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明初外交和鄭和下西洋，人們津津樂道的往往是當時中國與亞非國家的交往，似乎不涉及與歐洲國家的關系。其實，明成祖登基后，實行的是全方位的開放政策，派遣鄭和下西洋，也是為了與世界各國，包括西方國家建立友好關系。明成祖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收到成效，永樂年間，有“日落國”入明朝貢。然而“日落國”究竟位于何處，始終是一個謎，本文擬就該問題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為了鞏固新生的政權，明王朝對內采取“休養安息”的政策[1] (卷2，P19)，以利于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對外則對蒙古殘余采取防御措施，認為“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2] (卷6，P486)，重點發展與東南海外諸國的和平外交，在朝貢制度的基礎上，重建與海外各國的宗藩關系，建立以明朝為中心的天下共主的國際新秩序，營造適應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洪武元年(1368)，遣知府易濟頒詔于安南。[3] (卷37，P750)洪武二年(1369)，“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3] (卷38，P775)洪武三年(1370)，又多次遣使詔諭安南、高麗、占城、西洋、瑣里、爪哇、暹羅、三佛齊、渤泥(浡泥)、真臘等海外國家。據說朱元璋當皇帝期間，“命使出疆，周于四維，歷諸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聲聞于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3] (卷243，P3534-3535)，足跡幾乎遍及當時的東南亞主要國家和地區，于此可見他對海外入貢的期盼之殷切。然而到洪武末期，因三佛齊梗阻貢道，“自后諸國道路不通，商旅阻絕”[4] (卷8，P298)，只有少數幾個周邊國家前來“朝貢”，這標志著明太祖的對海外政策嚴重受挫。 明成祖登上皇位后，認為“帝王居中，撫馭萬國，當如天地之大，無所不載”[5] (卷24，P435)，除了繼續推行明太祖的對外政策，還把和平外交的范圍擴大到周邊所有的國家，甚至包括北方蒙古諸部（注：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17《韃靼》第540～541頁載，明太宗派遣使臣詔諭韃靼可汗：“今天下大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同為一家，使邊城萬里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開展積極主動的外交活動，遣使招徠外國朝貢，以期建立一個“萬國來朝”的朝貢體制。正如《明史》所言：“當成祖時，銳意通四夷……西洋則和、景弘，西域則李達，迤北則海童，而西番則率使侯顯。”[1] (卷304，P7768)“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后。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抵日出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屆。”[1] (卷332，P8625)可見明成祖推行的是全方位的外交，外交活動范圍覆蓋了當時的已知世界各地，目標是與所有的海外國家，包括西方、北方的國家建立友好關系，而不僅限于南洋、西洋諸國，鄭和下西洋不過是明成祖開拓對外關系的重大舉措中的一環。