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楊昌濟是近代中固倫理史學上的一位特殊人物，特別是他的德性倫理觀具有立言、立德、立功三位一體的特征。由于他和毛澤東等人的特殊師生關系，他的倫理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毛澤東、蔡和森等一代青年人。使他們形成了積極向上的人生價值觀。追求個性品質的完善，樹立了變革社會的偉大政治理想，并且一以貫之地為之努力奮斗。實現了中圓的偉大變革。探索揚昌濟的倫理思想，對于我們了解毛澤東性格的形成和毛澤東思想的發軔、產生和形成具有重大的意義。

關鍵詞：楊昌濟；德性倫理觀；青年毛澤東；影響

楊昌濟是中國近代哲學、倫理思想史上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他從家學起步。上承程朱理學、王船山客觀的辯證哲學思想、曾國藩的心性學說。下啟毛澤東、蔡和森等一代青年，秉承了湖湘文化“窮究天人”、探索宇宙“大本大源”的哲學思維，又強調立志修身、務實救國的“經世致用”之道。他的以闡發愛國主義為基石的政治倫理。以探索求實致用為質點的生活倫理，以建立開放平等關系為目標的家庭倫理。以塑造圣賢豪杰品格為特征的德性倫理構成了他倫理思想的基本內容，特別是他的德性倫理觀具有立言、立德與立功三位一體的特征。延伸了湖湘倫理文化的內容。也奠定了其在中國近代倫理學的歷史地位，深深地影響了青年毛澤東等人世界觀、人生觀的形成，使之做成了一種奮斗的、積極的、向上的人生價值觀，追求圣賢豪杰品格的自我完善。樹立了改革社會的遠大理想。并為此而努力奮斗，實現了變革社會的偉大政治理想。

一、楊昌濟德性倫理觀形成的文化背景

湖湘文化是楊昌濟德性倫理觀形成的社會文化背景。湖湘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致知力行，”所謂“致知”，就是“窮究天人”，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認識自然界和社會，尋找其發展的規律性；所謂“力行”，就是用探索到的規律來指導自己的行為，改革社會，實踐人生的目標。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王船山、魏源、曾國藩、譚嗣同等。他們更多地不是才情詩人，他們的智慧都表現出哲學上的思辯、政治上的洞明，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都主張“內圣外王”之道，在方法上，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樣很好地把“致知”與“力行”統一于自我價值的實現上。這種“致知力行”、“經世致用”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楊昌濟德性倫理觀的形成。

楊昌濟主要吸收了王船山經世致用思想和民族大義的主張。從現存公開刊行的《楊昌濟文集》和《達化齋日記》來看，楊昌濟壯年時期研讀得最多也最深并持之以恒的是兩個人的著作。一個是王船山，一個是曾國藩。王船山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力行而后知之真”。“知行相資以為用”，“第一不容緩。則莫如行”等一系列辯證的和唯物的知行觀，初步揭示了實踐是認識的來源、目的、動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受船山“知行觀”的影響，楊昌濟把“知”與“行”推廣到改造社會與人類的政治責任上來。提出。某君專重力行。不重學問；某君則專恃天才與經驗，不重學問。不知學之不講，則力行只是言行，行之愈大，危險愈大。若專恃天才與經驗，所知終是有限，終不如徹底研求者，肄應不窮也。不過，楊昌濟看得最多的是王船山的史論著作，從中吸取的主要是王船山的經世思想和民族大義的政治主張。船山史論的出發點是“家國之痛”。就是要“反清復明”，重新確立漢族的統治地位。楊昌擠批判地吸收了船山的民族主義思想。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他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改造成為抵抗外國侵略，富國強民的現代愛國主義思想。所以在楊昌濟那里，“力行”指的是改造和變革人類社會、治國濟世的偉大實踐，“學問”指的是政治才能、政治修養和品質，這樣很好地把個人道德實踐與社會政治實踐結合起來，鼓勵人們要積極投身于偉大社會變革中去。

