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碰撞：文化的三分天下

自清中下葉開始，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又進入了一個轉型期。轉型期的文化特點就是多種文化的互相激蕩和新的文化的逐漸生成。經過幾十年的演變，當代中國大陸形成了傳統中國文化、狹義的西方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這是五四以后逐漸形成的一個客觀情勢。我們考慮文化問題時無法忽視也不能忽視這個客觀情勢。

五四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已成了幾代學者關切的中心課題。當時的東西方文化之爭作為特有的文化歷史現象，昭示著中國歷史巨變所蘊含的現代意義：傳統的封建家長制式的中國社會的解體行程終于開始了。但是，在傳統社會之中生成的文化傳統，并不會伴隨著社會硬件的改變而自行演變。它實際上仍是由社會的人們自覺選擇和重新解釋的產物。關于這一點，近代以來至少有三個階段可以概括。第一批持文化批判態度的是康、梁、嚴復等人，他們確實標志著最初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向西方，向傳統之外去尋求變革因素的求智決心。從現在的眼光看，他們只能算作是一種精神意向的傳達者。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算是第二階段。五四時期的兩個主要對立的文化陣營：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林毓生語)和文化保守主義，從歷史的過程看，他們所起的作用政治意義大于文化意義，在促使舊的社會機制解體的過程中，五四的全盤反傳統主義(也即所謂的激進主義)，是社會選擇的必然結果，是歷史合理性的產物。在這個歷史變動中，文化選擇上擺向極端都是對第一階段的溫和的改良型的文化保守主義傾向的一種反撥。

我要在這里著重說的是文化批判的第三階段(從共時性上講是第三思潮)：開放的保守主義思潮。嚴格地從階段上劃分是不確切的，因為從五四開始，從梁漱溟開始，這種思潮就以獨立的姿態出現了。但在五四以后的一二十年間，梁、熊等人均沒有成為主流人物，直到60年代，在港臺及海外才真正形成氣候，在大陸則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才引起人們重視。從文化建設的心態上講，它是從溫和——激烈，又走向溫和的一個歷史循環。中國知識界經歷了將近半個世紀，才從大的方向上深切體悟到融合中西的這種文化建設的極端迫切性；才體悟到：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對一個有巨大的歷史遺產的民族來講具有的迫切意義。

迄今為止，最具體地講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的，并有建設性成果和思路的、現代新儒家是一個代表。應當從中國文化發展的宏觀思路上去理解現代新儒家的努力。對大陸整整一二代中青年學者來講、要在五四以來的“打倒孔家店”(“文革”中是批倒孔孟之道，80年代是全世反傳統)的歷史陰影中走出來，認識到“孔孟之道”也有好東西，不僅如此，而且還有轉出現化文化的思想前因，的確有一個過程。這里首先要辨清一個悖論：

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需要反傳統

走向現代化的背負傳統的中國

在實際的思想發展中，上述悖論的確迷惑了不少知識分子。對不少青年知識分子來講，“傳統”意昧著為封建專制體制辯護的一整套意識形態和近代中國屈辱、落后、分裂、愚昧的象征。所以，解體將是雙重的：舊的體制的瓦解和舊的意識形態的瓦解。順著這條思路，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很容易接受現代化=西化的思路，理由是很簡單的：中國傳統社會并沒有產生出新社會的理論和模型。在相當一個層面上，很多知識分子不知道或不理解，傳統內部存在著兩重構成。它們表層與社會結構的“硬件”（國家制度）密切相關，而它的深層，則是一個民族得以生存、發展、富有生命力的依托。它是傳統中最具有人類普遍性的那一部分，它是具有宗教意味的信仰體系和價值坐標。它不僅不與一個民族走向現代化矛盾，而且是前提性的條件。在幾代人嘗試了種種失敗和痛苦之后，80年代的一代人特別感受到了在深層意義上的傳統失落和價值危機。強烈的要返回傳統并從傳統中走出來的心靈要求，在文革失敗后，在80年代的全盤西化的極端情緒冷卻下來之后，終于走上了歷史舞臺。

我們所能創造性地轉化的價值傳統、學術傳統、意義傳統是什么呢？我們說是儒學傳統，這是在最廣義的意涵上去講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創建并不是為了一宗一派之爭，所以，從心態上講，并不拒斥傳統中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但是，我們不能不認識到，這里所講的創建，主要是指形而上的創建，哲學的創建，所以，尋求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型，成了這一文化任務的具體的內涵。

