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政治謠言 政治牢騷 政治狂熱 政治冷漠 政治參與 中國政治民主化

[論文摘要]當代中國在其發展政治參與和創建民主政治的進程中，始終受到政治謠言、政治牢騷、政治狂熱和政治冷漠等非理性政治參與的嚴重掣肘。這也構成了當代中國政治參與的一個顯著特點。

政治參與發展水平的整體落后并嚴重制約民主政治的發展在當代中國已是一個不爭事實。而在規限政治參與落后狀況的眾多影響因素中，非理性政治參與即公民以或極端的、或畸形的、或反常的非理智性的參與心態與行為介入政治生活，一直是制約政治參與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建國以來的歷史表明，非理性的政治參與始終存在，其中的政治謠言、政治牢騷、政治狂熱和政治冷漠就是主要的表現。

一、廣為流布的政治謠言

所謂政治謠言，就是造謠者根據特定的動機和目的，散布并因此在社會上得以連鎖性傳播的一種內容沒有得到確認的、缺乏事實根據甚至是故意、惡意捏造的社會政治信息，它主要是對政治人物尤其是政治領導人或對社會政治事件尤其是重大的社會政治事件的一種不確切甚至完全虛假信息的捏造和傳播。毋庸諱言，在現實生活中，各種政治性的“小道”消息、笑話、猜忌、攻擊、詆毀、誹謗、侮辱，等等，已匯成了一股無形卻又巨大的謠言潛流，無法抗拒而又“不知不覺”地彌散在人們的周圍。

政治謠言得以產生和傳播，既與特定時期的社會情勢有關，又與社會政治的開明程度有關，也與社會成員自身的識別能力和道德素質有關，同時還與謠言的始作俑者的動機和目的有關。就其與社會的情勢關系而言，謠言很容易產生于社會動亂、社會失序和社會轉型時期。當代中國正處于歷史性的轉型時期。在這一全方位、整體性的極其艱巨的社會變遷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定程度的社會失序，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定程度的社會混亂，也不可避免帶來政府權力的相對弱化而使其在社會失序面前顯得力不從心，更不可避免地會對社會利益的分配和利益格局的形成變化帶來影響，等等。而這些問題客觀上都成了政治謠言的肇因。現實生活中盛傳的許多政治謠言都是由此而生。

政治謠言的產生和傳播與一個社會政治開明的程度也密切相關。在現代社會中，如果一個群體、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的政治信息壟斷，言論自由受阻，那么一旦出現上述的社會情勢，就很容易產生和傳播謠言。因為通過造謠傳謠，一方面客觀上可以使社會成員一定程度地宣泄自己因言論堵塞而積聚的對各種認定的社會現象的不滿，另一方面又可以滿足社會成員因過分缺乏社會政治信息而對那些所謂“新穎”的、富有刺激性的“信息”的渴求。歷史地看，當代中國的政治透明度、言論自由的空間都有了一定的增加和擴大。但是，與現代文明社會的基本規定相比，與中國發展民主政治的客觀要求相比，現實中國政治透明的程度、言論自由的空間與此相去甚遠。前年發生的“非典”事件就是又一個很好的例證。

同時，政治謠言的產生尤其傳播，與社會成員的識別能力和道德素質也有很大的關系。謠言的傳播往往是在缺乏一定識別能力的群體中廣有市場。而“一個人，如果他習慣于用理性來思考，具有相當強的批判能力，那么，他也不會輕易接受流言蜚語的。”[1](P146)在具有識別能力的人面前，政治謠言也就“壽終正寢”。“謠言止于智者”之諺，指的也就是此意。在當今中國，“人民的素質不夠”(鄧小平語)已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許多國人不但缺乏對謠言的識別能力，反而熱衷于造謠、傳謠，樂此不疲。謠言盛行這一事實本身就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

