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播角度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

王平

【內容提要】學術界普遍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一書的故事內容是累積而成的，但又認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書不是累積而成，從而對其成書年代產生了種種分歧。本文從傳播角度對這一問題作了重新思考，認為其文本的寫定同樣有一個累積或演變過程，其起點應在元末，而其終點則應定為嘉靖元年即該本正式刊行之日。【關鍵詞】傳播《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年代

關于《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觀點，沈伯俊先生曾概括出五種意見，即“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成書于元代中后期”說、“成書于元末”說、“成書于明初”說及“成書于明中葉”說。沈先生同時還指出，“除了‘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顯然難以成立之外，其余四說，各有所據，各有一批贊同者”。并認為“結合以上各種因素，目前比較穩妥的說法仍然是，《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而成書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1）不少研究者也確實接受了“成書于明初”說，如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等就是如此。

筆者以為，要解決這一所謂的“世紀課題”，繼續挖掘有關資料固然十分重要，但首要的問題還在于解決一個困惑已久的疑點，即為什么對于同樣的材料，人們卻會作出不同的解釋，得出不同的結論。基于這一考慮，筆者擬從傳播角度對此問題作出解釋，是否成立，還請方家賜正。

一

人們都不否認，《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過程是一個累積型的過程。既然是一個過程，就必然有起點有終點。起點是指這部小說創作的開始時間，終點則指這部小說完成的時間。在通常的情況下，起點與終點就是指該小說作者的創作時間。又因為羅貫中生活于元末明初，因此便有了成書于元代中后期、元代后期及明初等觀點。但對于《三國志通俗演義》這部累積型的小說來說，問題并不那么簡單。就拿創作的起點來說，認真推敲起來，人們對起點的含義實際上是非常模糊、含混的，例如，所謂起點，究竟是指這部小說文本開始寫作的時間，還是指有關三國故事開始流傳的時間？如果是指小說文本開始寫作的時間，那么是指的哪一種版本？持“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觀點者所指的版本是江夏湯賓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國志傳》，（2）持其它觀點者所指的版本都是現在能夠見到的最早版本即嘉靖元年的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那么又如何確定它們各自的創作起點呢？于是，研究者們從不同的方面來尋找答案。

“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雖然至今無人贊同，但其不被人贊同的原因卻值得深思。沈伯俊先生指出“此說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內容的明顯事實”，這實際上就是從傳播角度作出的解釋。在此有必要略作些分析，持這一觀點者發現《全像通俗三國志傳》中有“迄至圣朝，贈號義勇武安王”的說法，又“記有相當多的關索生平活動及其業績”，還有15處的地理釋義可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于是便認為該本應成書于宋代乃至更早。對于第一條根據，已有人指出“圣朝”不是指宋朝，而是指元朝（3）。對于第二條，實際上論者本人已經作出了解釋：“關索其人其事，輾轉說唱流傳時代，應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間，而這也可能是《三國演義》成書遠及的時代。”這里，顯然把三國故事流傳的時代與《全像通俗三國志傳》文本的成書時代混在了一起。至于第三條根據，即有15處地理釋義可推斷為宋人記宋代地名，則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因為有的學者根據嘉靖元年刊《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中的“今地名”都系元代地名而得出“成書于元代中后期”說。

以書中的注解來考定該書的成書年代，不失為一種較好的方法，但有一個前提，即必須確定作注者的身份及其生活的年代。上述兩種觀點雖然依據的是兩種版本，但問題卻是一致的，因為在這兩個本子的注文中，又分別出現了明初的地名或宋代的地名。前者17處地理釋義有兩處是明初的地名建制；后者則出現了將宋代的地名作為今地名的情況。張國光先生曾指出這種現象由兩個原因所造成，一是故意擬元人口氣，借以證明此本確出于元人羅貫中之手，以取信于讀者；二是由于作者的地理知識有限，他根本不熟悉三國地名系明之何地，只知道抄錄舊籍。（4）他進而認為，作者就是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作序的蔣大器。

筆者以為，既然故意擬元人口氣，以取信于讀者，為何又出現把宋地名作為“今地名”的錯誤？究竟是讓讀者相信還是讓讀者大惑不解？如果真是作者的地理知識有限，他又何必浪費筆墨去作這些注解呢？比較這兩種版本，一是將宋代地名當作“今地名”，一是將元代地名當作“今地名”，有時還出現明初的地名，這實際上透漏出了這樣一個信息，即這些注文是歷代傳抄者或刊刻者從舊籍上不斷抄錄累積而成的。

