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紀六七十年代， 美國社會矛盾與沖突加劇， 美國的 “統一的價值體系” 處于崩潰的邊緣。新社會史應運而生，向長期統治美國史學界的“統一性”發起沖擊。新社會史家強調多元文化的美國中各社會集團的特殊性，特別是族群特性。他們反對精英壟斷的政治歷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構成的“自下而上的歷史”。新社會史學在史學目的、理論、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也出現很多偏差。特別是對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過分強調，使歷史學傳承美利堅民族文化精華、強化民族共同價值觀、加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損害。

[關鍵詞]多元文化 統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Abstract: During the 60s and 70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had been increasingly se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universal values” were at the edge of collapsing. It was at this historical moment that New Social History arose. It challenged “universalism” which had long been dominating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nd emphasized “particularism”， especially ethnicity， existing among various social groups in a multi-cultural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historians of this school criticized political history monopolized by the elites， and put great efforts in building up a history of “from the bottom up” based on “everyday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On the one hand， in terms of purpos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he New Social History made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While on the other， it had many shortcomings. Its over-stressed “multi-culture and multi-ethnicity”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greatly neutralized some fundamental functions of historical writing， such as transmitting national cultural essences， consolidating a united national value，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oherence.

Key Words: multi-culture universalism particularism

“from the bottom up” “everyday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ethnicity

一、美國新社會史興起的背景

美國“新社會歷史”的興起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背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動蕩不已，是所謂美國“統一的價值體系”幾乎面臨崩潰的時期。社會矛盾與沖突的加劇和國內外矛盾的相互交織，如民權運動的高漲、反戰運動、女權主義高漲、新左派的活躍，等等，都使美利堅民族的“統一意志說”受到深刻的質疑。因此，美國歷史學家被迫再次認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國“民族的發展歷程”。

“新社會史”的出現也有其史學思想的淵源。一百多年來，美國史學史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主要代表是進步主義史學。當時的史學對政治相當關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堅民族的起源和命運，核心主題圍繞著美國歷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間持續不斷的斗爭。第二階段是20世紀四五十年代。這一時期的突出特點是竭力挖掘美國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國的“利益一致”歷史學派(consensushistory)。這些歷史學家強調，美國的發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階級區別的、被廣泛認同的美國價值體系所決定。一般認為，新社會史是美國史學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幾個重大原則問題上向美國的傳統史觀發起挑戰，在美國史學界內掀起軒然大波。首先，他們對“單一和統一的民族命運”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們力圖否定“美利堅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紀60年代這種平民主義史學思潮的崛起還提出了疑問，即只對領袖人物進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國的政治發展過程嗎?

總體說，美國的新社會史是向長期以來統治美國史學界的“統一性”發起的挑戰。這派史學家認為，包括部長、律師和政治領袖在內的新教精英們的思想根本無法代表全體美國人和整個美國社會。所以，從本質上講新社會史所體現的新潮流實際上是一種“特殊性”的追求，強調的是美國社會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凱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會史“是對不同集團文化的尊重，以及對多樣性的承認”。新社會史學家們努力探索多種族、多族群之間的有力而活躍的“相互影響”，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團是如何彼此競爭。從他們的研究中，發展出一種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國家目標的形成過程中，種族、性別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發揮它們的推動或阻礙作用的。

從理論來源講，新社會歷史受到西歐學術思潮的影響。首先是法國的年鑒學派。它重視歷史的結構，即深深潛藏、長期延續的“結構”，而相對忽視具體歷史事件。他們認為，戰爭、條約、皇族婚姻遠不如地理、人口變化、氣候和貿易模式，以及地區食品這些結構性的東西來得重要。在年鑒學派的影響下，美國歷史學家把重點放在物質的“存在真實”和深入的地區性研究。他們還運用人種學技術，擴大資料來源，試圖通過微觀的方法發現較為宏觀的結構問題的線索。他們的研究得助于兩種彼此相悖的知識體系。