傳統中國哲學有輝煌的過去。與公元前希臘的輝煌時代相比，我們有諸子百家的繁榮，與古羅馬時期的文化繁榮相比，我們有漢文化的燦爛、定儒于一尊的哲學創造。文藝復興孕育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中世紀的宋明理學理性化了封建制度歷史存在的合理性。在理論的深刻性上，宋明理學毫不遜色于文藝復興以后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如陸、朱的道器之爭，王陽明的“心體(良知)與萬物一體同流”之說，哪怕用最現代的哲學眼光看，所涉及到的問題也是最哲學的。然而，另一個特定階段的充分發育的產業資本主義社會的哲學與意識形態（包括對它的批判）則是由西方思想家完成的。不用諱言，這里確實有時代差，但絕不要忽視：哲學的全人類通性在于回答共同人性中的一系列問題，價值與意義這樣的問題的解答在一定的層面上有著永恒性。也由于此，在經有清一代的考據之風后，傳統中國哲學還能面對現代社會的迫切需求而再生華輝。

為一個已經完成的時代和社會辯護與為一個未來的只見雛形的社會寫辯護詞，是不相同的。這個不恰當的比方恰好說明了我們與宋明時代的哲學家的區別。當代中國哲學家面對的問題與五四時期是有相似之處的。今天我們的眼光更廣闊，所以，問題也凸現得更尖銳：未來的中國社會、從任何意義上講都應是一個現代社會。那么，這個現代社會所應具有的哲學(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

這是我們面對的文化選擇之一。很有意思的是：中國知識界的思想現實倒是非常有趣地證明了傳統中國哲學在理論形態上的“枯萎”。由于缺少了一個相當的歷史階段將中國哲學中的話語和思想用現代語言傳達出來，所以相當多的知識青年對它并不熟悉。從思潮的角度講，我們宿命地沿襲著中國文化的思維習慣，但我們的表達所用的思考形式，恰是半個世紀之中斷斷續續的舶來品。如此這般，在我看來，除了極少數有造詣的專家外，中國哲學家幾乎就是中國哲學史家的代名詞。原創性的思想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很難獲得共鳴。

我們要“感謝”乾嘉以來的思想枯竭：以致于五四以后現代中國需要思想的時候，有思想的歷史在時間上已顯得那么遙遠。所以，西學才那么暢通無阻的洶涌而來。從今日中國大陸能知道的譯介情況而言，經五四和二三十年代及近20年的大介紹(沒有版權問題，翻譯人口又是那么多)，西方著名思想家的典籍，大致被人們所知道了。一方面是歷史空缺，一方面是洶涌而來，今日國內50歲以下的中青年知識分子，一般而言，受西學的影響較大，那么，當代中國，西學傳播接受的狀況究竟如何呢?

我們所知道的西方大思想家從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到伏爾泰、伽達默爾，均有中文譯本問世(能閱讀原著的人也為數不少)，所以，從介紹思想的水平而言，我以為國內的“西學”程度是相當可觀的。每一座大一點的高校都設立了專門研究介紹西方哲學、西方文化的機構。而且還有相當一批省級社科院和中國社科院的研究機構，專門和相關的雜志有幾十種。而且，一批一批的青年大學生的求知需求，仍在催生著這種介紹和研究的狂熱。現在我們說，從整體而言，對西方哲學和文化思潮、中國大陸知識界已達到大致“知道”階段，大概不至過分。但是，大陸知識界中，能靜下心來以求智為目的，認真又理性地梳理西方學術的傳統，并在這種學統的基礎上開出我們所需要的花果的，少而又少。這跟80年代的“后紅衛兵現象”不無相關。大體上看，我們所談的西學是拿來主義的西學。簡要地說，五四以后的西學涌進是以共時態面目出現的。我們根本還來不及從學術傳統的線條上去界定我們所攝取的每一朵思想果實的實際位置和前因后果的聯系。所以，何為對我們有用，何為對我們無用，均有某種程度上的盲目性。這種現狀對個人來講并無大礙，但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建設而言，是致命的。由于這一代人缺少傳統文化背景的理性的納入，我們一是無法將西學納入傳統文化中定位，二是無法用現代中國的理性眼光來將西學定位。所以，回歸學統是當代中國對西學最富有建設性、最理性的態度。

