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的沙塵天氣及其成因

高壽仙

近幾年來，我國北方地區連續出現較大規模的沙塵天氣，給人們的生活、工作和健康帶來諸多不利影響，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也引起學者們的研究興趣。為了深入了解沙塵天氣的成因和規律，有的學者開始探究我國歷史時期的沙塵天氣現象[1]。首都北京是遭受沙塵天氣干擾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也是歷史上保留下了最豐富、最系統的沙塵天氣記錄的地區。這是因為作為帝制中國后期的全國政治中心，北京各方面的情況，包括各種自然災害和氣象變化情況，都受到朝廷的注意并被記錄下來。對于這些資料，應該充分加以發掘和利用。本文擬以《明實錄》的記載為主，結合其他相關資料，對明代北京沙塵天氣的特征和成因進行初步探討。

一、明代北京沙塵天氣的基本狀況

在討論北京的自然環境問題時，有學者認為古代北京不存在空氣污染，天空能見度極高，降塵量大是現今出現的新問題。這種說法并不完全合乎事實。的確，由于較少有害氣體的污染，古代北京的空氣質量比現在要純凈得多，但沙塵彌漫的現象卻并非始自今日。在《元史》中，就有一些關于北京沙塵天氣的記錄。如至治三年（1323年）二月丙戌，“雨土”；致和元年（1328年）三月壬申，“雨霾”；天歷二年（1329年）三月丁亥、至順元年（1330年）三月丙戌，“雨土霾”[2]；至元四年（1338年）四月辛未，“天雨紅沙，晝晦”[3]；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三月庚子，“大風自西北起，飛沙揚礫，白日昏暗”[4]。這些載入正史的沙塵天氣，應當是規模比較猛烈的。而一般規模的沙塵彌漫現象，在元代北京恐怕經常可見，所以史籍中有“幽燕沙漠之地，風起則沙塵漲天”的記述[5]。

到了明代，北京的沙塵天氣更加嚴重，《明實錄》對此有比較系統的記錄。在現代氣象學中，沙塵天氣被分為浮塵、揚沙和沙塵暴三種：揚沙與沙塵暴都是由于本地或附近塵沙被風吹起而造成的，出現揚沙時一般風力較大，天空混濁，能見距離在1-10km，出現沙塵暴時一般風力很大，能見距離小于1km，天空呈土黃色，有時甚至呈紅黃色；浮塵是指在無風或風力較小的情況下，遠處細塵經高空氣流移運至本地，或者本地產生沙塵暴或揚沙后，尚未下沉的等細粒浮游空中而形成，俗稱“落黃沙”，出現時能見度小于10km，天上陽光慘白，遠處景色呈黃褐色。《明實錄》的記錄雖然沒有建立在科學數據基礎上的等級區分，但由于記錄者對不同的沙塵天氣給予不同的名稱和描述，使我們基本可以了解每次沙塵天氣的類型和強度。大體說來，《明實錄》記載的隨大風而起的“揚黃土沙”、“揚塵四塞”、“揚塵蔽空”、“拔木飛沙”等現象，可視為揚沙天氣，其中特別猛烈的，如“大風揚塵，天地昏暗”等，則很可能是沙塵暴天氣；而“風霾”、“雨霾”、“黃霧四塞”、“雨土濛濛”、 “日色變白”一類的記錄，則應屬于浮塵天氣。

筆者對《明實錄》以及《明史·五行志》中有關北京沙塵天氣的記載作了初步整理，并以20年為間隔，將洪熙元年（1425年）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220年劃分為11個時間段，對各時間段出現沙塵記錄的次數進行了統計。從表一所顯示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各時間段被記錄下來的沙塵天氣次數明顯呈上升趨勢。如將1445－1644年劃分為前后兩段，則1445－1544年的100年間共出現沙塵天氣記錄49次，1545－1644年的100年間共出現沙塵天氣記錄83次，后100年比前100年的沙塵天氣記錄增加了59%。這說明隨著時間推移，明代北京的沙塵天氣有日益嚴重化的趨向。除《明實錄》記錄下來的比較嚴重的沙塵天氣外，明代北京還經常出現規模稍小的沙塵彌漫現象，以致當時市井中曾流傳著“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的諺語[6]。弘治年間漂海來華的朝鮮人崔溥曾談到，北京“其山童，其川污，其地沙土揚起，塵埃漲天”[7]。在北京居住過的南方文人，對這種天氣頗為不適。屠隆在《在京與友人書》中曾抱怨說：“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陌，歸來下馬，兩鼻孔黑如煙突，人、馬矢和沙土。”[8]陳大聲作詞嘲北京巷曲中人，中間有這樣的語句：“門前一陣騾車過，灰揚，那里有蹋花歸去馬蹄香？”[9]姚旅指出：“京師風塵漲天，獨少流水。”[10]袁宏道也談到：“京師風霾時作，空窗凈幾之上，每一吹號，飛埃寸余。”[11]