一種是社會科學行為學派使用的經驗方法。它反對主觀性，追求精確性，采取社會現實中更為中立的立場。帕森（TalcottParson）關于社會現實世界中系統關系的理論，使歷史學家能夠發現“有序化原則”。他的社會平衡和社會有機體自我保持能力的觀點，表明用“結構”這一概念能夠較好地理解社會組織機構。他們發現，向現存結構發起沖擊的新事件會造成一種新的社會平衡，最終導致國家和社會團體中的變化。總之，這派歷史學家把研究的著眼點放在促成社會穩定和靜止的結構性因素上。

另一種理論來自新馬克思主義史學。首先，這派歷史學家強調歷史的物質根源，并接受年鑒學派關于歷史有科學規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觀點，突出生產在近代社會關系形成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他們認為，不同的生產關系形成人民內部相互沖突的利益，并通過階級區分表現出來；由于這種沖突歷來是敵對的，它們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見，在特定情況下便對現存政府構成威脅；社會現實與意識形態之間持續的相互作用產生的推動力是歷史變化的動力。

二、美國新社會史的貢獻

以20世紀60年代為界，美國的社會史研究可分為兩大階段。60年代之前的稱為”舊社會史”，之后的叫作“新社會史”。“舊”與”新”之間存在著實質性的區別。

新社會歷史家改變了對美國歷史本質特征的傳統認識。他們認為，美國根本不是一個統一的社會，而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其中存在著大量不同的相互沖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發，他們試圖“探索多種族、多族群人口之間強勁的互動；了解這些利益集團和階級為獲得權力進行的競爭”。結果便產生這樣一個重大的命題：“種族、性別和族群特性如何鑄造或防礙了一個屬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題而言，“舊社會史”相當狹窄。它主要關注的問題有:私人而不是公眾的生活領域；強調對個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寫，如家庭生活中的行為；婦女和兒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時期對貴婦的限制；基本的工作習慣，等等。因此，難怪有人稱之為“壺與盤”的歷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歷史”。舊社會史學的缺點是顯而易見的。造成它狹隘性的原因是，這些史學家認為一個國家或民族從嬰兒期到成熟期的發展過程是由社會精英和那些“語言清晰的決策人”決定的，而社會史的功能只能對主流歷史解釋的邊緣加以潤飾。

“新社會史”卻大大拓展了歷史研究的領域。歷史學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為“一場洪水”，驟然改變了歷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領了歷史探究的方向，改變了對歷史本質的理解，還提出了一系列有關歷史寫作的本質問題。這派史學家基本上是“左傾”的年輕學者，決心重寫美國歷史，撰寫“把政治排除之外”的歷史，即把政治精英的歷史轉化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歷史”，一部由社會下層做主角，通過他們的眼光觀察和解釋的歷史。他們把研究對象僅局限于“下層階級”，或稱“社會底層”，對窮人、奴隸、黑人、婦女、仆人、工業工人和長期被歷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給以特別關注，開發了城市史、移民史、婦女史、勞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體的社區史等領域。當時，判斷社會史研究成功與否的一個標準是：它是否對普通大眾的歷史經歷進行了深入探索，是否總結出某一社會集團的自身特點，以及它們如何獨立于占主導地位的機構、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說，新社會史關注以下幾大范疇。

第一，美國的傳統文化和價值體系問題。新社會史關注大眾的思想、大眾的信仰系統和能夠證明這一信仰系統的各種各樣的史料和實物。圍繞傳統文化的本質和影響引發了一系列問題:普通土生美國人的價值觀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階級、族群和種族區別影響到人的規范和行為?對日常生活和勞動階級文化的探索，已經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的很長時間內，千差萬別的不同思想和目標，怎樣造成美利堅民族的分崩離析。19世紀早期美國社會各階層對“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說明這個問題。工匠們認為它是自由勞動的意識形態，或表示在社會中不斷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則是擺脫政府的壓制而取得的某種自由；中產階級婦女把它看作是創建有教養的公民權的號召；工人階級白人婦女卻把它解釋為把她們在貧困中掙扎和繁重勞動與奴隸制的恐怖區別開的一種自由。這又引發一系列相關的問題，如普通人傾向的價值體系是什么?這些體系是階級、種族、性別(gender)、族群背景差別、居住地不同的產物，還是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種結合?

