國生活方式普世化。

亨廷頓曾指出，建立全球帝國是不可能的，維護世界安全則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如果現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斷裂存在于美國與世界其余地區，那么，那將意味著單邊主義美國與世界其余地區的對峙。【注釋】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 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頁。【注尾】丹尼爾·貝爾在談及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時論及一個民主政體進退兩難的困境。他指出，“帝國的角色對于任何國家來說都是難以扮演的，因為它意味著國家必須承擔起提供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的義務。如果這一切不能得到回報，就會在內部導致嚴重的緊張狀態。”【注釋】丹尼爾·貝爾：前引書，第255頁。【注尾】美國的民主制度與帝國的關系反映了美國政治與文化的分裂。

美國在當今世界上獨霸的地位，其先發制人的戰略，使它在世界政治中具有不可一世的優勢，它的權威幾乎是不可扼制的。而這與美國信奉的基本民主價值背道而馳。科羅拉多學院教授大衛·亨德里克森 (David C. Hendrickson)認為，“其實美國人民無須別人來提醒他們，任何行使不加限制的權力的情況表明一種初期政治病癥的危險的信號。對權力的制衡正是我們建國元勛們留傳給我們的思想遺產，這一思想是我們憲政的中心議題。”【注釋】David C. Hendrickson， “Imperialism Versus Internationalism，” Gaiko Forum， Vol.2， No.3， Fall 2002， pp.35-42.【注尾】他說，“如果這種傾向失控的話，它將導致毀滅。”【注釋】David C. Hendrickson， “Toward Universal Empire: The Dangerous Quest for Absolute Security，”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2002， p.2.【注尾】

波勃·赫伯特（Bob Herbert）認為，美國在伊拉克發動的戰爭是一場悲劇性的﹑不可能打贏的大災難。美國的戰爭加劇了伊斯蘭激進分子的反美情緒。美國在伊拉克駐軍正是圣戰分子所希冀的，因為它提供了一個與美國人面對面戰斗的機會。美國不可能以武力威脅的手段贏得在伊拉克的勝利。【注釋】Bob Herbert， “America Needs Friends to Help It out of the Iraq Mess，” IHT， August 22， 2003， p.6.【注尾】歷史證明，給一個國家外加一個政府，奉行一個在本國沒有文化基礎的信條，是不可能成功的，不管這個信條是多么的美好。布什在“敵人”的概念上含糊不清，并挑起了一場沒有時間限制的戰爭。由于對“敵人”概念在定位上過于寬泛，有可能使美國錯誤的反恐戰略合法化，將美國陷入其他國家內部的權力斗爭中。【注釋】The Perils of Fighting， “Terror，” Boston Globe， IHT， September 12， 2003， p.8.【注尾】如果以暴易暴，將使更多的人走向恐怖主義的陣營，使美國更加不安全。不問其他國家的文化背景，而施行美國主義，使美國的國際形象受到挑戰。這是美國作為新帝國所面臨的一個無法解脫的文化悖論。

二

在“9·11”事件后，美國重新審視其社會的特點之一開放性，實行一個較為強硬的移民政策。這對美國社會的根本特點——移民性 ——構成挑戰。這是美國所面臨的文化悖論之一。

“9·11”事件暴露了美國開放社會的許多致命的弱點及其脆弱性。雖然大多數美國人，包括美國政治家并不希望“9·11”事件使美國改變其傳統的開放社會的根本原則，但面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威脅，其開放性不受到影響是不可能的。國會和白宮都認為要改進簽證發放工作，邊境巡邏和對在美國的外國人的監測。美國著手削減入境簽證數。從2000年10月1日至2001年9月4日，美國共發放28.4663萬份簽證，而從2001年10月1日至2002年9月4日，則只發放22.4324萬份簽證。同期簽證拒簽數從107754萬增至11.0893萬，被拒簽者大多數是亞洲人和中東人。【注釋】USA Today， September 9， 2002， p.2.【注尾】以在肯尼亞的卡庫瑪（Kakuma）難民營為例，在7萬戰爭難民中只有2.7萬人在2002年得到前往美國的簽證，是25年以來最低的。【注釋】Rachel L. Swarns， “New Screening Delays Refugees Entry into U.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January 30， 2003， p.2.【注尾】

2002年4月，移民局宣布加強對留學簽證的管理，規定持商務旅游B類簽證進入美國的外國人，不得進入各種學校就讀，也不能轉為F-1類學生簽證。規定同時縮短了持旅游和商務簽證的外國人在美停留的時間，持B類簽證的外國人在美停留的最長時間由一年縮短到6個月，持旅游簽證的則縮短為30天，而且沒有足夠理由不得延長。同時，布什政府決定加強對外國學生申請在美國從事課題研究的審查，以防止恐怖分子獲得敏感領域的信息和技術。這些敏感領域包括激光、高性能金屬、導航系統、核技術與導彈助推技術等。

