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唐代詩人幕府新聞傳播

〔論文摘要〕在盛唐以后唐代詩人進入幕府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幕府是他們進入中央的“要津”。唐代詩人入幕促進了地方人員的流動性，加上唐人喜游歷的風氣，入幕詩人在入幕與佐幕過程中構成了遮布全國的信息傳播網絡。

在唐代，詩人人幕自盛唐之后成為極為普遍的現象。幕府又被稱為是“蓮花府”、“蓮府”。中國的幕府制度，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養士之風，到漢朝成型。唐代設立藩鎮，因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幕府制度。唐幕府中除武職外，還有很多文職。詩人人幕后主要擔任文職。雖然唐代科舉制度是文人們走上仕途的主要途徑，但由于多種原因，并非所有文人都能從科舉上人仕，而進人幕府，得到府主的推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文人進人中央的“要津”。按照唐代制度，邊帥可以自辟佐吏。幕府主重視文士，幕僚得到府主的推薦就有機會進入中央成為朝官。(唐音癸簽》卷二十七說到“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為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另外，唐人有喜好漫游的風氣。人幕詩人流動性很強，許多詩人因為各種原因常常游歷在不同幕府之間，前后供職多個幕府。由于唐代詩人人幕及頻繁變更幕府，因此在流動過程中構成一個遍布全國的信息傳播網絡。他們在信息傳遞并不發達的時代，起著傳播信息的重要作用。

一、幕府詩人群體詩歌創作中的信息傳播

唐代幕府的幕主往往愛好文學，甚至有些幕主本身就是詩人。如曾為河陽節度使、宣武軍節度使的令狐楚，白居易在詩作《宣武令狐相公以詩寄贈傳播昊中聊奉短草用申酬謝》中曾稱贊令狐楚:“新詩傳詠忽紛紛，楚老吳娃耳遍聞。盡解呼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將軍。”詩中描寫了在吳楚之地，老百姓對令狐楚的詩歌紛紛傳詠，卻不知作者是上上將軍。令狐楚曾與劉禹錫、李逢吉、廣宣唱和甚多，分別編有《彭陽唱和集》《斷金集》《廣宣與令狐楚唱和集》;另外又如曾擔任江西觀察使、浙東觀察使和宣武軍節度使等職的李紳，也同樣是位杰出的詩人。因此，在幕府中，由于很多幕主愛好文學，幕府內外往往有濃郁的文學創作風氣。

幕府中詩人間的詩歌酬唱是一種重要的詩歌創作方式。幕府詩人的詩歌酬唱往往在閑時或宴席之上。在唐代，詩人間的酬唱贈詩自不必說，特別是盛唐以后，同一幕府中的詩人酬唱與不同幕府中詩人的酬唱也日趨繁盛。如荊南節度使裴均和湖南觀察使楊憑這兩個府主的詩歌唱和中，“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詩歌編為一集，名為《荊潭唱和詩》。這是由節度使發起的唱和，其后“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韓愈在江陵得其詩集，為其作《荊潭唱和詩序》。兩個府主之間相互寄贈的詩歌將荊南和湖南觀察使間的地域距離消解，并將兩地的新聞相互傳遞，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的參與，更擴大了信息交流的范圍。

除了同一幕府中詩人的唱和、不同幕府間詩人的詩歌寄贈外，由于唐代盛行游歷之風，加上幕府中和諧的人文環境，佐幕詩人與游歷文人也多有酬唱應和之作，并多結集。人幕詩人與非幕府詩人的詩歌唱和，既是詩人的閑情雅趣，更是士人階層消遣的特殊方式。鮑防任浙東觀察使薛兼訓從事，江南士大夫紛紛投奔，相互酬唱，此次幕府的詩歌酬唱結集為《大歷年浙東聯唱集》。據賈晉華考證，“鮑防等人《經蘭亭故池聯句》多至五十七人之聯唱，應作于廣德元年至大歷五年鮑防任浙東從事時，這種大規模聯唱的盛況，正與當時江南文士‘登會稽者如鱗介之集淵致’的情況吻合”;另如段成式退居襄陽時，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的幕僚溫庭皓、余知古、周舞、韋蟾、溫庭摘等人賦詩唱和，之后詩歌結集，編為《漢上題襟集》。

