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毛澤東提出要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重要思想，開啟了毛澤東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如何有效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這兩大戰略性問題的探索。這是關系到社會主義中國命運和前途的兩大歷史性課題。毛澤東在這兩大探索中所積累的經驗及其在曲折發展中所提供的教訓，都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今天，我們正面臨由于蘇東劇變引發的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和國內正進行的歷史性變革的關鍵時刻，進一步研究和認識毛澤東這兩大探索的重大戰略意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其合理的因素，仍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課題。

【關 鍵 詞】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

【 正 文】

［中圖分類號］D232［文獻標識碼］A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一事件發生后，毛澤東很快就作出了回應，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明確態度。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探討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和教訓時，特別提出問題在于我們自己從中得到什么教益？他的結論：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并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進行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這一重要命題的現實指導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今天，正確地理解這一重要思想，對于我們科學評價此后20年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建設道路和如何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這兩大戰略性問題的探索，仍有很大的幫助。

一

對于蘇共20大，毛澤東曾用“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這樣的話，來形容他當時的心情和看法。1956年3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會上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特別是這個報告所涉及的問題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響。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這正是這時毛澤東的喜與憂的所在。后來事態的發展，證明毛澤東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正是這種揭開蓋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開啟了中國共產黨人對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思考和探索。吳冷西在《十年論戰》一書中，曾回憶毛澤東的一段重要講話，毛澤東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他說，開始我們模仿蘇聯，因為我們毫無搞社會主義的經驗，只好如此，但這也束縛了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注：吳冷西：《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頁。）在這時，毛澤東把“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作為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這是一個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

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探索者，在建國初期，他對尋找我們自己的建設道路就有所思考，而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即黨的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則進行了多方面的、集中的探索。此后，他一直沒有停止這一探索。他在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提出了許多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積累了探索的實際經驗，這對于我們正在從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來說，起到了開拓性的積極作用，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價值。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探索新中國建設道路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集中全黨智慧的產物。這些成果，有如下幾方面的特點：

第一，主題明確，要找出適合中國的建設道路。在建國初期，“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抄蘇聯”。毛澤東指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1頁。）事情確是如此。建國初期從蘇聯學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恢復國民經濟，保證重點建設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一五”計劃期間，正是在這種體制的組織下，調動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建設了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基礎，體現了社會主義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但隨著經濟發展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這種高度集中體制的弊端也開始暴露出來。由于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條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因而比較早地認識到，建設道路同樣不能照搬外國。毛澤東后來談到，建國初期照搬蘇聯的辦法，“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注：《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毛澤東等人對當時經濟體制及管理體制，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發覺統得太死，不行，著手改進體制”。（注：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頁。）這樣，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新課題面前，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探索工作。這時，正是通過對斯大林所犯錯誤的深入思考，通過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促使我們黨重新審視蘇聯模式的利弊得失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以蘇聯為鑒戒”，探索新中國的建設道路的思路就更加明確了。這就是說，要找到一條有別于蘇聯、東歐，適合中國國情的自己的建設道路，就是這個時期探索的主題。毛澤東提出的許多改革性的重要思想和措施，也都是圍繞這個主題展開的。像毛澤東在這時探索的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就是從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的現實出發，把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作為中國工業化道路提了出來，并據此確立了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的方針，以及后來明確的“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應當說，這條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確立，對于要找到一條自己的建設道路，具有典型性的意義。

第二，探索涉及面廣，它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各個領域。毛澤東在提出“以蘇聯為鑒戒”，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時，進行了相當規模的、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并在此基礎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毛澤東后來說：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系，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又說：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比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從批評體制的弊端入手，初步總結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論述了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關系。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一系列著作中，又發表了許多正確論斷。在政治建設方面，強調在新的歷史時期，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已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而民主的方法則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原則。提出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要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上想一些辦法”，要讓人敢于講話，要允許唱“對臺戲”，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在對待民主黨派的態度上，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了“兩個萬歲”的思想，即“一個是共產黨萬歲，另一個是民主黨派萬歲”，進一步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黨和國家領導職務上，初步提出了任期制的思想。在科學文化建設方面，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發展科學文化的基本方針，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科學文化建設的道路，以民主的方法促進我國科學文化的繁榮。提出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大批的知識分子，要“有足夠數量的、優秀的科學技術專家”，要建立浩大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問題，主張凡是外國的好東西，我們統統拿過來，毛澤東還提出要派人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技術，不論英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等等。

第三，探索達到相當的深度，初步涉及體制方面的改革。如提出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設想，主張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占優勢的前提下允許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存在，“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頁。）可以吸引華僑投資，20年、100年不沒收；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在一定時候讓外國人來中國辦工廠、開礦山，向他們學技術。在分配方面，鑒于蘇聯的教訓，毛澤東提出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兼顧的原則。這時，陳云還就所有制在生產和流通方面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這就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國家市場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主體，一定范圍的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是國家市場的補充。這些重要思想突破了蘇聯經濟的具體模式，是在當時條件下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所作的創造性的構思。