據紐約國際教育學院的一個受到國務院資助的名為《門戶開放：2003》的調查報告，在2002-2003年度外國學生的入學率雖然有上升，但增長率只有1%，而前5年每年的增長率是4．9%。沙特學生入學數降至4175，下降25%，科威特入學數下降至2212，下降25%，阿聯酋入學學生數下降至1792，下降15%。在送留美學生最多的20個國家中有13個國家的學生數下降，其中印度尼西亞學生數下降至10432，下降10%，泰國學生數下降至9982，下降14%，馬來西亞學生數下降至6595，下降11%。在276個學院中，46%說它們的外國學生數下降了，21%說沒有變化，33%說它們的外國學生數上升了。【注釋】U.S.A.， November 3， 2003， p.7B.【注尾】

美國眾議院于2002年10月24日，參議院于10月25日批準﹑總統于26日簽署的《美國愛國者法》(USA Patriot Act) 包括了對外國學生進行監控的條款，并規定為此調撥3600萬美元專款。美國眾議院于2001年12月19日通過﹑眾議院于2002年4月18日通過﹑美國總統于2002年5月14日簽署的《關于加強邊防安全和入境簽證改革法》 (the Enhanced Border Security and Visa Entry Reform Act) 加強了對外國學生的監控，并堵塞了漏洞。國土安全部將原來移民局的職能全部移交給公民與移民局及邊境安全局。邊境安全局負責對外國學生的監控。在美國，也有人擔心將外國學生視為主要的安全與恐怖危險因素是一種對形勢的錯誤估計，這有可能使政府的監控走向極端，卻無補于減少恐怖威脅。美國政府要求來自25個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的非美國公民從2002年12月到2003年4月到移民當局作特別登記。 在8.2萬登記的人群中，發現1.3萬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為非法移民。這些人將面臨被遞解出境的命運。據美國官員說，自“9·11”以來，在第一輪遞解非法移民中，已有600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送回來源國。此后，有3000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捕。具體被遞解出境的數字美國官方拒絕公布。被遞解出境的亞洲和非洲非法移民在過去兩年中上升了27%。【注釋】Rachel L. Swarn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June 9， 2003， p.7.【注尾】

這些措施與美國社會的開放性是相悖的，與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原則相悖的。而開放性與自由資本主義正是美國社會的生命線。減緩了移民的速度，對移民實行種種嚴酷的限制從長期來說將對美國經濟﹑政治與文化產生影響。

三

“9·11”后，美國面臨的另一個文化悖論就是行政與國會之間的權力制衡受到了挑戰。美國的反恐戰爭在國內被當作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工具。在政治上，由于美國處于戰爭之中，美國總統擁有極大的行政權力，可以較有利地面對政治反對派。布什總統所擁有的行政權力大大超越了“水門事件”之后的所有總統，并可以與當年羅斯福總統的權力相媲美。美國學者認為布什恢復了歷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所謂的“帝國總統”的做法。

在國內事務中，行政當局改組了移民與歸化局而無須國會批準。布什總統簽發了允許在軍事法庭審判恐怖分子的命令。由于美國戰時的政治權力完全掌握在行政首腦手中，他現在擁有絕對的個人權力決定是否攻打伊拉克。布什政府以保密和國家安全的名義拒絕與國會分享機密。布什無視1947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命令535名國會議員中僅8名成員能參加敏感性的發布會，后來由于議員反對并保證不泄露機密，布什才后撤。布什政府無須國會與法院批準就可以軍事法庭的名義對美國人作為“敵方戰斗人員”進行審判。布什說，“敵人已對我們宣戰，我們不能讓外國敵人利用自由來摧毀自由本身。”布什在2003年7月中旬宣布，將有6名被俘人員接受軍事法庭審判。這將是美國50多年以來第一次使用軍事法庭。2003年9月10日，布什要求擴大《美國愛國者法》(USA Patriot Act) 的執法范圍，擴大聯邦法律執法權力，去除妨礙追查與恐怖有關的犯罪嫌疑人的“不合理的障礙”。具體地說，他要求允許聯邦機構在與恐怖有關的事件中簽發“行政傳票”的權力，以獲取私密的、醫療的、財務的，以及其他資料，無須法官或大陪審團的同意；擴大聯邦法關于死刑的規定，以涵蓋與恐怖有關的罪行，并使與恐怖有關的犯罪嫌疑人較難獲得保釋。美國有學者擔心政府權力的過分膨脹會有損于美國最高權力的分權體系。【注釋】Please refer to Nancy V. Baker， “The Law: the Impact of Antiterrorism Policies on Separation of Power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Dec. 2002.【注尾】

