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三國歸晉后，政局趨于清平，思想趨向儒教，激發了文人的政治熱情和創作欲望，西晉文壇出現了被文學史家嘆為“文章中興”的太康文學。由于魏晉是承平受命型的改朝換代，太康文學從而呈現出清英綺靡品性，流露出進取與浮躁之氣，同時，它在詩賦體格的繼承與革新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它逆承正始而棄其玄默，遠祧建安又蛻其梗概，宋齊梁陳文學皆是對太康之清英綺靡的繼承與發展。鐘嶸的“文章中興”說，成于對漢后600年來以五言詩為主的詩賦創作的宏觀考索，是文學史家與批評家富于理性的卓識與創見。

經過漢末數十年的大動亂和鼎立三國的大爭斗，西晉太康元年(280)，晉武帝滅吳。三國歸晉，歷史再次走向統一。西晉立國，雖然只有半個世紀，但是就在這短短的50年，整個文壇卻呈現出了異彩紛呈而且影響深遠的嶄新氣象，這就是文學史家嘆為“文章中興”的太康文學。 三國歸晉的政治意義 自從漢末播遷，政局動蕩，迄于三國鼎立，國家分裂，往日大漢帝國政治統一、思想統一的一元化格局早已蕩然無存。士人們生活在這樣的亂世里，其思想信仰、政治志向與前途命運，大多陷入了空前的迷亂和危機。王粲避亂飄泊，流離荊州，長達15年，其《登樓賦》低回俯仰，哀感動人。阮籍依違于曹魏、司馬政治派別之間，因此有《詠懷》82篇，雖然意在譏刺，而又多有隱晦，因此百代之下，難以測其幽深。由此可見，風衰俗怨，故有建安慷慨之氣；厥旨淵放，爰生正始詭隱之風。 但是，一旦司馬氏篡魏，政局立刻明朗化，擁戴新主，歸附新朝，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文人們又一次開始夢想以文學博取功名，當然不會再像王粲那樣登樓徙倚，忉怛ｃǎｎ＠①惻，也當然不會再像阮籍那樣慟哭歧路，玄默自晦。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嵇紹應晉武帝司馬炎之詔而出任秘書丞。《世說新語·政事》記載：“嵇康被誅后，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嵇康為司馬炎為之父司馬昭所殺，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但在這里，一邊是作為人君敢于特詔起用，并且破格任命，一邊是身為人子能夠捐棄前嫌，而且聞命出山，此時距嵇康被害還不到20年。又過了20余年，正是這位嵇紹，在武帝之子惠帝遭遇叛軍襲擊時，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抵擋利箭。對此，有些人頗不以為然，郭象還作文非之，謂“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死àｎ＠②主，義不足多”。（見湯球輯王隱《晉書》卷七《嵇紹傳》）其實，這都是皮相之談。嵇紹并非趣進之徒，當賈謐以外戚之勢炙手可熱時，潘岳、陸機等人爭相附托，但史載“謐求交于紹，紹距而不答”（《晉書·忠義傳》）。很顯然，嵇紹忠于的是國君，更是朝廷和國家。國家統一了，政局統一了，士人們沒有了正始名士的玄默之色、ｘìｎｇ＠③直之氣，找到了建安志士的功業心與使命感。此外，他們還多了幾分機遇，幾分希冀，幾分自信，因為國家畢竟是在走向統一。 政權的統一必然要求思想的統一。司馬懿、司馬昭父子翦除政治異己何晏、嵇康的同時，被視為思想異端的玄學思潮也隨之陷入低谷，在漢代就已被確立為官方正統的儒家思想立即在西晉得到重視和扶持。相對于清靜無為的玄學而言，儒學的積極進取、戮力王室的價值取向，無疑更符合新生政權的政治需要。晉武帝即位之初，詔求直言，傅玄便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后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于今。今陛下……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批判勝朝，歷來為勝利者所樂道優為。果然，傅玄此舉得到了晉武帝的大力支持，他立即宣稱：“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并且命令傅玄著手草詔。傅玄受此鼓舞，便正式提出了“貴儒興學”的主張，稱“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當務之急便應“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晉書》本傳）。稍后，傅玄便高升侍中。西晉開國，像傅玄、張華諸人以儒者氣象正色立朝，官位顯赫，就是思想趨于一致的表現。 三國歸晉的文學影響 三國歸晉，政局趨于清平，思想基本統一，這些都空前地激發了文人們的創作熱情。 泰始四年(268)，晉武帝率后妃百官躬親藉田。初次出仕的潘岳，親歷這一新朝盛典，滿懷激情，揮毫寫下了嶄露頭角且高步一時的《藉田賦》：“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長幼雜ｔà＠④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發，躡踵側肩，掎裳連＠⑤。黃塵為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ｂｉàｎ＠⑥舞乎康衢，謳吟乎圣世。”