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鳥獸草木之學”

羅桂環

宋代是我國歷史上科學文化十分繁榮的一個時期，許多重要的學術理論和技術發明都發生在那個年代。宋代在生物學方面同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當時不但在動物化石的認識、人體解剖學和金魚育種方面都有突出的成果，而且憑借生物學知識的廣泛積累，有關生物的學問已逐漸從原來更為廣泛的知識門類中分離，開始形成一門關于“鳥獸草木”的學問，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古典的生物學。這種情況明顯地體現在當時涌現的眾多的生物學著作中。筆者在此就當時這種學術發展的特征和有關情況作一初步的探討。

I北宋時期有關生物學專著的涌現

眾所周知，在農業社會中，“草木鳥獸蟲魚”或者說生物資源，是人們不可或缺的生活基本源泉。對它們的認識和開發，自然就成為當時社會實踐和學術探討的基本內容之一。但是在宋代以前，我國有關生物的論述主要寓于醫藥、農業和方志等類型的著作中，只有比較零星的生物學著作出現，如三國時期陸機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南北朝時期的《竹譜》和《魏王花木志》、唐代王方慶的《庭園草木疏》和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記》等等。到了宋代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但出現的生物學著作很多，而且涉及的生物層面更為廣泛，內容更加深刻。它們大體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資源記述型，亦即通過學者的調查，對有關動植物資源進行記述的作品。它們的性質多少有點象后代的地區動植物志。這類著作記載了大量新穎的動植物知識。第一本這種類型的著作是宋祁(公元998—1061年)的《益部方物略記》。眾所周知，唐代中期以前，我國南方由于經濟、文化相對落后，那里的生物等資源為外界所知較少。從東漢時起，不少到南方做官的學者就不斷以各種“異物志”或“水土志”、“記”為名，記述了在華東南各地所見聞的各種生物和礦產資源。這些著作盡管包含了大量的生物學內容，如三國時期的《臨海水土異物志》就記有110余種的動植物[1]，但還不是記述動植物的專門著作。宋代的學者在此基礎上把注意力更集中地放在具有當地特色的“草木鳥獸蟲魚”，撰寫出專門記述生物的作品。這是我國古典生物學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

《益部方物略記》是現存關于我國西南動植物的第一本專書。作者宋祁是宋初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益部方物略記》是他在四川做地方官時寫的。全書按草木、藥、鳥獸、蟲魚分類編排，共記述動植物65種。書中對所有動植物都配有插圖(今已不存)，內容新穎。根據宋祁在書前的記述，這本書的編寫原則為“凡東方所無，乃有而自異，皆取之。”從書中記述的狨(金絲猴)、龍羊(盤羊)、桶、榿、紅豆樹等動植物可以看出，宋祁秉承了前人細致記載“異物”。的傳統，但又有創新，即記述的都為當地動植物，具有較高的生物學價值。當時屬于這種類型的著作還有《益州草木記》[2]、《郊居草木記》[3]等。

上述類型的著作還有另外一個類別，那就是記述當地突出的生物資源，尤其是帶有地區特色的花卉果木的著作，即后人常說的動植物"譜"、"錄"。它們是宋代開始大量涌現而極具我國古代生物學特色的著作。這類作品極大地促進了人們對地區性的著名動植物認識的深入，加速了人們生物學知識的積累。

記載一個城市花卉的著名著作首推周師厚的《洛陽花木記》。這本書寫成于1082年。大家知道，洛陽在唐宋兩代都是陪都，園林藝術十分發達。周師厚在少年時就聽說"洛陽花卉之盛，甲于天下"。后來到洛陽任職后，深感這里花木種類之繁多和絢麗多彩。于是根據所見所聞，參照唐代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記》等著作，寫下此書。書中細致地收錄了城中的各種花卉，其中僅牡丹就達I00多個品種，芍藥也有40多個品種，連同其他花卉300多種，共記各類花卉500余個種和品種。不論從記述植物的種類，還是形態描述方面，其內容都比以往的著作要豐富得多。類似的書還有張峋的《洛陽花譜》等。