此外，政治謠言的產生與其制造者的“動機”、“目的”更是直接相關。無論什么樣的謠言，它最初都是由某些具體的人懷有一定動機、一定的目的而以一定的方式“故意”捏造出來的。這些動機和目的包括:或為了報復，或出于嫉妒，或惟恐天下不亂，甚或以此為樂、以此為業，等等。

從形式上看，政治謠言傳達的只是公民的一種政治情緒。然而，作為在內容上對事實真相的一種歪曲甚至捏造，政治謠言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是極大的。從最一般的意義上看，謠言的直接危害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傷害謠言指向者。它可以傷害個人，傷害群體、集體，傷害社會，傷害國家。在許多情況下，謠言往往成為居心叵測的政客政治斗爭的工具和手段。二是混亂社會關系和秩序。它可以使原來比較穩定的社會人際關系變得相互猜疑、傾軋、緊張;使原來比較穩定的社會秩序變得十分混亂，變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三是欺騙社會大眾。謠言可以麻痹人們的思想警惕，減弱人們的心理防備，使人不知不覺地成為謠言的俘虜。四是挑撥離間。一些人為了一己私利，往往用謠言去破壞人們的團結，削弱彼此之間的信任，制造內耗，瓦解對方的戰斗力。

政治謠言不僅“惑眾”，而且更能“禍國”。當某一種或某一類政治謠言為社會大眾所普遍接受并在社會上廣為流傳時，此時的政治謠言就不僅僅是對某些人或某部分造成某種程度的傷害、欺騙、擾亂，而是對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穩定帶來更為嚴重的潛在危患。因為這種謠言的盛傳，已不只是公民政治情緒的一種表達，它已經暗含了社會大眾對社會政治現象、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趨于一致的一種心理判斷傾向和評價取向。而這種心理評判意向，在本質上已是一種潛在的政治參與行為。一旦“時機”成熟，暗含這種共同心理評判指向的政治謠言，就會迅即轉換為社會大眾一致的政治大參與，從而給毫無防備的國家和社會造成極大的甚至災難性的危害后果。

二、普遍盛行的政治牢騷

作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個人在受到挫折時對社會政治現實表示不滿的一種精神性宣泄，政治牢騷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在現實生活中，以順口溜、歌謠、怪話、打油詩等為表達方式的政治牢騷無所不在，無時不有。“只要你仔細觀察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的狀況，就可以發現社會牢騷在各個領域、各個階層普遍存在。人們普遍存在怨言，普遍存在不滿，普遍在發牢騷……越是高的社會階層，其社會牢騷的社會性、政治性也就越明顯。”而且，“人們的牢騷之多，水平之高，形象之惟妙惟肖，比喻之生動，諷刺之辛辣，實是一般人難于想象的。”[1](P151-153)

政治牢騷之所以如此興盛，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客觀存在的“社會事實”成為政治牢騷生成的不竭源泉。從內容上看，政治牢騷顯然都是對現實社會政治現象的一種“事實”反映。當今中國存在著許多的社會問題，如愈演愈烈的官員腐敗、日益嚴重的分配不公、頻發不斷的安全事故、漸趨失控的貧富懸殊、居高不下的失業膨脹、情勢嚴峻的社會治安、“人心不古”的道德滑坡、相互防范的信任危機、弱肉強食的社會“競爭”、危機四伏的生態環境、怵目驚心的制假販假，等等問題，客觀上都成為人們“創作”政治牢騷、發泄不滿的“豐富素材”。

第二，政治牢騷之所以普遍盛行，又與社會不能有效治理密切相關。我們的社會正處在轉型期，各種新舊矛盾和問題交替重合、層出不窮地充分暴露出來:由于過去積累的矛盾太深，苦于“實力”有限而無法迅速解決;由于新出現的問題“史無前例”，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因而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價;由于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太深、舊體制舊觀念的習慣勢力太強大，無法在短期內消除其弊端;由于受領導的素質局限，不可能使其管理社會的水平立即達到現代化的要求;由于“左”的勢力根深蒂固，它還不時以特有的方式來干擾現代化的進程;等等。由于這些原因的客觀存在，使許許多多應該得到解決的問題和矛盾不能迅速地、妥善地解決，于是“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政治牢騷也就“應運而生”[1](P156)。