楊昌濟是把曾國藩當傲湘中理學傳人的圣賢來看待的，受他影響最大的有兩個方面：一是曾國藩的“義理學說”，他認為曾國藩治世做人循“理”，講究一個“義”字，是實踐道德的人中豪杰和楷模。他多次提到：“曾國藩以侍郎假歸，在其湘鄉故宅，不帶仆人，一仍其前日寒素書生之舊。豪杰之風度。固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曾滌生家書有日：‘近來帶兵者，皆不免稍肥私秦，余不能禁人之茍取，但求自己不茍取。’苦哉此心。令人肅然起敬。所望有志之士。貞介自持，不染污俗，以廉恥相尚，以清廉為高，造端甚微，收效必巨。”楊日記的其他論述我們也可以看出，楊主要佩服的是曾國藩的道德學問和道德實踐。據此他提出：“少年為學，但宜默識圣賢之遺訓。而一一躬踐之。于世俗之言行接于耳目者，則一裁以天理之節文，使是非可否，了然于心，以為思齊自省之助，而不必形之論說。動轍詆祺，以其近妄且招怨也。”闈他告誡人們要常學圣賢之道，常思己之過，使是非明了于心，納于言，敏于行。二是曾國藩務實的“經世之說”。在楊昌濟看來，曾國藩高深的道德學問是為實現他治國安邦、經世致用服務的，是知與行的統一者。他特別佩服的是曾國藩提倡經世治國的務實態度，“曾文正謂經濟之學，當以能樹人能立法為主。余謂改良社會之物質生活，能為百年大計者，乃是真人才。”清代盛行考據學，一些漢學家菲薄空疏的宋學，把人們考據的目光引向博稽古典文集，認為這就是所謂的“實證”。曾國藩對這一現象進行了批評。認為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矣。”楊昌濟深表贊同，認為“但求實證于古而不求實證于今。但求實證于文字而不求實證于事物。又豈得實證哉?”對曾國藩每日看營墻、親自點兵查營、丈量戰壕的務實作風更是稱道不已。敬佩至極。

如果說王船山、曾國藩對楊昌濟的影響是通過研讀他們的著作、吸收他們思想內核的話。那么譚嗣同對楊昌濟的影響則是直接的。1898年，戊戌變法進入高潮。楊昌濟正就讀于岳麓書院，參加了譚嗣同等人組織成立的南學會。成為通訊會友。該學會以講學為主，每月講演四次，楊昌濟每次都參加，他深為主講人才氣橫溢、論點新穎所折服。有時還就自己感興趣而又弄不明白的問題向譚嗣同等人請教。在一次講演會上，楊問譚嗣同：“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日生?”譚嗣同非常贊賞這一問題。說“獨能發如此奇偉精深之問。此豈秦漢以下之學者胸中所能有哉?”他回答這一問題時說：“總之以民以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為是，則頭頭是道，眾說皆通矣。”楊昌濟把“以民為主”作為記錄這段話的“主旨”。在仔細閱讀了譚嗣同的《仁學》之后，他深受啟發，“乃知中國三綱之說，嚴責卑幼而薄責尊長，實釀暴虐殘忍之風。”對于譚嗣同的哲學思想和世界觀，更為楊昌濟所稱道，“余研究學理十年有余，殊難極其廣大；及讀譚瀏陽仁學，乃有豁然貫通之象。……開篇盲以太能顯出宇宙之全體：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地球，自地球而太陽。自太陽而昴星，自昴星以及無限之世界，皆互相維系，終古如斯，無非以太之力。吾由此而知吾向所抱持之宇宙觀念，不免太狹隘也。”他對譚嗣同的“心力說”和沖決“羅網”的精神非常敬佩。對于譚嗣同倡導成立的“延年會”積極支持。后來楊昌濟把該會的“惜時”、講衛生等主張進一步具體化。楊昌濟在他的文章、講課和日記當中，高度贊揚了譚嗣同的愛國熱情和為國捐軀的壯烈舉動，表達了衷心的崇敬之情。

