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漢董仲舒強調人君受命于天，宣揚天人感應，神化專制皇權以來，以尊君抑臣為特點的儒家大一統思想取得獨尊地位，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儒家大一統思想目的在于絕“篡祀”，維護皇權的至高無上地位。儒家的獨尊地位所帶來的儒家思想與仕途的結合，學術與利祿的緊密聯系，更進一步強化了儒家正統思想的地位。兩漢提倡經學，以經學人仕成為士人的利祿之門；其時的清議，可左右鄉間、郡國以至京師輿論，其理論依據為儒家綱常名教，它集中體現了儒家正統思想的價值取向，并直接影響到士大夫仕途的進退。這種情況促進了士大夫的主流價值觀與儒家正統思想合流。 東漢末年至三國鼎立，諸侯割據，戰亂頻繁，中央王朝勢力急劇衰落，儒家正統思想受到空前沖擊而嚴重削弱。漢室傾頹，群雄并起的社會現實，使士大夫的價值取向隨之發生變化，出現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一、士大夫價值取向的變化

1.天子受命于天的觀念發生動搖 東漢末年，董卓廢少帝，立獻帝，以臣子擅自廢立，一時朝野輿論大嘩，天下群起而攻之。盡管群雄起兵各有目的，但天下共討之局面的出現仍體現了儒家正統思想在維護皇權方面所發揮的特殊重要作用。到了后來，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玩弄漢獻帝于股掌之中，甚至公然殺害伏皇后，而在士大夫中引起的反響遠不及當初，受到抵制和反抗的強度與廣度也遠不及當初。這表明隨著割據局面的形成和發展，儒家正統思想觀念已經動搖并逐漸淡化。 更有甚者，一些士大夫對于窺伺神器的行為也予以默認，甚至推波助瀾。孫權建議曹操稱帝，固然別有用心。不過，在漢獻帝仍然在位的情形之下，孫權敢于公然說出這樣的話來，已經不必擔心被天下士大夫斥責為亂臣賊子。曹操方面對孫權的建議也并不認為大逆不道，只是純粹從利害的角度予以權衡。曹操以孫權書信示僚屬，侍中陳群、尚書桓階極力勸進，認為漢朝到了今天，“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曹操十分天下已有其九，若再尊崇漢帝，會讓天下人失望，曹操只有當仁不讓地做皇帝，才算是畏天知命。曹操則表示“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1]，其意思是并非自己不能做皇帝，只是留給兒子去做罷了。可見在曹操、孫權以及相當部分士大夫心目中，已經不把庇佑漢天子的天命當成一回事了，漢朝的皇權已無神圣可言。 當初董仲舒為了杜絕人臣以下犯上的僭篡行為，曾大量列舉天象示警的事例以震懾亂臣賊子。董仲舒在其著作中引用了近百條春秋傳記，反復強調的是非僭。《王道篇》說：“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為之食。……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征。”[2]然而漢儒為了維護皇權苦心營造的天人感應的神話，已被三國時期的現實無情地擊破了。 針對當時群雄逐鹿的局面，曹操說過：“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3]曹操所言確系實情。企圖稱王稱帝，或企圖擁立新主以求富貴者大有人在。周瑜勸魯肅投靠孫權，說：“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風馳鶩之秋。”周瑜等人顯然早有擁立孫氏取代漢室之心。魯肅更是私下勸孫權不必效法齊桓公的尊王之舉，認為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孫權應鼎足江東，進而占據長江流域，然后建帝號以圖天下。[4]袁術則公開表露其稱帝的野心，對群下宣稱：“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于諸君意如何？”僚屬之中除了主簿閻象委婉表示不妥，無人站出來反對。袁術稱帝后，先后被呂布、曹操擊敗，走投無路之際，又打算將帝號歸于袁紹。當時割據勢力中抱有登基稱帝企圖者不乏其人，之所以鮮有公開付諸實施者，并非由于儒家正統思想束縛，敬畏天命，只是顧忌有曹操這樣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存在而已。

2.無條件效忠君主變為有條件地選擇君主 東漢末年以來出現的政治上的多元格局，使定于一尊的儒家正統思想的束縛力大大削弱，同時也為士大夫提供了擇主而事的較大空間。表現為“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4] 袁紹四世三公，雄踞河朔，名震天下，實力強盛，并且能折節下士。袁紹待荀或以上賓之禮，荀或弟荀湛、同鄉辛評、郭圖皆為袁紹所任用，荀或卻認為袁紹最終不能成大事，于是棄袁紹而投曹操。[5]郭嘉接觸袁紹之后，對袁紹謀士辛評、郭圖說：“夫智者審于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于是也離袁紹而去。后來郭嘉受曹操召見，與曹操共論天下大事，雙方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曹操說：“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郭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6]這是士大夫以是否具有雄才大略足以成大事作為選擇君主的標準。 周瑜的叔父在袁術屬地任丹陽太守，周瑜前往省親，袁術欲以周瑜為將，周瑜觀察袁術終無所成，于是借故東歸，回到孫策麾下；[7]袁術任用魯肅為官，魯肅見袁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便率家人部曲南下，后來投奔了孫權。[4]顯然，周瑜、魯肅決定去留的情形與荀、郭類似。 陳登曾勸劉備人據徐州以成霸業，劉備猶豫不決。陳登當即表示：“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便君也。”[8]這是士大夫以是否愿意納諫作為選擇主公的標準。 諸葛亮隱居隆中，抱膝長吟，自比管、樂，并非不求聞達，只是鳳凰非梧桐不棲，自有擇君的標準罷了。諸葛亮自幼由叔父諸葛玄撫養長大，諸葛玄曾受袁術推薦而署豫章太守，后來又投靠故人劉表。諸葛玄死后，諸葛亮躬耕隴畝，從未考慮在劉表或袁術手下為官。諸葛亮最終決定輔佐劉備，因為劉備“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9]而且又三顧茅廬，精誠所至，諸葛亮才決定出山相助。這體現了士大夫選擇君主的另一種標準：既看重漢室宗親身份，更看重主公的道德感召力和人格魅力。