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行為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創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對勞動階級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為社會史的前緣。同時，出現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即試圖解釋勞動階級文化是否影響到歷史的變化。

歷史學家在這場爭論中采取的立場，實際上取決于他們對文化產生根源問題的分歧。有人認為，文化是人民大眾吸取占主導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則認為文化是從個人工作和生活經歷而來。經過爭論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論證，新社會史學家至少達成以下共識，即半獨立的、特點鮮明的子文化使民間的各類人群獲得某種程度獨立的基礎。

既然認為勞動階級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種分離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強化和延續的？問題的答案同樣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釋實際上出自對文化本身建設的爭論。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總結出美國南方奴隸制種植園中的文化——父權溫情主義文化。在他看來，美國黑人奴隸的行為，包括他們對奴隸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為是南方種植園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釋。因為這些奴隸對這種文化也是部分認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學家則認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隸制殘酷壓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行為習慣和價值觀。

在勞動階級文化的研究中，受馬克思主義史學影響的歷史學家至少有三點貢獻。其一，開拓了歷史研究的新領域，對社會和物質現實之間、個人和集體意識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其二，他們的辨證分析用多種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識，當然主要的方式是通過語言、固定的象征性行為以及宗教進行分析；其三，對社會認同和社會行動之間關系的聚焦，開啟了對“文化”本質、如何發現和定位這種文化及其對政治的影響等問題的長期辯論。

第二，美國人口史研究。社會史學家通過日常生活結構和社會生活結構的周期性變化，去發現人口變化和人口移動(遷徙)的本質。這就要求搜集和解釋量化的資料，確定人民曾經居住過的地點、家庭和社區的規模和形式，以及人們什么時候，為什么搬遷。其他一些史學家對學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結構進行探索。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作為社會控制的經紀人，作為文化傳承和保持傳統價值觀的機制，這些機構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比如，威爾（RobertWell）的美國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說明家庭規模的變化和個人生活周期既可作為史料又可解釋變化中的社會模式。這些歷史學家認為家庭的來龍去脈、族群根源、家庭成員的年齡、都為了解社會變化等宏觀問題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線索。

第三，社會流動性研究。它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史學界最熱門的研究問題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國夢”的生命力。這方面得到關注的問題是：首先，美國“社會的向上流動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會和經濟進步。在更宏觀的問題上，研究者還特別關注普通百姓與工業化和技術變革之間的相互影響。這些研究表明，技術是更大的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技術在此結構中發展，并反過來支撐這個結構。在更寬廣的層面上，社會史學家關心的是，由于技術的社會影響出現在社區所在地和社區的建設發展過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這些變化的；“無產化”、“近代化”、“工業化”這些術語不僅論及抽象的過程，而且更涉及到人們與新環境之間發生的具體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這些問題要求社會歷史學家去解釋：當新的生產技術與傳統的價值觀和規范發生碰撞時，傳統文化會產生什么變化？有人認為：工人階級是抵抗這種變化的；有人則強調，某些特殊群體卻認為技術與工業是一種解放的力量，它們所引起的變化在總體上是有益的。還有人認為，二戰后技術的發展，如電影、電視、無線電使美利堅民族更加趨于團結，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過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這方面，學者們關心的問題包括：城市化必然帶來社會秩序的瓦解，以及貧困和犯罪的增加嗎？它的影響對不同階級和族群集團都是相同的嗎？環境怎樣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遜（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國夢”和郊區化之間存在著強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詳細研究了美國的郊區化歷史，指出這一典型的美國生活方式是兩種原因的結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國人喜歡獨立居住的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結論：城市的貧困問題和家庭解體并不是城市擁擠和社區崩潰的結果；暴力與城市發展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此外，城市史研究還直接與美國“社會的向上流動性”聯系起來，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資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當時的美國，族群、性別、年齡等都成為劃分社會集團的標準。其中，對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時十分興盛。其研究重點是傳統上“默默不語”的下層社會集團，其中族群特性成為新社會史的研究焦點。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價值觀和制度機構的總和。族群性研究為的目的是發現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權力結構共存。對于美國這一典型的移民國家而言，這種研究無疑對美國社會中各族群—土著美國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歐洲白人）、非洲裔美國人、亞洲裔美國人、拉美裔美國人—等亞文化的保持和發揚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此外，如果再進一步細化，新社會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觀”社會行為領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醫學社會史、宗教史、娛樂史。關注這些生活方面的歷史，是為與當代美國社會聯系起來，作為發現和測定美國社會是否健全的一種方法。

