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題】魯迅研究

【正 文】 本文把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留學的魯迅（當時的名字還是周樹人）稱之為“仙臺魯迅”。特定的留學背景、棄醫從文的轉折以及與藤野先生的友情，使“仙臺魯迅”自始至終與近代以來國民國家的想象保持著密切關系。不僅如此，后人對“仙臺魯迅”的敘述亦與這種想象相伴隨。本文試圖以《仙臺書簡》（1904年10月8日魯迅從仙臺寫給同鄉友人蔣抑卮的信）為中心對此進行考察。應當說明的是，文題中的“想象”一詞即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這一界說中所謂的“想象”。

一、初期“仙臺魯迅”的國民意識

在魯迅留下的文字中，除了《吶喊》“自序”、《著者自敘傳略》（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作于1925年初，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魯迅全集》第7卷。）等旁涉仙臺留學生活的文章，專門談論仙臺生活的只有兩篇。一為《仙臺書簡》，一為《藤野先生》。前者不象后者那樣廣為人知，但在認識“仙臺魯迅”方面卻比后者更重要。這是因為，《仙臺書簡》寫于魯迅到達仙臺大約一個月之后的1904年10月8日，與“仙臺魯迅”構成的是共時性關系，沒有經過時間的過慮與改造，展示的是“仙臺魯迅”的起點和原生形態。 魯迅在書簡中向友人介紹了自己初到仙臺時的生活和學習狀況，其中最為重要的當為第一段，曰： [前略]爾來索居仙臺，又復匝月，形不吊影，彌覺無聊。昨忽由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錄》一部及所手錄之《釋人》一篇，乃大歡喜，窮日讀之，竟畢。拳拳盛意，感莫可言。樹人到仙臺后，離中國主人翁頗遙，所恨尚有怪事奇聞由新聞紙以觸我目。曼思故國，來日方長，載悲黑奴前車如是，彌益感喟。聞素民已東渡，此外浙人漸多，相隔非遙，竟不得會。惟日本同學來訪者頗不寡，此阿利安人亦殊懶與酬對，所聊慰情者，廑我舊友之筆音耳。近數日間，深入彼學生社會間，略一相度，敢決言其思想行為決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潑，則彼輩為長。以樂觀的思之，黃帝之靈或當不餒歟。（注：引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魯迅全集》，第11卷321頁。） 顯而易見，這段話表達了魯迅當時所懷有的自覺而又復雜的國民意識，以及此種意識與當時的閱讀體驗、生活體驗的關聯。 魯迅在這里談及自己初到仙臺時的閱讀狀況——即對于《黑奴吁天錄》、《釋人》以及“新聞紙”（報紙）的閱讀。根據《魯迅全集》的注釋，《釋人》為清代孫星衍所撰，是考釋“人”字及人體各部位古漢語稱謂的論文。友人之所以將此文寄給魯迅，當與魯迅所學的醫學專業有關。對《釋人》的閱讀可以看作魯迅專業閱讀的一部分，與書簡后半部分提及的對物理、化學、解剖等專業書籍的閱讀屬于同一類型，故暫且不論。而對《黑奴吁天錄》和“新聞紙”的閱讀，則直接關涉到青年魯迅的國民意識。 《黑奴吁天錄》為“林譯小說”之一種，光緒27年（1901）在杭州出版，今譯書名為《湯姆叔叔的小屋》，作者為美國作家斯陀（H. B. Stowe， 1811—1896），“斯陀”之名林紓譯為“斯土活”。林紓翻譯該小說并非僅為敘述美國黑人受奴役之悲慘，且有警醒國人之目的。譯小說名為“黑奴吁天錄”即含此意。林紓在“序”中談及美國華工，曰：“黃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而國力既弱，為使者復餒懾不敢與爭，又無通人紀載其事，余無從知之。而可據為前讞者，特《黑奴吁天錄》耳。‘錄’本名《黑奴受逼記》，又名《湯姆家事》，余惡其名不典，易以今名。其中累述奴慘狀，非巧于敘悲，亦就其原書所著錄者，觸黃種之將亡，因而愈生其悲懷耳。”（注：據商務印書館1981年重排本引用，后同。）此種情懷在青年魯迅那里喚起了強烈共感，書簡中所謂“曼思故國，來日方長，載悲黑奴前車如是，彌益感喟”，即表明美國黑人的命運在青年魯迅這里轉化為對祖國命運的憂慮。青年魯迅與林紓（作為《黑奴吁天錄》譯者的林紓）的一致之處，即在于對弱小民族的同情以及在弱小民族的命運中對中國人悲劇命運的發現。