第三，政治牢騷的生成也與國民對社會轉型缺乏必要的理性認識有關。許多人對改革過于心切、期望太高。他們只許改革順利成功而不許改革挫折失敗，只要求自己在改革中獲取某種利益而不要求自己在改革中付出一定的代價，只要權力和權利而不講責任和義務。這些愿望和要求顯然過于理想而不可能實現，由此而造成的巨大反差則必然導致持這種“非理性心態”的人心理上的失衡和不滿。而牢騷此時也就成為調節人們這種失衡心理的一個重要方式和宣泄這種怨氣與不滿的一條有效渠道。此外，不甚科學的比較認識方法也是當今政治牢騷興盛的一個原因。一些人總是將自己的短處與他人的長處進行比較，總是離開對社會的貢獻來談比較，總是脫離自己國家的國情或自己的實際情況來比較。這種比較顯然缺乏理智性，它明顯滲透著比較者自己強烈而濃厚的情緒色彩。而這種比較的結果往往是，“越比較就越泄氣，越比較就越怨氣，越比較就越生氣，于是，人們便以牢騷、順口溜來反映人們的怨氣。”[1](P157)

不難看出，政治牢騷所表達的是對社會政治現實的一種不滿，具有明顯的“反社會”色彩。這種“反社會”的政治牢騷已經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了許多消極影響。它使很多人對改革熱情下降，產生了對改革的倦怠感;使很多人不能理智地對待轉型中社會出現的缺點、失誤和挫折，影響了整個社會的積極進取的意識。而且，當政治牢騷過于強大時，它會更激化人們內心深處積沉下來的不滿、抑憤，會使人們的思維方式變得古怪而不合情理，會無意識地增加人們的反社會色彩。與政治謠言一樣，政治牢騷也暗含著對執政當局的一種民意表達和評價取向，它在本質上反映的是人們的一種參與心態和潛在的參與行為。與“成熟”的社會時機結合，積聚的政治牢騷也往往導致極具破壞性的政治參與行為。

三、間而不斷的政治狂熱

在當代中國，“相當數量的政治參與不是基于公民的責任感，不是出于對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認識，不是出于對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考慮，不能正確理解中國國情對現實政治參與的制約，而是憑著心中激蕩的沖動參與政治，有時甚至是為了發泄心中的不滿情緒，不能采取規范化、程序化的參與形式。”[2]政治參與呈現的這種特征，我們稱此為政治狂熱或政治參與狂熱。這種參與往往超出了法律和制度的許可，表現出狂熱性、發泄性、破壞性等顯著特征。

毋庸諱言，這種參與狂熱在現實社會政治生活中并不鮮見。從建國后接連不斷地各種政治運動到“文革”的全民“大參與”，再到現今頻發不斷的“群體性鬧事”、“暴力抗法”、“圍攻”、“沖擊”等事件，都是參與狂熱的現實表現。1996年7月到9月，湖南省祈東縣的河洲等9個鄉鎮先后發生群眾性鬧事事件，其中有6個鄉鎮政府的辦公樓門窗、辦公用具等被砸毀。全縣共有79名鄉村干部的人身及其住宅遭到圍攻和沖擊，搶走、毀壞、焚燒公私財物價值24萬多元。祈東縣部分鄉鎮農民舉行游行請愿活動，混入其中的極少數不法分子乘機掀翻和砸爛車輛，非法扣押干部干警作人質，堵塞國道交通，割斷通信光纜等等。同年的7月，江西省寧都縣黃陂鎮等3個鄉鎮的農民6次圍集鄉政府，一些地方也出現了打砸搶行為。3鄉的4戶干部家被搶，損失財物近6萬元，有13名干部和公安干警被打傷，有9個村委會的辦公室及食堂被砸受損[3]。而“文革”時期長達十年的全國“大參與”則是狂熱參與的最典型事例。這種全民性的“大參與”把參與狂熱的狂熱性、發泄性、破壞性發揮到了極致。在這種“無法無天”的狂熱參與中，人們極盡破壞之能，動用并創造了“打、砸、搶、抄、抓、私設公堂刑訊逼供”等各種手段和方式對法律、對社會、對國家、對人身進行了“史無前例”地破壞、攻擊、侮辱、摧殘。其程度之深，令人發指;現狀之慘，怵目驚心。