在北宋，除《洛陽花木記》這類效法前人，但在內容廣度加以擴充的地區性綜合型花卉植物專著外，為某類屬(或某種)著名的植物作記(譜)而成的專著更多。著稱的有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劉攽、王觀、孔武仲的《淮揚芍藥譜》，沈立的《海棠記》，陳翥的《桐譜》，劉蒙的《菊譜》（1104年成書)等等。這類著作大多記有植物種或品種的名稱、特征、性狀和繁殖方法等，包含較為豐富的生物學內容。如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記載了他認為比較好的牡丹品種24個；還記述了牡丹由野生到栽培，由單瓣到重瓣的演化發展過程，及牡丹的分布地域等涉及植物馴化、栽培育種和植物地理方面的內容。而王觀的《芍藥譜》不但記述了將近40個芍藥品種，而且還分析了芍藥在揚州栽培的繁榮與當地氣候和土壤等自然條件及當地人的精心培育優良品種的關系。書中所述芍藥的繁殖、修剪和病蟲害防治技術，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桐譜》的作者由于自己作實際的野外調查和栽培植物進行觀察，獲得的有關桐(包括今天的梧桐、泡桐和油桐)的種別，以及生理特征方面的豐富知識，使自己的著述體現了較高的植物學價值。

除園林花木的專著外，其他帶有地方特色的動植物專著還有不少。著名的有贊寧的《筍譜》，蔡襄（1012一1067年)專記閩南佳果荔枝的《荔枝譜》，張宗閔的《增城荔枝譜》，傅肱的《蟹譜》和王綱的《猩猩傳》[4]等。其中《筍譜》和蔡襄的《荔枝譜》包含著作者較多的調查和一些深刻的生物學觀察，如《荔枝譜》不但細致地記載了32個品種的特征，而且對與荔枝生長相適應的氣候條件，及荔枝分布的北界都有準確的記述。

第二種類型是伴隨當時各種生物學知識尤其是觀賞動植物知識的大量積累，一些學者為擴大影響而編寫的一些大類別的動植物著作，包括張宗誨的《名花木錄》、《木譜》[5]，以及一些學者造的“經”。“經”有《草經》、《花經》、《鷹經》、《禽經》等等。這些所謂"經"的編著，大約有點自詡為某一方面知識經典的味道。從中不難看出當時人們試圖“經營”一門新學問的努力。《草經》、《鷹經》在鄭樵的《通志·昆蟲草木略》等處提到，后來這兩本書似未流傳下來。流傳至今的只有《花經》和《禽經》。這類著作的特點是收錄有較多的某一專門領域的生物學知識，比較典型的著作是《禽經》。

《禽經》題的是周師曠撰，但肯定和《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一樣，是冒名之作，因為其中的內容主要是晉以后的東西。此書未見宋初王堯臣等撰的《崇文總目》著錄，首先見于陸佃（1042一1102年)的《埤雅》所引，一般認為是唐宋時期的著作。考慮到宋代生物類著作寫作、編撰的繁榮，以及出現《南方草木狀》等冒前人之名的作品，因此，我認為它更有可能是宋代的作品。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鳥類學專著。其編寫風格帶有普及知識的特點，如書中記“王雎、雎鳩，魚鷹也。《毛詩》日：，‘王雎，鷙而有別。’多子。江表人呼為魚鷹。雌雄相愛，不同居處”。該書記載了鶚、鷹、鳶、魚鷹、錦雞等各種雉，

翡翠、鶴、鷸及鵜鶘、斑鳩等數十種鳥。對鳥的名稱辨異、形態特征、生活習性、行為特點，以及對環境的適應等等都有記述。書中還提到鳥類的器官形態與功能的一致性等等。就其內容而言，堪稱是一本包含著豐富鳥類學知識的著作。

第三種類型是綜合性的生物學著作，它與經學有關。也就是說一些學者從經學解釋名物的角度出發，分門別類地對各種生物的名稱、習性和形態進行描述、解說。這種著作無疑由以前百科全書式的《爾雅》分化、發展而來。與《益部方物略記》一樣，從中可以看出，“鳥獸草木之學”從先前更加籠統寬泛的學問中脫胎而來的軌跡。代表性作品是陸佃的《埤雅》。從書名和書中的生物分類就明顯可以看出它是由《爾雅》派生出來的作品。全書共20卷，前18卷分別為“釋魚”、“釋獸”、“釋鳥”、“釋蟲”、“釋馬”、“釋木”和“釋草”。此外，還有“釋天”兩卷。共記動物I85種，植物92種，內容不出博物學范疇。陸佃的著作不但有對動植物形態、分類方面的描述，而且也有行為特征、生態習性方面的描述。作者在總結前人積累的生物學知識同時，也加上自己的觀察、認識。如他在記述松的時候寫道：“松性陵冬不雕，四時長見，有松之操，故其字會意”（1）I94頁)；在記述梅時寫道：“梅，一名柟，杏類也……轉淮而北則杏，亦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I]，I68頁)。這種解釋在今天看來非常幼稚，但它回答了人們對菘(白菜)越冬習性，以及梅和否兩種外形非常相似卻在地理分布上一南一北的有關問題，為當時的學者喜聞樂見，使自己的著作易被接受。更由于他的著作與解讀經書有關，一般的學者都得閱讀，影響尤為廣泛和深遠。