在當代中國，從其影響的深廣而言當是馬克思主義文化。作為一種產生于西方的文化，我們將它從西學中特地界劃出來，以顯示它的特殊性。從客觀上講，馬克思主義文化給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政治上，而更主要地表現在思維的方式，價值與意義的重新確立上。馬克思主義風靡中國大陸將近一個世紀，它非常特殊之處在于：它提供了從方法論到價值觀的一整套意識體系，任何現代傳入中國的西方學術思想均沒有這樣完備地具有自在的體系性。它恰恰順應了中國現代歷史進程中所急迫地需要的東西:一種信仰體系、一套操作方式和價值觀。它的以無產階級(在中國演化為受苦難的民眾)的生存利益為根本的利益的價值體系使一大批民族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完全信服，它在一定程度上與傳統價值中的“大同”、“均富”理想相一致，而在信仰上，它的人本的無神論與歐洲宗轉改革后的人本的有神論并不是根本抵觸的，它是l8世紀人本主義思潮的合理的繼承者。令一批知識分子折服的是它以現代語言表達出來的社會發展的理想(唯物史觀)和思想方法中的辯證體系以及它們的道德魅力。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的興起絕不是偶然的。某種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人道的在西方工業資本社會中演繹出來的社會理想。

所以，一代或幾代人并不是在外力強制下，而是自覺地選擇作為信仰體系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歷程中的一個事實。從辛亥開始，百年中國中，沒有一種思想力量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具有完備的有效的社會功能.使戰亂分裂的中國和苦難的民族統一和強盛起來。但是，作為一種政治理想的馬克思主義理與作為一種文化的馬克思主義是應當有所區分的。辛亥以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首當其沖的任務是政治問題，無論是軍閥內亂外強入侵，還是國共分裂，所涉及的問題，政治第一，經濟與文化其次，所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與國家學說凸現出來并實踐于中國的社會變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機遇對文化的馬克思主義予以足夠的重視。幾十年來，對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與信仰體系和形而上的關切，當代有兩個方面沒有得到理論說明：第一，它的哲學層面的過程在中國知識分子手中還沒有展開。第二，中國知識分子無暇顧及在形而上的層面上的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與精神理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以及這種結合的理論表述。

中國的現代化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現代的文化建設，大概只能選擇三者有機融合途徑。

就社會與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時代總是會產生它應有的合資格的代言人，然而，五四以后的中國社會，在人文的層面上，卻失卻了它應有的代表。“人文滯后”現象是確鑿無疑的。它在三個意義上是“滯后”的，第一，它與急速變革的，發展的中國社會相比，人文研究以及相關的人文理論是滯后的；第二，與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相比(如與經濟學比較)，中國的人文研究及相關的人文理論是滯后的；第三，與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宋明理學大家的時代比，當代中國的人文研究是滯后的。

辛亥以后，變革的(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以激烈的革命形式出現的變革)中國社會以不到百年的時間經歷了激烈的社會振蕩以后，邁向了現代社會。其社會變化的急速性以及豐富性，完全有條件孕育出杰出的人文學者。以80年代的中國大陸為例。80年代初期人們無法想象的“市場”概念，今天已深入人心并以建立獨特的市場經濟為目標推進著中國社會的前進；而作為十分獨特的精神文化現象，80年代的作家、藝術家們不是憑著什么理論，而是憑著反傳統精神與對西方思潮的敏感，在文化層面上令他人刮目地掀起陣陣波濤。創作上的目不暇接充分證明了人的智慧的無限豐富性。文學先以“傷痕”發端、每隔一二年，思潮與主題就發生變化，反思文學、知青文學、尋根文學、現代、后現代、非非主義、星星畫展、紅高粱家族、第五代導演、紅太陽現象……尋求、尋求、再尋求、創新、創新、再創新，在創造中萌動著焦躁與不安，孕育著渴望與企盼。80年代的文學與藝術創造是敏感的，但目標并不是始終如一的。80年代的中國文學與藝術創造，卻真正呈現了多元發展的，在徘徊與焦慮之中尋求的傾向，甚至用“反叛”、“反傳統”也概括不了它的趨勢的方向性。

社會不正是這樣以自己的躁動呼喚著精神嗎?但精神在什么地方?當代中國的精神價值在什么地方?我們倒是常常見到矛盾和與歷史事實相脫節的思想框架。

我們曾強烈地呼喚過關注和建立當代意識，作為大陸知識分子，我們更關注大陸社會的現實構成和它的應有的相應的人文精神的理論說明。但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我們關注社會本身的時候，社會的異常狀態令一切理論黯然失色。無論用馬克思的經典社會主義理論，還是用斯大林的模式來框架，中國大陸實行的絕非經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今日的中國的市場經濟也決非資本主義經濟，后工業社會理論也無法說明當今社會的內在性質。今日中國大概是在理論形態上相當特殊的混合型的過渡時期.這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歷史還沒有提供過相似的范例，以便讓我們這些人文學者作出選擇。但任何狀態下的社會都是實存的。而且，它在另一方面，又是由社會的人所支配和決定方向的，所以，對這個社會相應的理論說明，在邏輯上是可以建立的。 社會在呼喚著這種理論說明。

