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的市場商品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地區特產品，以鹽鐵等商品為代表，另一類是糧食和布帛類商品。這兩類商品在交換市場上的結構形態，是由生產的結構狀況和社會需求的結構狀況所決定的。米絹貿易比鹽鐵貿易具有更深刻的社會經濟意義。因為糧食生產和紡織手工業生產是封建時代的主要生產行業，人民生活一衣二食，米絹類商品不僅與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息息相關，而且反映商品經濟發展的深度和廣度。糧食和布帛在商品構成中的比重越大，說明脫離種植業、依靠商品糧為生的人口越多。以茶葉、信用證券等為代表的新商品的大量涌現，更進一步體現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水平。所以宋代商品流通市場上的品類結構狀況的變化，是經濟結構變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一、米絹類商品跨地域流通的發展

戰國秦漢時期，跨地區流通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鹽鐵之類的地區特產品以及滿足貴族豪富消費需求的奢侈用品。司馬遷列舉：“夫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柚、梓、姜、桂、金、錫、連、丹砂、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毯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1] 。這是因為，鹽鐵“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2] ；奢侈品“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3] 。雖然那時糧食貿易十分活躍，出現了白圭、任氏等著名糧商，《管子》等書還把控制糧食市場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重要內容。但此時的糧食布帛貿易主要表現為季節性的豐歉調劑，地區間的余缺調劑所引起的流通交換尚不發達，商人以牟取賤時買貴時賣的時間差價為主要贏利手段，較少追逐賤處買貴處賣的地區差價者。如白圭的經驗是：“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故而社會上流行的商業經營原則是“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4] 。東漢三國以降，商品貨幣經濟凋零，在商品構成中，服務于門閥士族的奢侈品更加突出。王符《潛夫論·務本》云：“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侈之幣，以惑民取產，雖于淫商有得，而國計愈失矣”。

宋代，隨著農業、手工業生產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繁榮，市場上的商品種類較之前代更加豐富。北宋《太平老人·袖中錦》列舉號稱天下第一的商品有：“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瓷、浙漆、吳紙、晉銅、西馬、等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福州荔眼、溫州桂、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咸豉……”。南宋方信孺出使金國時，也向金朝統治者夸耀說：“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廣；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淮東西則銅鹺之藪澤也；浙西十四郡爾，蘇湖熟、天下足，元帥之所知也。而況生齒日繁，增墾者眾，葦蕭歲辟，圩圍浸廣，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浙東魚鹽之富，海藏山積，食之雖眾，生之無窮。閩自為東南一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兼江、淮之所入”[5] 。

與此同時，商品的結構狀況也有了明顯的變化。反映在商業資本的經營內容上，以鹽鐵為代表的地區特產品、珠玉香藥等奢侈品固然仍占不小的比重，有所謂“商于海者，不寶珠玉則寶犀瑁；商于陸者，不寶鹽鐵則寶茶茗”[6] 的說法。但在商品構成中，糧食和布帛之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越來越占據了主要地位。“夫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一心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畜、絲麻、布帛之類”[7] 。商人販賣米絹等日常生活用品，既牟取其時間差價、又更多地熱衷于牟取地區差價，成為商業資本的主要贏利方式。

宋代糧食市場最突出的特點是地區間轉運貿易的發達，“千里不販糴”的舊格局已被完全打破，遠距離的糧食貿易空前興盛。“春夏之間，淮甸荊湖，新陳不續，小民艱食，豪商巨賈，水陸浮運，通此饒而阜彼乏者，不知其幾千億萬計”[8] 。糧食份量重、體積大、價值低，糧商在支付運費、倉儲費、包裝費等成本后，要想贏利必須靠大規模經營才有可能。

在農業生產力水平提高和交通運輸業發展的基礎上，宋代形成了幾個規模較大的商品糧輸出基地。在長江流域，中游的荊湖一帶，“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江湖連接，地無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意，靡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余米盡以貿易。大商則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輾轉販糶，以規厚利。父子相襲，老于風波，以為常俗”[9] 。兩浙西路北部的太湖流域，“湖、蘇、秀三州號為產米去處，豐年大抵舟車四出”[10] 。西南的兩廣地區，“廣南最系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11] 。

宋代的遠距離糧食貿易還形成了長期穩定的空間流向和較集中的銷售供應對象。就空間流向看，基本的流通格局是從南向北、由西向東；就供應對象而言，在南方較多地服務于城鎮和經濟作物產區，在北方較多地服務于政治軍事需求。空間流向和供應對象這兩者一表一里，前者決定于后者，展現了宋代糧食轉運貿易空前繁榮的景象。