上述史實表明，由于眾多學者的努力，北宋時期不但出現了類似地方動植物志的作品，更涌現了眾多專門類型的動植物著作。此外，還有傳播知識的一般性生物學著作。初步構成當時收集生物學知識和傳播知識的著作體系。加上當時《圖經本草》等有影響之本草著作的出現，這種情況無疑對后來“鳥獸草木之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2 鄭樵等為 “鳥獸草木之學”張目

北宋時期生物著作的大最涌現，及其在學術上和實際生活中顯示的重大意義，促使南宋初期的學者更加深人地思考有關“鳥獸草木之學”的重要性。如果說北宋時期只是出現眾多學者刻意撰寫生物專門著作，有營造一間學問的傾向的話，那么到了南宋初期，則較為清晰地出現了為創立“鳥獸草木之學”的理論說明。

最早提出這一問題，明確強調“鳥獸草木之學”非常重要，并且致力使之發展的學者是著名史學家鄭樵(1103—1162年)。鄭樵是南宋初期一位知識非常淵博的學者。受當時學術風氣的影響，他非常重視生物學知識的獲得和傳播。引人入勝的是他從治學的角度而不是從資源的角度出發強調動植物知識的重要性。他舉學習《詩經》為例，認為：“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他認為漢代的學者不了解這一點，因此“鳥獸草木之學”就停滯不前了，即所謂“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他認為，三國時期的陸機認識到掌握生物知識的重要性，所以撰作了《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但陸機記述的知識不夠系統，后來能加以發展的很少，原因在于“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但是本草學的發展，在古代生物學知識的積累方面還是很有意義的，這是因為“惟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在這里鄭樵提出了他對宋以前生物學未能很好發展的原因分析；同時強調實踐對獲取生物學知識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認為本草直接屬于“鳥獸草木之學”范疇。

基于自己的分析，這位學者采取行動，在實際觀察和資料整理兩方面同時下功夫，以實現其發展“鳥獸草木之學”的目的。鄭樵在《昆蟲草木略·序》中曾寫到：“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草木鳥獸之真，然后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后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為之會同。……夫物之難明者，為其名之難明，名之難明者，渭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是以此書尤詳其名焉。”從序中可以看出，他崇尚本草學家陶弘景的處世態度和治學精神，試圖通過實際觀察，在盡可能了解各種生物的基礎上，對包括解釋《詩經》、《爾雅》以及本草在內的生物學內容進行總結，將”鳥獸草木之學”作一番發展。

經過山林中居住30余年的讀書、探索和請教“農圃之人”，鄭樵終于寫下了在古代生物學發展史上有重要價值的《昆蟲草木略》一書。這本書鄭樵自視甚高，把它列為自己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之一。《通志》的“略”相當于以前史書中的“書”或“志”，如《史記》中的“河渠書”、《漢書》中的“律歷志”。鄭樵在《通志·總序》對其“二十略”有這樣的解說：“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謂之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于此矣”。作為“大學術”之一端的《昆蟲草木略》，其意義在于幫助人們治學時識別“名物之狀”。對此同《序》有這樣的表白，說：“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參之載籍，明其品匯。故作《昆蟲草木略》。”由感于鳥獸草木之學的重要性，從而努力創作《昆蟲草木略》，把它當作重要的學術的一個方面，確實是他創造性的構建。

《昆蟲草木略》大約是鄭樵自己認為在發展“鳥獸草木之學”方面的奠基性著作，因此，原先的設想的內容框架應當是比較大的，即上面所說“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但不知何故，《昆蟲草木略》中并沒有達到這個數目。不過所包括的動植物種類還是相當豐富的，記有植物約340種，動物130余種。作為展示學術的一個方面，或者作為一間學問的基本著作，就當時而言，還是說得過去的。從書中的記述來看，鄭樵顯然認識不少動植物。在解釋動植物名稱方面，他歷述了各生物名稱的源流，各書所提及的辨識和相似植物的互辨，確有不少精彩獨到之處。在生物分類方面，鄭樵的書顯然受陶弘景《本草經集注》的影響，區分動植物為草類、蔬類、稻粱類木類、果類、蟲魚類、禽類和獸類。鄭樵的著作與上述《埤雅》有所不同。在《昆蟲草木略》中，除《埠雅》也大量引用的《詩經》、《爾雅》、《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爾雅注》外，也引證一些唐代《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遺》，以及北宋的本草著作《圖經本草》的內容。此外，還引用了《齊民要術》等其他一些著作。這說明鄭樵對以往的鳥獸草木知識確曾作過考查研究，并根據自己的意愿予以總結繼承。這體現了他試圖博采眾家之長，在構建“鳥獸草木之學”方面進行了豐富的資料準備。