1904年的東京已經聚集著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而仙臺不同，尚無清國留學生——至少在魯迅的想象與敘述中是如此。當時同在仙臺留學的另一名中國學生施霖，一直被魯迅排斥在記憶之外。（注：關于此事筆者在《“仙臺神話”的背面》一文中已經論及，此處從略。文載《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0期。結合北岡正子《魯迅與弘文學院學生“退學”事件》（中文譯文發表于《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11、12期）來看，施霖大魯迅一歲，同為浙江人，同年到日本留學，同為弘文學院浙江班學生。從弘文學院畢業之后又是同時去仙臺，在同一校園內讀書，并曾住在同一民間旅館。魯迅何以那樣徹底地將施霖排斥在記憶之外，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青年魯迅是為了做孤獨者離開東京前往仙臺。一個“形不吊影”的中國青年置身于日本學生群體之中，這種處境本身已經自然地強化了國籍的差異，而日本學生的傲慢則與對《黑奴吁天錄》的閱讀一樣成為刺激魯迅國民意識的另一因素。魯迅在《仙臺書簡》中將來訪的日本學生稱為“阿利安人”（即種族主義者視為“高貴人種”的人）且表示“殊懶與酬對”，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他將“我震旦青年”與“阿利安人”做高下優劣之比較，發現日本學生“思想行為決不居我震旦青年上”，于是產生了“黃帝之靈或當不餒歟”的想法。這種具有樂觀色彩的民族主義精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消解“黑奴”命運所引起的“感喟”。 眾所周知，魯迅就讀于弘文學院時就是一位愛國主義者。1903年春留日中國學生組織拒俄義勇軍之際，他曾撰寫鼓吹尚武精神的《斯巴達之魂》，高呼“嗚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擲筆而起者矣。”在同樣寫于1903年的《中國地質略論》中，他感嘆道：“吾廣漠美麗最可愛之中國兮！而實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聲稱“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寫于當年春夏之交的《自題小像》之中則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豪邁之辭。由此可見。初到仙臺時的國民意識是固有的愛國精神在新的生活環境中的顯現。在此意義上，《自題小像》中的軒轅黃帝再次出現于《仙臺書簡》中（所謂“黃帝之靈”）并非偶然。不同在于，魯迅初到仙臺時的國民意識是與新的閱讀體驗、生活體驗結合在一起的。 不過，魯迅從留日初期開始就面臨著國家認同的內在矛盾。民族主義精神在他這里未能與現實生活中對國民的認識統一起來。相反，二者構成了某種程度的對立——熱愛祖國卻厭惡某些同胞，國家與國民因此無法獲得同一性。這種厭惡導致的結果之一，就是離開東京前往尚無清國留學生的仙臺，于是去仙臺留學本身成為魯迅逃避同胞的一種形式。（注：關于這種逃離筆者在前面提及的《“仙臺神話”的背面》一文中亦有詳細分析，此處從略。）《仙臺書簡》中“樹人到仙臺后，離中國主人翁頗遙，所恨尚有怪事奇聞由新聞紙以觸我目”一語對“中國主人翁”的諷刺，就是在東京時對清國留學生之厭惡的延續。換言之，對祖國命運的憂慮與對“中國主人公”的拒斥所構成的國民意識、民族意識的分裂，同樣從弘文時期的魯迅那里延續到“仙臺魯迅”這里。

