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渭城曲》是唐代一支送別的歌。中唐時已廣為傳唱。《全宋詩》、《全宋詞》中的有關歌吟，反映出《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及傳播情況，對其歌唱者、歌唱聲情、歌唱方法等諸多方面均有述及。在宋人的詩歌創作中，《渭城曲》已形成專門的一“體”。分析這一典型個案，詩歌歌唱在詩“體”形成中的意義即可見一斑。

【摘 要 題】唐宋文學

【關 鍵 詞】渭城曲/歌唱/渭城體

【正 文】 唐代著名詩人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詩，被譜成歌曲后，稱《渭城曲》或《陽關曲》，多簡稱《渭城》、《陽關》。這支驪歌，中唐時已成為送遠餞別的經典歌曲。這首歌入宋以后是否仍為大眾喜聞樂唱？前賢關注得較多的是蘇軾《陽關曲》。蘇軾借唐《渭城曲》的現成曲調歌唱過自己的詩。而王維《渭城曲》的歌唱是否仍在流行，研究者多作“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大眾，好事者至譜為《陽關三疊》”[1]“得到普遍的歌唱”[2] 一類泛泛論述，對歌唱事實尚未作明晰梳理。筆者通過對《全宋詞》[3] 與《全宋詩》[4] 的考察，發現這支驪歌在宋人詩、詞中出現的頻率較高。《全宋詞》中有《渭城》或《陽關》曲名出現的詞約120多闋，《全宋詩》中有《渭城》或《陽關》曲名出現的詩作，筆者初步擇錄了近50首(同一首詩中重復出現的不計)，其中反映出歌唱的諸多方面，如歌唱者、歌唱聲情、歌唱場合等。宋人的歌唱，既有歌唐《渭城曲》者，也有套用《渭城曲》唱自己詩者。并且，詩人創作有了“渭城體”的固定格律形式。而這一格律形式即與此詩的入樂歌唱緊密相聯。下文即分述之。