上述這種不同幕府間詩人唱和及佐幕詩人與府外詩人的唱和，從傳播類型上看，具有人際傳播和群體傳播的特征，客觀來講，這無疑加強了各地信息的交流，加快了文化傳播的速度，促進了各地間的信息傳播。

二、幕府詩人公務活動中的信息傳播

在幕府中，幾乎所有的詩人擔當的都是文職，因此幕府中的公文寫作非他們莫屬。在幕府公文中，有兩種信息傳播性很強的公文，即檄文和露布。

劉姆《文心雕龍·檄移》第二十卷中說“檄者，激也。宣露于外，檄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二尺，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從檄文自身“植義揚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眾，不可使義隱”的特點可知，檄文具有廣泛的傳播性，其傳播受眾既包括敵人的首領，又包括敵兵，更能為己軍所用，助長威風;而且檄文還具有一定的實效性。檄文一定在討伐之前迅速傳播，達到“使百尺之沖，摧折于咫書，萬難之城，顛墜于一檄”的戰斗目的。在檄文中，比較著名的是駱賓王的《代徐敬業討武矍檄》。

下邊再簡單說說露布。劉祝《文心雕龍》稱:“露布者，蓋露板布封，布諸觀聽也”;據唐代封演《封氏聞見記》:“‘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板’。露布無疑是傳播突發事件的官方傳播方式。方漢奇先生、張之華先生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簡史》中說:“露布的公開性和時效性很強，傳播面也廣，是報紙誕生以前，中國最有影響的一種新聞傳播媒體”;李彬則認為:“在整個隋唐五代時期，露布與烽健、榜文一樣都屬于官方新聞傳播體系中的基本構架，尤其在通報勝利消息中始終顯示著無可比擬的功能。”唐代的露布，有駱賓王的《兵部奏姚州道破逆賊諾沒弄楊虔柳露布》《兵部奏姚州破賊設蒙儉等露布》和張說的《為河內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賊契丹等露布》等。張說的露布是作者時任武枚宜幕府掌書記時所作。雖然露布中所寫與當時主帥的行為并不相符，但從傳播意義上來說，起到了對戰事進行快速傳播的作用。

另外，很多幕府詩人因公務出使，在出使的過程中完成了文化交流和信息溝通。如王建于貞元十六年左右到元和元年左右在幽州劉濟幕府，就曾有兩次出使的機會。在出使的路上，詩人寫下了沿途見聞。如《夜看揚州市》《維揚冬末寄幕中二從事》等詩歌是在出使的過程中的即興創作;出使不僅使詩人有游覽各地風光美景，激發創作熱情的機會，同時，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也是一次與外界進行信息交流的機會，詩人可以用詩歌和其他口頭方式對幕僚講述沿途各地的風情、事跡，并在出使的過程中，將幕府與外界的信息進行置換，達到信息溝通的效果。

類似王建這樣的幕府詩人還有很多，這里不一一贅述，但在此不得不提到一位特殊的詩人，他的幕僚生涯及其出使經歷，對促進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就是被稱為東國文學之祖的崔致遠。崔致遠本為新羅人，后隨父人唐，并參加了科舉考試，后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高驕揚州幕，任都統巡官，專掌書記之職。光啟元年，表請回國，嘻宗許其以唐使節身份歸。回國后曾代高麗太祖王建作《檄甄營書》。他還收集在高驕幕府中的詩文創作，編選成集為《桂苑筆耕集》。詩人顧云在給他的送別詩中曾寫道:“十二乘船渡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十八橫行戰詞苑，一箭射破金門策。”崔致遠在中國游歷，后來又以使者身份歸國，得以將中國的文化傳播到新羅，可以說是較早的一位跨文化傳播者。

三、幕府詩人用筆記小說傳播奇聞佚事

另外，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就是筆記小說的創作。唐人筆記有正史的遺補，更有街頭里巷的民間流傳和異聞，與進奏院狀、檄文等傳播的多為官方文件相比較，其新聞信息傳播的屬性更明顯。曾有幕府經歷的詩人的筆記創作成果，是文人人幕過程中信息傳播的一個佐證:

這些筆記在創作上不僅多來源于幕府閑談，而且是有意識的傳播和娛樂活動。從內容上看，唐代的筆記小說還不能完全是真實內容，多是道聽途說或記某人所言，如韋絢的《幕戎閑談》就是大和中為李德裕從事時，記德裕所言。筆記迎合了唐人喜談怪異的癖好，并有意識的記錄奇聞密聞進行傳播;此外，有些筆記的傳播性就在筆記的形成過程中體現出來，如曾為浙西觀察使、淮南節度使的李德裕，其筆記小說《次柳氏舊聞》，內容蓋記高力士述玄宗宮中之事，高力士告訴柳芳，柳芳又傳其子柳冕，柳冕告訴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李德裕則記其父言而成書，進于唐文宗。在整個筆記小說形成過程中，一直處于信息傳播的狀態。

人幕詩人流動性強，也使筆記創作素材的傳播更為方便快捷。“對不同方鎮區域來說，不僅小說素材能彼此提供(甲方鎮區域的小說素材可以成為乙方鎮的小說素材，甚至可以成為丙地或其他地區的小說素材，是一個活動的循環過程)，而且在流通傳播過程中，也因傳播者的趣味和見聞，對素材作一定的加工和改造，不可能原封不動，就此一點對小說的繁榮是有益的。”概括來說，“傳奇創作是由口耳相傳到最后成型，它既是搜集材料的過程，也是傳奇傳播和修改的過程。” 四、具有群體傳播特點的歌詩演繹和詩歌傳唱

在印刷術還沒有得到大范圍的推廣和普及的唐代，詩人的文學創作成果多是通過傳抄、郵寄或歌唱的方式進行傳播。唐代詩人創作了大量方便吟唱并且韻律性很強的詩歌。在唐代，上至皇帝的梨園，下到青樓歌妓，吟唱詩歌成為當時歌舞娛樂的一項重要內容，也可以說是一種時尚。如:《唐詩紀事》卷一六《王維》條記載:“安史亂后，著名樂工李龜年曾于湘潭采訪使宴席賞唱‘紅豆生南國’及‘清風明月苦相思’，‘此皆王維所制，而梨園唱焉”;韓栩《送鄭員外詩》云:“孺子亦知名下士，樂人爭唱卷中詩”(詩注:鄭時在熊尚書幕府)。在幕府中，人幕詩人詩歌的傳唱，主要通過軍幕中的營妓傳播，“歌唱之效，足使詩篇之傳播久而且遠”;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歌詩是一種便捷和快速的傳播方式。幕僚將所見所聞寫于詩歌，而營妓通過吟唱將其傳播出去，也正是詩人和營妓的詩歌酬唱演繹，產生廣泛的傳播效果，這從傳播類型來看具有群體傳播的特點。

由于盛唐以后幕府營妓制度日益完善，并且在幕府中形成了歌唱宴飲的風氣，因此，幕府中的詩人在詩歌創作中，著力創作了一批歌詩，專門用于營妓的歌唱。營妓是隸屬軍營的公妓，也是“使幕”宴樂的產物。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中說:“營妓，即配屬樂營之妓”;“在‘使幕’宴樂中產生了文人、軍士同妓女的結合。這是唐代酒筵歌舞、酒令伎藝發達的又一個源泉。”關于幕府中營妓的故事和記載很多，如《牧豎閑談》記載了著名營妓薛濤事跡:“成都薛濤者，營妓中尤物也。元微之治蜀，屢陪宴。”薛濤好制小箋，惜其幅大，狹小之。蜀中號薛濤箋，或以營妓無校書之號，韋南康欲奏之而罷，后遂呼之。胡曾詩日:

萬里樓臺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

掃眉才子知多少，領取春風總不如。

明代王世貞《艷異編張建封妓》正集(第二十七卷)記載了徐州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妓盼盼的故事。張惜儒雅風流，通詩音律，喜蓄歌伎。他的姬妾關盼盼能歌善舞、多才多藝，為一時名伎。著名詩人白樂天與之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為校書郎時，游淮灑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歡。予因贈詩樂句云:‘醉嬌勝不得，風裊牡丹花’，一歡而去。而后絕不復知，茲一紀矣”;另如人們眾所周知的曲調《望江南》，更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浙西時，為亡妓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后改此名，也稱《夢江南》。