二、在《仙臺書簡》的延長線上

《仙臺書簡》對魯迅仙臺生活的共時性記錄止于1904年10月8日，其后將近一年半的生活只有通過《吶喊》“自序”和《藤野先生》這種回憶性的文章來了解。《吶喊》“自序”1922年寫于北京，是在魯迅離開仙臺十六年之后；《藤野先生》1926年寫于廈門，是在魯迅離開仙臺整整二十年之后。時間與空間的巨大間隔已經使“仙臺魯迅”被高度對象化。將這兩篇文章與《仙臺書簡》結合起來閱讀，“仙臺魯迅”的連續性和整體性便顯現出來。 在《吶喊》“自序”和《藤野先生》等文章中，魯迅不止一次講述了“漏題事件”和“幻燈事件”給他留下的屈辱記憶、對他人生道路的影響。應當注意的是，對于“仙臺魯迅”來說，這兩個事件本質上都是作為“國民事件”——國民身份的再發現與國民意識的強化——發生的。“漏題事件”使魯迅切身感受到的是國家與國民的密切關系——他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說：“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幻燈事件”的情況則相對復雜一些，因為有關該事件的記述《吶喊》“自序”和《藤野先生》略有差異。從《吶喊》“自序”的記述來看，該事件使魯迅發現了國民的“愚弱”（麻木）。魯迅寫道：“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而《藤野先生》一文對幻燈片上被槍斃的俄探、圍觀的中國人以及“我”（“我”正在教室里和日本同學一起看幻燈片）三者“中國人”身份同一性的強調，則表明“幻燈事件”使魯迅再次確認了自己的“中國人”身份。由于魯迅在不同的文章中對“幻燈事件”的敘述有差異，便有日本學者懷疑該事件的真實性，將此事件視為“傳記的傳說化”。（注：參閱《幻燈事件的事實依據與藝術加工》，渡邊襄作，馬力譯，載《魯迅研究資料》第16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實質上，無論魯迅在不同的文章中對該事件的敘述存在著多大差異，但在魯迅的敘述中該事件所導致的結果——觸發國民意識——卻沒有任何變化。 對國民之“愚弱”（麻木）的發現導致了棄醫從文的巨大轉換。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這段表述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筆者要強調的是這段表述與“幻燈事件”的邏輯關系。既然棄醫從文是由對國民之“愚弱”（麻木）的發現促成的，那么“改變精神”這一行為的指向自然就是促進“國民意識”的覺醒。這具有邏輯的必然性。在此意義上，棄醫從文故事本質上是作為“國民覺醒故事”發生的。對于魯迅來說，“國民覺醒故事”具有作為個體擁有自覺的國民意識、進而將國民意識普遍化的二重結構。