表一明代北京沙塵天氣發生的年代分布

時間段

1425－1444

1445－1464

1465－1484

1485－1504

1505－1524

1525－1544

1545－1564

1565－1584

1585－1604

1605－1624

1625－1644

沙塵次數

在季節的分布上，明代北京的沙塵天氣主要集中于冬春時節，特別是農歷正月到四月。據筆者初步統計，《明實錄》中的沙塵天氣記錄在各月份的分布情況是：正月19次，二月36次，三月36次，四月20次，五月5次，六月0次，七月0次，八月1次，九月4次，十月3次，十一月3次，十二月6次。正月至四月共計111次，占總數133次的83.46%。這是因為沙塵天氣的形成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有大風，二是要有沙源。北京為典型的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區，每年冬、春是干燥多風的季節。根據現代氣象觀測資料，北京春季（3-5月）降水量為45-80mm，僅占年降水量的10%左右，夏季（6-8月）降水量在400-600mm之間，約占全年降水量的75%，秋季（9-11月）降水量在70-11mm之間，只占年降水量的14%，冬季（12-2月）降水量只有10mm左右，僅占年降水量的2%；北京春季的大風日數占全年大風日數的36%，；1－12月的風速（米/秒）數值分別為2.4、2.7、3.0、3.3、2.8、2.2、1.7、1.6、1.8、2.1、2.2、2.5，冬、春時節風速明顯增大。冬、春時節多風，而且風力較大，而此時氣候卻比較干燥，表土也比較疏松，地表塵土極易隨風飄浮。在《明實錄》等文獻記錄的133項沙塵天氣記錄中，有96次是明確伴隨有風記載的，占72%強，可見明代北京沙塵天氣的分布特點與大風天氣的分布特征是相當一致的。

二、明代北京沙塵天氣加劇的原因

沙塵天氣是一種自然現象，很早以來就已經存在，并非完全是人類活動造成的結果；但是，人類對地表植被的破壞，肯定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沙塵天氣的發生頻率和破壞程度。明代北京日益頻繁地出現沙塵天氣，固然有自然環境變化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人類活動在地面造成越來越多的沙源地。

明代氣候趨于寒冷干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北京沙塵天氣的加劇。根據對明代氣象資料的研究，中國氣候從14世紀開始逐漸轉入寒冷期，15世紀以后氣候加劇轉寒[12]。從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北游錄》中的物候記載，可以推斷當時北京冬季的氣溫比現在約低攝氏2度，春季物候期平均比現在遲7天左右[13]。伴隨著氣候由暖轉寒，北京進入較為干旱的階段。北京氣象臺曾分析近500年來北京的旱澇變化趨勢，就明代的情況而言，在從1484－1643年的160年間，只有1356－1580年的45年為多雨期，其余115年皆處于少雨期[14]。這一分析是根據全年降水情況做出的，如果只考慮冬春時節的降水情況，1356－1580年間出現干旱的次數也不少。筆者依據《明實錄》和《明史·五行志》進行粗略統計，以每年農歷五月至八月為雨季，九月至次年四月為干季，從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秋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北京共經歷了220個干季，其中有74個干季出現過“冬不雨雪”、“冬旱”、“經春久旱”、“雨雪不降”、“雨澤愆期”、“河干”之類的記載（以每10個干季為一時間段的干旱記錄次數見表二），明代北京冬春時節出現較嚴重旱情的頻率是比較高的。將220個干季分為前后兩段，前一段出現旱情記錄的干季數目為33個，后一段出現旱情記錄的干季數目為41個，明代中葉以后出現旱情的頻率明顯有所提高。干旱的氣候加劇了地表的干燥和疏松程度，當然更容易形成沙塵天氣。