從以上可以看出，楊昌濟完全繼承了以王船山、曾國藩、譚嗣同等人為代表的湖湘倫理文化傳統。并且充分地體現出了湘學的基本特征，這就是理學和實學相結合以及民族大義。亦即所謂的治學修身、內圣外王之道，他后來向學生講授的也就是理學的立志、修身，同時倡導治國經世的實學，講究理想人格的自我實現，亦即立德、立功、立言、德業俱全的圣賢，他向學生推崇的也是這些人，這也構成了他哲學、倫理學的思想基礎。是他學說的出發點和歸宿。

二、楊昌濟德性倫理觀的主要內容

楊昌濟關于圣賢豪杰的社會德性倫理觀。在其“圣人化眾賢”的英雄史觀支配下，把個人置于社會的大環境下。個人對于社會當處如何之態度，其中心內容就是人要樹立為國家、民族強盛而努力奮斗的遠大理想與抱負。《論語類抄》中開篇第一章就是“立志”，“所志大則所學大、所思大、所為大，斯為大人矣。……所志小，則所學小、所思小、所為小。斯為小人矣”，鼓勵人們要做大人物。處于新舊交替的黑暗的舊中國。楊昌濟身坐幽室，心懷天下，教育人們特別是他的學生們要有遠大的理想，肩負起社會的責任，他說：“人生墜地后，即為五大倫關切之身，對于家庭，對于社會，對于國家，有萬不可逃之責任。若所屬之國家瀕于危亡，則盡責更難。負責更重，非有超世之識。蓋世之氣，不足以當此難局。”“識”，就是指廣博的學識，能夠正確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的方向，胸懷全局；“氣”就是非凡的志氣，堅定的信仰，百折不回的毅力，經天緯地、經世治國的圣賢豪杰的品格。他認為，真正的有志之士。能夠通天人之際，究古今之變，“所以爭天下不爭一室。爭百年不爭一日者，良以必爭天下而后可爭一室，必爭百年而后可爭一日也。”就是能夠心懷天下，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系，具有遠大的人生理想。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呢?

第一、要有堅定的信仰楊昌濟借用了孔子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的論述意喻人們要有自己的信仰。“不可奪之志”，就是要確立自己的堅定信仰，不可隨便拋棄自己的主義，“有不可奪之志。則為無不成矣。”嗍他引用王船山的話，“唯我為子故盡孝。唯我為臣故盡忠，忠孝非以奉君親，而但自踐其身心之則。”舊認為王船山的這一思想是對中國古代奉君親倫理的極大突破。愛人敬事要以我為主，實踐自己的信仰。楊昌濟又聯系到當時中國共和國初建。奉君親的名義已經不復存在，“然舍身殉國之義自在也”，人們要為社會、國家樹立自己的“主義”，因為“人屬于一社會。則當為其社會謀利益。若己身之利益與社會之利益有沖突之時，則當以己身之利益為社會之利益犧牲。雖然犧牲己之利益可也。犧牲己之主義不可也。不肯拋棄自己之主義，即匹夫不可奪志之說也。”由奉君親到尊重自我的價值實現再到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與融合。楊昌濟在樹立堅定信仰方面發展了王船山的思想。他說。“個人必有個人之主義，民族必有民族之精神，欲改革社會，必先改革社會之理想。”他的社會理想就是要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政體。