通篇歌功頌德，感激涕零，這應該是一個青年詩人發自內心的感動，至少也是表達了“兆民賴之”的一種信賴與期盼。 太康元年(280)，平吳之役大功告成，5年前以一篇文采斐然的《ｍéｎｇ＠⑦汜賦》一舉成名而起家為著作佐郎的張載，又揮筆寫下了豪情激越的《平吳頌》：“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于舊章。布亙地之長羅，振天網之修綱。制征期于一朝，并箕驅而慕張。爾乃拔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群丑率從。望會稽而振鋒，臨吳地而奮族。眾軍競趣，烽飚具舉。挫其輕銳，走其守御。”還有摯虞，檢《晉書》本傳，西晉建國，摯虞便得以舉賢良，與夏侯湛等17人策為下第，拜郎中，除聞喜令，以“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ｙì＠⑧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云：“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發反景，承正受朔。龍馬ｋｕí＠⑨ｋｕí＠⑨，風于華陽。弓矢橐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余皇。雄劍班朝，造舟為梁。圣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跡，將明其蹤。喬山為岳，望帝之封。猗歟圣帝，胡不封哉！”這篇熱情洋溢的《太康頌》，可以看作是當時大多數人的普遍心聲。而且在摯虞現存的所有詩作中，也無不體現出“蕩蕩大晉，奄有八荒”（《贈褚武良》）的豪邁激情。 最能體現西晉士人政治熱情與創作激情的作品，還得首推《三都賦》。這是左思構思十年、嘔心瀝血的傳世之作，洋洋灑灑萬余言，可謂空前絕后。因晉承魏統，左思便運用后發制人的手法，在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遞相挫敗后，魏國先生以睥睨天下的氣概、惟我獨尊的豪情，指斥蜀、吳“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龜鱉”，呵斥“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卒使西蜀公子、東吳王孫心悅誠服、俯首稱臣：“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此文一出，文壇巨擘皇甫謐、張華交相稱贊，博學之士張載、劉逵爭相作注，時人競相傳抄，洛陽為之紙貴。從這一切，我們可以充分感受到西晉士人的政治歸附感與國家自豪感。 新主受命，必有禮樂更替之事，這當然又少不了文人的熱情參與。泰始二年(266)，傅玄修改郊廟歌22首，制作鼓吹曲22篇，都是宣敘大晉功德。“禪讓”“革命”時代，國家特別需要文人的如椽大筆，所謂“大手筆”便是起源于政權的廢舊立新，而文人的天真與膚淺，也總在改朝換代之際，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地上演著《劇秦美新》的歷史悲喜劇。這時候，政治與文學總是一拍即合。 還有“二十四友”，它作為一個“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在“權侔人主”的外戚賈謐羽翼之下結成的士人集團，帶著政治與文學的雙重身份，在西晉文壇上扮演著特殊的角色。徐公持先生指出：“他們的今存詩幾占全部西晉文士詩歌的一半……他們的文學活動對于構筑當時文學的整體繁榮氛圍，起了決定性作用。從文風上看，‘二十四友’首要特質就是浮華躁競，而這種浮華躁競文風主要表現于今存他們的贈答詩中。……‘二十四友’文風的另一特質即是尚靡麗鋪張、重技巧雕琢……他們的文學傾向有得有失，但他們在文學形式和寫作技巧上的努力，也應視為文學史上的一種進步。”（注：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頁。）現在看來，“二十四友”存在的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三國歸晉給當時的文人們提供了歷史的機遇，而對政治的依附、對功名的熱衷以及對權勢的趨附，則是封建文人士大夫與生俱來的劣根性的外在表現。正是這種熱衷與趨附，使得四面八方的文人聚集起來，賦詩贈答，既籠絡關系，又切磋詩藝，從而“對于構筑當時文學的整體繁榮氛圍，起了決定性作用”。石崇、潘岳、陸機、陸云、左思、摯虞、歐陽建、劉琨都是才思過人，作品宏富。若少了他們的創作，“文章中興”確實要大打折扣了。 太康文學的時代特征 《文心雕龍·時序》曰：“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沖動墨而橫錦，岳、湛曜連璧之華，機、云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成公之屬，并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為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嘆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古今情理，原始要終，百世不移。劉勰精辟地論述了文變興廢與世情時序的因果辯證關系，對太康文風的提煉概括也是高度凝練和準確，但是，對于太康文風的時代特征及其歷史成因，似乎沒有深究。