“9·11”事件之后，崇尚自由主義價值原則的美國國內社會面臨著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峻的文化挑戰。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行政部門與立法以及司法部門之間，政府機構與非政府機構之間，產生了失衡現象。美國正在進行一場反恐戰爭，戰爭要求政府的運作按非同尋常的方式進行。在這過程中，它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系列與限制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有關的問題， 如政府可以無限制地拘留任何人， 將外國人遣返出境而不進行任何公開的聽證會， 拒絕將關押在古巴關塔那摩的人員送交法院審判，司法部人員可以竊聽可疑分子與律師的談話，以及降低搜索住家的標準.。

政府可以在美國竊看和攔截可疑分子的電子郵件，根據《美國愛國者法》可以跟蹤、追索、拘留或遣返疑犯，同時，司法部有更大的權力不經起訴就可以拘留移民。對此法在美國爭論頗多。

美國以其憲法﹑民主治理﹑獨立司法而自豪于世。而美國的司法精髓 ——獨立的法官、獨立的檢察官和最高法院裁決——被認為是美國民主的象征。然而，有人認為，《美國愛國者法》所列的不經過獨立上訴便判決的軍事法庭，無限期的拘留權，對內部偵查行為監督的放松，等等，卻與這一切背道而馳。【注釋】James A. Goldston， “A beacon of Freedom Grows Dim，” IHT， September 13-14， 2003， p6.【注尾】此法涵蓋過于廣泛。

聯邦調查局（FBI）從2002年11月開始發公函，要求全美各大高校向該機構提供在校外國學生及教師的個人信息，其內容包括姓名﹑住址﹑電話號碼﹑出生地﹑出生日期及其攜帶的各種證件的資料，以確定他們是否與已知或有嫌疑的恐怖分子有聯系。在此之前，許多高校已向管理20萬外籍學生的移民和歸化局提交了類似的信息。移民和歸化局根據美國移民法有權獲知外籍學生的所有信息，但聯邦調查局和其他執法機構在這一方面的權限則相當有限。【注釋】參見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5， 2002.【注尾】

美國政府建立了一個廣泛的電子追蹤系統，即所謂的“學生和交換學者信息系統（SEVIS）”，控制100萬在美的外國學生和學者，特別是來自穆斯林國家的學生和學者。在2003年初，政府已批準3900所學校入網，1748所學校在待批的過程中。沒有批準入網的學校不得招收外國學生。系統記錄外國學生和學者的所有個人信息，包括受學校處罰的信息。來自穆斯林國家的學生和學者處于一種被懷疑的境地。除了在總的追蹤系統記錄在案之外，移民和歸化局有另一套系統，每年將來自24個穆斯林國家的學生和學者的手印和近照登記入冊，并進行個人訪談。【注釋】Dianna Jean Schemo， “U.S. Keeps Tabs on foreign Students，” The New York Times， IHT， February 18， 2003， p.3.【注尾】這種將美國學生和外國學生加以區別的做法是對美國學校多元化的自由主義傳統的一個挑戰。這一挑戰涉及到美國的根本價值體系，涉及到美國往往引以為自豪的根本的憲法權利。

在理念上，美國政府可以反恐的名義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說限制美國價值中的核心部分。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斯特（Ashcroft）在2001年10月12日給各媒介頭面人物的備忘錄中根據《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精神強調在發布新聞時有必要考慮報道的敏感性與保密性問題，而司法部以前的方針是只要沒有“可預見的害處”便可以發布。民權主義者指責政府篡奪了憲法所賦予的權力，侵害了個人的自由。于是在美國國內展開了一場關于民主價值的辯論，即在面對外來威脅的情況下，如何做到不損害民主，重要的是如何做到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的平衡。對國家安全的重視與強調往往會影響民主與人權。

五角大樓制定了“整體信息意識計劃”(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旨在通過竊收互聯網上的電子郵件和商業性資料庫中的有關健康﹑金融和旅游信息而達到發現恐怖分子的目的。一組情報分析家可以從網絡上收集情報，追索個人與個人或與團體的關系，并互相分享情報。他們可以與機場攝影機﹑信用卡交易機﹑機票預訂網絡和電話記錄系統聯網。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均認為這一做法只能針對外國人，不能針對美國人。他們認為這是對美國人隱私權的威脅。國會要求國防部在60到90天之內提供一份報告，在此期間不得繼續研究，除非總統向國會表明這一中止有可能損害國家利益。國會曾否定了《美國愛國者法》中關于政府有權不經過法官而簽發傳喚傳票的權力。由此，可以看到美國權力制衡機制的運作，國會對政府的一些有可能損害個人自由的做法進行控制。