過渡時期的特點之一，是人們所熟知的的原有的價值失重和精神危機。這一切已經開始出現了。當市場進一步以傲慢的步伐邁向千家萬戶的生活時，它打亂的不僅僅是傳統的交換秩序。而且是傳統的生存和精神秩序。我曾經說過，中國的人文學者比之西方的人文學者，還兼有更重要的責任，在某種意義上，要執行“牧師”的責任—也就是說，西方的人文學者在處理問題時更帶有技術性，他們的信仰問題放到教堂里去解決了。但傳統中國社會并沒有孕育出一整套制度式的宗教，并沒有形成一整套從上到下的深入人心的對“上帝”的敬畏。而我們這個社會之所以仍然在平穩的發展，這絕大多數的原因要取決于國家權力的穩固程度與在一整套新的道德規范沒有建立起來之前，傳統道德受到保護的程度。但是，維系社會基本穩定的傳統只存在于習俗之中時，它是岌岌可危的。它需要相應的強有力的能揭示精神本質的理論，與此同時耍能夠保護這種理論發展和傳播的客觀條件。

可是，誰是這種人文理論的代言人呢?

作為西化思潮的重要文化現象之一，80年代的“先鋒”試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歷史命定中國知識分子還要走一條幼稚的模仿之路，然而又同時是推進中國社會的變革之路。

在這段徘徊反側的歷史過程中，以自由主義觀念為核心的西方十八、十九實際的啟蒙主義思潮的代表著作，通過大規模的譯介進入了中國大陸。康德、尼采、盧梭、笛卡兒等人所代表的“自由”、“個人”、“個性”、“上帝死了”“我思故我在”以及近代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觀念和自由主義經濟政治論著①影響了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

在這種思潮影響下，文化藝術思潮在80年代進入一個以反叛和個性解放為主題的創作高潮。從1978年到1982年，在中國的報刊上發表的關于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文章將近400篇，西方現代主義先鋒派的詩歌、小說、音樂、美術作品，也被大量引進。1979年3月，后來成為朦朧詩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北島在《詩刊》上發表了《回答》這首詩：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為了在審判之前，/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告訴你吧，世界/我一不—相一信！/我不相信夭是藍的；/我不相信雷的回聲；/我不相信夢是假的；/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以此為代表的“朦朧詩”運動與80年代初發展起來的新潮藝術運動（如星星畫展），共同筑成了“新啟蒙”運動中的現代主義浪潮。

李澤厚這樣來描繪那個時代的主題：

v李澤厚在《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一瞥》中寫到“文革”結束后，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的心聲如洪流般傾泄而出時，認為這般洪流最敏銳地反映在文藝上，主題只有一個，即人的復興，他寫道: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時代。人的啟蒙，人的覺醒，人道主義，人性復歸……圍繞著感性血肉的個體從作為理性異化的神的踐踏蹂躪下要求解放出來的主題旋轉。“人啊，人”的吶喊遍及了各個領域各個方面。這是什么意思呢？相當朦朧但有一點又異常清楚明白：一個造神造英雄來統治自己的時代過去了，回到了五四期的感傷、憧憬、迷茫、嘆惜和歡樂。

一個靜止的文化接觸到這個物質及消費為主題，充滿了動感、新鮮感和活力的西方文化，很難不受到誘惑。我們不難想象，身處于一個靜止的文化中的人們，面對這種美麗，會由最初的驚訝或排斥逐漸認同西方進步及效率的觀念，再反轉來覺得自己保守和落伍，最后主動掘棄本身的文化。這一個過程，在近百年來不斷在西方國家以外的地區上演。 對于文藝來說，西方現代主義以一種獨特形式顯示出與中國文學的巨大距離，構成一個可見可觸的追趕目標，這形式中本身就包含著與現代社會相一致的現代的時間意識、生存意識和現代講述方式，從而突出了它的模仿價值。”因此，80年代先鋒試驗信奉的公理是：現代化=西方化，西方現代派文藝=現代化文藝，這種選擇表明：人們在創造歷史時難以拒絕歷史提供的條件。