總體說來，商品糧由南向北流動主要是政治軍事需要引起的。其中，從長江中下游地區流向北方的商品糧以首都汴京為目的地，除了宋政府漕運的通過賦稅征斂和市糴購買的每年600萬石外，富人的販運量也很大，宋真宗時，三司就報告說：“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粳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12] 。這些糧食主要供應汴京龐大的皇室、官僚、軍隊以及眾多市民的消費。從黃河中下游地區流向北方的商品糧，則以河北、河東、陜西的沿邊一帶為目的地，基本上全部服務于軍需。如河北“蓋沿邊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里客人販去中官”[13] 。商品糧供應的出發地多半是河北南部的德、博、棣、濱等州及京東路。“列塞積兵，計糧為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谷價，募商以納之，縣官苦其費”。河北轉運使范雍“視德、博間地惟沃饒，菽粟易斂，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14] 。慶歷年間，判大名府賈昌朝也說：“朝廷以朔方為根本之地，御備戎虜，取材用以饋軍師者，惟滄、棣、濱、齊最厚”[15] 。陜西駐軍消費的糧食大都取足于本路，歐陽修說：陜西駐軍“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西人而已”[16] 。但陜北的鹿 延等地貧瘠荒涼，卻是駐軍較多的邊防要地，其軍需糧食便多是用入中等購買的方式依靠南部的關中、秦渭等地供應。

商品糧由西向東流動，是東南地區糧食轉運貿易的一個突出特點，這主要是城鎮經濟發展和部分地區農業生產結構變革的結果。如荊湖的糧食運往長江下游的建康等地，江西之米接濟江東，浙西之米供應浙東、福建，兩廣之米也通過海路流向福建、浙東等。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在第二章已作論述，茲不贅。

糧食和茶鹽互為回頭貨，是宋代地區間糧食轉運貿易的又一個特點。茶鹽由于產地集中，其經銷大多是遠距離、跨區域的，糧食產區是茶鹽的主要銷地，所以在宋代盛行的“回貨”貿易中，糧食茶鹽的往來販運是商業資本的經營方式之一。如南宋廢除江淮鹽的官般官賣制實行鈔鹽法之后，長江流域湖南、江西與下游江東等地的商人販運情況是：“客人多自江西、湖南般運斛斗、竹木前來建康府，往往算請鹽鈔并糶米以回”[17] 。什么有利可圖就經營什么，這是商業資本運作的一個基本原則，米茶或米鹽的互為回貨的長途轉運貿易對于提高商業資本的周轉效率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夷堅志》記載的一則故事就說：“南康建昌縣民家，事紫姑神甚靈，每告以先事之利。或云下江之茶貴，可販；或云某處乏米，可載以往。必如其言，獲厚利”[18] 。 在湖北，商人還常用茶鹽作為購買糧食的信貸資金。“富商歲首以鹺茗貸民，秋取民米，大舟扁捆載而去”[19] 。廣西的余糧也是作為鹽的回貨運銷廣東的。“如梧、藤、柳、象去處，粒米狼戾，歲上熟米斗三十錢，中熟、下熟以是為差，大率不過五六十錢，是西路終歲勞苦，米價常低小。東路鹽船別無回貨，其所得米如泥沙。廣東販鹽上西江，多是小客，未及數歲，即為富商”[20] 。

紡織品是宋代跨地域流通貿易的另一類大宗商品。絹帛等絲織品又在紡織品中占最大比重。宋代的絲織業生產基本形成了京東河北、四川、江浙這三大地域鼎足而立的格局，但三地的產品各有特色。京東、河北的絲織業歷史悠久，在宋代，其生產的特點是產量多、技術精、質量高。時人謂：“青齊之國，沃野千里，麻桑之富，衣被天下”[21] 。蘇轍亦有詩贊曰：“君看齊魯間，桑柘皆沃若。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余糧及狗彘，衣被遍城郭”[22] 。前述居于天下第一之列的“東絹”、單州的薄縑等就是京東路的代表名品。河北的絹特別精致細密，時稱“精絹”，據說無正反面之分，定州“刻絲”是其名牌。四川的成都府路、梓州路是唐宋時崛起絲織業基地，以錦擅名天下，其特色是纖麗豪華。兩浙路和江南東西路的絲織業在宋代得到了長足發展，名品輩出，尤以產量大著稱，但總體的質量水平似乎稍遜于前兩個地區，如屬于當地名牌的越羅，“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中細，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23] 。由于兩浙絲織品質量較差，就連金兵在向宋廷勒索賠款時都不肯要，而退掉改成河北貨。