自反恐戰爭進行以來，美國政府以“物證”名義已拘留了至少20多人。104名外國人被指控破壞了移民法而被監禁。阿卜杜拉·埃爾·默哈杰爾，原名胡塞·帕蒂拉，生于布魯克林，是波多黎各后裔，在芝加哥長大，后皈依伊斯蘭。他被指控陰謀制造并引爆帶有輻射的炸彈，俗稱“臟彈”。如果按美國正常法律程序審判，美國法律中有許多條文將可以保護他。首先，因為揭發他的是物證，而在美國法律中由物證指控而進行的逮捕不能是無限期的，現美國政府把他定為“敵對戰斗人員”，則便可以無限期地拘留他。美國五角大樓認為，美國從阿富汗戰場所拘捕的罪犯將是無限期的，即使軍事法庭判他們無罪，美國也不會釋放他們。在整個戰爭時期，他們將被拘留，這場戰爭本身就是無限期的，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拘留也將是無限期的。

另一案例是哈姆迪(Yasser Esam Hamdi)。他生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魯日，父母是沙特人。當他在阿富汗為塔利班戰斗時，被北方聯盟所俘，現關押在弗吉尼亞州，沒有經過任何法庭指控程序，也不被允許見律師。諾福克聯邦地區法庭的法官羅伯特·道默爾請控方提供審訊記錄和其他文件以判斷哈姆迪是否是敵方戰斗人員。8月6日，美司法部宣布拒絕提供法官任何文件，并聲明法院無權過問此事，并認為在戰爭期間美國政府擁有此權力。哈姆迪的案例牽涉到美國司法內部的分歧和美國司法與行政之間就公民自由權利所發生的分歧。

指控一個美國公民為敵方戰斗人員，并剝奪其憲法所賦予的權利，顯然屬于國內公民自由權利的范疇。哈姆迪案例表明，布什政府擁有絕對的權力決定誰是敵方戰斗人員。政府可以任意抓捕任何人，而法院無權將這些人從監獄中釋放，也無權為他們提供律師幫助。這顯然與建國元勛們在建國之初所確定的監督與制衡的機制，政府的任何部門不擁有不受控制的權力的原則相違背的。使美國學者感到憂慮的是布什政府所做的一切是“秘密的”——秘密的拘留，秘密的移民聽證會，對見證保密，等。有學者認為，“從公眾對布什政府反恐措施的反應來看，人們可以得出結論，美國正在變成一個警察國家。”【注釋】Robert H. Bork， “Civil Liberties After 9/11，” Commentary， Vol. 116， No.1， JulyAugust 2003.【注尾】

格萊維爾·比福德（Grenville Byford）在《外交》雜志中提出將反恐戰爭說成是善對惡的戰爭是否公平的問題。他說，所謂的明確的道德性（moral clarity）并不明確，是虛無縹緲的，最好盡快不用這樣的措辭。有的學者認為，布什政府決心使用軍事手段來解決問題是許多新保守主義運動創始人托洛茨基主義在理念上的遺產。新保守主義運動正統帥著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新保守主義運動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的右的表現，以摧毀現存的體制和結構為目標。【注釋】William Pfaff， “Al Qaeda vs. the White House，” IHT， December 28-29， 2002， p.6.【注尾】

保羅·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 認為，在美國，有一種由道德所驅使的故意的無知，即一種對反恐形勢的“認知上的差距”，這種無知實際上反映了國內政治。他說，一種新的后“9·11”的“政治正確”使人們公開地討論他們的觀點變得很困難。在美國，任何人試圖理解在世界上發生的反美的反應就會遇到充滿道德義憤的激烈的攻擊。這些攻擊者自認為在捍衛清晰的道德性。實際上他們在國內政治斗爭中被利用了。【注釋】Paul Krugman， “A Willful Ignorance About the Sources of Terrorism，” IHT， October 29， 2003， p.8.【注尾】

四

布什政府所面臨的一個令人困惑的文化悖論是反恐戰爭所反映的宗教性問題。“邪惡軸心國論”反映了布什戰略的宗教內涵。“邪惡”本身是一個宗教概念。布什提出“邪惡”的概念表明宗教二元論 (dualism) 對布什和對美國心理的影響。白宮中有許多福音派清教徒，白宮的宗教狂熱（religiosity）是現代美國新教的一個重要的支脈。布什政府的國內政治戰略看上去越來越像是一支十字軍。布什在演講中曾經失言說過“十字軍圣戰”。美國五角大樓國防部負責情報工作的副幫辦中將威廉·伯伊金 (William Boykin) 2003年10月中旬在俄勒岡的一次宗教禮拜上穿著軍裝在布道臺上說，他正在領導一場反對撒旦的“精神戰爭”，對于基督國家美國來說，“擊敗恐怖主義的最好的辦法是以耶穌的名義去面對他們。”他將自己描述為一個走向戰場的基督戰士（Christian Soldier）。【注釋】IHT， October 23， 2003， p.4.【注尾】國內的新保守主義者討論的競選綱領包含的無非是墮胎﹑安樂死和同性戀婚姻。保羅·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認為，這不是文化戰爭，這是宗教戰爭。【注釋】Paul Krugman， “A Willful Ignorance About the Sources of Terrorism，” IHT， October 29， 2003， p.8.【注尾】