表二明代北京每10個干季出現干旱天氣記錄的次數

時間段（冬-春）

1424－1444

1444－1464

1464－1484

1484－1504

1504－1524

1524－1544

1544－1564

1564－1584

1584－1604

1604－1624

1624－1644

干旱次數

說明：一個干季中如果出現一次以上的干旱記錄，亦記作一次。

除了氣候條件的變化外，人類活動是導致沙塵天氣日趨頻繁的主要原因。彌漫于明代北京天空的沙塵主要來自本地。當時北京街道未鋪磚石，極易產生浮塵，再加上各家都將臟土灰燼傾倒于街面，而又不能及時清理，以致街道上塵土厚積，“沙深埋足”[15]。為滿足修造房屋等需要，不少人自城外畚運泥土，不免沿途遺灑。朝廷一度曾下令禁止運土入城，結果造成“城中人多掘坑塹”，只得取消禁令，允許“距城二三里外取土”[16]。不過，在城內胡亂取土的現象并未能因此杜絕，大明門以西就曾因取土者“相尋不絕，遂成坑塹”[17]。經常大興土木的勛戚之家更是肆無忌憚，他們“取土長或二三十丈，深或見泉，已而復據附近街巷起土塞坑”[18]，不僅使街道變得高下不平，也加劇了塵土堆積的程度。據記載，當時北京城內有些地方積沙成堆，如“翰林院衙門左右，各積有飛沙，高三四尺，并枑梐若短墻然，微風一動則坌起”[19]。此外，隨著磚瓦需求量的劇增，近城附近出現了許多土窯。正統初年，朝廷認為在西北燒窯有礙風水，下令“京城西北俱不得掘土，其東南許出城外五里，天地、山川壇許去垣外三里”[20]。在近城附近大量取挖泥土，必然造成大面積的裸土地面，成為沙塵的起源地。如天地壇附近是挖土活動較為集中的一處地方，地面浮土遇風則起，致使“天地壇外風沙堆積，幾與墻等”[21]。可以說，正是積聚于京城內外的大量地表塵土，在風力作用下屢屢釀成天地都為之變色的沙塵天氣。

北京周邊地區森林面積的大規模減少，對于包括大氣在內的自然環境的惡化，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北京成為首都后，人口急劇增長，所需木材和薪炭都要依靠砍伐林木解決，因此在遼、金、元時期，北京周邊地區的森林就遭到嚴重破壞。明朝初期，曾禁止在西山砍伐林木，明仁宗即位后，“以京師人眾，而蕘薪往往取給千數百里外，命工部弛西山樵采之禁”[22]，西山森林開始遭到大規模破壞。對林木的濫砍濫伐，在北京周邊所有林區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如紫荊、居庸直至雁門一帶，“綿延數千里，舊有樹木，根株蔓延，長成林麓”，由于“公私砍伐，斧斤日尋”，到景泰初年已經“樹木殆盡”[23]。成化末年，丘濬曾談到，北京附近邊塞一帶的林木，“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為薪，燒柴為炭，致使木植日稀”，建議“于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每山阜之側，平衍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24]。弘治年間，兵部尚書馬文升也曾憂慮地指出，“自成化年來，在京風俗奢侈，官民之家爭起第宅，木植價貴，所以大同、宣府規利之徒，官員之家，專販筏木，往往雇覓彼處軍民，糾眾入山，將應禁樹木任意砍伐”，“且大木一株，必數十年方可長成，今以數十年生成之木，供官私砍伐之用，即今伐之十去其六七，再待數十年，山林必為之一空矣”[25]。但這些警告和建議并未引起朝野重視。嘉靖中，“胡守中以都御史奉璽書行邊，乃出塞盡斬遼金以來松木百萬”[26]，對沿邊林帶破壞極大。明朝還在北京附近的易州設置了柴炭山廠，遵化設置了冶鐵廠，致使這些地方的山林遭到毀滅性采伐。以易州為例，那里的山區本來“林木蓊郁”，經過長期破壞，到晚明時期則是“數百里山皆濯濯”了[27]。當然，朝廷出于防御的目的，也曾試圖保護沿邊山林，但濫伐現象始終屢禁不止。即使在明王朝嚴加保護的陵寢重地天壽山，盜伐林木事件也屢屢出現。此外，明初順天府各州縣曾廣植桑棗，但到宣德年間，各處桑棗已被“砍伐殆盡”[28]，政府雖曾下令復種，但始終未見實效。北京周邊地區森林資源的迅速減少，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生態平衡，加劇了風沙等自然災害的為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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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社教.歷史時期我國沙塵天氣時空分布特點及成因研究［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3）

[2] 宋濂.元史（卷50）［M］.北京：中華書局，1976.

[3] 宋濂.元史（卷39）［M］.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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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社教.歷史時期我國沙塵天氣時空分布特點及成因研究［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3）

[2] 宋濂.元史（卷50）［M］.北京：中華書局，1976.

[3] 宋濂.元史（卷39）［M］.北京：中華書局，1976.

[4] 宋濂.元史（卷47）［M］.北京：中華書局，1976.

[5] 熊夢祥.析津志輯佚（風俗）［Z］.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6] 謝肇淛.五雜組（卷3）［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7] 葛振家.崔溥《漂海錄》評注［M］.北京：線裝書局，2002.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