在這種背景下，推行“現代派文藝=現代化文藝”這一公式無非是加快文化同化的步伐，即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向西方文化的同化。正是劉曉波，這位激烈地主張充分地現代派，主張用西方現代派精神來改造中國藝術的人物，自己也最后點出主題：向西方同化。他在80年代末期聲稱：“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我很討厭‘民族化’這個詞”，還說：“想成為人就要向西方全面敞開國門，而不想成為人就拒絕西方的同化。” 這時候，先鋒藝術中的荒誕、非理性、頹廢、晦澀、色情都變成了資本主義的調味品，先鋒藝術終于成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外圍部分。這樣，中國的先鋒試驗中的消極因素，也就成為有“根”的東西，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的不適應關系，也就能夠得到說明。

v總之，80年代的先鋒試驗，一方面在文化精神上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又不時干擾了這一進程，消解了現代化所需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這就是它的意識形態意義的要點。在激進的人們看來，這也許是一個折衷主義的結論。但我認為，這是一個符合中國現代化進程，體現了其復雜特點的結論。[1]

二、對話：九十年代的思想趨向

90年代以來，中國的思想界其實可以分成兩個板塊來看待。我們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科學社會主義研究界、經濟學界的研究狀況可知道，體制內的思想發生與面對中國當代實際的提問并沒有止息。90年代伊始，鄧小平南巡，引發皇甫平的著名評論。①而有的學者別提出，“理論界應該認真地開展一項研究工作，這就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性，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改革時代的實際任務之間的聯系.”②但是，在這個方向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除了經濟學界針對市場經濟的形成提出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話題外，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研究上，處在缺乏世紀位對話的停滯狀態。而不可否認份另一個事實是，改革實踐引發了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深刻提問。這在提問，恰好回應了強烈要求馬克思主義具有“時代性”的呼吁，這種呼吁從深層次上講，是由于蘇東的變化而引發的。關心社會主義命運的人們對產生于上個世紀的現代社會主義運動的今日狀況，對中國改革發展的命運深深地思慮著，并渴望著從深層次上回答一系列尖銳的提問。這些提問是任何關心當代思想狀況的人不可能回避的。從上述方向考慮問題，下列問題跳躍不過去：

1、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建立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出發點之一，是工人階級的貧困，而現在，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已擺脫絕對貧困狀態，那么，以無產階級革命為標志的經典社會主義運動還可能發生嗎?

2、列寧曾預言資本主義到了垂死階段，但二戰以后的歷史表明，現代資本主義不僅沒有滅亡，而且顯露生機。高科技和信息革命加速了資本車義的自我更新，如何理解“資本主義的沒落性”？

3、社會主義社會的異化問題，過去一直被當作“異己問題”。如何在新的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4、民主問題。斯大林主義與中國的“文革”式專政并沒有回答社會主義的新型民主是什么?特別在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使民主建設成為一次不可避免的歷史任務。

當然，我們還可以提出許多問起來對當前中國的現實思想狀況設問，然而不能不正視的是，如果我們還考慮社會主義的命運，那么，在總體上講，當代中國的思想界是無法回避這些基本問題的思考的。

遲至90年代中后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界在沉寂丁一段時間以后，以一批論文和著作拉開丁探索中國現代化之路的思想之旅。

所探討的問題集中在兩個方面：對蘇東解體的反思與當代中國改革命運的探討；更進一步，對一系列基本理論的再思考。實事求是地講，當代中國的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目前仍處在艱苦的思怒探索過程之中，這個探索過程是艱難的。90年代中期，刑賁思發表長篇論文闡明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以新的歷義條件作為出發點。但是，這只是個原則的十分重要的宣言和觀點，要么被人粗暴地批判，要么被迫不予理睬。90年代末，情況有了變化。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了《世紀脈搏》一書，匯集了近20位當前十分活躍的中青年理論家的理論成果。③在這部書中，就馬克思主義思想當代性問題作出了頗有新見的中國學者的見解。該書提出“回到常識、回到生活、回到理性”的原則，提出，“極左思潮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與人類的常識為敵”。④該書提出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的哲學觀與思想解放的本質聯系，提出，“中國市場經濟的不斷擴展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變革進程，呼喚新的政治哲學和法治理念的支撐。”提出了中國依法治國方略的具體的目標取向，明確在觀念層面確立權利本位取向，使公民在法律劃定的界限內有價值選擇、行為自由和利益獲得的可能性。[2]該書還鮮明地指出了社會主義運動與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啟蒙精神的內在的血緣關系，指出了：大膽借鑒國外的政治文明成果（包括政黨建設理論），以使當代中國的政治改革納入現代文明進程。