為使自己構建的"大學術"基礎更加牢靠，鄭樵還投人大量精力編寫“動植志”等其他生物學著作。受北宋學者重視給生物著作(包括本草)插圖的啟發，鄭樵也很強調在生物學著作中加上插圖這種方法的先進性。他在《通志·圖譜略》中寫道：“圖，經也；書，緯也”；又說“別名物者，不可以不識蟲魚草木。而蟲魚之形，草木之狀，非圖無以別”[2]；生動地說明了插圖對于辨別生物、傳播知識方面的重要意義。

鄭樵強調“鳥獸草木之學”的重要性，在這門學問的建構方面確實下了很大功夫。但他關于生物知識重要性的說明雖然冠冕堂皇，但未免失之偏頗，不足以為當時類型眾多的生物著作雜彩紛陳提供合理的理論依據。當時有些學者以一種更為寬泛的理論強調動植物知識的重要性，其基本觀點正如著名學者程大昌(I123—1195年)在《演繁露》中所表述的：“大學致知，必始格物。圣人之教，初學亦期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他們認為治學要“格物”[6]以提高認識，首先就應多掌握有關生物學方面的知識，從對外部世界認知的需要強調生物知識的重要性，因而顯得更加圓滿和具說服力，并為不少學者所認同。

理學家朱熹(1130—I200年)也提出：“天地中間，上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個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3]。后面我們還要提到的一些生物學著作的作者，常用"格物"所需為自己作品的創作提供理

論依據。如《爾雅翼》的作者羅愿(1166年進士)在《爾雅翼·序》中闡述自己撰寫這本生物學著作的緣由時說：“惟大學始教，格物致知。萬物備于我，廣大精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類推”。王貴學的《蘭譜·序》中，也有種蘭是“格物非玩物”的表白。此外，韓境在《全芳備祖·序》中指出，《全芳備祖》是部“獨致意于草木蕃廡，積而為書”的作品；因為“大學所謂格物者，格此物也”；“昔孔門學詩之訓有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因此，陳景沂編的書是有意義的。陳氏自序中也認為：“大學立教，格物為先；而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亦學者當務”。

3南宋“鳥獸草木之學”的發展

鄭樵等人對“鳥獸草木之學”重要性的強調和論說，顯然很好地代表了當時的學術時尚，當然其學術觀點可能也影響了一批學者。這充分體現在南宋有更多的學者致力于拓展這門學問，并編撰種類更多、知識內涵更加豐富的生物學著作，以培植“鳥獸草木之學”。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作品就是冒嵇含之名編的《南方草木狀》一書。毫無疑問，由于當時的小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南宋的人們對華南等地的地區性動植物資源比以往更加重視，而《南方草木狀》的出現正代表了這種學術風氣。從原書的題記中可以看出，這是出于幫助人們了解華南植物，刻意編出的一本著作，滿足了人們對華南生物的好奇。另外，由于編者有一種“弘揚學術”的目的，因此也為“鳥獸草木之學”充實了基礎。許多學者都曾指出它成書于南宋，從歷代有關南方的方物著作中拮取材料編成。筆者也持此種觀點。它很可能是《益部方物略記》、《益州草木記》、《禽經》影響下的產物。托名嵇含與《禽經》托名師曠一樣，無非也是為了宣揚這門學問的古老和源流深遠[4]。誠如己

故著名學者石聲漢等指出的那樣，編者具有較高的文史水平，所撮史料編排之精當，敘述所提大多嶺南植物文字之貼切，都顯示出作者有很高的技巧。全書分三卷，卷上記草類植物29種，卷中收木類植物28種，卷下收果類和竹類植物共2；種。就內容而言，堪稱是一部純正的植物學著作。該書雖系偽書，收錄的內容還是很豐富的，不失為一本對前人知識進行提煉、總結性質的專著。