不能忘記《仙臺書簡》。將上述分析與《仙臺書簡》結合起來，就不難看出：國民的再發現、國民意識的強化以及棄醫從文的重大抉擇，完全是在魯迅初到仙臺時懷有的國民意識的延長線上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黑奴吁天錄》有可能一直對“仙臺魯迅”發生著潛在的、持續的影響。魯迅切身體驗到弱國子民的屈辱并觀察到國民的愚弱，都是在“載悲黑奴前車如是，彌益感喟”之后。更重要的是，“仙臺魯迅”對于國家和國民關系的理解與《黑奴吁天錄》十分接近。《黑奴吁天錄》主人公之一哲而治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須知有國之人與無國者，其人民苦樂之況，何啻霄壤。”林紓共感于此，在小說譯本的“跋”中談及美國人強行檢查華工信函，指出：“向來文明之國，無發私人函。今彼人于華人之函，無不遍發。有書及美國二字，如犯國諱，捕逐驅斥，不遺余力。則謂吾華有國度耶，無國度耶？觀哲而治與友書，意謂無國之人，雖文明者亦施我以野蠻之禮；則異日，吾華為奴張本，不即基于此乎？”而魯迅所言“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則包含著相同的邏輯。在某種意義上，被視為“低能”的魯迅和幻燈片中被殺頭、看殺頭的中國人是別一種意義的“黑奴”。不僅如此，《藤野先生》一文記述的前來檢查解剖學筆記的日本學生的傲慢無禮，也印證了《仙臺書簡》中“阿利安人”這一認識的正確性，無疑會喚起魯迅到達仙臺之初對日本學生的負面記憶。 在借助文藝之力喚起民眾這一點上，青年魯迅也與林紓表現出一致性。林紓在《黑奴吁天錄》中文譯本的“跋”中直言：“余與魏君同譯是書，非巧于敘述以博閱者無端之眼淚，特為奴之勢逼及吾種，不能不為大眾一號。”“吾書雖俚淺，亦足為振作志氣，愛國保種之一助。”而魯迅認為：“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此種文藝功能觀的形成有多種原因，原因之一有可能就是“那時”對林譯《黑奴吁天錄》的閱讀。林紓在五四時期反對新文化運動，因此受到魯迅的批評，但是，魯迅對于林紓在翻譯上的貢獻卻一直給予肯定。（注：1935年6月所作《“題未定”草》（收入《且界亭雜文二集》），褒揚林紓只知漢文卻翻譯了歐美文學名著。《出了象牙之塔》“后記”等文也多次提及林紓的翻譯。）這或許是因為仙臺時期閱讀林譯《黑奴吁天錄》的體驗一直存在于魯迅的記憶之中。《摩羅詩力說》（作于1907年）“別求新聲于異邦”，介紹了眾多“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詩人，是因為魯迅相信詩歌“攖人心”的力量。而這是在他自己的心被《黑奴吁天錄》所“攖”之后。 青年魯迅作為“國民”出現于仙臺，并且是作為更加自覺、更具主動性的“國民”離開仙臺。在“國民”的意義上，魯迅棄醫從文、離開仙臺的過程從到達仙臺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離開仙臺的魯迅與初到仙臺的魯迅并無本質性的改變，改變的只是處理國民意識的方式——以文藝作為手段將自己的國民意識傳達給民眾，使之普遍化。棄醫從文這一行為在空間形式上的體現是“棄仙臺回東京”，而回東京意味著回歸自己曾經厭惡并且逃避的清國留學生群體。相對于這種手段的選擇而言，對待國民群體的態度由當初的逃避向現在的回歸這種轉換更重要。當初前往仙臺的目的之一本是追求孤獨，但在經歷了短暫的孤獨之后，青年魯迅終于意識到了“國民”的無法逃避——這個“國民”既是外在的他人又是內在的自我，既是主動的追求又是被動的給予。

三、“仙臺敘事”的意識形態性

《藤野先生》是魯迅從整體上回憶仙臺留學生活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寫作時間是1926年10月。這個時間是重要的。從這時開始，“仙臺魯迅”脫離魯迅的個人記憶成為社會話題，成為被閱讀、被闡釋的對象。如果把有關“仙臺魯迅”的記述和闡釋稱作“仙臺敘事”，那么從此時開始“仙臺敘事”的敘述者不再僅僅是魯迅本人而是包括了眾多的第三者，第一人稱的、自敘性的“仙臺魯迅”與從第三者的立場敘述出來的“仙臺魯迅”開始疊影在一起。這個“第三者”中有在1936年魯迅去世后尋找藤野先生、撰寫相關文章的日本記者，有1945年以魯迅與藤野先生的友情為題材創作長篇小說《惜別》的日本作家太宰治（1909—1948），有戰后將“仙臺魯迅”視為中日友好象征的仙臺人，有1964年在藤野先生的故鄉建立“惜別”紀念碑的人，甚至包括中日兩國眾多的“仙臺魯迅”研究者。“第三者”的敘述使“仙臺魯迅”呈現出更為豐富的文本形態，并且從外部在“仙臺魯迅”與國民國家想象之間建立起新的聯系。“仙臺魯迅”因此承擔了更多的意識形態功能。對于此種意識形態功能，魯迅本人也顯然已經意識到。他在《藤野先生》中談及藤野先生對自己的關懷時所謂的“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將個人關系納入國家關系之中。1934年11月日本學者增田涉因編譯《魯迅選集》給魯迅寫信，就哪些文章應當編入征詢魯迅的意見，魯迅的回答是：“我要放進去的是一篇也沒有了，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請譯出補進去。”結合“九一八”事變之后的中日關系來看，魯迅這樣做的目的也許并非僅僅是為了尋找藤野先生或表達對藤野先生的思念，而是懷著國民的自覺性用《藤野先生》這篇文章向日本讀者傳達某種超個人的信息。就“仙臺魯迅”與國家意識形態的結合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當數太宰治的《惜別》。