以上引文僅僅是90年代末體制內理論家企圖從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方向進行理論思考的成果。雖然只還是起步，但也已露出企圖創新馬克思主義的強烈傾向和努力。.這種創新意向與當代中國社會的現實走向不僅是由執政黨的綱領，而且也是由現實的社會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然而，改革正是在這個方向上的前進。它由于沒有現成的理論成果可以借鑒，所以放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肩上的擔子仍很重。

關于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從蘇東解體以后的思考中獲得啟示。國外最新的研究表明：馬克思注意思想家在思考斯大林社會注意模式的“替代模式”。他們在發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面臨的自然極限”、“早期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結束和信息時代的變革”、“社會主義的結構范式向價值范式的轉變”、[3]他們提出，未來社會主義的成敗取決于能否克服現實社會注意的三種錯覺；集體主義與個人的分歧、國家與市場的對立、社會主義

與消滅私有制的關系。他們認為，今天的社會主義者應當用“市場、民主、法制、國家”這樣的口號武裝起來，否則，就不會有現代文明。[4]有些文章我們看以下標題就可以知道它的思考方向了：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揚與民主主義問題—論新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日本京都大學教授碓井敏正）、《明天的社會主義》（法國巴黎第十大學哲學教授托尼.安德烈阿尼）等等。從上述引述中我們可以知道，關于當代社會主義命運的理論思考，已成為一種國際潮流，在中國思想界，也已開始成為一股越來越強大的理論活動力量。這一切，是一切關注當代中國社會與文化命運的人不能不予以重視的。

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方向的探索相異，中國思想界的另一種聲音也頗為值得重視：即在知識界日益成為重要精神現象的自由主義聲音。我們目前所見的文獻，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方面是從各種層面對新老自由主義原則和觀點的肯定、宣傳；另一方面是對自由主義文獻的歷文資源的挖掘。這兩者相在一起，形成了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思想界不小的浪潮。中國學者對自由主義的解釋可以說是出于需要的“老調重彈”。一篇文章如市說：

“自由主義的出發點是人，而且是作為個體的人，它主張個人的尊嚴、自由、權利的來源不在別處，僅在于人自身，在不妨礙他人的前提下，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國家的權力基于個人的同意，他們為調整、規范優于單獨生活的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而讓渡了自己的部分權利。”[5]

當然，，這里沒有太新鮮的東西。自由主義理念發展了近三百年，無論是英美傳統還是大陸（德法）傳統，其內涵都已發揮到淋漓盡致。中國學者的任何解說已都不再新鮮。[6]應當說，自由主義是什么，對當代中國學人來講，已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認知的東西，然而，自由主義對當代中國的意義何在？自由主義能否使中國走主現代化之路?自由主義能否取代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的實踐功能的歷史價值何在?在當代中國，這不能不是一個問題，而且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話題。純粹地作為一種思想史來談論自由主義，就如在學院的課堂上談論任何一種學科對象一樣，缺乏它的實踐品格。

在我們要認真對待這個“自由主義怪物”的時候，發現中國現代思想史上對它并沒有一次認真的清理。本世紀初以來的中國歷史選擇了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在20年代曇花一現以后，在中國政治舞臺上隨著自由主義大將胡適的退隱而走向邊緣。80年代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思想是以“啟蒙”的名義登堂入室的。可以這樣說，8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舞臺上“自由主義第一次有著一展自己身手的歷史際遇—這個際遇走由于激進主義的全面受挫而造成的。

分析這樣的歷來際遇的成因需要很長的篇幅。我只想在這里指出，歷史性的思想運動并不是人們隨心所欲的創造物。在這里應得著一句老話：規律是無可違避的。有些學者已注意到從描述歷史表象到具體地研究現代歷史運動的基本規律。提出了“客觀可能性空間”、“中介性過渡社會”等概念，從而使人們開始注意到“歷史的現實可能性”這樣的歷史哲學問題。

“激進主義的全面受挫”意指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思想進程的社會性特征。這個特征又很有力地說明了：作為思想創造者個人在社會歷史發展中受到歷史制約的限度是有彈性的。我引一段文字來說明這個觀點：“須知立憲在中國的實現并不是全無可能的，即便到了1905年之后，也還存在著立憲的微弱前景，還有一些號召力，特別是對那些從舊營壘中漸次覺醒過來而又害怕革命的人們。……歷史提供了可能的條件，但清王朝卻沒有一個認識這些條件的人。[7]