在《益部方物略記》、《南方草木狀》等著作的影響下，南宋著名田園詩人范成大在華南的廣西為官兩年后，于1172年轉往四川任職的途中時，“追記其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所末載者，率為一書”，這就是《桂海虞衡志》。《桂海虞衡志》是一部內容豐富的博物學著作。書中分志禽、志獸、志蟲魚、志花、志果、志草木6類對廣西的動植物進行了記載，共計142種。其中所記的動植物為作者自己所見，很有華南和廣西地方特色，如動物中的孔雀、鸚鵡、白鸚鵡、象、果下馬[7] 金絲猴、黑葉猴、灰葉猴、蚺蛇、玳瑁、鸚鵡螺。植物也是如此，如紅豆蔻、南山茶、紅蕉花、史君子花、饅頭柑、菠蘿蜜、山韶子、八角茴香等都極具當地特色。該書中有不少比較準確的記載，對植物的習性和開花時的摹寫也很生動，足見他善于觀察，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生物學知識。

具有地方特色的動植物作品在南宋時也不少，性質如《郊居草木記》的著作有王質的《林泉結契》。作者根據自己在山中居住所見，分別以“山友”、“水友”為名記述了73種動植物。書中記述了竹雞、啄木鳥、杜鵑、畫眉、白頭翁、鷓鴣、鴛鴦、野鴨、紅鶴(朱鹮)、池鷺等43種鳥類；枸杞、合蕈(香菇)、蔊菜等20多種可供食用的植物；還有少量的獸類、兩棲爬行類和昆蟲。書中記述動植物的顏色、大小和生長環境，鳥類還包括鳴叫的特征。書中每一種生物都配有一首詩歌，是一部很具有當時文化特色的動植物專著。從名稱看，顯然表達了人與自然協調相處的良好愿望。

記述各地名產的著作也不少，典型的如韓彥直的《永嘉橘錄》和陳仁玉的《菌譜》等。其中《菌譜》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種菌類專著，《橘錄》則是有很高植物學價值的作品。

《橘錄》是韓彥直于淳熙五年(1178年)，在著名的柑橘產地溫州 (永嘉)任知州時寫的。柑橘是原產我國南方的著名果樹，歷代關于它們的記載很多，但直到韓彥直才寫下了這類果樹的第一本專著。全書共三卷，分柑、橘、橙三類記載了真柑、海紅柑、黃橘和橙子等27個柑橘類果樹種和品種，對它們的形態、味道、栽培管理和病蟲害防治都有較細的記載。在形態描述方面，作者重點突出對果實的記述，包括大小、形狀，果皮的色澤、香氣、厚薄，果瓣的數目、味道和種子的多寡等等。他也是依據果實的這些差異來區分當時柑桶的不同種類的，是一種比較科學的方法。南宋學者對花木“譜”、“錄”的編寫更加熱衷，成就更為突出。這一方面由于當時園林藝術也非常發達，花木自然成為人們研究和樂道的對象，因此，各種花譜自然就多。著稱的如范成大的作品《范村梅譜》、《范村菊譜》，史正志的《菊譜》，陸游的《天彭牡丹譜》，趙時庚、王貴學等人的《金漳蘭譜》和《蘭譜》，及陳思的《海棠譜》等等。這些作品有些是新類型的花卉專著，有些是對前人著作進行補遺的作品。其中不少是以自己的花園為中心記載的，相應的體現了作者更多的觀察和實踐，包含的生物學知識比北宋同類著作充實。

另一方面，南宋時期養寵物之風盛行，這種情形促進了人們對相關鳥獸蟲魚的飼養和深大觀察，對動物知識的積累也有重要作用，并進而導致一些專門動物譜、錄的出現。據《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當時流行“賽諸般花蟲蟻，鵝黃百舌、白鵝子、白金翅……秦吉了、倒掛兒、留春鶯，寵尤非細”，而且還盛行“斗鵪鶉”。很顯然，養鳥作為寵物是當時社會上層的普遍愛好。此外養“獅貓”、養金魚也是一般達官貴人的喜好（4]。其中金魚大約在北宋時期獻出現，不過當時的金魚很可能是原始形態的。著名學者蘇東坡有“我識南屏金鯽魚”[5]的詩句，“金鯽魚”的名稱就體現了這種情況。到了南宋，己經培育出著名的金魚品種。《夢粱錄》記載：“金魚，有銀白玳瑁色者……今錢塘門外，多畜養之，入城貨賣，名魚兒活”。可見它們深受大眾的喜愛。當然，養蟋蟀這種蟲子也許更為普遍，因為斗蟋蟀是當時流行的一種風尚。