第二、貴在堅持他認為人確立了自己的理想還不夠，必須要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到底不懈”，這就需要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在總結自己人生經驗時說：“吾元過人者。惟于堅忍二字頗為著力。常欲以久制勝，他人以數年為之者，吾以數十年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他受近代德國哲學家赫爾巴特的影響。認為這種堅韌力來自于自己的良心對事物的認同。內心得到了自由。“臨難毋茍免，見危授命，乃意志之強同于良心之強之狀態也。”因此。道德教育就要養成人們特立獨行、堅韌的品格，他說，“人生之目的在于實現其理想。而理想者久大者也。包含人、我，包含個人、社會、國家。包古人類全體，包含古今，包含過去、現在、未來。欲實現此久大之理想。固非一手一足所能為力，亦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為功。故實行尤必繼之以堅忍。始能竟實行之功也。世界無盡，我愿無盡，而實行終自有限，要在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而已。”他提出要實現社會理想、人類理想，個人的力量和生命是有限的。只有“加入此實行于人類進化全體之中”，才有可能實現。個人志向雖挫于一時，但前赴后繼，世界就會大受其影響，因此，志向是不可奪的，堅忍對于實現理想具有非常大的意義。

第三、要有殺身成仁的勇氣受朱熹理學觀的影響，他主張人要為理殉身，為道而死，這樣死得其所，心安理得，成全了一個“仁”字。他的這個“理”是大理，是為家、為國舍身從義、殺身取仁的大理。“吾觀世之君子。有殺身忘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實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也。家有大難，死一男而生一家，孝子所愿也；天下萬世有大難，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萬世，仁人所愿也。……毒蛇螯手，壯士斷腕，非不愛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萬世為身，而以其一身一家為腕，惟其愛天下萬世之誠也。是以不敢愛其身家，身雖死，天下萬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成仁而死，則身死而心生；害仁而生，則身生而心死。”他在這里深刻地揭示了“仁”的社會含義。就是要舍小為大。以民族與國家的存亡為己之責任，舍一身成全家，舍全家為國家。留英名于后世。 三、楊昌濟德性倫理觀對青年毛澤東、蔡和森等一代人的影響

青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求學與楊昌濟的教學時間相始終。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毛澤東后來在會見美國作家埃德家·斯諾。回憶他的成長歷程時說：“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后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的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從現存的毛澤東早期的文稿中表明，青年毛澤東通過楊昌濟繼承了湘學的傳統。一方面，毛澤東喜歡探究宇宙的大本大源、窮究天人的哲學思想，并從此出發。樹立了改革社會的遠大理想，做成了一種奮斗的、積極的、向上的人生價值觀。并為此而努力奮斗；另一方面，修身養性，追求圣賢豪杰品格的自我完善。兼儲“內圣外王”之道。

