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鄧小平不僅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水平，而且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素養。他對待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是:繼承、糾正、批判、發展。

鄧小平對傳統文化是相當熟悉的，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在他身上表現的是那種映渙大國的自尊和豪邁，是那種胸有成竹的自如與坦然，是那種充滿自信的平和與堅定。鄧小平對待傳統文化的主要特點也可概括為“繼承、糾正、批判、發展”八個字。

一、繼承:弘揚傳統文化的傳世性精華

在進行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鄧小平是非常重視繼承和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精華的。

比如，他十分重視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傳統，特別是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他說:“凡是中華兒女，不管穿什么衣服，不管是什么立場，起碼都有中華民族的自豪感。”(《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0頁)“中國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熱愛祖國、貢獻全部力量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為最大光榮，以損害社會主義祖國利益、尊嚴和榮譽為最大恥辱。”“對我們的國家要愛，要讓我們的國家發達起來。”“什么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378，61頁)他還說:“現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為了出國，為了搞錢，違法亂紀，走私受賄，投機倒把，不惜喪失人格，喪失國格，喪失民族自尊心，這是非常可恥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7一338頁)正是偉大的愛國主義激發了中華兒女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為了祖國的利益和榮譽，一代接一代的中國人通過堅韌頑強的奮斗，使古老的中華民族始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又比如，鄧小平十分重視“艱苦奮斗”、“艱苦創業”精神的繼承和發揚。艱苦奮斗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美德，針對新時期是否還要提倡艱苦奮斗、艱苦創業精神的問題，鄧小平一再告誡說:“我們對于艱苦創業，要有清醒的認識。”“我們是個窮國、大國，一定要艱苦創業。”(《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58一259頁)“艱苦奮斗是我們的傳統，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緊，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提倡艱苦創業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敗現象。”(《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6頁)鄧小平科學地回答了人民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很大改善條件下，還要不要繼續發揚中華民族艱苦奮斗傳統以及如何保持這一傳統的問題。

可以這樣說，鄧小平對中國傳統文化繼承的內容是多方面的，還可舉出很多的例子。但集中到一點，就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繼承。民族精神是從民族文化傳統中提煉出來的，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集中體現著民族的世界觀、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和價值觀念，是民族生存發展和繁榮昌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凝聚全民族的強大精神動力。中華民族的精神具有多方面的豐富內容。那么，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是什么?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說:‘’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鄧小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也就集中體現在這個精神上。今天我們倡導的自強不息、建功立業的積極人生態度，親土眷園、振興中華的愛國主義J清慷，兼容并蓄、對外開放的博大胸懷，富強民主、文明幸福的宏偉理想和雄心壯志，等等，無不體現著中華民族精神的內在要求。鄧小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和新的歷史實踐中，把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同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有機地統一起來了。

二、糾正:變革傳統文化的迂腐性觀念

鄧小平在強調繼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同時，也對傳統文化中的那些落伍性的迂腐觀念進行了變革。事實上，鄧小平對傳統文化的揚棄，主要是通過觀念更新來實現的。正是通過觀念的更新，鄧小平理論實現了對幾千年流行下來的那些不適合當今需要的傳統觀念的大轉換。

鄧小平對傳統文化觀念更新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我們不可能作全面而系統的闡述。這里僅從處理義與利的關系及個體與整體的關系問題人手作點分析。