縱觀現代中國，誰又能明明晰晰地認識到激進主義既合理，又有超過歷史限度的不合理性呢？誰來把握這個“度”呢？思想史的不成熟只有讓歷史的動蕩來懲罰了。過激的激進主義主張，把一些可能的歷史際遇喪失，把一些歷史的合理性喪失，從而一次又一次地讓我們從原點起步。

以“文革”為標志的激進主義的失敗，使自由主義大模大樣登堂入室。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本來可以在本世紀20—30年代思想上綜合啟蒙運動以來的合理化精神成果，從而使歷史走上漸進的路，然而，事實不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者，本來可以在40—50年代按照毛澤東的設想，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完成一個漫長的過渡期，然而，事實也回答說：不！歷史的合理性就在一瞬間與我們擦肩而過。

我們目前面臨的自由注意思潮的全面挺進，不客氣地講，是又一次思想的“激進方式”的出場。這是一種忘乎所以式的歷史運動的回光返照。只要看看本世紀20—30年代許多知識分子一覺醒來就時髦地宣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一樣，今天的不少人以“個人”、“自由”、“權利”、“公正”等口號身稱自己是捍衛人類基本價值的“自由主義者”。它的出場是以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演變”的受挫為歷史性前提的。當然，這本身是一種歷史的合理性。一切對此持批評和懷疑態度的人，首先應當檢討的是：歷史為什么走到這一步而不是走到另一步？稍縱即逝的歷史條件是如何未被把握的？

目前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實在是勉為其難的。批評者認為目前學界鼓吹的自由主義其實并沒有實行自己的原則，它導致的是專制和不平等。[8]自由主義以“經濟活動不得干涉的名義”，捍衛并造成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著經濟活動的最大利益集團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實。“自由主義站在當時社會最強大的勢力一邊，而不是站在社會公正和人民民主一邊”。[9]這種批評企圖提示自由注意實踐所造成的消極后果，然而，請批評者注意，這種消極后果正是自由主義的初衷所不容的。

倒是為自由注意的某種辯護觸及到了深層次的問題。一篇文章如是評論自由主義對當代中國的意義：“其一，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推動社會財富積累有效的方式，它對于貧窮的中國來講，可以推進我們采取有效的經濟建設方式，以便治理貧窮。其二，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推動社會政治生活健全化化的方式，它對于長期陷于專制極權的中國人來講，可以促進我們進入一種適當的政治生活狀態。其三，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寬容理解的思想方式，推動科學技術與學術思想的繁榮，它對于一個長期處于思想控制與科學孱弱的中國來講，可以指引我們~J朝向一個民族精神解放的方向發展。”[10]

我認為一切贊同或批評自由主義的人，都可以從上述表達中引發出直指要害問題。.簡而化之，問題是：自由主義的經濟路線是否是中國經濟發展的良方?第二，中國的政治民主是否由自由主義來發展?第三，自由主義對民族精神的解放是否是一劑良藥？

分歧、創新、探索、嘗試……，精神生產的合力最終指向一種合理性的目的。如果不想掩蓋問題，那么，我們應當老老實實地承認，迄今為止知識界所做的種種探索，都還只是在某種歷史運動的過程中。

要構建一些新的東西，需要某些前提。現今的前提之一是：能不能認定歷史發展過程中有一種叫做“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的形態?前提之二是：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的國情中，它能否最終成功?

這兩個前提不是老生常談。請看今日中國之知識界，在以各種名義為當代中國開設的文化藥方中，這兩個前提往往不在考慮之內的。以全然化名義打出的市場牌，簡單而又便捷地將自由主義形態全套照搬。上節引文再好不過地說再機地說明了這種立場。“自由主義……可以治理貧窮”，這種簡單的、武斷的、粗暴的、一廂情愿的說法，實在與我們的常識和“中國感覺”離得太遠。迄今為止的世界史，自由主義為一些國家帶來財富的同時，又給另外一些國家帶來財富的同時，又給另外一些國家造成了貧窮。西方一位政論家幾年前說過，這種混亂和貧窮，是自由主義的恥辱。至少可以這樣來評價自由主義的歷史實踐：任何觀念形態與社會實踐相溶合的過程，都是與各種具體的歷史條件相制約從而形成各種變異。自由主義也不例外。也就走說，它在一種社會條件的可實行程度，合理性程度，是由具體創歷史條件決定的。