值得注意的是，明成祖賦于鄭和的外交使命并不僅僅限于西洋，他也肩負著開拓對西方國家外交的使命。據《萬歷重修清凈寺碑記》：“及我國朝永樂十一年四月太監鄭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國(今麥加)，道出陜西，求所以通譯國語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乃于是奏之朝，同往。卒之揄揚威德，西夷震嚇。及回旆，海中風濤橫作，幾至危險，乃哈三吁天，懇懇默禱于教宗馬圣人者。已而風恬波寂，安妥得濟，遂發洪誓重修所謂清凈者。”[6] (P34) 明成祖的全方位外交收到顯著成效，東南海外諸國在鄭和下西洋之后，“各具方物及異獸珍禽等件，遣使領赍，附隨寶舟赴京朝貢”。[7] (自序，P12)同時，西、北的拂菻、默德那、天方、哈密、土魯番、赤斤蒙古、火州、撒馬兒罕、亦力把力、于闐、哈烈、兀良哈、女直（注：以上諸國(部)于永樂年間入貢之事跡見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日落、亦思弗罕[8] (卷107，P1610)等國(部)也紛紛遣使入明朝貢，由此出現了“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使相望于道”[5] (卷236，P2265)，“四夷君長執贐獻琛頂踵相望”的空前盛況。[9] (P6041) 上述永樂年間入貢之西、北諸國，其地望多經史家考訂，無大歧見，唯日落國長期以來無考，究其原因，蓋有關日落國入貢之記載有如鳳毛麟角，且語焉不詳，欲考證其地望殊非易事，學者往往有難以措手之感，故鮮有問津者矣，有的人甚至認為日落國不過系傳聞之國耳。近年中國學者沈福偉提出，日落國即西非尼日爾河的桑海國阿斯基亞王朝。[10] (P443-445)沈氏對外國地名的解釋多未深入考證，且常喜任意杜撰，以致張冠李戴，誠不足為據。然永樂年間之日落國入貢乃中外關系史上一件大事，似有必要加以考證，以弄清其今地。

二

其實，日落國之名最早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時代。古代腓尼基人是善于航海的民族，在他們的航海活動實踐中，對東西方有了一定的認識。腓尼基人把大地分為兩塊，東方是亞洲，西方是歐洲。古希臘人則汲取了腓尼基人的地理知識，也把世界劃分為東西兩大部分，從而奠定了西方的東西方對立的地理概念。[11] (P33，39，41)他們的世界觀是以地中海為中心，東方的亞洲是“日升之地”，西方的歐洲則是“日落之地”。“因為亞細亞和歐羅巴這兩個字，好像是由腓尼基的Asu和Ereb或Irib訛誤而成，前者意指日出、東方、晨國、東洋，后者意指日沒、西方、晚國。北方以黑海為界，南方的非洲起先算入亞洲，后來才把它劃出來。”[12] (P12)由此可見，歐洲之名的原始意義就是“日落的地方”，日落國從廣義上指的是歐洲，非洲則從來不屬日落之地的范圍。 阿拉伯人興起后，繼承了古希臘人的地理學知識，“因為古代(指古希臘)的書籍仍然較好地保存著，且成為阿拉伯科學的基礎。”[12] (P47)隨著阿拉伯人的東來，有關歐洲為“日落之國”的傳說也傳入中國。南宋趙汝適的《諸蕃志》有如下記述：“茶弼沙國，城方一千余里。王著戰袍，縛金帶，頂金冠，穿皂鞋。婦人著真珠衫。土產金寶極多。人民住屋有七層，每一層乃一人家。其國光明，系太陽沒入之地。至晚日入，其聲極震，洪于雷霆。每于城門用千人吹角嗚鑼擊鼓，雜混日聲，不然則孕婦及小兒聞日聲驚死。”[13] (卷上，P259) 宋人陳元靚的《事林廣記》亦有類似的記載：茶弼沙國，“前后無人到，惟古來有圣人名徂葛尼曾到其國，遂立文字。該載其國系太陽沒入之地，至晚日入，其聲極震，洪于雷霆。國王每于城上用千人，吹角及鳴鑼打鼓，混雜日聲，不然則小兒驚死也。”