這些極端的狂熱參與行為，就其直接的發端而言，有著不同的肇因。“文革”的全國“大參與”就直接源于政治領導人的倡導和決定，而前兩起極端參與事件則都是由農民負擔過重而直接引發的。然而，盡管現實中各種諸如此類的極端參與行為有著各種不同的直接引發原因，但是在這些不同的直接引發因素的背后，則是法制觀念普遍闕如的傳統和傳統國民極端性格對參與狂熱的終極支配。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我們還不得不為“依法治國”而呼號就是社會法制觀念普遍淡薄的一個有力的注腳。而傳統國民極端性格則因專制主義陰魂仍然未能根除而得以殘存。這種扭曲的極端性格的現實表現就是:或“死”一般的冷忍或“瘋”一般的暴泄。通常情況下，前者以人們異常的“政治冷漠”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表現出來。而后者在特定的條件下以極端的“政治狂熱”這種行為方式暴露出來。 四、異乎尋常的政治冷漠

以對政治的毫無興趣、漠不關心為表現特征的異乎尋常的政治冷漠，已普遍地滲透在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行為方式之中。僅以選舉這一最普遍、最基本的參與形式來說，“在許多地方，選舉人大代表的選民厭選情緒日漸濃厚，選民對選舉表現出的政治冷漠已成彌漫之勢。‘選民參選率雖然很高，但冷漠的心態顯而易見:或者抱應付的態度，投票時隨心所欲;或者懷游戲心理，甚至進行惡作劇;或者隨大流，有的還樂于接受他人的包辦代替;或者對賄選等違法現象熟視無睹。’”[4]事實上，根本用不著什么數據、資料來證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直接感受到政治冷漠的普遍心理氛圍:對商業和金錢的極度追逐，正義和理性聲音的黯淡，對貪官酷吏的容忍和欽羨，對社會生活不公的逆來順受，對“沉默是金”的信守與奉行……

應該承認，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冷漠在當代民主國家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存在。然而，這種冷漠與當代中國存在的政治冷漠不同，前者所表達的往往是人們對現存政治體制、政治精英的認可，是對政策決定表示基本滿意和放心而無須過多的關注和投入的一種“沉默的大多數”式的支持。而后者則更多的是人們對政治的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動于衷和麻木不仁，它暗含著人們對政府及其統治的一種潛在的離心傾向和不信任感。當代中國呈現的這種異常的政治冷漠現象，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中國歷經了兩千多年賡續不絕的專制統治，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制度—文化傳統。時至今日，中國人變的東西雖然不少，甚至數不勝數，但是，作為最基本的精神的專制主義卻變得微乎其微，甚至可說原封不動[5]。在這種制度—文化的支配影響下，一方面形成了長期以來的中國社會始終為政治精英所左右、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權力始終為政治精英所獨霸的歷史局面，另一方面則把廣大的普通社會大眾始終排斥在政治之外。因此，無論是作為統治者的政治精英還是作為被治者的普通大眾都毫不懷疑:管理國家、治理社會乃“肉食者謀之”。今天，“參政議政那是當官的事，與我們小民何干”，“政治是國家的事，咱老百姓參不參與沒有多大關系”等普見的心態，無非就是上述傳統心理認識在當代的延續表現而已。在這種心態的支配影響下，與政治是當官的“專利”一樣，普通社會大眾無需過問政治、置身政治之外都是天經地義而無可置疑的。此外，正如前面已經分析到的，當今人們對政治的冷漠很大程度上是傳統國民極端性格“死一般冷忍”的一面在現實的延續。