《惜別》是太宰治應日本文學報國會（成立于1942年5月）的請求而創作的， 作品的誕生與戰時日本國家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日本的侵略戰爭陷入困境的1943年11月，“大東亞會議”在東京召開，發表《大東亞共同宣言》并提出了“五項原則”。日本文學報國會請太宰治創作《惜別》的目的，是希望太宰用魯迅和藤野先生的友情來表現《大東亞共同宣言》“五項原則”的第二項——即所謂“獨立親和”原則。就是說，在中日戰爭的特殊背景上，“仙臺魯迅”被直接納入日本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框架之中，成為“大東亞想象”（本質上不過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帝國想象”）的材料。 問題在于“仙臺魯迅”所包含的中日關系在何種意義上具備表現“中日親和”（“東亞親和”限于中日兩國而言就是“中日親和”）的可能性。就前述國民意識的強化而言，“仙臺魯迅”本質上不具備表現“中日親和”的可能性，相反，“仙臺魯迅”的誕生恰恰是“中日不親和”的結果。“阿利安人”的歧視與欺辱，幻燈片上被日軍斬殺的中國人與麻木地圍觀的中國人，所有這些刺激了青年魯迅的國民意識，使他投身到喚起民眾的實際行動中去。在某種意義上，青年魯迅的國民意識主要是以日本為指向的。藤野先生的關懷給青年魯迅留下了溫暖的記憶，他們的關系具有表現“中日親和”的可能性——事實上魯迅在《藤野先生》中已經進行了此類嘗試。但是，當藤野先生善待魯迅的時候，其行為實質上包含著日本批判的性質——具體說來就是“反明治”的性質，即在明治后期普遍歧視中國人的日本社會中尊重中國人、關心中國人。1938年初，藤野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談及自己為何善待魯迅，說：“我在少年的時候，坂野先生教過我漢文，坂野先生是福井藩校出來的。他養成了我這樣一種心情，就是既尊敬中國的先賢，也尊敬這些先賢的國家的人。”（注：引自山田野理夫《魯迅在日本》，嚴紹璗譯。收入《魯迅與中日文化交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這種“漢心”與明治時代日本“脫亞入歐”的社會潮流顯然格格不入。與這種“反明治”行為所確立的少數派立場相對應，被留級生們嘲笑的關西土話與引起火車乘務員戒備的寒酸衣著，都意味著藤野先生與日本主流社會的距離。在青年魯迅眼中，衣著寒酸、滿口土話的藤野先生本來也是作為弱者存在的，其弱者身份沖淡了“日本國民”身份。太宰治在充分查閱資料的基礎上對青年魯迅與藤野先生關系的真實含義有了準確理解，這樣，是違背歷史事實、在日本國家意識形態的框架中虛構一個“中日親和”的故事，還是在尊重歷史事實和魯迅記憶的基礎上展開獨自的國民國家想象，對于太宰治來說就是一個重要的選擇。事實是太宰治選擇了后者，用自己的方式對戰時日本的意識形態進行了抵抗。