杜貴晨先生將《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的下限亦即終點確定為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之前，是根據了另外一些材料。他發現明初瞿佑的《歸田詩話》卷下《吊白門》則有“布罵曰：‘此大耳兒叵耐不記轅門射戟時也’”一語，元末明初文人張思廉《南飛鳥》詩中有“白門東樓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來自《三國志》、《后漢書》等史籍，又非來自《三國志平話》，而是出自《三國志通俗演義》。再參酌章培恒、袁世碩兩位先生的意見，因而得出了以上結論。（5）

有關白門樓斬呂布的情節，《三國志平話》卷上最后一節有所交代：“曹操言斬，呂布罵：‘大耳賊，逼我速矣！’曹操斬了呂布，可憐城下餐刀日，不似轅門射戟時。”雖然這里沒有讓呂布直接罵劉備“不記轅門射戟”，但接下來的兩句詩已經有了這層意思。有關“白門東樓追赤兔”，《三國志平話》“侯成盜馬”“張飛捉呂布”兩節連接處是這樣敘述的：“呂布荒速西走，正迎關公。呂布有意東去下邳，正撞張飛。眾將拿住，把呂布囚了。”（6）[398]這里提到了“東去下邳”。因此，瞿佑對陳剛中《白門詩》的釋義和張思廉《南飛鳥》詩既有可能是根據《三國志平話》演變而來，也可能是根據《三國志通俗演義》而來。。

杜貴晨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又指出：“正如許多學者所考今存嘉靖本是經明人修訂過的，筆者頗疑書中若干文字獄的描寫乃是后人的增補。”“這種因有所寄托而進行的情節增補（包括相應的文字改動），對作品思想傾向往往有較大影響。但是，就全書而言，并不一定造成文字上太大的差異。”杜貴晨先生的懷疑極有道理，嘉靖元年本的確經過了明人的修訂，這是一個事實，下文還要作進一步說明。然而說這種修訂“就全書而言，并不一定造成文字上太大的差異”，則是一種推測之詞，還需要給予充分的論證。

二

筆者以為，《三國志通俗演義》文本的成書過程有著其獨特性，如果說羅貫中是該文本的寫定者，那么在一百余年之后，經過無數次傳抄而后才刻印的、今天所能見到的、保存最完整的嘉靖元年本，是否就是羅貫中的寫定本，成為了問題的關鍵。只有證明了羅貫中最初的寫定本與嘉靖元年本基本一致，上述觀點才能成立。

袁世碩先生在這方面作了細致的考證，然而也仍留有一些疑問。其一，袁先生從該書引用詩詞多為唐宋人所作，從而證明是元人所作，但其中有一個例外，即卷二十一“孔明秋風五丈原”引了明代尹直的一首贊。對此，袁先生解釋說“有理由認為是原本并無，是刻書時才添加進來的”。（7）這就是說，嘉靖元年刻本已經添加了一些內容，而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因為我們能夠確切知道的是嘉靖元年本與羅貫中的寫定本之間存在著不同，至于差距究竟有多大，則人們的意見頗不一致。有人認為兩者差距不大，有人則認為差距非常之大。要之，無論何種意見，都是估測之見。筆者以為，更為中肯也更切合實際的說法應當是，從羅貫中的寫定本到嘉靖元年本同樣存在著一個發展累積過程，因此，嘉靖元年刻本的起點可以追溯到羅貫中的寫定本，而其終點則是該本刊刻的時間。

其二，以書中的一條職稱注和二十余條地名注為元人所作，從而證明嘉靖元年本就是羅貫中的寫定本。這條職稱注是在“治頭大祭酒”下注云“即萬戶侯之職”，袁先生指出，“萬戶“是元代高級軍官的職稱，到了明代，朱元璋就取消了這一軍官職稱。因此，這樣的解釋“只有在元代，才既恰當又通俗易懂”。但這似乎還只能證明成書的起點是在元代，卻無法證明成書的終點也在元代。元代人的注釋在明代依然被保存下來是可以理解的，何況，假若作者是羅貫中，那么他在明初仍然以元代職稱作注，也完全合乎邏輯。至于書中的地名注，有不少研究者已經指出是“抄閱者和刊刻者零星寫下，逐步積累起來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8）

至于為何個別“今地名”注中也偶有宋代地名，主張“成書于元代中后期”說的章培恒先生認為是“誤用”的原因所造成。（9）但從傳播角度來看，這正是傳抄前人典籍的結果。因而周在解釋《三國志傳》中尚有兩處明代地名時，也認為是后來傳抄、傳刻過程中加上的。（2）