宗教二元論認為人類分為被拯救和重生的人和罪人，宣傳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的對峙，在上帝和撒旦之間存在永恒的戰爭。惡是物質性的，而不是一件道德的事。它在宗教中的影響一直是很大的。卡爾文主義 (Calvinism) 和17世紀天主教的非正統派別詹森主義 (Jansenism) 受到宗教二元論的影響。而卡爾文主義和詹森主義對美國思想產生很大影響。卡爾文主義影響17世紀的清教主義，而清教主義形成了18世紀的公理會和19以及20世紀的福音派新教。它們鼓吹世界上充斥撒旦的陷阱。而詹森主義則通過愛爾蘭天主教影響美國。雖然摩尼教 (Manichaeism) 在歐洲的影響在6世紀時就衰落了，但它的宗教二元論對美國心理的影響則一直延續下來，特別是在美國的外交政策方面和這次反恐戰爭中。【注釋】William Pfaff， “Thinking with a Manichaean Bent，” IHT， November 28， 2002， p.6.【注尾】布什的“邪惡軸心論”具有明顯的宗教道德色彩，因為其出發點是具有宗教內涵的道德判斷，而不是以政治學的概念來加以精確的規范(布什政府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在他的2003年初作的《國情咨文》中再也沒有提這一說法) 。歐盟外長索拉納在評述美國和歐盟在攻打伊拉克前夕所發生的分歧時說，這是白宮關于世界事務的宗教觀點和歐洲人的世俗的理性的看法的對峙。

新正統派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對美國現代政治思想和外交政策思想產生重大影響。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他一直鼓吹在國際關系中使用武力。布什和他的新保守主義的顧問們遵循的正是他的思路。【注釋】William Pfaff， “When Power Disdains Realism，” IHT， February 3， 2003， p.8.【注尾】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布什在其2003年的《國情咨文》中在談及諸如艾滋病﹑吸毒﹑恐怖主義和伊拉克問題時流露出他的福音派宗教道德情緒。在談及伊拉克時，他說“邪惡的”(evil)；在談及預防艾滋病的道德責任時，他說這是一項慈悲的工作 (a work of mercy)；在談及開展宗教計劃幫助吸毒者時，他說“促使他們放棄吸毒習慣的奇跡是可能的”（the miracle of recovery is possible）。布什稱攻打伊拉克是“符合我們國家的最高道德傳統的。”2002年12月29日在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Grand Rapids），布什稱美國為“一個道德的國家”(a moral nation)。布什的助手們稱此為“明確的道德性”(moral clarity)，實際上是一種道德的優越感或天真的道德性。這一觀念使布什所看到的世界不是黑便是白，不是是就是非，這一觀念促使他去從事別人不敢去從事的冒險行為。

法國總統密特朗的顧問杜勃雷（Regis Debray）撰寫了一部書，名為《占上風的上帝》(The God That Prevailed)。在這本書中，他指出，以秩序的名義而造成混亂，造成嫉恨，而不是造成感激，是所有帝國慣于做的事。但這樣會驅使它們從一個軍事勝利走向另一個軍事勝利而最終走向衰亡。他說，美國應該像它的歐洲盟友一樣善于區分政治和宗教。“美國用圣經的關于超驗的命運的自我信念來彌補它的短視、它的權宜之計。清教的美國被神圣的道德所羈絆；它將自己視作善的命中注定的寄存之所，肩負著打擊邪惡的責任。它只相信神意，追求一種從本質上說是宗教教義驅動的政治，和羅馬教皇格利高里的政策一樣的古老。”他又說，“老歐洲已經知道這個星球太復雜了，太多元了，不可能僅僅持一神教的兩元邏輯：不是白就是黑，不是善就是惡，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在這里，美國面臨一個悖論，即后現代的美國追求的卻是前現代的價值。【注釋】Regis Debray， “To Each Its Own Worldview，” IHT， February 24， 2003， p.8.【注尾】

與此有關的便是美國國內種族關系緊張的問題。“9·11”事件的策劃者和實施者們是把這一行動看成是其“圣戰”(Jihad)的一部分。從本·拉登的言論來看，穆斯林原教主義者們把美國人與猶太人相提并論，對于他們來說，反美與反猶是一回事。這也就是說，國際恐怖分子在一開始就把這場斗爭定格在宗教與種族的范圍之內。這對美國社會心理是有影響的。在美國一部分人中，特別是草根階層，有人懷有宗教與種族情緒。這就是為什么在美國種族關系中會發生阿拉伯族裔和其他種裔關系的緊張。在美國，種族關系本來就是最敏感的問題之一。種族宗教問題將作為一個潛在因素始終影響這場斗爭。它將使這場斗爭變得愈益復雜而撲朔迷離。