新社會史的貢獻還表現在對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國新社會史學家在歷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來源，對傳統的歷史研究提出了挑戰。他們認為，要想準確地揭示“美國思想”)，僅僅依靠政治領袖和知識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夠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個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發現集體心態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圍發生了巨大變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講話或信件、歷史事件當事人或目擊者的口述、工會集會的記錄；移民的報刊；勞工階級的口述自傳等都被視為珍貴的第一手材料。

對下層社會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資料相對缺乏，歷史學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為”，并把它們作為一種研究資料，如游行、騷亂、抗議示威、禮儀、慶典、投票選舉等群體行動。此外還注意普通人的遷移方向、食品結構、消費和儲蓄習慣、家庭規模、聯盟.通過這些具有象征意義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對理性的和非理性行為的分析，來解釋不同群體的價值觀和傾向，去發現動機與行為的關系。

新社會史最體現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們使用計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協會的報告、詳細的地方記錄、人口普查結果、時間表、城市指南、稅務記錄等，來追蹤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馬克思主義史學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會史的特點。她在《種植園大家庭之內:舊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婦女》一書中批判了美國“利益一致史學”，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據她的觀點，“性”不但是一個社會范疇，同時也是在確定南方婦女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以此作為一把鑰匙，她研究“性之間的關系”“性角色”和“性的認同感”。其中，“性關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為它“構筑了任何一個社會的基礎，而且是任何一個個體自我意識的核心，因為性關系說明了任何個體與其他社會成員之間最根本的關系。”

這部著作還表現了新社會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首先，是歷史研究的切入點。她把南方作為一個另類社會，把婦女作為自己研究的對象，并且把微觀的“家族”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試圖從社會的“最底層”來描述美國舊南方社會的總體畫卷。其次，是對史料和敘述方法的運用。為重建內戰前南方婦女的生活狀態，她從多重角度，運用不同類型的豐富資料，深入挖掘家族內的生活，并在此基礎上揭示南方社會的社會結構。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賴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隸主家中的日記、人口記錄、人口普查報告，生死記錄、經濟與商業記錄、日志、家庭文書和通信，等等。

三、美國新社會史的缺陷

新社會史顯然大大拓寬了歷史研究的范圍。它把歷史研究的視角從社會精英轉向普通百姓；豐富了歷史資料來源、品種和規模，并為取得更精確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樣化的方法。

但是，美國的新社會史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對社會史研究的一套系統方法；缺少能夠把五花八門的課題統一起來的對美國基本社會發展過程的認識。它在規范化、學術水平和理論方面仍有很大的改進余地。因新社會史“缺乏綜合與歸納”和“漠視理論”，許多史學家一直認為它無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會變革的結構。另外，由于新社會史主要關注長期的變化，結果呈現的社會史的靜止狀態，防礙了對宏觀歷史過程的動態理解和解釋。