關于幕府歌詩的創作，我們還可以參看下面的例子。本文前所提及的《大歷年浙東聯唱集》，除了體現出詩歌創作的文人聚集性和信息傳播性，而且它在詩歌文體發展過程中的意義也極其重要，因為在聯句中詩人們創作的《憶長安》、《狀江南》兩組詩實際上都是歌辭。雖然任半塘先生在《唐聲詩》中并未將《狀江南》人格調，但他認為“狀江南同為十二月辭，又格調一致，更適宜于同聲疊唱，乃宋代鼓子詞《漁家傲》等調之先聲”，而《憶長安》這組聯句，肯定是歌辭。《大歷年浙東聯唱集》創作于薛兼訓的浙東幕府，因此它肯定是在幕府酒宴上倚聲創制的酒令歌辭。不論是贊美眼前的美麗江南，還是感傷北方中原的動亂，詩人的詩歌聯句與幕府營妓的彈奏演唱結合在一起，不僅使我們看到唐代幕府中詩人們的精神狀態和歌詩創作風貌，并且使得詩人創作的傳播范圍和速度擴大、加快了。可以說，歌妓的歌唱已成為詩歌傳播信息中的一種媒體形式。

此外，唐代邊塞詩人的邊塞詩創作也多有演唱。如著名的旗亭畫壁故事中的主人公王昌齡、王之渙和高適都是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曾游邊疆的王之渙“歌從軍，吟出塞”、“傳乎樂章，布在人口”(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太原王府君墓志銘并序》)。梨園伶官所選擇的作品中就有王之渙著名的邊塞詩《涼州詞》。

著名邊塞詩人岑參多次進人邊塞幕府，創作了很多邊地戰報式的詩歌作品，而其歌詩創作也成為詩人散布戰報的另一種新方式。岑參于天寶八年為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幕掌書記;十三年，為安西北庭支度副使;寶應元年，任關西節度判官;大歷元年又人劍南節度使杜鴻漸幕。岑參的幕府生涯多在邊塞，其邊塞詩歌“舉凡軍旅生活，征戰場面，邊塞景物，異域風情，詩人從戎人幕的情懷、感受與多方面的見聞，都在詩中加以表現;透過他的這些作品，讀者不難感受到文質彬彬與英雄氣概結合的嶄新的軍幕文士的形象。”

如岑參《憶長安曲二章寄龐榷》

東望望長安，正值日初出。

長安不可見，喜見長安日。

長安何處在，只在馬蹄下。

明日歸長安，為君急走馬。

任半塘先生在《唐聲詩》中說:“因《憶長安》本為雜言曲名，在齊言，一般是詩題而已，既有一‘曲’字在，不僅聲詩曲名落實，并雜言《憶長安》之為填詞，亦完全肯定無疑。又日‘二章’，明指樂章，不指徒詩。”也就是說，岑參的齊言《憶長安曲二章寄龐榷》是配合樂章的歌辭的。他的這首詩應該是和樂演唱的;另外，岑參的另一首《胡歌》也是胡曲歌辭:

黑性藩王貂鼠裘，葡萄宮錦醉纏頭。

關西老將能苦戰，七十行兵仍未休。

這首詩生動地表現出西北邊地藩王和漢將的生活。而“葡萄宮錦醉纏頭”更表現了西北番地的歌舞場面。

此外，岑參的詩歌有意地描寫了西域邊地的奇異風光，被稱為是“古今傳記所不載”，正是由于營妓們對詩人詩歌的演繹和傳唱，使當時的受眾不僅從歌曲中領略了所仰慕的詩人詩歌，同時，也使那些從來沒有到過邊塞的百姓和文人通過詩歌欣賞到塞上奇景，了解了邊塞戰事。

總之，唐代詩人在各地幕府的任職及頻繁變更幕府的過程中，加速了幕府人員的流動，而詩人在流動和游歷的過程中構成一個遍布全國的信息網絡。因此，詩人由人幕到佐幕、出幕，信息傳播一直跟隨著詩人的腳步行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