阿拉伯裔美國人和其他族裔關系緊張。據美國—伊斯蘭關系委員會發言人伊卜拉欣·胡珀 (Ibrahim Hooper)，美國的穆斯林已經失去了許多公民自由權利。最突出的是一種基于族裔出身背景的預警系統 (ethnic profiling)，這種系統將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假想為恐怖分子，要求來自被美國指定為鼓勵恐怖主義的國家的外國人登記并留下手印，申明他們將前往美國的什么地方，當他們更改地址或離開美國時將通知移民局。這種做法本身就構成了種族歧視。【注釋】Robert H. Bork， “Civil Liberties After 9/11，” Commentary， Vol. 116， No.1， JulyAugust 2003.【注尾】

雖然美國官方竭力將反恐戰爭與伊斯蘭教及12億穆斯林教徒分開，布什總統多次說伊斯蘭是一個“基于和平、愛和同情心的信仰，一個獻身于道德、學習和容忍的宗教”【注釋】IHT， December 2， 2002， p.1.【注尾】， 但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知識分子 （許多人是猶太裔）、福音派基督教領導人和宗教保守分子，包括曾在布什就職典禮上作祈禱的福蘭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在“9·11”事件后譴責伊斯蘭為一個“邪惡的”宗教。2002年8月初在電視上，格雷厄姆公開說可蘭經宣揚暴力，全世界“主流”穆斯林支持恐怖主義。【注釋】IHT， August 9， 2002， p.2.【注尾】宗教臺主持人 帕特·羅伯特遜（Pat Robertson）曾說，“希特勒是糟糕的，但穆斯林想對猶太人所做的更糟糕。”曾在里根政府任職現為布什政府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的肯尼斯·艾德爾曼（Kenneth Adelman）認為，“將伊斯蘭作為一種和平的宗教越來越困難。你越研究這一宗教，你就越會發現它是好戰的。伊斯蘭的創始人穆罕默德是一位戰士，而耶穌是一位和平鼓吹者。”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也是布什政府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的埃略特·科恩（Eliot Cohen）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認為，美國的敵人不是恐怖主義，而是好戰的伊斯蘭。保羅·韋里奇（Paul Weyrich）說得更為直率，認為把伊斯蘭說成是一個與猶太教和基督教一樣的和平的宗教是不妥當的。【注釋】Dana Milbank， “Bush Chided over View of Islam，” Washington Post， IHT， December 2， 2002， p.1.【注尾】這一分歧與爭議反映了許多美國人對伊斯蘭的懷疑與不信任。有人認為修習伊斯蘭教義是不愛國的表現，是對恐怖主義軟弱的表現。賓夕法尼亞州哈維福特學院比較宗教學教授邁克爾·賽爾斯 (Michael Sells) 認為，這場爭議的背后潛伏著一個曠日持久的宗教爭議，認為與和平的基督教相比，伊斯蘭是一個主張暴力的宗教。【注釋】IHT， August 9， 2002， p.2【注尾】宗教保守分子的言論使美國穆斯林非常擔憂。美國—伊斯蘭關系委員會發言人伊伯拉欣·胡珀（Ibrahim Hooper）說，“這些右翼分子跟拉登一樣企圖煽起文明的沖突。我們竭力阻止這種浪潮，但它似乎每天都在向這方面發展。”【注釋】Dana Milbank， op. cit.【注尾】

五

國際恐怖主義實際上是對美國“新帝國進取”(neoimperial aggressiveness)的一種反動， 對美國“文化霸權”的一種反動，對美國超常的財富積斂的一種反動。“9·11”事件反過來震撼了美國社會。這種震撼產生兩種作用：一種是打破了美國的孤立主義傾向，打破了美國人的“美國例外論”，另一種是使美國人開始自省。“9·11”之后，美國攻打了阿富汗和在阿富汗的“基地”組織，進攻并占領了伊拉克。后“9·11”時代與冷戰時期十分相像。冷戰也是一種戰爭界限十分模糊的、沒有規范的沖突，偶然的行為有可能演變成真正的戰爭，但大部分時間是對峙。【注釋】Alan Brinkley， Newsweek， September 9， 2002， pp.62-65.【注尾】