(一)對青年毛澤東奮斗向上的人生價值觀形成的影響

楊昌濟十分重視培養學生樹立遠大的理想和抱負，鼓勵學生做一個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如前所述，他在《論語類鈔》中，開篇第一章就是“立志”，極力主張人們要確立自己堅定的信仰，不可隨便拋棄自己的主義。受其影響，毛澤東在1914年寫的《講堂錄’中有許多關于“立志”方面的記錄：“理想者，事實之母也。”人們要“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動皆期合此理想)。”“心之所之謂之志”。“孟子曰：體有貴賤，有大小。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一個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個之我，肉體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毛澤東的理想就是以造福人類杜會做為己任，要實現“大我”。毛澤東在1917年8月給黎錦熙的信中。很好地把“天理”與“生民”結合起來，提出要改變社會的思想，這就是要造就一種統一全體人民思想的哲學思想，“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則紛紛矣，推其原因。一則如前之所云，無內省之明；一則不知天下應以何道而后能動，乃無外觀之識也。故愚以為，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人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毛澤東本人就立志要做這樣的大氣量人。做這種“大纛一張，萬夫走集”的大氣量人。他在詳細解釋“立志”時說。現在社會上一些人講立志，如立志當軍事家、教育家等，不過是看到前人這樣做事，近人也是這樣做事，并且都取得了成功，于是羨慕他們，希望自己也能取得成功，其實這不是立志，要是“真直欲立志，不能如此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盲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于此鵠之事，盡力為之，以為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因此，毛澤東認為，“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我們從以上可以鮮明地看出。他的立志并不是個人之志，也并不是成就個人的事業，實現個人的價值。而是從探求大本大源中所得出的“大結論”即把全人類的幸福和解放傲為自己的人生目標。蔡和森對立志也很重視。他說自己“內有灰灰之志，外殊不尚斫斫之行；自信其心既正。將來有惡當前。必不必避而勇為之。”針對當時社會惡勢力的存在，他還主張以“惡”對惡，強調要立“惡志”。他希望“現在當得一斑正人立惡志(殺惡人)，說惡話，行惡事，打惡仗。爭惡權，奪惡位，加入惡界，時時以惡為緣。時時與惡戰……然后將萬惡納入袖中，玩之掌上。”蔡的這些話雖然有些理想和虛幻的成分。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蔡和森受到楊的影響。從青年時代開始就立下了改變社會的遠大志向。在新民學會成立以前。以毛澤東、蔡和森等為代表的有志青年圍繞著“個人及全人類的生活向上”進行了百多次的討論，實質上就是如何使大家建立起一個共同的理想。“作成一種奮斗的向上的人生觀。”毛澤東多次談到對奮斗的理解，“奮斗：夫以五千之卒，敵十萬之軍，策罷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如此而欲圖存。非奮斗不可。”他由此發出了“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豪育壯語，提倡人的一生要充滿生機和活力，人的一生要奮斗不息。“朝氣：少年須有朝氣，否則暮氣中之。暮氣之來。乘疏懈之隙也，故日怠情者，生之墳墓。”

(二)對青年毛澤東圣賢豪杰品質觀形成的影響

面對中華民族的內優外患，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就思考著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前途。他自幼愛看歷史小說和古今中外偉大人物的傳記，深深地被他們的事跡和偉大人格所吸引，認為中國只有出一批“奇杰”、“偉人”。才能挽狂瀾于既倒，拯斯民于水火。進入湖南一師以后。受到楊昌濟等人關于圣賢豪杰的理想人格教育，他立志做一個救國救民的志士仁人。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德業俱全的圣賢，形成了自己的圣賢豪杰觀。

1、“內圣”與“外王”相統一即德業俱全的圣賢觀

毛澤東很好地發展了他的老師楊昌濟的圣賢觀，楊昌濟認為，“天子有位之王也，圣人無位之王也。天子一代之王也，圣人百代之王也。”他主要強調的是內圣的作用與地位。毛澤東把“內圣”和“外王”統一起來，把學問和事功的結合視為完美人格的體現。在他聽楊的修身課筆記《講堂錄》中，有關于圣賢豪杰品格的體會：“王船山日：有豪杰而不圣賢者。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圣賢，德業俱全者也；豪杰，欺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者也，而非圣賢。”他認為圣賢與豪杰的區別在于，圣賢是立德與立功、內圣與外王的統一，而豪杰只有外在的事功。圣賢必然包括豪杰的外在事功。而豪杰則缺乏圣賢的內在品德。青年毛澤東很佩服曾國藩，認為他德業俱全，功德圓滿，是一代圣賢，“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陸王陽明等是也。”“宋韓范并稱，清曾左并稱。然韓左辦事之人。范曾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所以青年毛澤東在評析近代歷史人物時。表示“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

2、內圣之本在于“窮本究源”