在我國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確立之后，毛澤東明確指出：“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注：《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他認為，人們在生產中的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學的總結，強調把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作為工業管理和企業管理，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方針。1961年制定的“工業七十條”正式確認了這個管理制度，并確定把企業的職工代表大會作為實行這種制度的有效形式。這就把吸收勞動者參加管理的思想加以制度化。當時，毛澤東把這種“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鞍鋼憲法”的基本精神不只限于企業管理，而且也是作為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防范國家機關和管理人員中滋長官僚主義的一項重大措施提出的。

綜上所述，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改革的思想雖然還是初步的、但是明晰的。他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性重大課題的探索，是開創性的。在新時期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即鄧小平理論，是中國共產黨實現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重要標志。對這個新的歷史課題的回答，薄一波所作的“始于毛，成于鄧”的概括，恰當地評價了兩代領導核心對這項偉業的歷史性功績。

二

應當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都同蘇共20大這一國際大背景相關聯的。因此，毛澤東在提出要找到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這一歷史性任務的同時，又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深表憂慮。而后者，引發了他對如何防止黨和國家變質的思考，力求探索出一條能夠保持黨和人民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所以，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毛澤東所致力的探索，包含了上述兩個方面的內容，是兩大探索，而這兩者都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歷史性課題，關系到社會主義中國的命運和前途問題。

對于這兩大課題的探索，幾乎是同步開始的。毛澤東所說的“一則以憂”，實際上是看到了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有可能影響社會主義國家的走向，導致社會主義改革的逆向發展。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涉及到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歷史和歷史經驗等問題。在毛澤東看來，如果社會主義的歷史和歷史經驗被否定，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將會被顛覆，這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

當時，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西方披露后，引發了世界范圍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嚴重沖擊。為了回擊帝國主義勢力的進攻，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道路，我們黨于1956年4月和12月先后發表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兩論》）兩篇文章，回答了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特別是正確評價了蘇聯社會主義歷史及其歷史經驗。

帝國主義利用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及其歷史實踐，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因而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斯大林，確是關系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毛澤東在1956年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針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做法，明確指出：“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么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因此，“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頁。）。這樣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歷史實際的，也是有說服力的。《兩論》進一步指出，“斯大林盡管在后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乃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一生”。“從整個說來，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面指導斗爭的，他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文章針對當時一些人大反所謂“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做法，嚴肅指出：“共產主義者采取這種說法是極端有害的。”而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實質上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事實表明，只有采取客觀的分析的態度，才能正確地認識和對待斯大林錯誤及與其相關的社會主義歷史問題，也才能捍衛我們應當捍衛的原則。

文章還針對當時出現的把斯大林的錯誤歸結于社會主義制度的荒謬論調，指出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本上適合于生產力的發展，政治制度也基本上適合于經濟基礎的需要。1956年，蘇聯的工業總產量已達到沙俄最高年份1913年的30倍，由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變成世界上第二個工業強國，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西方資產階級想用斯大林的錯誤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那么，斯大林錯誤產生的原因何在？其一，在基本制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還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主要表現在經濟、政治的具體制度方面仍不完善，還存在缺陷。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改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但如不及時地加以調整則會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工作上就會出現失誤。其二，主觀認識脫離了客觀實際，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群眾和集體，破壞了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在這里，決定的因素是人的思想狀況。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正是同上述兩方面的問題緊密相關。正確認識這些原因，不僅有助于我們科學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而且能夠全面地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既要旗幟鮮明地捍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又要善于及時地調整和改革其具體制度，即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等。

在1956年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中，還涉及如何看待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問題，也就是說，十月革命的道路還靈不靈？這是同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歷史緊密相關的，《兩論》正確回答了這一重大問題。文章指出：“關于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就它們的國際意義來說，有幾種不同的情況。在蘇聯的成功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文章概括了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這主要是：建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經過革命斗爭從資產階級手里取得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衛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被壓迫人民和民族。指明這是反映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經驗。文章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同時也指明了應如何正確對待蘇聯的經驗。“蘇聯的全部經驗，包括某些錯誤和失敗的經驗在內，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經驗尤其重要。”這就是說要采取分析的態度，重要的是要從本國的實際出發運用這些基本經驗。

上述表明，正確對待社會主義的歷史和歷史經驗，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欲去其國，必先去其史”。這是歷史經驗之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當1956年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毛澤東就敏銳地看到了它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范？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實際上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注：參看《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30多年后發生的蘇東劇變，證明了毛澤東這一深邃的歷史洞察力。戈爾巴喬夫正是以“徹底粉碎斯大林主義以及新斯大林主義的一切形式”等蠱惑人心的口號為幌子，推行他的一套所謂改革的鬧劇，最終只能以葬送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而告終。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總結的。