蟋蟀是我國常見的一種昆蟲，很早就為我國古人注意。古人因其發聲象急促織布聲，也稱之為促織[8]。《詩經》中已有一些關于其習性的記述。據《開元天寶遺事》記載，從唐代開始，斗蛾蟬的游戲在宮中就非常盛行。到了南宋更成為社會上各階層的官僚富豪所鐘愛的娛樂和賭博方式。《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六月六日……促織盛出，都民好養。或用銀絲為籠，或作樓臺為籠，或黑退光籠，或瓦盆竹籠，或金漆籠，板籠甚多。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伙?)斗者。鄉民爭捉入城貨賣，斗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頭生得大，便會斗，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正因為如此，鉆研蟋蟀也成了學問，出現了專門描述蟋蟀的《促織經》。這本書題賈似道撰。賈是歷史上禍國殃民的奸臣，大約也是一個玩蟋蟀的行家里手。史籍記載，他"嘗與群妾踞地斗蟋蟀"[7]。這本書是否確由他作已難查考，現在流傳的本子(《夷門廣牘》本)經明代周履靖增添過。書中內容很豐富，包括蟋蟀的生活環境，歷史上各種名稱，生活習性，形體特征與能斗的關系，及其飼養方法和有關注意事項等等，可以說包括了當時人們認識到的這種昆蟲的各種知識。

當時眾多有關園林“生物學”和各地資源、特產動植物專著的涌現，終于促使一些學者去編寫綜合性的生物學類書。約于I253年，浙江人陳景沂有感于缺乏專門輯錄“生植一類”的類書，于是通過多年的查閱，將240種植物(自提400余門，主要是栽培植物)的資料分花、果、草、木等8類收集羅列在一起，名之日《全芳備祖》。每種植物的資料分事實祖、賦詠祖和樂府祖三部分。是書收有不少前人有關植物典故和利用方面的經驗知識，但作為文人作品，更重視的是詩詞歌賦。其撰寫的主要目的當然也是增進文人的博物學知識，實際上也體現了一般類書所具有的功能“文人作藝術文字時供參考剽竊”[8]。從中也可看出當時人試圖完善"鳥獸草木"學問的努力及其學術傾向。

南宋學者對“鳥獸草木之學”的重視，還體現在有關解釋經典之學術著作的編寫方面，使一些這類著作成為傳播生物知識的專門著作。羅愿《爾雅翼》就是這方面的典型。

羅愿的著作僅從名稱看，就能看出是與《埤雅》性質相似、從《爾雅》派生而來的作品。在《爾雅翼·序》中他寫道：自己以“《爾雅》為資，略其訓沽、日月星辰；研究動植，不為因循。觀實于秋，玩華于春；俯瞰淵魚，仰察鳥云……有不解者，謀及芻薪；農圃以為師，釣弋則親。用向參伍，必得其真。”從中可以看出，他把“動植”作為一個專門的門類分離出來，使自己的著作成為名副其實的動植物學專著。從以上引文可以看出，他試圖通過追求生物的知識來滿足認識進步的需要。作者和鄭樵一樣，強調通過實際調查獲得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性。

《爾雅翼》共32卷，記述的全部是生物，分“釋草木”、“釋鳥”、“釋獸”、“釋蟲”、“釋魚”等部分，共記述生物4I5種。所記述的都是以前經書史籍比較常提到或生活中接觸較多的生物。其中對昆蟲的變態和鳥類的行為習性都有比前人更加細致的觀察記載。

上面的史實表明，南宋的學者發揚了北宋的學術傳統，在古代生物學方面作出了許多杰出的成就。就相同類型的著作而言，不論從內容顯示的科學性還是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都有長足的進步。很顯然，在闡明“鳥獸草木之學”重要意義的同時，他們做了更多的知識積累方面的工作。無論是致力于編撰有關地域性的生物學(或博物學)著作，抑或是編撰各種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花卉果木和玩蟲的作品，使之成為重要的“休閑學問”[9]，都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羅愿刻意在經學著作(《爾雅》)"動植"的基礎上，通過實際調查獲取資料編寫出純粹的生物學著作《爾雅翼》，為更好地使有關生物的學問成為學術的基礎部分作出了貢獻；而陳景沂編寫的專門(植物)類書古代最重要的工具書之一的出現，體現了當時人們為發展一間學問而進行了深入的基本建設。