從“9·11”后的美國，我們看到了其社會內部結構的困境。我們在“9·11”后的美國社會中看到文化這一領域（含宗教與思想）對政治領域（含法律）的沖擊，而政治領域又反過來作用于文化領域。在反恐的戰時體制下，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受到挑戰，行政權力得以擴大，增加了其私密性；美國的某些憲政原則也不得不對特殊的戰時體制讓步。美國所面臨的種種文化悖論從表面上看源于其反恐所采取的戰略。美國不是依靠現行的國際機制采取政治的手段，而是采取先發制人的單邊主義的軍事的手段來對付隱蔽的﹑分散的﹑往往是跨國的國際恐怖主義。這種戰略產生兩個效果：一方面，在國際上，它敗壞了美國的民主使命，使美國與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加深，并擴大了有些阿拉伯國家國內如亨廷頓所謂的種族的、文化的與宗教的斷層(fault lines)，恐怖活動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另一方面，美國采取的每每無法自圓其說的國際性軍事行動反過來對美國國內的民主和公民自由造成巨大的壓力，加深了后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這種矛盾的表征之一就是布什政府在國外鼓吹民主，而在國內在對待“敵方戰斗人員”方面，如美國公民帕蒂拉，卻并不準備實行。同時，正如調查所顯示的，美國目前是基督教西方世界中一個最具宗教性的國家。基督教信仰在美國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經歷了一個復興。根據2003年哈利斯公司(Harris)的調查，79%的美國人說他們信仰上帝，他們中，1/3強的美國人說他們在一個月中至少去做一次宗教禮拜。有的歐洲政治家指出在美國有可能產生猶太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現實危險。【注釋】Peter Schneider， “Separated by Civilization，” IHT，April 7， 2004， p.6.【注尾】這樣，這些文化矛盾由于國際恐怖組織所賦予它的宗教目標和含意，由于猶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美國社會本身及新保守主義所蘊含的宗教沖動，而變得更加縱橫交錯，撲朔迷離。

從本質上說，這些文化悖論源于美國政治文化的韋伯所謂的“攫取性道德”，源于其擴張性的“解放世界”的天賦使命感 (manifest destiny)，源于其普世主義。普世主義即美國主義。美國評論家和學者有人將這場反恐戰爭描述成“思想的戰爭”(a war of ideas)。弗里德曼說，“反恐戰爭是一場思想戰爭，為了贏得這場戰爭，美國必須保持其思想的可信性。”【注釋】Thomas L. Friedman， “Bush Must Act to Restore Americas Hono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7， 2004， p.6.【注尾】克萊蒙斯說，“這場反對那些懼怕或仇恨美國社會的人的思想的戰爭不可能通過將美國與世界隔絕而贏得。”【注釋】Steven C. Clemons， “The Folly of Discouraging Visitors，” IHT， April 10-11， 2004， p.6.【注尾】如果我們引申其義的話，這是一場美國價值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戰爭。這場戰爭含有諸多的文化與道德的涵義。所以，最近揭露的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 (Abu Ghraib) 虐待伊拉克戰俘的情況不僅使美國，而且使美國價值，特別是美國人權思想，處于非常窘迫的﹑尷尬的﹑矛盾的境地，就是一個明證。同時，國際和美國國內學者指出，在關塔那摩無限期關押的600多來自44個國家的“敵方戰斗人員”被剝奪了最基本的權利，這違反美國的根本的價值原則，在司法上和道德上都是錯誤的。所以，美國國內的政治文化，道德與價值體系受到巨大的壓力就不足為奇了。再加上美國在司法上實行的雙重標準，諸如美國人與非美國人，美國本土與美國本土之外等概念，使美國陷于更深的文化困境。正如亨廷頓所說的，在當今的世界中，美國文化的“普世觀念遇到了三個問題：它是錯誤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險的。”他還說，“帝國主義是普世主義的必然邏輯結果。”【注釋】亨廷頓：前引書，第358-359頁。【注尾】而“在國外推行普世主義則對西方和世界構成了威脅。”【注釋】亨廷頓：前引書，第368頁。【注尾】在另一個國家推行外來的所謂普世的價值，諸如民主，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選舉領導人，自由貿易，等等，無論這種價值是多么誘人，多么冠冕堂皇，它們沒有在當地扎根，沒有融入當地的血脈當中，是注定要失敗的。歷史顯示，這不僅不會造就出追隨者，反而會催生出敵視美國價值的人。美國的普世主義的使命為自己制造了危險的不斷擴大的對立面，危險的不斷擴大的敵人。這是迫使美國面臨“9·11”后一系列現代文化悖論的真正根源。