政治冷漠的異常與普見，也是現實各種因素影響的結果。首先，缺乏利益的直接驅動，使參與政治的熱情無從發生。與經濟活動相比，到目前為止，當代中國還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參與的主體能從政治的變化中獲得直接明顯的好處。而“當人們認為同可以期望從其他活動中得到的報酬相比，從政治介入中得到的報酬價值較低時，他們就不大可能介入政治。”[6]其次，政治改革除“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建設”這個過大、過模糊的提法外，遲遲未能設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明確目標，也使政治改革、政治情緒失去了方向感。而當人們不知道改革將意欲何往時，就很難對一個無法確定的東西產生熱情和忠誠。加之受探索創新可能付出不菲代價的威脅，因而認同現存的政治體制也就成了最安全的選擇。再次，對公民政治權利的漠視甚至侵害以及參政渠道的堵塞也極大地挫傷了人民參政的熱情。政治選舉的自主投票、思想言論的自由表達、遭遇不公的合法抗爭等，既是公民參與政治的基本權利，也是公民參與政治的重要方式和渠道。然而，這些基本的權利和參與渠道在現實中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限制、堵塞甚至侵害，致使政治參與事實上長期流于形式而充當“作秀”，從而極大地挫傷人們的參與熱情。最后，建國后長期的政治運動使許多人至今對“政治”心有余悸，畏懼政治、遠離政治、躲避政治，已經成為這些人的心理“慣習”和“本能”反映。

政治冷漠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沉疴痼疾，它與民主政治發展的要求顯然是格格不入的。政治冷漠使民主政治的主體形同一個懦弱的行路人。他在許多障礙面前不是去思謀排除和跨越，卻在沮喪和絕望中打斷自家的腿。政治冷漠已成為公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極大障礙。而且，這一障礙比客觀的、外在的障礙更加難以克服。因其生于自身，就難以被人們自察自覺。即使發現“病灶”也由于懼怕“切膚之痛”而使“療效”大打折扣。政治冷漠不僅窒息“自己人”，也在客觀上幫助民主政治的敵人。它無形中為專制主義殘余和官僚主義的橫行霸道，起了助紂為虐的作用。它在事實上庇護和慫恿專制主義殘余和官僚主義行為，在精神上為其提供適宜的心理環境。某些時期、某些范圍內的反民主傾向之所以有增無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僚主義者和專制主義殘余勢力看透了老百姓的心理短處，利用他們可欺侮的心理弱點而為所欲為。所以，“最應當反對的是漠不關心，而不是無政府狀態或專制，因為漠不關心可以幾乎分毫不差地創造無政府狀態和專制。”[7]

還政治參與以其作為參與主體的一種心態——行為這一本來面目來考察，毫無疑問，上述普存的非理性參與已經反映出了當代中國政治參與生活真實面貌的很大部分。就其與政治參與發展整體狀況的關系而言，非理性參與有力地解釋當代中國政治參與發展狀況為何整體落后的重要原因所在。換言之，正是這些非理性參與的存在，直接規限了當代中國政治參與水平的整體落后。誠然，制約政治參與發展的因素遠不止非理性參與這一項。然而，倘若未能克服這些非理性參與，那么，無論其他制約因素得以如何地消除和克服，也無論其他有利條件得以如何地創建和完善，都不可能根本改變政治參與發展在低水平上躑躅不前的徘徊現狀。而這對民主政治的發展將是極為不利甚至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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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邵道生.現代化的精神陷阱——嬗變中的國民心態[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1.

[2]張永強.試論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治參與[J].河北師院學報(社科版)，1996，(3):23-25.

[3]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參與——以轉型時期中國農民為對象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1-103.

[4]唐昊.診斷“政治冷漠癥”[J].中國改革，2004，(7):11-12.

[5]李慎.觀念與體制——政治文化的比較研究[M].北京:學林出版社，2002.344.

[6]羅伯特·A·達爾.現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132.

[7]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