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20世紀80年代初，有利的學術環境促成了唐代文學研究局面的繁榮。在對唐代文學發展規律的重新認識、唐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佛道與唐代文學的交叉研究、唐詩藝術的研究、唐代文學與政治文化軍事制度的研究、唐詩與其他藝術門類的融合研究、史料的整理和作家名錄及研究資料的編纂、熱點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與討論、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主流研究方法的確立等九個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在繁榮局面中也有一些帶傾向性的不足。 【關鍵詞】 80年代/唐代文學研究/回顧

20世紀80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經歷了一個從復蘇到繁榮的過程；伴隨著繁榮的研究局面，研究者對研究領域不斷進行開拓和深化，進入了90年代既繁榮又深刻自省的迅速發展的大好局面。

隨著國家政治形勢的好轉，意識形態領域極左思潮不斷得到清算，80年代初的唐代文學研究確實存在著一個“復蘇”的過程。如果將這個“復蘇”理解為對十年“文革”中被擾亂了的學術秩序的撥亂反正，則這個“復蘇”的過程很短暫，因為與此同時，正常的、具有嚴格學術規范的研究已蓬勃展開，80年出版的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不計，81年出版的優秀學術著作即有譚優學《唐代詩人行年考》、劉開揚《唐詩通論》、裴斐《李白十論》、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沈祖菜《唐人七絕詩淺釋》、朱東潤《杜甫敘論》、陳鐵民侯忠義《岑參集校注》等。許多優秀的論文尚不計。任半塘《唐聲詩》上下編近90萬字的巨著是82年出版的，據作者的“跋”，此書始撰于50年代，是其《唐戲弄》的“伴侶”之作。具體到任半塘，其研究的步伐即無“復蘇”可言。當“文革”極左思潮橫行之際，大部分研究者不過是“舍之則藏”而已，一旦政治氣候適宜，真正意義的學術研究即告開始。吳調公的李商隱研究也是有代表性的。對李商隱及其詩歌，50年代起，就有“唯美主義”的評價，研究者寥寥，成果也微。70年代，李商隱被無端戴上法家詩人桂冠，所謂的研究文章連篇累牘，但都陷入了“儒法斗爭”的泥淖里。80年代初，吳調公即有一系列李商隱研究文章寫出，至82年結集出版《李商隱研究》。作者在“后記”中追述其從迷戀到研究李商隱的40余年歷程，其研究的路徑并未因“儒法斗爭”而有所中輟或改轍，一旦堅冰打破，則40余年的學術積累便噴薄而出。老年學者如任半塘、中年學者如吳調公，其學術承傳是一以貫之的，所以我們說80年代唐代文學研究的“復蘇”過程很短暫。

由于學術環境的自由寬松，研究者不再心存疑慮，80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很快就呈現出一派繁榮（繁榮中又顯出某種“熱鬧”）的景象。短短十年間，出版的有關唐代文學的著作有300多部，除去普及性、知識性的著作外，仍有200多部；發表于各種學術、文學刊物上的論文，數量更是驚人，多達8000篇左右。除去欣賞性、知識性文章和為電大、函大、業大學生寫的輔導性文章，仍有7000余篇，超過了此前30年的總合。這些著作和文章，幾乎涉及到唐代文學研究的各個方面。無論初盛中晚和五代，無論詩歌、散文、小說和詞，無論大小作家、文學流派和文學團體……皆有涉及。個別冷僻的作家（如王梵志等）得到了相當充分的研究，個別熱門的作家（如李白等）更是得到了“抽繭剝筍”式的研究。當時的出版業，尤其是80年代前期的出版業，在“久蟄”之后特別顯得勃勃有生氣，幾無“虧損”二字可言，無論普及性的還是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著作，其印數動輒在萬冊左右，如任半塘《唐聲詩》82年初版印數即達一萬冊。1980年《文學遺產》以雜志的形式復刊是一個象征性的標志，全國各高校學報和各地的學術刊物、文學雜志、自考輔導刊物紛紛出刊，為包括唐代文學在內的古典文學研究提供了廣闊天地。80年代是學術研究的春天，歷史上唐代文學被視為“顯學”，此時又一次得到了體現。除了學術環境寬松自由的原因外唐代文學擁有最雄厚的研究力量和最廣泛的群眾基礎是一個重要的因素。80年代初的高等教育，除了正規大學以外，電大、函大、業大等成人自學性質的大專教育如雨后春筍，因“文革”失去受教育機會的廣大青年學生紛紛于此就讀，而“漢語言文學”是這些學校開設的一門主要專業。這是一種自覺的“求知”型的專業選擇，與90年代后成人自學更廣泛的“求職”型專業選擇大不相同。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開播“閱讀與欣賞”的節目，以古典文學作品的講解為主，并不定期出版所播的文章，深受聽眾讀者歡迎；中華書局旨在普及古代文化、文學知識的刊物《文史知識》也應運而出。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唐詩鑒賞集》大受歡迎，一印再印，當年印數達到13萬冊。在全國讀唐詩、欣賞唐詩的熱浪中，上海辭書出版社邀眾多知名學者撰寫千余篇唐詩佳作欣賞稿，編成《唐詩鑒賞詞典》，將普及唐詩知識、學習和誦讀唐詩的熱潮推向了更高潮，而此詞典的多次印刷，也幾乎創造了當代出版業的一個奇跡。前面說80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在繁榮中顯出某種“熱鬧”的景象，一部分即指此。