[14] (前集卷五，P4-5) 上述“茶弼沙國”即阿拉伯語Djabulsa，或Djabirso、Djaborso之譯音，為古代阿拉伯人傳說之西方“日沒”之城，日落國則為意譯，乃指歐洲。比趙汝適稍晚，13世紀中葉意大利人柏朗嘉賓(Plano Carpini)出使蒙古，所遺《游記》中也有此說。[15] (P24，77，注34)[16] (P21) 隨著中國與阿拉伯的交往日益頻繁和中國對外交流地區的擴大，宋人對歐洲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趙汝適的《諸蕃志》中，還記載了以下兩個歐洲國家：“斯加里野國，近蘆眉國界，海嶼闊一千里。衣服、風俗、語音與蘆眉同。本國有山穴至深，四季出火，遠望則朝煙暮火，近觀火勢烈甚。國人相與扛舁大石，重五百斤或一千斤，拋擲穴中，須臾爆出，碎如浮石。每五年一次，火從石出，流轉至海邊復回，所過林木皆不燃燒，遇石則焚如灰。”[13] (卷上，P261) 按，斯加里野國即西西里島(Sicily)，意大利語拼作Sicilia，斯加里野即轉譯自意語。宋高宗時，居留西西里島愛德利奚(Edrisi)受島王羅哲二世(Roger Ⅱ)之命，著《地理志》一書，其中頗有關于中國之記載，他特別提到：“蔣府(Janku)亦在克姆丹河之上，距康府有三日程。此城有制造玻璃業，善織絲貨。”[17] (第二冊，P238)蔣府即泉州，可見早在南宋初西西里人已知道中國，或與中國亦有交往。趙汝適所記火山即埃特納火山(Etna M. )，艾儒略云：該火山雖終年噴火不絕，爆發時火燼直飛逾海達利未亞(指北非)境，然“山四周多草木，積雪不消，常成晶石”（注：參見艾儒略原著、謝方校釋《職方外紀》卷2《意大理亞》，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87頁；第86頁又載：意大利維蘇威(Vesuvius)火山“晝夜出火，爆石彈射他方，恒至百里之外”。），與趙氏所言頗合，可證《諸蕃志》所記不虛矣。 “蘆眉國，自麻啰拔西陸行三百余程始到，亦名眉路骨。其城屈曲七重，用黑光大石甃就。每城相去千步，有番塔三百余，內一塔高八十丈，容四馬并驅而上，內有三百六十房。人皆纏頭塌頂，以色毛段為衣，以肉面為食，以金銀為錢，有四萬戶織錦為業。地產絞綃、金字越諾布、間金間絲織錦綺、摩娑石、無名異、薔薇水、梔子花、蘇合油、鵬砂及上等碾花琉璃。人家好畜駝、馬、犬。”[13] (卷上，P231)

三

如上所述，宋元時期的茶弼沙國，即日落國，乃指歐洲之地。降至明代，人們仍然稱歐洲為茶弼沙國，或日落國，兩者其實同指一地。明《異域圖志》茶弼沙國條：“前后無人到，唯古來有圣[人]祖葛尼曾到，遂立文字。記(該)載其國系太陽西沒之地，至晚日入，聲若雷霆，國王每于城上聚千人吹角嗚鑼擊鼓，混雜日聲，若不然則小兒驚死也。”[16] (前言，P3)《三才圖會》亦繪有茶弼沙人禮拜日沒之圖，文曰：“茶弼沙(原文誤為“沙弼茶”，因改之)國，前后無人可到，唯古來有圣人狙葛尼曾到，遂立文字。其國系太陽西沒之地，至晚日沒聲若雷霆，國王每于城上聚千人吹角嗚鑼擊鼓，混雜日聲，不然則小兒驚死。”[21] (P826)朱思本撰《廣輿圖》，把日落國列為西北夷[22] (P527)，《明史》則列為西域之國[1] (卷332，P8597)，皆正確地標明了它的方位。然而歐洲地域甚廣，邦國林立，永樂年間入貢的“日落國”使節究竟來自哪個國家？ 《明史》記曰：“日落國，永樂中來貢。弘治元年，其王亦思罕答兒·魯密·帖里牙復貢，使臣奏求纻、絲、夏布、瓷器，詔皆予之。”（注：參見《明史》卷332《西域四》，第8619頁。另，《續通典》亦有相同記載，見《續通典》卷149《邊防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0頁。） 按，亦思罕答兒，當譯自阿拉伯語，或波斯語Iskanderih，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皆稱亞歷山大(Alexandria)為Iskanderih。