首先，在處理義與利的關系上，鄧小平糾正了“重義輕利”的傳統觀念。

義利觀作為人生價值觀的核心，體現著物質利益與精神追求的關系。中國傳統義利觀有其合理的成分，如它主張見利思義，先義后利，不義之財不可得。認為“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后義者辱”(《荀子·榮辱》)。但是，古代義利觀的主導思想是重義輕利，甚至是義利對立的。儒家思想的先驅孔子就是把義與利對立起來看待的，認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儒家是恥于言利的，他們不僅把義與利看成是區分君子與小人的重要標準，而且還看成是治世與亂世的標準。荀況認為:“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荀子·大略》)邵雍說:“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皇極經世·觀物內篇之七》)顯然，傳統價值觀念在價值指向上是超功利的，即超越行為者自身的物質利益的。這種傳統實際土是把利擺在了義的對立面，反對奢侈，主張寡欲，無條件地強調義永遠重于利。這種片面強調道德的傾向，不僅不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影響了道德本身的健康發展。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糾正了傳統義利觀的弊端。他認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物質追求和精神追求的統一論者。一方面，他高度重視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認為物質利益是一切經濟關系的軸心，是推動社會發展和實現人生價值的內在動力，指出:“每個人都應該有他一定的物質利益”，“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7，1x6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就是要使廣大人民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并團結起來為全體人民的物質利益而奮斗。另一方面，鄧小平也十分重視精神價值的追求。強調我們重視物質利益的追求，“但是這決不是提倡各人拋開國家、集體和別人，專門為自己的物質利益奮斗，決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錢’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7頁)。在這里，崇高理想與物質利益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義與利是一致的，精神與物質是統一的。 其次，我們再從處理個體與整體的關系上，看看鄧小平對傳統的“重整體，輕個體”的觀念的糾正。

就個體與整體的關系來看，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基點是建立在整體主義之上的。個人是一種有待于被整體所融化的異己力量，個人是沒有獨立個性和獨立人格的，個體只是作為整體的部分依附于整體且無條件地服從于整體。中國的整體主義集中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體現為國家本位，即個人對國家盡忠;二是體現為家庭本位，即個人對父母盡孝。顯然，對個人獨立存在的價值是不重視的。

為了糾正對整體與個體關系認識的偏差，鄧小平從兩者相統一的角度闡述了整體與個體的相互關系。他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我們提倡和實行這些原則，決不是說可以不注意個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暫時利益，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歸根結底，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一的，局部利益和準體利益是統一的，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統一的。我們必須按照統籌兼顧的原則來調節各種利益的相互關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5頁)鄧小平的這個論述可以說是對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精辟概括，它清楚地告訴我們，集體主義并不是要否定社會成員有個人的利益、個人的抱負和追求，更不是要壓抑個人的個性發展，而是強調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系，并使兩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堅持和發展，也是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揚棄。

三、批判:肅清傳統文化的封建性糟粕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非整體性的特點，既有傳世性的精華，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所以，在對待民族傳統文化上，主張全盤保留吸收的民族保守主義是錯誤的，提出全盤否定的民族虛無主義也是錯誤的。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在繼承精華的基礎上，對其中的糟粕進行批判和肅清。如何進行“批判”和“肅清”，鄧小平1980年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關于“劃清封建主義遺毒”和“肅清封建主義殘余”的論述，可以幫助我們正確地分析和認識這個問題。

從政治生活方面來說，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主要體現在以家長制為特征的封建宗法殘余影響上。鄧小平曾說:“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29一330頁)其主要表現就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官氣十足、動輒訓人、專橫跋肩、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等等。受此影響，“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從而把黨內正常的上下級關系，“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系或幫派關系。一些同志犯嚴重錯誤，同這種家長制作風有關，就是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所以能夠形成，也同殘存黨內的這種家長制作風分不開”。對于傳統文化遺留下來的這些糟粕，必須進行徹底的批判和肅清。如果“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制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么黨內民主，什么社會主義民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1頁)。

從經濟生活方面來說，傳統文化的糟粕突出地表現在平均主義的“大鍋板”上。中國人的傳統意識中充滿著濃厚的平均主義意識，自古就有人主張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作為治國的基本原則。平均主義在經濟上要求消滅私產、平分財富，是一種小農經濟基礎上產生的脫離現實的空想主義。它抹煞了人的個性差異，不承認人與人的天然能力存在差別，從而剝奪了個體自身的獨特性，將千差萬別和豐富多彩的人的世界抽象為一個蒼白的平均值。在這里，任何個人的特殊旨趣和特殊能力得不到承認，人變成了無特征的平均物。由于平均主義否定了個體的相對獨立性，從而也就否定了平等的觀念。所以，在中國平均主義又認可著等級的合理性，甚至將平均化等于等級化。實際上，是嚴格等級化與高度平均化的奇特混合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