一、宋人歌唐《渭城曲》

宋人歌唐《渭城曲》的情況，依《全宋詩》所錄可見下列事實： (一)歌曲名。《渭城曲》之名，郭茂倩以為“《渭城》、《陽關》之名，蓋因辭云。”[5] 任半塘先生以為“此詩入樂以后，名《渭城曲》。凡稱《陽關》者，多數指聲，不指曲名。宋人因其唱法有三疊，甚突出，乃改稱《陽關曲》或《陽關三疊》，以奪《渭城曲》原名。”[6] (421)從宋人歌吟看，《渭城曲》在宋代又被稱為《渭城》、《陽關》、《渭城歌》、《陽關曲》、《陽關三疊》。這些名稱的變化，從時間段上看，大體北宋前中期人們多稱《渭城》，此后則多稱《陽關》。若以人為代表，大致從蘇軾開始多稱《陽關》。《陽關三疊》之稱則是蘇軾見到“古本《陽關》”歌譜后出現的。一個事物名稱的變化往往說明著其內涵的衍變。 (二)歌唱者。《全宋詩》所錄，詩及注釋中明確記述歌唱《渭城曲》(《陽關曲》)者，有江休復(字鄰幾)，見梅堯臣《二十一日同韓持國、陳和叔騏驥院遇雪，往李廷老家飲。予暮又赴劉原甫招，與江鄰幾、謝公儀飲》：“江翁唱《渭城》，嘹唳華亭鶴。”有杜植(字廷之)，見韓維《同鄰幾原甫謁挺之》。“憑君莫唱《陽關曲》，自覺年來不勝悲”句后自注“挺之善歌此曲。”有蔡嬌，見劉敞《贈別長安妓蔡嬌》“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無明確姓名者，如宋祁《觀鄰人賣餅大售》所記“售餅鄰人”“不復還家唱《渭城》”；強至《陸君置酒為予唱〈陽關〉即席有作》中的“陸君”；范成大《詠河市歌者》“豈是從容唱《渭城》，個中當有不平鳴”的歌者；蘇軾《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但遣詩人歌杕杜，不妨侍女唱《陽關》”的侍女；《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二八佳人細馬馱，十千美酒《渭城歌》”中的“佳人”；劉攽《酬王定國五首》其一“柔姬一唱《陽關曲》，獨任剛腸亦淚流”中的“柔姬”。從歌唱者的身份與生活階層看，這支驪歌的確傳播較廣，尤其深受文人士大夫重視。 (三)歌唱聲情。梅堯臣曾與劉敞、江鄰幾、謝公儀會飲，聽江鄰幾唱《渭城曲》，詩中描繪江鄰幾唱《渭城》有“嘹唳華亭鶴”的藝術效果。華亭鶴唳，典出《世說新語·尤悔》：陸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臨刑嘆曰：“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陸機于吳亡入洛前，與弟陸云常游于華亭墅中。后常以此為遇害者臨終前的感慨生平之詞。“嘹唳”，六朝詩人多用，謝脁《從戎曲》：“嘹唳清笳轉，蕭條邊馬煩。”陶弘景《寒夜怨》：“夜云生，夜鴻驚，凄切嘹唳傷夜情。”聯系陸機的故事與六朝詩人對“嘹唳”一詞的運用，可以想象《渭城曲》高亢凄清的聲音，以及悲愴感傷之情。