三

毛澤東提出要進行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任務，是一個需要在長期的實踐中加以探索的歷史性課題。如果說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第一次結合，是在經歷并總結兩次勝利、兩次失敗這樣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才得以完成的話，那么，黨在新時期面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新的課題，也將經歷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一個歷史過程。

如前所述，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所致力于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如何避免黨與國家改變顏色這兩方面的探索，都是圍繞著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這一歷史主題展開的。當然，他為此所提出的那些理論觀點有些方面并不成熟，還有缺欠，還不完善，特別是還發生了像“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錯誤。應當看到，任何杰出的歷史人物的巨大功績都是一定的歷史時代的產物，同時又不能不帶有那個歷史時代的局限性。這是一切站在時代前面指導歷史潮流前進的歷史巨人常有的一種歷史現象。還應當看到，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還不長，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的時間更短，要對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和我國的基本國情獲得全面的、正確的認識不能不經過艱苦的探索，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毛澤東本人在《十年總結》一文中就說過：“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他說：“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正因為如此，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程中，他對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貢獻也往往與失誤相互交織或交替出現；他提出的許多有重要理論價值的思想觀點，有的還不夠成熟，有的處于萌芽狀態，有的未能付諸實施，有的沒能堅持下去。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當實事求是地肯定，毛澤東在探索中所提出的許多真知灼見，確實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作了思想和理論上的重要準備。同樣，毛澤東對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的探索，在理論和實踐上雖曾陷入誤區，但是，他從對蘇共20大赫魯曉夫丟掉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發出的警示開始，繼而對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戰略做出最早的、明確的回應，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永遠是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對于鞏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意義。

毛澤東對上述兩大戰略性的探索，應當說起步是好的，取得了雖然是初步的但是重要的成果。但后來由于在指導方針上偏離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我國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致使錯誤一再發生。這種情況的出現，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是同能否清醒、正確地認識我國的基本國情相聯系的。當20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探索我國的建設道路任務的時候，曾以很大的精力從事調查研究，這使他對中國國情有比較全面、清醒的認識。比如，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毛澤東明確地把“進入”社會主義同“建成”社會主義區別開來，認識到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不鞏固、不完善的；又如，他曾多次用“一窮二白”這樣形象化的語言，來比喻我國底子薄、基礎差、經濟文化十分落后這一基本國情，認識到“要使中國富起來，需要幾十年時間”；再如，他正確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提出了“階級矛盾已基本上解決，但仍然存在著階級斗爭”的科學論斷，等等。這些都為這時的探索提供了正確的認識前提。但遺憾的是，后來重提階級斗爭是主要矛盾，違背了中國國情的實際情況。這種“左”的指導思想和做法，是使后來的探索逐漸偏離正確航道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也是同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之后是否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相聯系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這不但是探索我國建設道路的目的所在，也是防止“和平演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剛確立不久，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772頁。）應當說，他這時不僅看到了剛剛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不完善的一面，而且看到了生產力還十分落后的一面，認為只有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建立起強大的物質技術基礎，才能“鞏固我們的新制度”。這時他開始的探索工作無疑都是同這個認識相聯系的。然而，這時的毛澤東對發展生產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還缺乏應有的充分論述，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特別是隨后不久，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毛澤東改變了關于以經濟建設作為黨的根本任務的正確主張，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這不但使探索我國建設道路的良好開端被打斷，而且還由于把黨內對經濟建設指導方針上的不同意見，錯誤地轉化為頻繁的政治斗爭，把防止和反對“和平演變”的斗爭導入誤區。這個歷史教訓同樣是十分深刻的。

再者，還同是否有正常的黨內生活相聯系。我們黨所進行的探索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這不但要善于集中全黨的智慧，而且還要具有自我調整的能力，這些都需要正常的黨內生活即黨內民主作保證。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陳云曾從總結我們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經驗的角度，指出建立正常的黨內生活，是使我們的事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如果鴉雀無聲，一點意見也沒有，事情就不妙。”（注：《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0頁。）這是一個十分深刻的認識，對于我們正確認識毛澤東在20年探索中所經歷的曲折發展的歷程也是很有幫助的。

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它會使后人變得更加聰明。毛澤東在兩大探索中所積累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國共產黨具有從自己的錯誤經驗中學習的傳統，我們正是通過對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學習和比較，才獲得對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今天，我們正面臨由于蘇東劇變引發的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和國內正進行的歷史性變革的關鍵時刻，進一步認識毛澤東兩大探索的重大戰略意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其合理的因素，仍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