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后期，對著作的注釋漸漸多了起來。延篤著有《史記音義》，服虔著有《漢書音訓》，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他們對史書的注釋如同對經(jīng)書的注釋一樣，都是重在名物訓詁。在以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這種一直延續(xù)著。直到南朝才發(fā)生了變化，出現(xiàn)了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新式注釋方法。對此，不論南北，都有人響應。不過，從總的方面看，舊式的、著重于名物訓詁的方法在裴注以后仍然占據(jù)著主流的地位。以往對裴注的碩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優(yōu)劣評價或靜態(tài)描述，很少從變化的角度討論。本文所關(guān)注的是：在史學史上為什么會有裴注出現(xiàn)？裴注為什么難以為繼？

一、漢末魏晉時期對《漢書》的注釋

漢末魏晉時期不少人對史書加以注釋。當時注釋家最感興趣的是《漢書》。顏師古在《漢書敘例》中開列的屬于這一時期的注釋家有二十二人: 1、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后漢秘書監(jiān)。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 2、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后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初名重，改名祇，后定名虔。 3、應劭字仲瑗，一字仲援，一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后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 4、伏儼字景宏，瑯邪人。 5、劉德，北海人。 6、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jù)，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 7、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8、李奇，南陽人。 9、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xiāng)侯。 10、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后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 11、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為博士。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12、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lǐng)秘書監(jiān)，散騎常侍，永安衛(wèi)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13、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14、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15、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常侍，弘農(nóng)太守，領(lǐng)典農(nóng)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侍郎，中書令，后轉(zhuǎn)為監(jiān)，封廣陵亭侯。 16、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17、韋昭字弘嗣，吳郡云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博士祭酒，中書仆射，封高陵亭侯。 18、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19、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nèi)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議》。 20、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 21、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nóng)太守。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 22、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lǐng)秘書監(jiān)，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lǐng)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lǐng)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謚文穆公。

顏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并未注釋《漢書》。姚振宗《后漢藝文志》所載《漢書》注釋家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其次，顏師古排列名單是以注釋家生活為順序的。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后，而不能居于首位。最后，鄧展、文穎后所謂“魏建安中”云云是錯誤的。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1]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以上注釋家，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shù)人往往事跡無聞，正如顏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家注釋，雖見名氏，至于爵里，頗或難知。”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東漢的注釋家如延篤、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建安以后眾多注釋家事跡無聞，學術(shù)地位不高。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注釋已非學術(shù)主流。第二，按時代而論，注釋家以漢魏時期為主。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西晉只有晉灼、劉寶、臣瓚三家，東晉只有郭璞、蔡謨兩家。郭璞“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而蔡謨只是“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按《敘例》所說，晉代注釋家的工作是以集解為主： 《漢書》舊無批注，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xù)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后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并題云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為重要。按《隋書·經(jīng)籍志》載，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后漢書》卷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可是若按《敘例》說，應劭并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瓚”，應劭的注釋應稱為《漢書音義》。姚振宗不同意顏師古的說法。他在《后漢藝文志》中說：“按顏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疑應書、瓚書卷數(shù)相同，顏監(jiān)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jù)，顏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敘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jù)的。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確認為《漢書》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才出現(xiàn)的。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于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于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家。”[2]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眾多的注釋所做的。注釋減少了，總結(jié)性的集解一再出現(xiàn)，這些都是學術(shù)將變的征兆。

二、裴松之《三國志》注

南朝劉宋時，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在史學史上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裴注與漢末以來注釋家著重于名物訓詁的注釋有明顯的不同。據(jù)沉家本統(tǒng)計，注中引書“經(jīng)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3]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運用傳統(tǒng)注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于箋注名物，訓釋文義，裴注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4] 楊翼驤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注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類。他認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注不過是附帶的工作”。[5] 這些意見都是正確的。裴松之在《上三國志注表》說：

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guān)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nèi)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務在周悉”、“補其闕”、“懲其妄”是裴松之注《三國志》的主要目的。就“補其闕”而言，裴注是達到自己的目的了。《三國志》在許多關(guān)鍵處多語焉不詳。如關(guān)于九品中正制的創(chuàng)立，《陳群傳》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此外，如官渡之戰(zhàn)、赤壁之戰(zhàn)等重大事件，又如建安文學、正始玄風等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變化在《三國志》中也都記載不多。若無裴松之的補充，我們對那個時代的了解遠遠達不到今天所能達到的程度。 裴注出現(xiàn)后，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

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6]

與劉知幾不同，贊譽裴松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注給予肯定。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7]《四庫提要》作者對裴注有褒有貶，既認為裴注“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又從積極的方面說：“然網(wǎng)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jīng)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zhuǎn)相引據(jù)者，反多于陳壽本書焉。”關(guān)于以往史家對裴注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讀者可以參看。 以上對于裴注的評價反映了傳統(tǒng)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yōu)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注，更應關(guān)注的是，歷來對史書的注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著眼的，為什么裴松之卻要發(fā)明出一種新的注釋方式？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8] 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于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9]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tǒng)史學批評的大家，但這些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注釋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注出現(xiàn)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所致。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于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異二卷。”）云：

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眾僧和聚會，悉受無戒！于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囑授清凈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凈！答言：說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