蘇頌在《和題李公麟陽關圖二首》其一中詠：“《渭城》凄咽不堪聽，曾送征人萬里行。”蘇軾《記〈陽關〉第四聲》：“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凄斷，不類向之所聞。”[7] 蘇頌謂“凄咽”、蘇軾謂“宛轉凄斷”，亦是“嘹唳華亭鶴”的效果。 (四)流傳情況。《全宋詩》所錄吟及《渭城曲》的作者，從生活時代看，最早是宋祁，最晚的是何應龍。宋祁(998-1061)字子京，開封雍丘(今河南杞縣)人。仁宗天圣二年進士。何應龍生平事跡不詳。據《兩宋名賢小集》卷三一五、《西麓詩稿》卷首、《宋詩略》卷一五、《宋元學案》卷二五《參議陳西麓允平先生》等資料可定為宋末元初人。何應龍詩今存48首，均為七絕。其《有別》詩云：“樓上佳人唱《渭城》，樓前楊柳識離情。一聲未是難聽處，最是難聽第四聲。”可知《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未曾中斷，但詩中歌吟較多者主要集中在北宋，尤其是仁宗、神宗、哲宗三朝。從詩人的歌吟亦可見出，《渭城曲》作為一首經典“古曲”，隨時代演變，會唱的人越來越少了。劉敞在他的詩中發出“舉世幾人歌《渭城》”的感嘆。梅堯臣、韓維等人聽《渭城曲》寫于詩，并特意加以注明，說明這樣的歌唱在當時已屬罕事。在記譜還不發達的宋代，歌曲的傳唱依然以口耳相傳為主，可以說，歌唱者的命運決定著歌曲的存亡。江鄰幾于仁宗嘉祐六年(1060)去世。韓維享年83歲，也于哲宗元符元年(1098)謝世。杜植生卒年未詳，設若與韓維一般高壽，在哲宗時也離世了。隨著這批善歌者的先后去世，到哲宗熙寧十年(1077)，蘇軾得“古本《陽關》”時，文士階層歌唱《渭城曲》的情形大概已是“除卻膠西不解歌”了。 (五)“別調聲”。北宋時期，《渭城曲》的歌唱不分階層，歌唱者也無身份、性別的區分，文人士大夫的歌唱自然以男聲為多，但到宋徽宗時，出現了像李師師這樣以歌《陽關》而知名者，并是“解唱《陽關》別調聲”[8] 而從何應龍“樓上佳人唱《渭城》”的描述看，至南宋末年，《渭城曲》也是紅袖妍唱了。關于《陽關曲》的變化，劉敞早有“流傳江浦是新聲”之嘆。蘇軾見古本《陽關》，以為其歌唱“不類向之所聞”。而李師師于宣和中唱的又是“別調聲”。那么，《陽關曲》的歌唱到底變化成怎樣的“新聲”、“別調聲”了？《全宋詞》所錄詞調中，除《陽關曲》外，還有《陽關引》、《古陽關》、《陽關三疊》。北宋初年，寇準將王維《渭城曲》改為《陽關引》，晁補之作有《古陽關》(寄無斁八弟宰寶應)，皆為長短句。二者格律相同。著名音樂學家黃翔鵬先生在《唐宋社會生活與唐宋遺音.酒筵歌曲的撰詞與填詞》一文中指出：“《陽關引》即《古陽關》，始自寇準。”[9] 南宋末年，柴望又有《陽關三疊》(庚戌送何師可之維揚，庚戌為宋理宗淳祐十年，即1250年)。較之唐《渭城曲》，此是否即為新聲、別調曲呢？考三者內容，均未脫別親送遠的主題，但從名稱的變化可以想知其歌唱方法已有多種形式。