其三，其它小字注或用來補充小說正文，或交代人物名號及后來去向，或補敘情節發生緣由，或對引用的詩詞作簡單的詮釋，或對所寫人物作扼要評論，袁先生認為：“雖然不能絕對化，完全否認其中有在傳抄過程中抄者、讀者所加添的，但大部分恐怕還是出于小說作者自己的筆下。”對此，王長友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認為“作注時該書已流傳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時代的人”。（10）筆者以為，這一類的注同樣是不同時期累積而成的，其中不否認有作者自己的注，也不否認有后來傳播過程中添加上的注。下面分別舉例作些說明。

在《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卷中》“趙云見玄德”一節中，有這樣一段：“趙云曰：‘青州袁覃有決無斷，可投信都謁袁紹。’皇叔與上馬往西投信都，今冀州是也。”（6）[407]《三國志平話》為元人所作，其刊刻時間也非常明確。那么為信都作注的應當是元代人或就是刻書者。既然《三國志平話》中作者或刻書者本人能夠作注，那么，《三國志通俗演義》中作者自己加注也并非絕不可能。如《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六曹操放走關羽一事，小字注評道：“此言曹公好處，為不殺玄德，不追關公也。因此可見曹操有寬仁大德之心，可作中原之主。”王長友認為這不可能是作者所注，因為與全書反曹的傾向相矛盾。但是就在這同一卷《曹操烏巢燒糧草》中作者借史官之筆贊道：“盡把私書火內焚，寬宏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贏得山河付子孫。”接著又有小字注云：“此言曹公能撈籠天下之人，因此而得天下也。”這里所引的史官之詩及“撈籠天下之人”的語氣，應當說是作者自己所為。

三

如果說《三國志通俗演義》文本創作的起點是由羅貫中開始，那么創作的終點應當定在何時呢？從傳播角度來看，應以該書全部完成的時間為準。以常理論，在嘉靖元年刻本之前，應該有抄本在社會上流傳，但抄本與刻本之間究竟有多少改動，的確是一個未知數。不妨舉出幾個旁證。

其一，近年，人們發現了上海圖書館收藏的明刊本《三國志演義》的殘葉，劉世德先生對其進行了細致的考證，認為該本可能刊行于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間。同時，劉先生還將殘葉與嘉靖元年本、周曰校刊本、葉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一一作了比勘，發現它們在行款、句讀、文字等方面都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差異。劉先生特別指出：“殘葉和嘉靖壬午本這種文字的不同，畢竟只限于個別字詞的歧異，無妨大局。不妨說，它們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個版本系統之內，因為在《三國志演義》不同的版本系統之間，從內容到形式，存在著巨大的差異。”（11）這就是說，即使同一版本系統的本子刊刻時也會出現許多不同，更不用說從抄本到刻本之間的差別了。

其二，周曰校刊《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承襲嘉靖元年本而來，但增加了11則故事。嘉靖元年本已經是刻本，后來的刊刻者依然可以隨意增加內容，更何況一個流傳一百多年的抄本，當其被刊刻出來時，究竟與原作之間有多大增補，也的確難以說清。

其三，明萬歷刊本《新刻京本補遺通俗演義三國全傳》卷首無名氏“重刊杭州考證三國志傳序”稱：“但傳刻既遠，未免無訛。本堂敦請明賢重加考證，蓋亦與人為善之心也。收書君子其尚識之。”這里所說的“傳刻既遠”，既可以理解為自嘉靖元年刊本以來，因為從嘉靖元年（1522）到萬歷元年（1573）已經相隔半個多世紀，可以稱得上“既遠”，當然也可以理解得更早一些。但重要的是“未免無訛”、“重加考證”等說法，它說明每一次刊刻都會有一些改動。

其四，明天啟間閩芝城潭邑黃正甫刊本所載博古生的《三國志敘》稱：“第坊刻不遵原本，妄為增損者有之；不詳考核，字至魚魯者有之。”可見，一直到了天啟年間，坊刻本依然可以增刪內容。

其五，明建陽吳觀明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卷首所謂李贄序據考證實為葉晝所作，其序稱：“然則昔吳門所行一本，較此孰居真贗？曰：昔年之本，香山之黃苦地；今日之本，亦青蓮之李赤也。”這里所說的“吳門所行一本”究竟指何本，雖然學術界尚有爭議，但兩本差異之大，卻是不爭的事實。（12）