也許是為了回應日本文學報國會的請求，《惜別》表面上打著《大東亞共同宣言》的印記。典型體現是小說中的藤野先生表達了“我認為東洋整體是一個家庭”的觀念。這種觀念理應視為“大東亞共榮”的另一種表達。不過，這種觀念在小說的具體描寫中卻被解構了，或者說被賦予了新的內容。在太宰治筆下，對戰時日本國家意識形態的解構呈現為諷刺性的喜劇形態。藤野先生與青年魯迅、田中卓（太宰治虛構的另一位滿口方言土語并因此感到自卑的日本學生）的三人同盟被寫成基于日語不標準、不熟練的自卑感而結成的，這種描寫實質上構成了對“中日親和”的調侃。與此同時，以日本國家的代表自居、視所有清國人為潛在俄國偵探的學生干事津田憲治被描寫成滿口假牙、自命不凡、言辭夸張的人物。太宰治創作《惜別》的時候《仙臺書簡》尚未被發現，而津田憲治卻展現出生動的“阿利安人”面貌。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表明了太宰治超人的想象力與表現力。更為重要的是，太宰治在《惜別》中讓藤野先生表達了“不要欺侮支那人”這一樸素而又是非分明的立場，并且從不同側面表達了對三民主義的肯定——青年魯迅被塑造為“三民主義的信奉者”，藤野先生從三民主義的理念出發強調“支那之保全”，甚至津田憲治也贊美孫中山。（注：關于《惜別》的中國觀、日本觀，筆者在《自畫像中的他者——太宰治的〈惜別〉研究》一文中有詳細闡述，文載《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這里從略。）在昭和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對中國進行侵略的現實面前，強調“不要欺侮支那人”，強調“支那之保全”，則構成了對日本侵略行徑的批判。這樣，太宰治個人的國民國家想象以“反昭和”的方式建立起來。這種“想象”不僅與“仙臺魯迅”的“想象”達成了一致（對中國主體價值的尊重），“反昭和”亦與藤野先生的“反明治”構成了歷史性的延續——都具有背離帝國主義的意義。這意味著，在明治后期和昭和前期的日本社會，正面的中日關系只能通過對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偏見的批判建立起來。無獨有偶，和魯迅希望《藤野先生》能夠翻譯成日文、被日本人閱讀一樣，太宰治也曾希望自己的《惜別》能夠翻譯成中文、被中國年輕的知識人閱讀，產生“日本也有我們的理解者的感懷”。（注：《〈惜別〉之意圖》。筆者的譯文發表于《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2期。） 《惜別》于1945年9月5日由朝日新聞社出版。此前25天的8月11日藤野先生去世，此前21天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時間上這種宿命般的巧合意味著戰前“仙臺敘事”的終結是與藤野先生生命的終結同時進行的，并且是與日本的戰敗同時進行的。

戰后，“仙臺敘事”在另外一種國家意識形態的框架下進行，這就是“中日友好”的框架。眾所周知，仙臺市豎立了魯迅紀念碑，當年魯迅聽課的階梯教室被東北大學保留著（東北大學醫學系的前身即仙臺醫學專門學校），藤野先生的故鄉福井縣1964年建立起“惜別”紀念碑，其出生地蘆原町1980年又建起了“藤野嚴九郎先生表彰碑”。而在中國，《藤野先生》被編入了中學語文課本，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日友好的教材。顯然，在中日友好式的“仙臺敘事”中，中日兩國達成了完美的“共謀”。這種敘事是在魯迅個人的“仙臺敘事”、太宰治式的“仙臺敘事”的延長線上進行的，但表達的“國民國家想象”本身具有新的內容。這就是將青年魯迅與藤野先生的關系作為戰后中日關系的基點之一。在思想史的意義上，從內涵復雜的“仙臺魯迅”中抽取青年魯迅與藤野先生的友情，將其作為一種價值確立起來，這意味著對明治后期至昭和前期日本國家行為與國家意識形態的否定。 1896年中國人開始留學日本，那正是甲午戰爭剛剛失敗之后。對于中國人來說，“留學日本”從一開始就不僅標志著現代化程度（或文明程度）的差異，并且內含著國家關系的不平等。在此意義上留學行為本身成為現代國民國家建設的重要手段之一。魯迅在這個背景上于1902年留學日本，并且是在日俄戰爭（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正在進行的時候只身前往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仙臺魯迅”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超國家的個人存在的，與國民國家想象保持著內在關聯是一種無法逃避的宿命。“仙臺敘事”發生、延續的過程與20世紀上半葉東北亞社會國民國家形成的過程相重疊，“仙臺魯迅”的豐富內涵在這一過程中被敘述出來，并對中日關系發揮著特殊的意識形態功能。甚至仙臺這座城市，也已經因為“仙臺魯迅”的存在而獲得了特殊的“中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