80年代初，唐代文學老、中、青研究者一時聚匯。老一代學者指50年代前即已學問有成者，以錢鐘書、蕭滌非、程千帆、馬茂元、林庚、傅庚生、霍松林為代表；中年學者指50年代受教育、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學術研究中嶄露頭角者，以陳貽ｘìｎ＠①、王運熙、傅璇琮、袁行霈、周勛初、羅宗強為代表；青年學者指80年代初畢業的本專業研究生。老一代學者有深厚的學術功底和治學經驗，分別是各學術流派、學術風格的代表人物，受50年代以后國內學術空氣漸縮漸緊的影響，他們的學術空間也愈來愈窄，有些學者長期處于“封筆”或“半封筆”的狀態。隨著學術氣氛的寬松，他們以垂暮之年而煥發學術青春，著述不輟，成為當時唐代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中年學者的學問基礎是在國內政治局面較為安定的50年代打就的，基礎較為雄厚、功夫較為扎實是他們的優長，至80年代后期，隨著老學者的衰病或謝世，他們逐漸成為唐代文學研究界的領軍人物。新一代研究生多數受教育于60年代，“文革”開始時。他們基本完成大學基礎課程的學習，學業的中輟固然使他們受到損失，但他們原已具備自學能力，足以自我“補充”，通過研究生階段的學習，學問傳承有自、思想敏銳、善于吸納新思維新方法是他們的優點。以上三方面人才，皆因80年代初特殊的學術環境而激發且匯于一起，促成了唐代文學研究局面的繁榮。

1982年，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在西安成立（其后又有中國韻文學會、中國李白研究會、杜甫學會及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的分支機構李商隱研究會、韓愈研究會、王維研究會相繼成立）。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是一個民間學術團體，學風嚴謹、活動規范使它成為大陸學術團體中成效最好的學會之一。學會辦有兩種刊物：《唐代文學研究》和《唐代文學研究年鑒》，前者以刊載會議論文為主，后者則反映當年學術信息。學會對加強大陸學者、大陸與臺、港、澳及海外學者的學術聯絡學術交流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嚴格學術規范、開拓研究領域、倡導多元化研究方法等方面，起到了組織和推動的作用。

總的看來，80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是繁榮的，學術水平也較前有很大提高，甚至出現了某種越過50、60年代而與30、40年代遙相銜接并大步向前的趨勢。以下簡要敘述80年代唐代文學研究的主要成就及其特點。限于篇幅，每一方面列舉具有代表性的若干位研究者。

二、唐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這是一種將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哲學和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反映出的文學思想融合在一起的全新的研究，且更注重于后者（創作）所反映出的作家或時代的文學思潮。這種研究方法的創始者是羅宗強，其研究后來形成這一方面的開山之作《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這是一部在傳統的唐代文學史、文學批評史以外的另一種“史”，不但極大地豐富了唐代文學研究，也為古典文學研究拓開了一條廣闊之路。

三、佛道與唐代文學的交叉研究80年代中后期，一些研究者開始注意將佛道思想、佛道二藏與唐代文化、唐代文學研究結合起來。佛教與唐代文學之研究成果引人矚目的是孫昌武和陳允吉。孫昌武偏重于宏觀的研究——即通過佛教世界觀和認識論對唐代文學、文學理論和作家的影響總結一些唐代文學現象，如佛教與古文運動、佛教與皎然《詩式》等；陳允吉的研究則偏重于作家作品的個案與佛教某一因子的關系，在交叉比較中探討作家作品的底蘊，如佛教壁畫之與韓愈詩歌，《歡喜國王緣》變文之與《長恨歌》等。道教與唐代文學研究成果顯著的是葛兆光和鐘來因。葛兆光的研究以宏觀居多，鐘來因的研究似更著眼于用道教法典對李商隱愛情詩歌的解密。