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認為，美國和世界處于一種十分危險的關系之中。美國的一系列行動是否會引起阿拉伯世界陷于混亂和不穩定，是否會造成美國與整個阿拉伯世界或整個穆斯林世界對峙的局面，是否會釀成一場全球戰爭， 還需要假以時日以觀察。【注釋】Arthur Schelisinger Jr.， Newsweek， September 9， 2002， pp.62-65.【注尾】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勃斯鮑姆（Eric Hobsbawm） 也認為，未來10年到20年間將是一個非常混亂的時代，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由于目前在華盛頓掌權的人們的政策而造成的。【注釋】Sarah Lyall， “A Communist Historians Candid Manifesto，” The New York Times， IHT， August 28， 2003， p.18.【注尾】美國國內安全和國防的不安全聯系在一起，美國又回到了冷戰心理，回到了福音教派的善與惡，黑與白分明的世界。在國際上成為壓制持不同看法的力量的一部分。【注釋】Joyce Appleby， IHT， August 28， 2003， p.18.【注尾】在國內方面，對美國公民的權利進行侵犯，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的范圍被縮小了。總統權力迅速地擴大，越戰和“水門事件”后不遺余力地制定的對總統權力的限制都被輕易地否定了。如果這種傾向不加以制止，便會產生一個很重要的總統，不管好壞，這將根本地改變美國國家權力部門之間的權力關系，政府與人民的關系。【注釋】Alan Brinkley， Ibid.【注尾】

從60年代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社會與思想的演變進程來看，“9·11”事件和此后的反恐戰爭將起到一種劃時代的作用，成為美國思想沖突的主要議題。布什上臺，新保守主義抬頭。新保守主義本來就對60年代以來的新左派和激進主義不滿，對諸如女性主義﹑有利于少數種族的肯定性行動計劃﹑自由主義的墮胎權利和允許少數種族文化向主流文化挑戰的多元文化主義不滿。它認為，由于政府企圖順應太多的市民社會公民提出的要求，政府已經失去了它的權威性。政府幾乎變得無法管理。因為在社會上有太多的來自各階層的反映各種不同利益的期待。在市民社會內，各個團體都追求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不顧別的社會團體的利益。它認為，6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政策的失敗和無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美國社會為自己設立了太多的幾乎無法實現的目標。因此，新保守主義利用反恐戰爭的需要而要求美國人民為了國家安全利益而忍受犧牲。在經濟上它主張自由經濟和減稅，布什已經在這樣做了。在政治上，它主張政府擁有更大的權力，總統擁有更大的行政權力，人民應該忍受反恐戰爭給個人自由﹑經濟和生活水平帶來的影響。而這一切招致自由派人士和民主黨人的質疑和反對，亦成為市民社會辯論的焦點。

雖然“9·11”事件給美國社會帶來極大的震撼，雖然美國面臨一系列文化悖論，但也不能過分地估計。就美國公開社會的生命線——移民問題而言，美國目前的移民閘門確實縮小了。這使許多潛在的學生，也是潛在的未來的朋友，轉向其他國家。據美國研究生院聯合會的2004年3月的統計，美國90%的大學2004年秋季國際學生的申請數都有所下降。中國學生的申請數下降76%，印度下降58%。連中央情報局前主任羅伯特·蓋茨也驚呼，美國“在疏離未來的盟友”。【注釋】Robert M. Gates，“Reopen Americas School Doors for Foreigners，”IHT， April 3-4， 2004， p.6.【注尾】美國在歷史上，按照國內政治與經濟的需要，移民的閘門都曾時開時關過，時大時小過。 由于一個開放的社會是美國富有生命力的自由經濟﹑文化與價值的生命線，美國的生產力，創造力，美國之所以成為今天的美國，全賴以此，它是不可能放棄移民政策的。就美國社會內部發生的損害公民自由的現象而言，這種損害現象僅僅是戰時的一種表現，而且從歷史的角度和美國所面臨的安全威脅來說，對民權和公民自由的限制局限在一個非常有限的范圍之內。它們不可能根本改變美國社會。任何將這些現象無限夸大都是不符合事實的，也是不符合美國社會實際的。如果認為這會使美國社會失去方向，那同樣是愚蠢的。新保守主義學者克利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 認為，“布什所做的符合在危機時增加(國家)安全的傳統。他比禁閉日裔美國人的羅斯福總統，策劃帕爾默大搜捕的威爾遜總統，以及暫停執行人身保護令的林肯總統克制多了。公眾在有安全需要時會愿意犧牲權利的。例如，一項最近的民意調查表明，49%的美國人認為，憲法的第一修正案走得太遠。”他認為，是自由主義分子與時代脫節了。美國的整個市民權利體系并沒有遭到破壞的危險。美國的基本的自由并不是那么脆弱，美國的制度也并不存在危險。【注釋】Nicholas D. Kristof， “Americans Civil Liberties Will Survive，” The New York Times， IHT， September 11， 2002， p.8.【注尾】美國政治文化本身具有自我調節的可能。正如貝爾曾指出的，“盡管這些直接的和明顯的禍端非同小可，然而若是以為它們便會使美國這樣一個既龐大又強大的社會完全失去方向，那同樣是愚蠢的。”【注釋】貝爾：前引書，第231頁。【注尾】要估計美國社會真正的變化，仍需多年的時日才能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