4幾點考察

從上面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宋代的“鳥獸草木之學”，開始以一種專門記錄和傳播生物學知識的學問，逐漸從原來更為廣泛的學問中分化和獨立出來。這種情況在北宋時期已露端倪，南宋的學者進行相關的理論說明，并進一步完善這門學問的系統建設。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有如下一些原因。

首先是當時的經濟和文化中心的進一步南移，對南方開發的深化，導致了南方豐富的生物資源作為一個專門的類群引起了更為廣泛而深刻的注意。雖然前人的方志著作為人們認識那里的生物打下一定的基礎，但農醫和園林藝術的發展，需要更加專門的動植物資源著作的出現，這導致《益部方物略記》、《益州草木記》、《南方草木狀》、以及《桂海虞衡志》等區域性動植物志類型著作出現。這種情形體現了從傳統"博物學"向動植物學的自然發展，也反映了人們對有關專門知識的探求和認識的深入。

其次是對地方特產的重視和園林藝術的空前發達，以及當時與此相關的文學藝術的發展。宋代之所以出現如此眾多的花卉果木的專著，這種狀況得益于統治者的提倡和一般官僚的喜好園林。園林多了，作為園林主體的花木和相關的觀賞鳥獸蟲魚自然就受到人們的重視。實際上，宋人對“鳥獸草木”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是從關注園林動植物方面推動的。

園林花卉作為人類重要觀賞對象和美化環境的主要物品，在我國向來受到重視。有關的專門著作出現得比較早，如上面提到的《魏王花木志》等。宋代文人學者受傳統的影響，非常熱心記述各地的特色花卉。如歐陽修記述洛陽牡丹，強調這里由于氣候等原因，所產的牡丹天下第一，因此不能不加以記述；王觀等人也以揚州的芍藥天下第一必須加以記述；蔡襄以荔枝“果中第一”，過了一定的地理界限就沒有分布為由寫下《荔枝譜》。翻開當時這類著作，大多可以從中看到作者強調這類原因。

宋代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就本質而言，由于文人官吏所處的經濟地位優越，對觀賞花草蟲魚方面投人大量精力的結果。這些人并不太在乎一般的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認為那些是俗務；關注花草和美果可以得到更多的精神享受，在他們認為這是雅事。而且還可以用“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為自己這方面的所作所為找一冠冕堂皇的借口。因此當時的士大夫對各地的園林花卉果木情有獨鐘，并愿意記述下來供后人知曉，欣賞和激勵更好地發展這方面的工作。于是為名花和果木作譜成為一時風尚，涌現出大量相關著作。這客觀上促進了文人學者之間就這類動植物的有關問題進行交流。這又進一步導致托名為師曠草創的《禽經》和所謂的《草經》、《花經》的出現，為草創一間學問造勢。

之所以說還與當時的文學發展的形式有關，是因為花卉果木是當時詩詞，尤其是詞的重要吟詠對象。這從當時的“譜”、“錄”著作中常常收集相關的詩詞內容中也很容易看出。有些花譜，如陳思的《海棠譜》實際上相當于臚列海棠史料、詩歌的類書。既然有單種花卉果木的類書，很自然就促成《全芳備祖》花卉果木為主體的植物類書的出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被稱為“物推其祖，詞掇其芳”（韓《序》語）的《全芳備祖》是試圖使園林植物著作完成由具體到一般這一過程，為完善某一學問(即關于植物的學問)刻意編輯的著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從以往內容更廣泛的類書分離和發展而來的作品。宋代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突出反映了當時上層社會對園林花鳥情有獨鐘，耽于蟲、魚娛樂等注重精神享受的一種綺靡的社會風氣，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學術的繁榮。

第三，是宋代儒學發達的結果。雖然和歷史上其它國家一樣，我國古代對生物的認識，以及把對生物的認識當作一間學問來發展，是與農醫、園林藝術實踐的發展密切相聯系的。然而它也有自己的明顯特點，那就是與我國古代的經學也有很密切的關系。眾所周知，作為儒家經典之一的《詩經》記有大量的動植物。作為我國古代學術鼻祖之一的孔丘曾因此說過：“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多識鳥獸草木之名”[9]。孔圣人的這一說法顯然很快受到學者重視。我國第一部解釋詞義的著作《爾雅》中，就充分體現對動植物的重視。書中對包括《詩經》在內的先秦古籍中的500多種生物的名稱，分門別類為草、木、蟲、魚、鳥、獸和畜加以注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奠定了我國古代生物分類的基礎。后來東晉著名學者郭璞在他作的《爾雅序》指出：“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莫近于《爾雅》者，蓋興于中古，隆于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也許出于這樣一種原因，《爾雅》很快受到重視。漢代以來有不少學者對《爾雅》所記的生物學內容進行了擴充或深入的注釋，最終《爾雅》也成為儒家的另一經典。