四、對唐詩藝術的研究探究唐詩藝術魅力是80年代的熱門課題之一，文章極多（流于浮泛的文章亦不少）。成就大、建樹多的談藝文章，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傳統意義上“對床夜話”式親切的談藝，以施蟄存、霍松林為代表；一類則力圖在傳統談藝以外建立理論體系的談藝，以袁行霈、陶文鵬為代表。施蟄存和霍松林談藝的文章后來結集為《唐詩百話》和《唐宋詩文鑒賞舉隅》。施、霍都是學問淵博的老學者，說詩解頤，觸手皆是妙悟，在談藝中點染文學史知識和研究心得，是其所長。袁行霈談藝，善從大處（如詩歌語言、風格、意象、意境等）入手，又善于將詩歌藝術與哲學、宗教、繪畫、音樂聯系起來，揭示唐詩藝術的規律；陶文鵬入手處與袁同，不過他的研究以王孟山水詩藝術為主。袁行霈談藝文章大氣磅礴，陶文鵬文章則常帶有新詩人的藝術感受，行文細膩，每有散文詩一般的語言點綴其中。

五、唐代文學與唐代政治、文化、軍事制度結合的研究這種研究主要是文史結合研究方法的體現（關于研究方法，下面還要另說）。此處主要介紹傅璇琮、戴偉華的研究實績。程千帆80年有《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書出版，對唐代進士試期間的行卷之風與文學的關系進行了探幽發微的研究；繼之而起的是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將唐代科舉作為一種制度予以完整考察，與此相關的士子的生活和創作一并納入其視野之內，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幅生動逼真的唐代文化、官吏銓選制度與知識分子生活、創作、社會習俗的畫卷。程、傅研究的意義不但在其研究本身，且對后來的研究啟示意義更大。戴偉華《唐代幕府與文學》即是在程、傅研究之后對唐代幕府制度與幕府文人創作關系的力作（如90年代戴偉華的《唐代使府與文學》與王勛成的《唐代銓選與文學》應是以上研究的嗣響。）

六、唐詩與其他藝術門類的融合研究唐詩與音樂、舞蹈、書法、繪畫等藝術門類有天然聯系，80年代有許多研究者致力于此，而以任半塘的《唐聲詩》與《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與王昆吾合作）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唐聲詩》是任半塘50年代《唐戲弄》的姊妹篇，是從音樂的角度對唐代人樂的齊言詩（即聲詩）的總結性研究。而《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集》則是對宮廷祭祀樂歌以外的全部隋唐五代雜言歌辭的總結性研究。王小盾（即王昆吾）的《唐代酒令與詞》一文（90年代結集出版）對舞蹈與酒筵對詞的產生作用作了描繪，明顯與乃師的研究相接續。

七、唐代文學史料的整理、作家名錄及研究資料的編纂80年代唐代文學研究風氣改變的一大特點是實證之風的興起，作家生平、詩文系年之類的考據文章大行于時。學者們有計劃地著手整理大型唐代文學史料、編纂作家名錄及唐集書錄、資料索引等。這方面的著述和論文都很多，不能一一盡述，以下擇要敘述其中卷帙較大、影響較著的幾項。其一是傅璇琮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此書五冊，80年代出版前四冊）。《唐才子傳》是兩《唐書》文苑（文藝）傳以外唯一的唐代作家傳記史料，參考價值頗大。但因間收野史雜說，蕪雜不實之處亦多。《校箋》吸納近年研究成果，對其資料出處一一溯源核查，凡作家生平記載，誤者正之，闕者補之，是80年代作家生平考訂最重要成果之一。其二是有關唐人（或作家）名錄的幾部書：郁賢皓《唐刺史考》、吳汝煜《全唐詩人名考》、周勛初主編《唐詩大辭典》。《唐刺史考》以唐代行政區劃之道為次序，依據唐宋史籍、唐總集、別集等，錄出自唐初至唐末州刺史（包括使府節鎮）官員名姓、任職年代，對考訂作家行跡、交游及唐人別集注釋等，功用極大。《全唐詩人名考》將《全唐詩》中人名（包括以職官稱、以行第稱）一一予以考訂。《唐詩大辭典》是一部關于唐詩知識的綜合性辭典，而其中學術分量較為重要者，是有關作家傳記部分。另有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索引》，也是一部大型唐人名錄工具書。其三是幾部唐集的目錄書：陳伯海、朱易安編撰的《唐詩書錄》、孫琴安《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等，以《唐詩書錄》最稱完備。此書將唐宋以下的唐總集、別集流傳情況版本淵源，至當代整理之唐總集、別集、選集出版情況，皆予載入。其四是關于清編《全唐詩》的整理和輯佚。整理清編《全唐詩》是數代學人的愿望。1982年，中華書局合編王重民《補全唐詩》、《補全唐詩拾遺》、孫望《全唐詩補逸》、童養年《全唐詩續補遺》數種為《全唐詩外編》出版。其時有眾多學者從事《全唐詩》訂誤、輯佚、辨偽等工作，不斷有零星佚詩被發現揭出。重要的著作有河南大學《全唐詩重篇索引》等。陳尚君輯《全唐詩》佚詩4000余首，其工作至80年代末已經竣工，至1992年，與原《全唐詩外編》合并成《全唐詩補編》三巨冊出版。