毛澤東把社會上的人分為圣賢、豪杰、愚人三等，“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復起，不易吾肓’。”青年毛澤東所說的“大本”，就是尋求一種指導中國社會變革的哲學思想。他繼承了老師楊昌濟“思想者，事實之母”；“哲學者，社會進化之原動力”的思想，在尋求解決當時中國問題的方法時說：“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復雜，而又有數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獨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俱從枝節人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他認為，解決當時中國的首要問題就是要解決“大本大源”的問題。即改造舊哲學，創造一種新的哲學。其他的都是枝節問題。他還分析了當時中國貧弱的原因。“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亂相尋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他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進一步強調了哲學新知對人類社會進步的指導作用：“人類之有進步，有革命，有改過之精神，則全為依靠新知之指導而活動者也。”“夫所謂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識，知之而后信之。”因此，毛澤東當時立下了這樣遠大的志愿，今后“只將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探討既得，自然足以解釋一切。”他還以獨立思考的精神。主張對西方和中國的思想要批判地吸收。同時進行改造。正是基于這種探討“大本大源”的哲學思維，他站在拯救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高度，在五四運動運動以后尋求到救國救民的真理，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并確立為以后革命的指導思想。

3、外王之道在于“躬行”

毛澤東等人繼承了從王船山、曾國藩到楊昌濟的“實學觀”，認為人不僅要樹立遠大的理想。而且還要付諸行動。楊昌濟在他的修身課上提出了多道“知行合一”觀的測試題目，例如“試言讀書與力行的關系”。“試言行為習慣品性之關系”、“試言孔子之勤”、“試舉愛人之實事”，這說明他對學生強調“力行”最為用力。毛澤東在他記錄楊的倫理學課程的筆記《講堂錄》中，也記下了許多關于“力行”的條目。“與弼皖人，安貧重實行，簸谷其一端也。”(與弼實為江西人，此有誤)“真精神，實意做事，真心求學。”“古者為學，重在行事，故日行有余力，則以學文”。“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青年毛澤東特別敬佩曾國藩務實的作風，他在《講堂錄》中，詳細記錄了曾在日記中所說的一句話，“滌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日厚日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不高之理。”在“力行”思想的指導下，毛澤東從青年時代開始。就積極投身于“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洪流中去。1915年初發動和領導了驅逐反動校長張千的活動。1918年4月，青年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組建“新民學會”，學會的最初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毛澤東為學會制定的會風是“動而不浮”，“注意潛在，不出風頭”，體現了湖湘人士務實的作風。作為新民學會的領導人。毛澤東送走了幾批赴法勤工助學的會友，唯獨他自己沒有出行，在這個問題上，青年毛澤東再一次顯示了他特力獨行、踏踏實實的實干致用的作風。毛澤東從青年時代開始就“重行”。致力于學問的實用，重視對社會問題的調查和研究。1917年暑假，青年毛澤東邀請同學蕭子升結伴“游學”。歷時一個多月，途經長沙、寧鄉、安化，行程九百余里，分文不帶，了解社情，鍛煉在艱苦的條件下謀生游學的本領。1918年夏天，又和蔡和森到湘北湖區游歷，他還在艱苦的環境下洗冷水浴、日浴和游泳等，有意鍛煉身體，為將來變革社會做準備。湖湘文化的實踐、力行的作風在青年毛澤東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

總之，王船山、曾國藩、譚嗣同的湖湘倫理文化通過楊昌濟的直接傳授。對青年時代的毛澤東等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以及個性品質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盡管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以后的理論思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實現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者的轉變。從英雄史觀到群眾史觀的轉變，從而也實現了他自己改革社會、拯救民族于水火的偉大政治理想，但受湖湘倫理文化熏陶和影響，積淀在他內心深處的文化心理結構卻伴隨著他的一生。一方面。“窮究天人”、探索宇宙“大本大源”的哲學思維。使他始終把探求真理擺在自己的首要地位，從而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分析中國社會各種紛繁復雜的矛盾中，緊緊地把握住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從而找到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兩把鑰匙。另一方面，湖湘文化中理學和務實相結合的風氣影響了毛澤東等老一批革命家的思想作風和革命作風。在以后長期的革命斗爭當中，他們在高揚主體道德意志的同時，又強調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比較好地把兩者統一了起來。“惜乎后來失衡，毛澤東強化了倫理意志與道德理想的一面。而弱化了求實務實的另一面，這無疑是毛澤東晚年失誤的文化心理結構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