3.過去被壓制的價值觀念重新抬頭 戰國秦漢以來，游俠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特殊社會群體。游俠或振人于窮急，脫人于厄困；或睚眥殺人，稱霸一方，與豪強結合形成一股社會勢力。游俠以武犯禁，為法度所不容。但游俠言必行，行必果，一諾千金，扶危濟困的行為，一直頗受士人稱道。游俠講義氣重然諾的價值取向對社會有相當影響。漢武帝為加強中央集權，任用酷吏打擊游俠豪強，游俠及其社會影響逐漸淡出，幾近銷聲匿跡。 三國時期，在正統思想弱化、價值取向趨于多元格局的情況下，游俠講義氣重然諾的價值觀念重新抬頭，對于割據稱雄者爭取和維系人心，鞏固內部團結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劉備與關、張，名為君臣，實則恩若兄弟。關、張等人出生人死長期追隨劉備，并非主要出于忠君的正統觀念，而是由于劉備個人恩德的感召，其核心是同生共死的朋友兄弟之義。關羽被曹操所擒，曹操對他優禮有加，但關羽仍執意離去，曾嘆息道：“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11]后世對關羽“義薄云天”的評價，就是對三國時期士大夫價值取向的一個明確的詮釋。 劉備白帝城托孤，謂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9]對諸葛亮不是責之以忠，而是動之以情，勉之以義。無論劉備說這話是出自何種考慮，若按漢代儒家正統觀念，作為蜀漢皇帝說出這種話來是絕對有違禮制的。蜀漢以漢室正宗自居，以復興漢室為己任，蜀漢天子絕對只能姓劉而不能姓諸葛，即便嗣子是白癡，江山社稷也絕對不能讓諸葛亮取而代之，這是一個統緒攸關的重大原則問題。當年漢哀帝乘著酒興對寵臣董賢說：“吾欲法堯禪舜，何如？”大臣王閎立即嚴正指出：“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于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12]在漢代儒家正統觀念中，即使是天子戲言讓位于外姓也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可見，劉備與諸葛亮之間為后世稱羨不已的理想君臣關系，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儒家正統觀念中的君臣關系，而是一種摻合了朋友之義的君臣關系。 在孫吳集團中，這種以義氣維系君臣、同僚關系的現象也比比皆是。 孫策創業，以張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13]顧雍迎母于吳，既至，孫權前往迎賀，親拜顧雍之母于庭。[14]以君主之尊而拜部屬之母，顯然是欲以朋友之義來鞏固君臣關系，以贏得部屬的效忠。 太史慈被孫策所擒，孫策為之解縛勸降，并咨詢進取之術。太史慈表示愿意回去召集舊部前來歸降，孫策當即應允，并與太史慈約定返回時間。諸將皆認為太史慈必定一去不返，孫策卻說：“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太史慈屆時果然率眾來歸。[15]孫策與太史慈這番言行，儼然當年游俠再世。 劉備伐吳，有人說諸葛瑾已遣人往蜀，孫權說：“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在孫權看來，自己與諸葛瑾的關系不僅是君臣關系，更是莫逆之交，維系他們關系的主要不是君臣綱常，而是一種生死不渝的朋友義氣。

二、士大夫價值取向的變化帶來的社會影響

在封建社會中，士大夫的價值觀體現社會主流價值觀。三國時期士大夫價值取向的變化，對后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首先，士大夫心目中君權神授觀念淡化，使權臣篡位越來越無所顧忌。西漢末年王莽篡漢，猶托名周公輔成王，對士大夫的輿論還有相當顧忌。曹丕篡漢，還須借禪讓作為掩飾，對君臣勸進再三假意辭讓，然后才取而代之。篡位后對廢帝多少還有一定優待，至少保全其性命。自司馬炎篡魏，到南朝帝位更替，篡位變成赤裸裸的軍事政變，對廢帝大都從肉體上予以消滅。五代軍閥甚至聲稱“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兵強兵壯者為之”。漢儒樹立的天子受命于天的神話幾乎完全破滅。直到宋代以后，皇權神圣的觀念才重新得以構建。 其次，士大夫實用主義價值觀念泛濫。許多士大夫在改朝換代之際順勢投靠新主，死義守節之人越來越少。篡位者受到的實際抵制大大減弱。魏晉以來，篡位之風大盛，歷數百年而不衰，愈演愈烈，與此不無關系。 再次，以義氣為重的價值取向與儒家正統思想為代表的社會主流意識并存，逐漸為后世下層社會所吸取，成為凝聚力量反抗主流社會的一種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