二、宋人借《渭城曲》歌宋詩

宋人用唐《渭城曲》的現成曲調歌宋詩，最典型的莫過于蘇軾歌《中秋月》。蘇軾于《書彭城觀月詩》中說：“‘暮云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于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10] 蘇軾借《陽關》舊曲歌唱的還有《贈張繼愿》、《答李公擇》二首七絕。宋人趙次公說：“三詩各自說事，先生皆以《陽關》歌之，乃聚為一處，標其題曰《陽關三絕》。”[11]《答李公擇》作于熙寧九年(1076)，詩曰：“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贈張繼愿》作于元豐元年(1078)，詩曰：“受降城下紫髯郎，戲馬臺前古戰場。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 任半塘先生認為“北宋蘇軾詳記‘古本《陽關》’(即《渭城曲》)之唱法，猶指唐音。”[12] (163)蘇軾《和孔密州五絕》之一《見邸家園留題》云“古本《陽關》”的歌唱有“三疊”。沈括《夢溪筆談》卷五《樂律一》云：“古詩皆詠之，然后以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律。……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今聲詞相從，唯里巷間歌謠及《陽關》、《搗練》之類，稍類舊俗。”[13]《夢溪筆談》撰于元祐年間(1086-1093)，據其自序所言，大部分是元祐三年(1088年)定居潤州(今鎮江)夢溪園后所寫。[13] 我們把沈括所說的“今”縮小到他寫《夢溪筆談》的元祐年間，那么，這時他所聽到的《陽關》的歌唱是“稍類舊俗”的，即如古樂府一樣，“聲詞相從”，使用了和聲。李之儀也說用“和聲”。他在《跋吳思道小詞》中，將《陽關》的唱法與歌“小詞”比較：“長短句于遣詞中最為難工，自有一種風格。稍不如格，便覺齟齬。唐人但以詩句而下用和聲抑揚以就之，若今之歌《陽關》是也。”[14] 李之儀(約1035—1117)，哲宗元祐八年(1093)，蘇軾出任河北西路安撫使、知定州，特辟為管勾機宜文字。后以元祐黨籍貶惠州。李之儀所說“今人”，我們也把它的范圍縮到最小，指與他有交游的“當代人”，那么，蘇軾自然是“今人”中最重要的一位，也是史料明確記載歌唱過“《古陽關》”的一位。這樣，可以說蘇軾歌《古陽關》或借《陽關》歌自己的《中秋月》等，即采用了唐人“但以詩句而下用和聲抑揚以就之”的方法。至于“和聲”如何安排，元代人李治(一作冶)《敬齋古今》記述自己學唱《渭城曲》的情況可供參考。 王摩詰《送元安西》詩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后送別者，多以此詩附腔，作《小秦王》唱之，亦名《古陽關》。予在廣寧時，學唱此曲于一老樂工某乙，云‘渭城朝雨(和：剌里離賴)浥輕塵，客舍青青(和：剌里離賴)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不和)，西出陽關(和：剌里來離來)無故人。’當時予以為樂天詩有‘聽唱《陽關》第四聲’，必指‘西出陽關無故人’一句耳。又誤以所和‘剌里離賴’等聲，便謂之‘疊’。舊稱《陽關三疊》，今此曲前后三和，是疊與和一也。后讀樂天集，詩中自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也。又《東坡志林》亦辨此云：‘以樂天自注驗之，則一句不疊為審。’然則‘勸君更盡一杯酒’前兩句中，果有一句不疊，此句及落句皆疊。又‘疊’者，不指和聲，乃重其全句而歌之。予始悟向日某乙所教者，未得其正也。因博訪諸譜，或有取《古今詞話》中所載，疊為十數句者，或又有疊作八句而歌之者。予謂《詞話》所載，其詞粗鄙重復，既不足采而疊作八句，雖若近似，而句句皆疊，非三疊本體，且有違于白注、蘇《志》，亦不足征。乃與知音者再譜之，為定其第一聲云：‘渭城朝雨浥輕塵’，依某乙，中和而不疊；第二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直舉不和；第三聲云：‘客舍青青柳色新’，依某乙，中和之；第四聲云：‘勸君更盡一杯酒’，直舉不和；第五聲云‘勸君更盡一杯酒’，依某乙，中和之；第六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及第七聲云‘西出陽關無故人’，皆依某乙，中和之。止為七句，然后聲諧意圓。所謂‘三疊’者，與樂天之注合矣。”[6] (427)