八、熱點作家、熱點作品的深入研究和討論80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一開始就形成了幾個熱點作家：李白、杜甫、王維、韓愈、柳宗元、李賀、李商隱。所謂熱點作家，是關于他們的研究論文相對較為集中，數量也較多。熱點作家原是此前唐代文學研究的客觀存在，也可能與70年代學術批判（評法批儒）的逆向承接有關，例如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就對李白與杜甫兩個研究熱點的形成有直接關系。熱點作家中，李白的研究最為“盛況空前”，并且再形成與之的關的熱點問題，如：出生地問題、家世問題、生平問題、幾次入長安問題、交游問題、東魯寓家地問題、卒年問題等。李白的作品，有些也成為學術爭論的焦點，如《蜀道難》主旨、《憶秦娥》主旨及李白詞真偽等。80年代的李白研究，宏觀方面的不少，微觀的則更多，甚至一首詩的系年、一個地名，往往也可以引起爭論。其他幾位熱點作家的研究，雖沒有如李白那樣的盛況，其研究也相對較為細致，而且也形成了一些熱點問題，如李商隱《無題》及《錦瑟》詩的解讀、牛李黨爭與李商隱的關系，白居易《長恨歌》主旨及“新樂府運動”的有無等。熱點作家、熱點問題的形成，易于將研究導向深入，從而開拓作家研究的領域，取得學術的長足進步。例如80年代的李白研究、李商隱研究的成果就非常顯著，“二李”研究大家輩出，如李白研究大家朱金城、安旗、郁賢皓、裴斐，李商隱研究大家劉學鍇、余恕誠、董乃斌等。除此以外，學術界就盛唐氣象、邊塞詩評價也曾展開過熱烈的討論。

九、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主流研究方法的確立80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的過程，就研究方法而言，是單一的唯物史觀研究方法向多元的研究方法轉變、過渡的過程。多元化研究方法，包括了人性、人情、人道主義的科學方法，還包括了現代西方流行的諸如心理學研究法、符號學研究法、接受美學研究法等。新研究方法的使用和引入，擴大了研究視野，拓寬了研究領域，取得了一些矚目的成果。董乃斌、陳伯海二位是較早倡導新方法、且是效果最好的研究者。董乃斌對新方法的運用是多方面的，其論文《唐人七夕詩文論略》就是他將唐代文學與民俗學研究交叉融合的嘗試。他又將新方法大量使用于對李商隱的研究上，如《李商隱詩的語象——符號系統分析》即是以符號學分析李商隱“靈智活動”（創作心理）的代表作。陳伯海是宏觀研究的倡導者，并以宏觀研究的方法建構新的唐詩學史，《唐詩學引論》是他宏觀研究的代表著作。全書對唐詩的特質、唐詩的淵源、唐詩的流變等有精要概括的論述，是80年代優秀的唐詩學史著作。 80年代中后期的唐代文學研究出現了兩種現象：一種是平庸無學術價值的文章大量重復出現。例如80年代參與《長恨歌》主題討論的文章居然多達百篇之多，大多觀點重復，新意不多；在李白生平研究中，也有不顧起碼的文獻史料而隨意性很大的文章。一種是一些號稱新方法研究者的生搬硬套新名詞、新概念、學術含量不高卻徒然擾人耳目、甚至造成某種混亂的文章不斷產生。而80年代唐代文學研究終于能深入、健康地發展下去，取得很大成就，實有賴于文史結合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巨大業績并為多數研究者所認可的緣故。堅持文史結合研究方法、成績卓著、并在80年代唐代文學研究中居于領軍人物的是程千帆、傅璇琮。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直接啟示了后來眾多的同類研究；程與其弟子莫勵鋒、張宏生關于杜甫的系列研究，傅關于李德裕、牛李黨爭的研究以及由他主編的《唐才子傳校箋》，皆以其實績昭示研究者應該遵循的研究途徑。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熱鬧和喧囂，傳統的注重實證、文史結合的研究方法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中確立其主導的地位，多數研究者在經過一番自省后，研究心態顯得更成熟、更穩定了。 80年代的唐代文學研究，其成績和經驗值得回顧和總結之處尚多。以上僅舉其犖犖大端而已。疏漏之處，遮所難免，敬祈識者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