另外，因為歷史根本無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稱“排除了”政治的社會史便談不上是真正的社會史。某些歷史學家懷疑否真的存在一種“完全排除政治的歷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編寫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會史是一種錯誤…我絕對無法理解為什么政治不屬于社會范疇”。無論美國社會的社會群體—種族的、性別的職業的、階層的—如何繁多，無論它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如何千差萬別，無論它們的思想怎樣超脫上層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們所處時代的國家政治的影響。在研究社會集團和思想之間不斷競爭的過程中，脫離了國家政治是無法有力地揭示問題本質的。

因此，新社會史思潮對政治史研究首先產生了直接影響。新社會史的理論和方法，使社會史學家有意忽略美國歷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鑄就了美國歷史和遺產的著名政治機構和制度。結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詞被棄而不用，而改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詞被選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會史家的眼里，不過是政客為爭奪權力和地位玩弄選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戲記錄，從而大大降低了政治歷史的價值。

新社會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專題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歷史研究的狹隘和貶值。而擯棄傳統的歷史敘述方法，便喪失了歷史的可讀性和易記性。此外，對象征物的過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為和動機關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學家的批判，認為它揭示的只是一種“靜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斷”，而歷史研究的核心應該是歷史的變化和延續。

就史料的類型而言，也出現了偏頗。很多傳統上認為重要而關鍵的史料，如憲法、法律、司法決定和辯論、評論、論文等的史料價值受到社會歷史學家的輕視，而民間和私人文字記錄的價值卻遠遠勝過官方和正式的資料。

最明顯的負面影響是，美國歷史研究出現了分崩離析的狀態。黑人、工人、婦女、市民、農民、移民、青年這些特別的獨立群體，逐漸建立起獨自的領域，出版自己的學術刊物，舉辦自己的會議，開展有關史學史的辯論。社會史研究無論從機構而言，還是從研究理論上講，都無法形成一個中心，更談不上一個把所有的社會史研究有機凝聚起的核心。結果，在此期間，美國沒有出現一個占主導地位的學派，沒有形成特點鮮明的統一的美國社會史學派。

這種狀態，最終引發美國的史學危機。由于新社會史過分強調美國文化和社會的多元性，在重多歷史學家筆下的美國史大都是支離破碎的，既沒有清晰的歷史發展主線，更沒有占主導地位的統一的美國價值觀。美國史變成松散的、各社會階層間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靈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盤。最關鍵的問題是，美國的歷史學失去了其傳承美利堅民族文化精華，強化民族共同價值觀和加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極端。

這一危機引起了某些美國史學家對歷史研究的憂慮。有些社會史學家已經開始注意避免上述問題。上世紀90年代起，美國“最優秀的社會史…已經開始發展一種對美國社會更加復雜而全面的解釋：這個美國社會即不是建立在不斷的沖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諧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團之間微妙和不斷變化的相互關系的結構之上，建立在他們對于社會現實的傾向之上，以及他們為保衛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動之上”。

參考資料：

［1］斯迪姆思：“ 面向更寬廣的視野：社會史中的趨勢” （Peter N. Stearms，“Toward a Wider Vision: Trends in Social History”）。

［2］凱瑟勒-哈里斯：“社會史”載于方納編輯的《美國的新歷史》。（Alice Kesseler-Harris， “Social History，” in Eric Foner， ed.，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1990）

［3］海默爾法伯：“把政治排除在外的歷史”載于《新歷史與舊歷史》。（Gertrude Himmelfarb， “ ‘History with the Politics Left Out’” in 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

［4］ 伊利莎白·弗克思—吉諾威塞：《種植園大家庭之內: 舊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婦女》。（Elizabeth Fox-Genovese， Within the Plantation Household: Black and White Women of the Old South，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