三、渭城體

蘇軾借唐音《陽關》歌自己的絕句。這三首絕句“被聲”成為歌辭，寫作上是否也考慮了適合歌唱的要求？對此，清人翁方綱《石洲詩話》即指出： 《東坡集》中《陽關詞三首》：一《贈張繼愿》，一《答李公擇》，一《中秋月》。……特以其調皆《陽關》之聲耳。《陽關》之聲，今無可考。第就此三詩繹之，與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節。……其法以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與四句之第五字，各以平仄互換。又第二句之第五字，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聲，譬如填“詞”一般。漁洋先生謂絕句乃唐樂府，信不誣也。(《石洲詩話》卷三，《清詩話續編》本) 俞樾《湖樓筆談》卷六作了更為細致的分析：“東坡集有《陽關曲》三首，一《贈張繼愿》，一《答李公擇》，一《中秋月》。翁覃溪先生《石洲詩話》謂與右丞《渭城》之作若合符節。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而第三句之第七字，皆用上聲，若填詞然。余細按之，翁說誠然矣。惟取四詩逐字排比之，他字無小處出入，惟第二句之第一字，右丞作是‘客’字，蘇《贈張繼愿》用‘戲’字，《答李公擇》用‘行’字，《中秋月》用‘銀’字，似乎平仄不拘。然填詞家每以入聲字作平聲用。右丞作‘客’字，正是入聲，或‘客’字宜讀作平也。蓋此調第一句、第三句以仄平起，第二句第四句以平仄起，若‘客’字讀仄聲，便不合律。東坡《答李公擇》及《中秋月》兩首，次句均以平仄起，可證也。惟《贈張繼愿》用‘戲’字，則是去聲，于律失諧，或坡公于此中疏。又《玉篇》‘戲’字有忻義、虐奇二切。此字借作平聲讀，或亦無害也。……精于音律者審之。”[19] (317)另外，趙克宜《角山樓蘇詩評注匯鈔》附錄卷中、鄭文焯《大鶴山人詞話》于《答李公擇》一首后加注，均指出蘇軾為適合歌唱而在聲律上的用心。蘇軾歌《古陽關》，表面上看，僅為“著”唐“腔”歌自己的詩，事實上，蘇軾在寫作時就嚴格按照“唐音”音律為歌唱作了準備。蘇軾曾細致研究《陽關曲》的歌唱技巧。他的《記〈陽關〉第四聲》即專為《陽關曲》的歌唱而作，認為所謂陽關三疊，“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施議對評論說：“這段記載，糾正了‘每句再疊’與‘三唱以應三疊’的錯誤說法，以為‘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才是正確的唱法。體會甚為深微。”[19] (318)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的格律，人們極為熟悉。用平仄符號標示如后：“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仄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平起首句入韻，前后兩聯失粘。這種形式在唐人筆下并不少見，如李白《送賀賓客歸越》、《哭晁卿衡》、高適《營州歌》、韋應物《滁州西澗》、李益《春夜聞笛》等等。到了宋代，這種尚未符合粘式律的“體”，是被看成特殊形式的，惠洪《天廚禁臠》卷上稱為“折腰步句法”。并舉《宿山中》(惠洪以為韋應物作，《全唐詩》作朱放詩，一作顧況詩)“幽人自愛山中宿，更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個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南園》(李賀)：“花枝草蔓眼前開，小白長紅越女腮。可憐日暮嫣然態，嫁與春風不用媒。”《送蜀僧》(蘇軾)：“卻從江夏尋僧晏，又向東坡別已公。當時半破娥嵋月，還在平羌江水中。”惠洪以為這種折腰步句法，“雖中失粘而意不斷。”[20] 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二注引《西清詩話》，立名“折腰體”，即以王維此詩為例。[21] 可是，蘇軾作詩以“《陽關》歌唱”，嚴守《送元二使安西》一詩的格律，“如按譜填詞”，即寫成所謂“折腰體”。蘇軾的做法是否說明，借《渭城曲》“著腔子”進行歌唱，歌辭當按本辭格律，依聲行腔，方可字正腔圓？清王文誥《蘇詩編注集成》一五引江藩語：“《陽關辭》，古人但論三迭，不論聲調。以王維一首定此詞平仄。”[22] 的確如此，約比蘇軾晚二十年進士及第的劉跂(神宗元豐二年進士)有七言絕六首，其平仄即依王維詩而定。題中明言“翻書見舍弟去年自壽歸鄆道中詩，悵然懷想，久不作詩，因集句為答。用渭城體，可歌也”[6]： 春深逐客一浮萍，何處淹留白發生。山城過雨百花盡，野渡無人舟自橫。 青春白日坐消難，須著人間比夢間。八公山下清淮水，明月何時照我還。 汶陽歸客淚沾巾，莫厭傷多酒入唇。暫時相見還相送，水遠山長愁殺人。 荒山野水照斜暉，綠凈春深好染衣。請君問取東流水，來歲如今歸未歸。 尋思百計不如閑，塞馬重來事偶然。皇恩若許歸田去，頭白昏昏只醉眠。 詩成吟詠轉凄涼，獨宿空簾歸夢長。長年事事皆拋盡，惟到尊前是故鄉。 六首均平起首句入韻，前后兩聯失粘，具體標示如下： 第一首：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 第二首：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第三首：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 第四首：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平仄平。 第五首：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第六首：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蘇軾《答李公擇》、《贈張繼愿》、《中秋月》三詩嚴守《渭城曲》格律的事實和劉跂集句為“可歌”而采用“渭城體”的做法說明，便于以《渭城曲》歌唱的歌辭格律樣式即當寫成宋人所謂的“折腰體”。而從“渭城體”形成的角度看，可以說由于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的配比音樂成為《渭城曲》的歌唱，使得宋人七絕創作仍然保留了“折腰體”這種不合常規的格律形式，由此便自然聯系到音樂對詩歌創作的影響問題。從《樂府詩集》所存《近代曲辭》看，當時采入《水調》、《涼州》、《大和》、《伊州》、《陸州》等大曲入樂歌唱的七絕形式的聲詩，符合粘對規則或不符合者均有。這意味著符合不符合粘式律并不妨礙入樂歌唱，但當一首詩被譜為歌曲，廣泛傳播，引人仿效時，最為方便的作法即是模仿本辭進行寫作。如此反復，由歌唱而確定了的這一歌辭的聲韻格律形式也逐漸固定而模式化，最終演變成一支詞調。其歌辭的格律亦為人模仿，遂成定格。《渭城曲》由唐到宋，因為歌唱所引起的這一變化，正說明了聲詩發展成為詞曲的過程。《渭城曲》格律固定為一種“體”的事實，亦反映出詩之入樂以后，音樂因素對文體形成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