出于這樣一種原因，我國古代文人盡管可以看不起農夫和郎中，但卻不得不為更好地鉆研學術，為了成名而盡可能多地掌握些“草木鳥獸蟲魚”的知識，即古人所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一物不知，儒者之恥；遇物能名，可為大夫”[10]。北宋經學發達，因而還出現了一些學者以一種正規的學術探求，考釋《爾雅》等“經”文中動植物名稱和記述它們形態、生態方面的知識，并對原書動植物的種類加以擴充，最終導致從以往的《經》(或具體地說《爾雅》等名物著作中)分化出一種新類型的生物學著作。陸佃的《埤雅》就是這種產物。陸佃是北宋對經學頗有研究的經學家，曾注《爾雅》，作《詩講義》及《禮家》和《春秋后傳》等。《昆蟲草木略》和《爾雅翼》的寫作都有同樣的影響因素在內。當然，鄭樵的著作不但強調生物學知識的學術價值，而且也注重資源的利用開發，從更廣的角度著眼為這門學術的重要意義造輿論。另一方面，南宋的一些理學家如朱嘉也確曾用生物學現象，來闡述自己的理論[11]。

綜上所述，宋人在認識生物方面的種種努力，包括記下各地有特色的生物資源；對各種舊的和新的生物知識進行系統整理，以更好地完善整個知識體系結構，并使生物學知識得到廣泛的傳播，促進人們對外部世界認識的深人(格物致知)；編寫出了大量各具特色的生物學著作，服務于改善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充實生活為目的，以"多識草木鳥獸魚蟲之名"為動力，不斷地通過地方生物資源的記述收集生物學知識，編書傳播知識，充實經典，這就是宋代的“鳥獸草木之學”。當然，它主要還是以經驗知識積累為特征，對生物生長發育規律的探求較少，更談不上對生命本質的探尋。這可能是當時“草木鳥獸蟲魚之學”的特點，也是今天看來的不足之處。它畢竟是古代的鳥獸草木的學問。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

宋代的“鳥獸草木之學”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學術方面它們引發產生了大量類型相似的著作，如《荔枝譜》后來就有很多種；而且帶動明清內容更加廣博而深入的著作的出現，如《打棗譜》、《水蜜桃譜》、《獸經》、《蛇譜》、《異魚圖贊》、《群芳譜》、《花鏡》等等。同時，它們的內容迅速被后來的著作引用，如《荔枝譜》的內容很快就被《圖經本草》等著作引用。另外，它們敘述生物的方法為后世研發揚，如陸佃和鄭樵在自己的作品中為生物解釋名稱的做法，被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發展為“釋名”。宋代學者對生物“名物”考證的注重對后來《植物名實圖考》等生物學著作的出現的促進作用也是明顯的。因此，它確曾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古代生物學的發展。當時的一些生物學著作如《荔枝譜》、《橘錄》、《促織經》等，在世界生物學發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

地[12、13]。另一方面，宋代有關生物學專著，在實踐中促進了動植物的引種和育種。如蔡襄《荔枝譜》記載的荔枝品種“將軍荔”、“丁香”等種類后來為廣東栽培[10]。這些著作對古代農業生產發展也有過積極的推動作用。

1.[宋]陸佃·埤雅[A]·四庫全書[Z]·22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I986·

2.[宋]鄭樵·通志[A]·卷七十五·萬有文庫[Z]·北京：商務印書館·

3.[宋]朱烹·朱子語類[A]·四庫全書[Z]·70I冊·臺北：商務印書館，I986·225

4.羅桂環，今本南方草木狀考析，自然科學史研究，1990，9（2）

5.（宋）吳自牧，夢粱錄，中國商業出版社，1982，159

6.（元）脫脫等，宋史·列傳·奸臣，北京：中華書局，1977.232

7.石聲漢，中國古農書評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0.74

8.論語·陽貨第十七，四部叢刊初編，第9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81

9.（清）曾奧（火旁），爾雅圖重刊影宋本敘，北京中國書店，1985.2

10.（宋）朱熹，朱子全書，性理一，四庫全書，241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260

11.Reed H 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Plant Sciences.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42.5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