本文于此，略作探討。 （一）承平受命的時代，清英綺靡的文風 劉勰認為西晉不文，那是對統治者的批評，西晉諸帝也確實沒有像魏之三祖那樣倡導文藝。但武帝承平受命，惠帝清靜守成，他們為整個魏晉南北朝文學提供了極為難得的四海統一、天下太平的短暫和平與安定，這便對西晉的“文章中興”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我們知道，建安文學的表現是梗概多氣，志深筆長，那是風衰俗怨、世積亂離的產物；正始文學的特征是清峻遙深，厥旨淵放，那是世尚通脫、師心使氣的結果。太康文學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則是因為它生長在承平受命、清靜守成的和平年代。 洛陽紙貴的《三都賦》，文彩斐然，才思翩翩，連心氣高傲的一代作手陸機也絕加嘆服，那是因為左思“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晉書·文苑傳》）。這樣的鴻篇巨制，這樣的精雕細琢，需要和平年代。同樣，體新思精的《文賦》，才情郁勃，聲情并茂，那是因為陸機閉門讀書，十年不出，才能精騖八極，心游萬仞，這樣的覃思默運，也需要和平年代。 反過來，和平年代也需要并從而產生結藻清英、流韻綺靡的文學。諸如傅玄清麗可喜的樂府，張華兒女情長的情詩，左思兄妹的贈寄，陸機昆弟的酬答，還有潘岳的悼亡，石崇的游園，名篇佳句，綺情藻思，都是和平年代文人的和平心境的自然產物。他們沒有建安、黃初志士那種攬轡澄清天下的豪情壯志，那種橫槊譜寫詩篇的英雄本色，他們也沒有正始、竹林名士那種身陷險惡政爭的憤激憂苦，那種追求自由、師心使氣的倜儻風流。他們既缺乏建安風骨的力度，也缺乏正始玄思的深度。因此，他們很容易流于“兒女情多，風云氣少”（鐘嶸《詩品》評張華語）。事實上，更多的是當世客觀上的風云氣少導致了詩人主觀上的兒女情多。這樣，“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便成為西晉文人對于文藝創作的亮麗宣言。政治方向明確、生活環境安定、思想觀念積極，文人們下筆為詩，自然易于清英綺靡。 （二）改朝換代的景色，進取心與浮躁氣并呈 魏晉雖說是承平受命，畢竟為改朝換代，太康詩風里也不乏作新之氣與昂揚之聲。如左思《詠史》（“弱冠弄柔翰”）的豪邁之情、功業之念，溢于言表。西晉文風并不是一派輕綺。且不說“義多規鏡”、“世執剛中”的傅玄、傅咸父子，即如張華，雖以情詩見長，但也有《壯士篇》（“天地相震蕩”）這樣的激昂之作。再如潘岳、陸機，也有《西征賦》、《赴洛道中作》等為數不少的梗概多氣的蒼涼之作。總之，西晉詩人大多都在詩作中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對志節功名的渴望，不同程度地體現出對“氣骨”“風力”的追求。從傅玄的“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雜詩》）、張翰的“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雜詩》），到陸機的“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長歌行》）、左思的“英雄有屯ｚｈāｎ＠⑩，由來自古昔”（《詠史》），直到劉琨的“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窮”（《扶風歌》）、“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重贈盧諶》），我們應該是不難體會到一種有別于輕綺之風的厚重清剛之氣的。 但是功名之念若過于強烈，便容易走向浮競熱中。潘岳諂事權貴，望塵而拜，其詩作便自然流露出輕躁之氣。如“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在懷縣作》），通篇嘆微嗟卑，對升沉得失耿耿于懷。與潘岳同時趨附賈謐的陸機，其詩中也不免表現出躁進之色，諸如“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饑食猛虎窟，寒ｑī＠(11)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猛虎行》）之類，表面上自責，其實掩蓋著他對功名事業的苦苦追求，而這種功名感更掩蓋著他不甘寂寞的趣進之心。太康文壇，浮躁也并不僅是潘、陸二人，他們也不過是“二十四友”一分子，甚至連“二十四友”也只是當時文壇的一個縮影。“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左思《詠史》）這未嘗不是“二十四友”之徒的客觀寫照，所以接著便有“自非攀龍客，何為ｃｈｕā＠(12)來游”的自嘲與自責。日后“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的覺悟與決裂，“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欣慰與自豪，但并不能抹去當時攀龍附鳳的事實。浮競熱衷以及隨之而來的孤危愁苦、憤激不平，都是文人在追逐功名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政治幼稚綜合癥。這便是西晉文壇在改朝換代的特定時期所固有的時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