其六，清初毛綸在《第七才子書琵琶記總論》中說道：“昔羅貫中先生作通俗《三國志》一百二十卷，其記事之妙，不讓史遷，卻被村學究改壞，予甚惜之。前歲得讀其原本，因為校正；復不揣愚陋，為之條分結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綴以總評數段。”我們先不要追究毛綸是否真正得到了所謂的“原本”，他所指出的“被村學究改壞”已經說明了各個版本之間有著多么大的差異。以上數例告訴我們，似乎只能將嘉靖元年刊本成書的終點定在該本刊刻之時。

從傳播的效果來看，在嘉靖元年刊本之前的抄本在社會上的流傳也不是太廣，所以修髯子張尚德才會在嘉靖元年本的“引”中說：“簡帙浩瀚，善本甚艱，請壽諸梓，公之四方，可乎？”其意非常明白，既然抄寫一部絕非易事，可知傳播范圍極為有限。今天我們無法見到這類早期的抄本，但如前所述，傳抄過程中的增添改變是無法避免的。再證之以各種《志傳》本與嘉靖元年本雖出于同一源頭，但內容卻有不少差異，（13）所以即使嘉靖本不是《三國志通俗演義》文本的祖本，也可推知其它本子都必然會有內容上的區別，因此我們只能客觀地將創作的終點定在我們所能見到的最早刊本即嘉靖元年本上。這雖然有些遺憾，但卻符合實際。

還有一個現象十分有趣，庸愚子蔣大器在嘉靖元年本的序言中說：“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如果這里所說的“書成”，果真指的就是羅貫中所寫定的文本，那么就應當引起同時或稍后藏書家、文人及社會各方面的充分注意，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從書目的著錄看，無論是明高儒的《百川書志》卷六《史部·野史》著錄的本子，還是周宏祖《古今書刻》上編著錄的都察院刻本，抑或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類”著錄的本子都是嘉靖元年本。其它的書目類著作也未發現著錄早于嘉靖元年的任何本子。

明人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三《辯證類·三國宋江演義》有一段話值得我們注意，他說：“《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昨于舊書肆中得抄本《錄鬼簿》，乃元大梁鍾繼先作，載宋、元傳記之名，而于二書之事尤多。據此尤見原亦有跡，因而增益編成之耳。”短短的一段話，兩次提到“舊必有本”、“原亦有跡”，說明他對這一舊本是非常重視的，然而他卻無緣見到這一舊本，這表明舊本流傳的范圍是十分有限的。

再看另一位對小說戲曲感興趣的明人王圻，他在《稗史匯編》及《續文獻通考》中都提到了羅貫中及《水滸傳》，但卻沒有提到《三國志通俗演義》。稍后的林翰在《隋唐演義序》中說：“羅貫中所編《三國志》一書行于世久矣，逸士無不觀之。”與蔣大器所說“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相一致，但同樣讓人不解的是，既然“逸士無不觀之”，為何卻見不到嘉靖之前的有關著錄或論及，而在嘉靖元年刊本之后，各種書目紛紛著錄，文人不斷提及，仿作層見疊出。這種種跡象表明，即使嘉靖元年刊本之前有其它抄本或刊本，傳播的范圍也很有限。

傳播的效果和影響還可從文人的詩文中看出。明代嘉靖元年之前，有大量詠三國故事的詩歌出現，但從中并為發現明確提及《三國志通俗演義》者。這些詩歌吟詠的事跡大都根據《三國志》、《三國志平話》、三國戲曲及民間傳說。如余時《謁解廟》中“金甲一生隨漢主，寶刀千古劈蚩尤”兩句，所謂“關羽刀劈蚩尤”事，《三國志通俗演義》中不載，而元明間無名氏作有《關云長大破蚩尤》雜劇。（14）

從抄本到刻本，其間會有許多變化甚至是關鍵的變化，并非僅有《三國志通俗演義》一例，《忠義水滸傳》以及元明之際的許多戲曲也有類似的情況。因此，這是文學史上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如果將后來的刻本即等同于此前的寫定本，并從而認定該刻本的成書年代即等同于寫定本的年代，就會造成許多誤解，也不利于準確地描述這些作品從內容到藝術上的演進過程。而這樣的演進過程并非是想象或虛構出來的，它的確存在于從寫本到抄本再到刻本的漫長進程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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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劉世德·《〈三國志演義〉殘葉試論》[J]·《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3：3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