絲織品的銷售方向主要是城市消費、政府需求和海外市場。僅就城市消費而言，宋代一般城市中都有專門出售布帛的彩帛鋪，如汴京南通巷“并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潘樓街也是“真珠匹帛香藥鋪席”集中的所在[24] 。在臨安，陳家彩帛鋪、市西坊北鈕家彩帛鋪、清河坊顧家彩帛鋪等都是有名的絹帛店鋪[25] 。城市的各類商業行會當中，絹帛行鋪通常都居于財力雄厚者之列。由于絲織品在國內市場上的消費對象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城市，而生產多半分散在鄉村，所以絲織品的流通也像糧食等農副產品一樣呈現出了“求心”運動的態勢；同時，由于宋代形成了幾個規模較大的絲織業生產基地，所以絲織品的流通又是呈“輻射”狀展開的。“衣被天下”這句話，是宋代人稱譽某個地方紡織業發達的常用語，這說明凡是紡織業發達的地方，其產品總是天女散花般遠銷各地。如京東、河北的絲織品除向汴京等城鎮市場集中外，還大量通過密州板橋鎮等口岸銷往南方諸路及海外市場。宋哲宗時，范鍔奏稱：在板橋鎮，“本鎮自來廣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販到香藥諸雜稅物，乃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商客般運見錢、絲、綿、綾、絹，往來交易買賣，極為繁盛。……板橋有西北數路商賈之交易，其絲、綿、縑、帛又蕃商所欲之貨，此南北所以交馳而奔輳者”[26] 。李覯的詩：“江湖限南鄙，秋令到還稀。節換空看歷，人閑未趁衣。齊紈方得意，廈燕莫言歸”[27] 。 秦觀的詩：“裔土桑柘稀，蠶月不紡績。吳綃與魯縞，取具舟罔船客”[28] 。都分別說明京東路出產的“齊紈”、“魯縞”在江湖、廣西市場上是很受歡迎的暢銷貨。四川的絲織品也是行銷四面八方。“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于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29] 呂大防的《錦官樓記》亦云：“負于陸，則經青泥、大散、羊腸九曲之坂；航于川，則冒瞿塘、滟氵預沉舟不測之險。日輸月積，以衣被天下”。除了經陸路向北到秦隴、由水路沿長江東下之外，四川與南方廣西欽州之間的錦、香貿易也形成了一條熱鬧的商路。“富商自蜀販錦至欽，自欽易香至蜀，歲一往返，每博易動數千緡”[30] 。

麻布的商品化生產總體上不如絲織品，但市場上流通的麻布也不少。福建的麻布一直暢銷江浙地區，“今越人衣葛，出自閩賈”。浙東的麻布也大量銷往浙西，“強口布以麻為之，出于剡，機織殊粗，而商人販婦往往競取以與吳人為市”[31] 。四川盛產的麻布則大量通過政府購買銷往西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廣西的麻紡織業經過北宋的開發，到南宋時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新興麻布商品生產基地，“廣西觸處富有苧麻，觸處善織布。柳布、象布，商人貿遷而聞于四方者也”[32] 。 二、以茶葉、交引為代表的新興商品的涌現

在宋代的市場商品結構中，茶葉的異軍突起尤其引人注目。雖然據王褒《僮約》記載，早在西漢時四川就出現了茶葉交易市場，但只局限于很小的范圍，其交易量在品類繁多的商品中微乎其微。茶葉大量進入流通領域，是從唐代中后期隨著消費的廣泛普及而開始的。楊華《膳夫經手錄》云：“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采其葉煮，是為茗粥。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大歷遂多，建中以后盛矣”。暨至宋代，茶葉的消費群體更加壯大，“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貴貧賤靡不用也”[33] 。“夫茶之為民用，等于米鹽，不可一日以無”[34] 。茶葉與柴米油鹽醬醋并列，在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中占據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是重要的民生商品。對于以肉奶為主食的游牧民族而言，茶葉助消化、去肥膩的功效更使之具有了旦暮不可暫闕的需求剛性。市場的擴大與生產的發展相輔相成，使茶葉在商品結構中占有了很大比重。