此處亦思罕答兒即當時任羅馬教皇的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 Pope， 1492-1503)。1492年，教皇英諾森八世(1484-1492)逝世，西班牙人羅德里果·博賈(Rodrigo Borgia)繼位為亞歷山大六世。[23] (P163)魯密，即阿拉伯語，或波斯語Rum的譯音，即宋元時期的蘆眉，指今羅馬。帖里牙，為the Curia的譯音，即羅馬教廷。因此，以上《明史》的引文中，“弘治元年”應為“弘治六年”之訛，蓋“六”和“元”字型相似，極易弄錯，“元”系“六”的鈔刻之誤。從《明史》所錄弘治六年(1493)入貢的“日落國”的王名、地名和國名可證明它就是羅馬教皇國，故在明代載籍中又稱“魯密國”。 永樂年間中外交往擴大，入貢國家繁多，為接待海外貢使，明成祖于永樂五年(1407)設四夷館，以培養翻譯人員。[1] (卷74，P1797)在四夷館學成的譯字生，則充任十三館通事。當明廷接待各國來賓時，就分別由四夷館的各館譯字官生“譯其文字”，十三館通事則“譯其語音”。[24] (卷6，P73)在四夷館和十三館通事中，回回館教習阿拉伯語，因阿拉伯語是當時國際貿易中的通用語言，所以回回館的地位也最為重要。明《四夷館考》曰：“回回在西域，地與天方國鄰……書兼篆草楷，西洋諸國皆用之……其附近諸國如土魯番、天方、撤(撒)馬兒罕舊隸本館譯審。此外如占城、日本、真臘、爪哇、滿剌加諸國皆習回回教，遇有進貢番文，亦屬本館代譯，今具列于后……西域諸國稱王者唯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諸國名甚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25] (P9-14)即各國朝貢，包括日落國的筆譯和口譯大多由回回館擔任，將各國語言文字從阿拉伯語轉譯為漢語，以故《明史》記載的日落國王名、地名和國名皆為阿拉伯語的譯音。 關于日落國始入貢之年份，《明史》云：“永樂中來貢”，未言及具體的年份。但清初談遷修《國榷》，有曰：“永樂二十一年二月辛酉，魯迷入貢。”[26] (P185)此魯迷國是否即魯密？ 明代入貢的國家中有魯密和魯迷，兩者的譯音相近，極易混淆。其實，魯密指的是羅馬(Rum)，即日落國，明人皆記其始貢年份是永樂中。《大明會典》：“日落國、八荅黑商、俺都淮、亦思弗罕，俱永樂中遣使朝貢。”[8] (卷107，P1610)《皇輿考》：“又永樂中來朝十六國……曰拂菻……曰魯密……曰日落……”[27] (P455)《名山藏》：“有魯密國……以上海外小夷永樂中遣使朝貢”[9] (P6237)；“日落國，永樂中朝貢。”[9] (P6406)《西洋朝貢典錄》：“西洋諸國，永樂間初來朝貢者四十有二。其阿魯雖瑣細島夷，因中使臨顧其地，故得牽聯而載之。若娑羅至日落等二十九國，皆未嘗至焉，不得誣而書也。”[28] (卷中，P64)而魯迷是Rumi的譯音，指的是土耳其帝國，始貢年份是嘉靖三年(1524)。《大明會典》：“魯迷，嘉靖三年自甘肅入貢。”[8] (卷107，P1609-1610)《名山藏》：“魯迷，嘉靖三年始通貢”。[9] (P6402)可見魯密與魯迷，兩者不能混為一談，談遷所記永樂二十一年(1423)二月入貢的國家“魯迷”應為“魯密”之誤，即日落國也。 永樂年間日落國入貢后，明朝廷與羅馬教廷建立了正式的通貢關系，明朝廷授予羅馬教廷勘合文冊。“所謂勘合者，蓋符信也”[29]，是明王朝為了辨別外國朝貢使團真偽所分發的憑證，于洪武十六年(1383)開始實行。最初獲得勘合有暹羅、日本、占城、爪哇、滿剌加、真臘、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柯支、浡泥、錫蘭山、古里、蘇門答剌、古麻剌等15國。[8] (卷108，P1620-1621)永樂時增加為五十九國，日落國即為其一。