于是，問題回到起點：可以使中國根治貧窮與走上現代化的，究竟是什么樣的主張（主義、觀念形態、思想……）就知識界普遍的討論而言，為什么在認同種種主義、思想的時候，不認真考慮已具有150年歷史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可能的命運？自由主義真的那么好，值得我們那么不知思索地撲面而去嗎？

可以這樣說，沒有別的辦法和前提讓中國知識界去考慮這樣或那樣的“主張”。就本質而言，目前存在著雙重的需要選擇和創造。而其原則和出發點只能是：怎樣才能使現實中國走向進步、公正、繁榮，以及人的自由發展？考慮這樣原則的時候，究竟是咬文嚼字地去表述某種已有的主張（或他人的某種說法），還是還理論以實踐品格？

哲學家的主張不僅僅是為了說明世界，根本的還是為了改造世界。

于是，對中國的當下而言，只有你根本上否定了社會主義運動存在的既有合理性，才可能給自由主義讓出空場。而否定這個前提是不太容易的。

盡管經過了修正，新自由主義立場也無法解決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社會公正問題。如果從全球范圍來看，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可能更大。那么，在社會主義名義下的社會進步和公正可能解決了嗎？這正是今日一切社會主義者苦苦追索的問題。一個顯而易件的事實市：現實社會主義以蘇聯的劇變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為例，遭受到了嚴重的挫折。一種以追求人類公正和自由的，反對剝削、壓迫、特權、不平等的理念在歲月的演化中異化為自己的對立面并成為歷史的唾棄物。可見，歷史是最公正的，歷史懲罰了愚弄者，但歷史并沒有終結。現實社會注意的受挫促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成長起來的社會主義者思考著它的前景。

關于這一點，國內出版的著作已經很多。這些著作在“知識界”是不太予以關注的。近紀念，這些反映當前研究水平的理論著作，提出了一系列人文學者不太關注的深刻問題，如，全球化與社會主義的命運、[11]馬克思主義在晚期資本主義中的地位、[12]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場與民主主義問題、等等。這些學者思考的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替代模式”，正是鄧小平所倡導的市場社會主義的時間。

碓井敏正這樣寫到：“我認為社會主義剩下的希望只存在于市場社會主義之中。……市場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社會構成體的變體，與蘇聯式社會主義具有同等理論價值，關于它的可能性應該得到更深入的研究。”[13]

包括中國的改革時間在內，世界范圍之內的社會主義運動與左翼思潮在九十年代末的勃興，使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試驗增加了它的可信度。但是，究竟在意識形態戰略上能夠提出什么新的內容，人們還是在探索之中。從歷史發展的經驗來看，今日社會主義運動要想順利地進入21世紀，根本問題已不在怎么做，而在于弄清為什么要這樣做。沒有理論，深刻的理論，沒有廣義上的意識形態戰略，中國的改革時間將無法深入。

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是存在著尖銳的對立與分歧的。

有一種觀點只承認當前的中國的改革只是社會主義原有體制中的經濟改革，仿佛市場經濟只是企業行為或商業活動。因此，他們不想承認也不考慮市場經濟給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結構帶來的根本性的變化。當然，在這種觀點指導下，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戰略與文化重建也無從談起。在他們的框架中，任何有關這方面的思考都是奇談怪論和離經判道之舉。

與此形成對照，國外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理論家卻以極為迫切的心情思考著斯大林之后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戰略。攝其要點，它們大致是：

1、正視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的變革，正視新技術革命形成的新的歷史環境。新的歷史條件是：技術進步正形成勞動危機，即雇傭勞動的消亡，這意味著傳統社會注意的發展基礎發生了變化。

2、強資本、弱勞動。全球化態勢已使信息為基礎的產業策略發生了變化，全球化的發展根本改變了雇傭勞動的形式和內容，進而改變了它的性質。資本全球化，而不是勞動全球化。

3、新共產主義。法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共產主義與官僚主義、專制主義、平均主義毫無關系，他主張的是為擺脫資本主義“為金錢而金錢”的邏輯變得更加人道的，在資本主義之后的社會。其前景是：在時代允許的條件下確保最大程度地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并在每個個人身上最大程度地實現人類的充分發展。[14]

還有種種其他的提法，其只想大致可以歸納為一種更為關心人的，提供每個社會成員充分發展的替代資本主義（以金錢拜物教為杠桿）的社會模式。顯而易見，這種意識形態策略是不同于自由主義，也不同于舊的模式的。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理論的當代發展，給我們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和思考背景。這些西方社會的理論家正是在考慮著超越自由主義的問題，而我們這里往往由于特別的歷史因素正在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