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愛國（民族）主義與歷史維度之間的緊張，反應在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者身上，呈現(xiàn)出截然對立的兩派觀點：一派堅定地認同憲法愛國主義，主張徹底否棄歷史傳統(tǒng)，認為當代中國人公民意識的覺醒，已足以鍛造現(xiàn)代社會。另一派則愿意適當?shù)乇Ａ魵v史維度，選擇向上推，謹慎者以清帝遜位作為中國憲法傳統(tǒng)的淵藪，激進者則干脆由此上溯3000年到西周去尋找中國憲政的古老傳統(tǒng)。 前者的問題在于低估了“民族性”的意義和價值，將之斥為莫須有的想象，恰如米勒所說，這種否定國家和文化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聯(lián)系，認為國家可以僅立于民主原則的基礎之上，無需特定民族認同或文化的支持，乃是另一個神話：“這種神話使得自由主義無法理解，為什么少數(shù)民族如此執(zhí)著于建立或保持一個政治實體，一個他們占多數(shù)的政治實體。” 單純主張憲法愛國主義的危險性還在于，正如德國歷史學家哈根?舒爾策所指出的，這種在民族上和情感上的“禁欲”會把民族問題留給更陰險的政治勢力。

后者的問題在于，在選擇向歷史的維度尋找憲政之源時，總難免有誤讀歷史乃至歪讀歷史的危險。在一個以解構和反諷為主基調的網(wǎng)絡時代，任何的政治神話建構都難免遭遇支離破碎的結局。 自由民族主義并不拒斥憲法愛國主義，而是在包容蘊含它的前提下，進一步加厚之。就今天的中國政治現(xiàn)狀言，一個亟需回答的問題是，在緊迫性和相關性上，中國的問題究竟是社會問題還是民族性問題。考慮到?jīng)坝颗炫鹊母鞣N侵權事實，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以及因貧富差距而日益加深的集體怨恨心理，我們不得不承認社會問題無論在邏輯上還是時間上都要優(yōu)先于民族性問題和認同問題。 在此基礎之上，對于自由主義者來說，才可以進一步地追問以下問題，比如，民族認同是個人認同中可以獲得理性辯護的部分嗎？如果是，應該如何權衡民族認同在個人認同各種構成性部分的意義和重要性？我相信，重估民族性原則，它的內涵與價值，將會改變我們對政治自由主義理論的預設前提、條件和框架的思考。 自由主義天然要求對作為給定物接受下來的歷史意識、傳統(tǒng)文化和民族認同進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如果一旦確認它們多少存在虛假或者錯誤的成分，是否意味著可以毅然決然地棄之如敝履？陳獨秀在北大時反對愛國，認為愛人比愛國重要，國家至上就是國家代言人至上，后來李大釗出來打圓場，說求一可愛之國而愛之。可是問題在于，求一可愛之國而愛之的愛國主義，不就是所謂的套套邏輯（tautology）嗎？不管國家做了什么我都愛，這是一種盲目的民族主義；唯當國家做了正確的事情我才愛，則是一種斤斤計較的愛國主義，它在語義上似乎就和“愛”字相矛盾。 我在《政治社會、多元共同體與幸福人生》一文中曾經(jīng)提出政治自由主義+多元共同體的基本架構：在政治社會的層面上以自由主義作為基本框架，解決“我們如何生活在一起”的問題，而在道德倫理生活的層面上鼓勵發(fā)展多種形式的共同體生活，因其更加緊密和牢固的紐帶關系，更加深厚的價值共享和目的重疊，從而回答了“我（我們）如何才能過上良善生活”的問題。 在多元主義已然成為事實的現(xiàn)代社會中，我依舊堅持認為這是一個最為妥帖的政治倫理安排，但是我愿意對于政治社會層面做一小小的修正，在確保基本的國家統(tǒng)一性（以憲法和最抽象的正義原則為基礎）的前提下，為了強化政治社會的正當性以及團結（solidarity），政治自由主義無須也不應該保證“絕對的”中立性，而要和更厚的、屬于特定傳統(tǒng)的價值觀進行融合，非如此，民族國家的向心力便不足以維系，各種離心離德最終會造成雪崩的效果。當然，具體的制度設計是開放的，它必須基于協(xié)商民主制度下充分有效的公共推理才有可能獲得正當性與合法性。 必須承認，在回答民族性與民族認同的問題上，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者尚未給出清晰的思路，對于如何妥善安置儒家為代表的傳統(tǒng)價值缺少實質性的制度設計，一些原則性的構想看起來仍舊太薄；另一方面，儒家民族主義者盡管為我們勾畫了一個美好的愿景，但在應對可能出現(xiàn)的極端民族主義以及政治權力濫用時，做出的限制又顯然太弱。在一個注定抱殘守缺的現(xiàn)實政治世界里，如果非要做非此即彼的選擇，那么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寧可舍弱的儒家民族主義，而取薄的自由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