對此明人高岱記曰：“洪武十六年癸亥，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不實，乃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給發諸國……于是暹羅、占城、安南、真臘……日落……凡五十九國嘗來進貢者，皆給勘合文冊。”[24] (卷6，P73)于此又可證，日落國并非傳聞之國，而是明朝的勘合朝貢國。 明朝與日落國建立了正式的通貢關系之后，雙方是有著外交往來的。《明史》記載了弘治六年羅馬教皇亞歷山大六世曾遣使入貢，然而明朝使者是否也曾出使羅馬教廷？明代史籍雖無記載，但15世紀意大利著名的地理學家托斯卡內利(Paolo Toscanelli)稱，在教皇尤金尼斯四世(Eugenius Ⅳ， 1431-1447年)在位時，中國大汗的一個使節來到羅馬，“他對基督徒表示極大的好感”，“我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說到他們巨大河流的長度和寬度，以及沿河的眾多城市……”[30] (P47)托斯卡內利的記述表明，明朝使者確曾到過羅馬教廷。教皇尤金尼斯四世(Eugenius Ⅳ)登位于公元1431年，即明宣宗宣德六年，卒于公元1447年，即明英宗正統十二年。 據載，宣德五年(1430)五月，因明宣宗“以踐阼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1] (卷304，P7786)，“今命太監鄭和等往西洋忽魯謀斯等國公干”[7] (敕書，P10)，這就是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值得注意的是，鄭和此次下西洋的目的是前往忽魯謨斯(Ormuz， Hormuz)，招徠諸番遠者朝貢。忽魯謨斯位于波斯灣入口，是中世紀世界著名大商港。馬可波羅曾于1272年與1293年兩度造訪忽魯謨斯，記曰：在波斯灣，“海邊有一城，名曰忽魯模思(Ormus)。城有港，商人以海舶運載香料、寶石、皮毛、線綢、金錦與夫象牙暨其他貨物數種，自印度來此，售于他商，轉販世界。”[31] (P113-114)汪大淵也說：于此裝船東運的“所有木香、琥珀之類，均產自佛朗國來，商販于西洋互易”。佛朗即歐洲也。汪大淵還說：中國商船則載運“丁香、豆蔻、青緞、麝香、紅色燒珠、蘇杭色緞、蘇木、青白花器、瓷器、鐵條”等至此交換歐洲產品。[32] (P364)《明史》則云：“忽魯謨斯，西洋大國也……其國居西海之極，自東南諸蠻邦及大西洋商舶，西域賈人，皆來貿易。”[1] (卷326，P8452)此大西洋商舶即來自歐洲的商人，可見當時忽魯謨斯是聯結歐亞的海上交通的樞紐和貿易中轉港，也是歐洲商人薈萃之地。當時來自東方滿載各種商品的“船只從波斯的入口處的霍爾木茲上行，抵達巴士拉。大馬士革、阿勒和特拉布宗的商隊從那里把香料及其他贏利豐厚的商品運往黑海或敘利亞的大港口，而威尼斯人、熱那亞人和加泰羅尼亞人再到這些港口來購買”。[33] (P1181)鄭和船隊于宣德七年(1432)十二月二十六日抵達忽魯謨斯，至宣德八年(1433)二月十八日才開船回洋[34] (P57)，駐泊忽魯謨斯達3個月之久。在這么長的時間里，鄭和船隊與意大利商人在忽魯謨斯難免是會發生接觸的，對歐洲應有進一步的了解。鄭和船隊的分曾從這里前往西亞、東非各國，“遍諭諸番”[7] (自序，P5)[35] (卷67，P1576-1577)，有可能一部分分成員曾輾轉抵達歐洲，以招徠諸番遠者朝貢，因此托斯卡內利所見到的中國使者或許即來自鄭和船隊亦未可知也。 綜上所述，史籍記載表明，日落國即茶弼沙國，指的是歐洲之地，而明永樂年間入貢的日落國即羅馬教皇國。“日落國”的入貢和明朝與羅馬教皇國建立外交關系，是明成祖全方位外交政策與鄭和下西洋的一大成就，也是中歐關系史上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