茶葉由于生物習性的關系主要生長于秦嶺淮河以南，屬于地區特產品。但茶葉市場的勃興，又比鹽鐵之類傳統的地區特產品具有特別重大的社會經濟意義。首先，茶葉不同于一般的農作物和手工產品，它既不可當糧食吃，也不能作衣服穿。其生產，只要稍具備些規模，就幾乎必然是面向市場交換而進行的商品生產。其次，茶葉的生產具有極強的適應性和伸縮性。無論田間地頭，還是荒郊山嶺，皆能生長繁茂；無論加工粗略，抑或制作精細，都不妨人飲用。它還適應于各種勞動組織形式，既可作為小農的家庭副業，也適合家庭專業化生產，又能進行大規模經營。這些特點，使之既不必受自然資源、土地條件的嚴格限制，也不必對人力、物力、財力有苛刻的要求，隨著市場的擴大，它把各色人等卷入了商品經濟的潮流，其從業者之眾、產地之廣、產量之大，都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商業性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加工部門。第三，茶葉的銷售地域廣闊，消費者眾多，份量輕體積小，品類價格多種多樣，既適合小商稗販的零星買賣，也利于豪商巨賈的長途多運，這個特點，使宋代的茶葉貿易把鄉村墟市、中轉集散地市場、以大中城市、周邊游牧民族地區乃至海外為主的銷地市場等等聯系在了一起，形成了多層次、梯進式、網絡狀、范圍廣的市場體系。對于突破商品流通的地域性，加強地區間、特別是宋統治區與少數民族統治區之間的經濟聯系，具有深遠的意義。關于宋代茶葉商品流通的具體情況，我已有專文進行了討論[35] ，這里就不多說了。

宋代市場商品結構變化再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交引等有價證券的買賣市場的形成和發展。交引是宋政府為市糴糧草和實行禁榷專賣制度而發行的充當信用中介物的證券。交引又被稱為交鈔、鈔引、文券或券等，戴裔煊先生的《宋代鈔鹽制度研究》按名稱將交引分為六種，即茶交引、鹽交引、見錢交引、香藥犀象交引、礬引和其他交引。姜錫東博士則根據交引的職能和性質，將之分為三大類，即：? 政府向入納金銀現錢或糧草者發行的用以領取茶鹽香礬等物的提貨憑證類交引；? 政府向入納糧草者發行的用以領取金銀現錢的期票類交引；? 政府向入納糧草者發行的按比例領取金銀現錢和茶鹽等物的混合性交引[36] 。事實上，除這三類外，還應有第四類，即政府向茶鹽香礬等買賣者發行的專賣經營許可證性質的交引。而從時間上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各種交引的職能和性質是有所變化的。大致在北宋中期以前，宋政府將市糴糧草制度與禁榷專賣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發行的交引，大都兼有提貨憑證和專賣經營許可證的雙重職能，以提貨憑證為主；在北宋后期和南宋，隨著市糴糧草與禁榷專賣脫離了直接聯系，茶交引、香藥交引等基本上只是單純的專賣經營許可證，鹽交引等則繼續兼有原有的雙重職能。

交引是宋政府以延期異地付款的方式與民間開展買賣交換活動的產物，政府能夠按交引票面所示兌付錢物，是其信用的保證。北宋時，政府在北方沿邊市糴糧草是交引的主要發行渠道，茶、鹽、香藥、現錢等是交引的主要償值兌現物資。但由于交引的兌現要求經過多道煩瑣的程序環節、兌現的地點遙遠、時間又常常拖延、有時還無法按面值兌現、交引的最初持有者或者不懂得茶鹽等物的市場行情或者無力從事這些商品的經營買賣等原因，使得在北部沿邊向政府入中糧草等物而最先獲得了交引的相當一批人，為了急于兌換到錢幣而不得不把交引減價買出去，這就形成了交引的賣方市場。同時，由于政府為了吸引入中者發行交引的面值大大高于其實際價值、發行量過多、嚴重超過了交引的兌現能力等原因，造成交引的出賣價格暴跌，使得交引的面值與其實值之間形成了巨大的差額，也就是蘊含了巨大的利潤，又吸引著財力雄厚的茶鹽商人和京師的豪商巨賈們紛紛壓價收購，這就形成了交引的買方市場。在汴京等地出現了一批專門居間倒賣交引的商人，號稱交引鋪。

交引的交易市場，大都分布在交引匯聚、買賣頻繁的商業發達之地。大體上以兩類地方最集中。第一類是交引的發行地區，如北宋時的河北、河東、陜西沿邊地區，南宋時的臨安、建康、鎮江等地。第二類是交引的兌現地點，如北宋時的汴京，南宋時的茶鹽產地通州、明州等地。各地交引買賣的交易量都很大，南宋時的臨安，“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御街，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余家，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入納算請鈔引，并諸作匠爐，紛紛無數”[37] 。 明州的六所交引鋪，每年僅納稅就達10900余貫，是當地各項商稅收入中最高的一項[38] 。在汴京、臨安這樣的大城市，交易量只會更大。

當然，在宋代林林總總空前豐富的商品海洋當中，交引這類有價證券也許并不占多大比重。然而這種信用中介物證券在宋代大批涌現出來，并在商品交易市場上買賣轉讓，卻是歷史上未嘗有過的新鮮事。這個現象不僅足以作為商品結構變化的典型標志之一，也反映了宋代商業信用的空前發展，體現了官民信用交易關系的復雜化和深入化。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新事物。另外，交引在宋代的大量涌現和廣泛使用，與宋政府用禁榷專賣品換取沿邊軍需的糧草物資有直接的關系，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糧食貿易的發達。

正由于宋代的商品結構中糧食、布帛、茶葉以及各種農作物的加工制成品占絕大比重，這些商品生產的季節性，也使宋代的市場面貌表現出了顯著的季節性特征。每到收獲的季節，農民、農副產品加工業者能夠有大量的商品投放市場，也是從市場上換回商品的購買力較強的時候，各種商品進出市場，使市場呈現了繁榮，“方夏蠶畢工，秋稼初斂，絲帛米粟充滿廛市”[39] 。而到了冬末春初，青黃不接之時，商品的來源少，購買者也少，市場上則呈現了另一番景象。“市寂然若將暮，賈匱農 閉而不張，錢井金溝謹其闔藏，收列肆于九衢，刀布滯乎千商。至于白藏之府、紅腐之倉，賨幏積墆，琛幣充梁，亦且簽籌寢乎會計，關石罷乎低昂。怪而問焉，有客言于余曰：是為春孟望之后一日，其名為倉耗”[40] 。商品的購買者少，交易清淡，商品積滯在商人的倉廩中，市場陷入了階段性蕭條。在四川，茶葉生產貿易的季節性甚至影響著交子（北宋末稱錢引）的比價波動。兩宋之交的李流謙說：“每州之春，引直必虧，至筍茶之出、官司催驅之時，則例增”[41] 。 商品市場的這種季節性，進一步映襯出農產品及其加工制成品在商品市場上的結構地位，農業決定了商業的面貌。 注釋

[1] 《史記》卷129《貨殖列傳》。

[2] 《漢書》卷24下《食貨志》。

[3] 《漢書》卷24上《食貨志》。

[4] 《史記》卷129《貨殖列傳》。

[5]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函韓首》。

[6] 李新《跨鰲集》卷12《上王提刑書》。

[7] 《長編》卷269熙寧八年十月辛亥。

[8] 曾安止《禾譜序》。

[9] 《葉適集·水心文集》卷1《上寧宗皇帝札子二》。

[10] 王炎《雙溪類稿》卷21《上趙丞相》。

[11] 《晦庵集》卷25《與建寧諸司論賑濟札子》。

[12] 《長編》卷63景德三年五月戊辰。

[13] 《歐陽修全集·河北奉使奏草》卷上《乞置御河催綱》。

[14] 范仲淹《范文正集》卷13《范雍墓志銘》。

[15] 《宋會要輯稿》方域14之17至18。

[16] 《長編》卷129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

[17] 《宋會要輯稿》食貨17之34。

[18] 《夷堅甲志》卷16《碧瀾堂》。

[19] 樓鑰《攻愧集》卷104《知復州張公墓志銘》。

[20] 《歷代名臣奏議》卷271廣西提點刑獄林光朝《奏廣南兩路鹽事利害狀》。

[21] 孫覿《鴻慶居士集》卷26《李佑除京東轉運副使》。

[22] 蘇轍《欒城集》卷16《木葉山》。

[23] 莊綽《雞肋編》卷上。

[24]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2《東角樓街巷》。

[25] 吳自牧《夢粱錄》卷13《鋪席》。

[26] 《長編》卷409元佑三年三月乙丑。

[27] 《李覯集》卷36《秋熱》。

[28] 秦觀《淮海集》卷6《海康書事十首》。

[29] 《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卷39《峽州至喜亭記》。

[30] 《嶺外代答》卷5《欽州博易場》。

[31] 《嘉泰會稽志》卷17《布帛》。

[32] 《嶺外代答》卷6《布》。

[33] 《李覯集》卷16《富國策第十》。

[34] 王安石《臨川文集》卷70《議茶法》。

[35] 參見拙文《宋代的茶葉市場》，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1期；《論宋代的茶商和茶商資本》，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6] 參見姜錫東《宋代商業信用研究》第七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7] 《都城紀勝·鋪席》。

[38] 《寶慶四明志》卷5《商稅》。

[39] 《長編》卷384元佑元年八月丁亥。

[40] 崔敦禮《宮教集》卷12《倉耗解》。

[41] 《澹齋集》卷9《與汪置制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