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明是人類與自然界互動的產物。人類文明的歷史，是創造與環境相適的特定的生命體系與生產方式的歷史。環境塑造了文明，中國為農業文明區?！叭伺c土地的自然法則”形成了“原型亞洲文明”，而“人與土地自然法則”是決定社會變動的經濟基礎，它與前現代中國的王朝更迭密不可分的。這是前現代社會的困境所在。

關鍵詞：

文明 環境 人與土地自然法則 皇朝興衰

文明是人類與自然界互動的產物。與野蠻相對應，文明反映了人類戰勝野蠻的過程，也反映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歷程。人類的生命活動（生產活動是人類主要的生命活動）總要受到環境的強迫、制約與影響。人類文明的歷史，是創造與環境相適的特定的生命體系與生產方式的歷史。文明本質而言，即人類的生命體系與生產方式。

文明是一個“大系統”，在自然環境的制約下與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文化系統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人類社會系統?！皡f調”、“配合”、“同步認可”是系統存在的基礎。任何一種文明都必須作為一個協調運轉，這種協調性表現出社會系統的穩定性。如果這種協調性被打破，社會系統的穩定結構也隨之打破。因此，任何一種文明的存在與其特定模式的構成，是它所處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選擇”的結果。每一個文明也就有了她自身的魅力?！暗赜虻牟煌瑲夂虻牟顒e，對一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有阻滯和促進的影響，對風土民俗，對這一地區的社會狀況、觀念形態，以至心理因素，都產生一定的影響，從而引起世界各地區社會形態各具特點，都產生一定的影響，從而引起世界各地區社會形態各具特點，多姿多樣。” 文明可視為人類生存環境、生產方式、社會構造及文化特點的總和。文明具有“總體系”的性格，“總體系”之下，又可分為如下四個“分體系”：

第一、環境體系。大陸、海洋、溫暖、寒冷是環境體系的四大基本要素。這是文明的條件層面。人類生存的物質基礎。

第二、生產體系。人類在生產活動過程中和環境產生兩種基本對應關系，即“人—土地”的對應關系和“人—海洋”的對應關系。如是基本對應關系，形成兩種不同的生產體系，即亞洲大陸型農業式生產體系和歐洲海洋型工商式生產體系，由此人類不同的文明體系也就此形成。這是文明的核心層面。

第三、社會體系。人口、土地、市場、家庭、集團、政權、制度等是人類社會體系的基本要素。這些要素是文明的外在支撐層面。

第四、文化體系。宗教、文學、藝術、哲學、倫理等是文化體系的基本要素。這些要素是文明的內在支撐層面。

由此可知，文明子系統的變化或變動就會不斷重塑著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場景，本文探討原型亞洲文明的“人與土地自然法則”及其所產生社會變動。

一、 文明與環境 （一）世界環境區與文明形成

文明是人類在征服、改造自然與社會環境過程中所獲得的精神、制度和物質的所有產物。在文明體系構造中，環境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所有這一切人類社會生活的必要資料，無一不是由自然條件所供給以原料，經過人類勞動加工而獲得的。所以，人類社會生活，是沒有一時一刻曾經離開過自然環境或地理環境的?？梢姡乩憝h境對于人類社會歷史具有密切關系、重大作用?！?因而，要了解文明與環境的關系，可以從環境要素出發。

決定人類文明的環境要素有四個。其一為大陸（東方），其二為海洋（西方），其三為溫暖（南方），其四為寒冷（北方）。根據它們之間的結合，可以把地球（前現代時期人類活動主要集中在亞歐大陸）分為四個環境區，由此產生了不同的文明區。

第一環境區：溫暖的大陸區。它的發布主要集中在亞歐大陸的東部和東南部，由于亞洲中部高地傾瀉下來的若干條大河，并形成廣闊的流域平原地區，這里先后孕育了人類社會的早期農耕中心：西亞的底格里斯河流域與幼發拉底河流域所形成的平原地區；東亞的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所形成的平原地區；南亞的印度河流域與恒河流域所形成的平原地區。這樣，“就亞歐大陸而言，中國由黃河至長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亞、中亞由安那托利亞至波斯、阿富汗，歐洲由地中海沿岸至波羅的海之南，由不列顛至烏克蘭，乃至與亞歐大陸毗連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為農耕和半農耕地帶，由此構成一個綿亙于亞歐大陸東西兩端之間的、偏南的長弧形的農耕世界。”

第二環境區：寒冷的海洋區。這一區域的分布主要集中于亞歐大陸的西端即“歐洲大半島”，這里海岸線37900公里，是世界上海岸線最曲折，最復雜的地區，多半島和島嶼、港灣和深入大陸的內海。而愛琴海區域是古代克里特文明和希臘文明的發源地。因為這一地區的地理環境優于歐洲的其他地區。

第三環境區：溫暖的海洋區。日本可以說是這一環境區的典型地區。

第四環境區：寒冷的大陸區。從東到西的長弧形農耕世界北邊，大致和農耕地帶平行，從西伯利亞向西，經由中國長城以北的東北、蒙古、中亞、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羅斯，然后向南轉向阿拉伯半島地區，同樣形成了一個長弧形地帶，這就是人類歷史上的游牧世界。 即亞洲大陸的北部地區，氣候干旱，雨量極少，大部分是高地草原和沙漠，這里沒有大河流域及其特有的肥田沃壤，它只適宜放牧。

綜上所述，亞歐大陸形成亞洲文明區、歐洲文明區、半歐洲文明區與半亞洲文明區。 寒冷大陸區（俄羅斯及東歐）一方面具有歐洲文明的性質，另一方面又具有亞洲文明的性質，可以說是“半歐洲”。溫暖海洋區（以日本為典型），自古受海洋環境的刺激，工商業有所發展，“半亞洲”的特點很鮮明。第一環境區（中國、印度、中東等）和第二環境區（歐洲等）是世界最主要的環境區，它們是世界文明的主要誕生地。第一區由“大陸”和“溫暖”兩個環境要素，創造“原型亞洲文明”。第二區“海洋”和“寒冷”兩個環境要素，形成“原型歐洲文明”。相對而言，第一環境區形成了“農耕文化”，而第二環境區形成了“重商文化”。因為“資本的祖國（商業民族）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的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并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成他們自己需要、能力、勞動資源和勞動方式趨于多樣化”。

（二）、亞洲生產樣式決定“農耕文化”

農耕世界以農為本，產生與長期維持一種狹隘、閉塞、地方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前資本主義時期階級社會農本經濟的根本特點，是在最大限度上實行自給自足，為謀生而非為牟利，為消費而非為交換，因而必然具有閉塞性。手工業和商業同在當時整個社會經濟中占絕對優勢的農業相比，是末，不是本。它們當時所達到的發展水平，終究不能改變農耕世界以農為本的這一根本狀態?！?這樣，就把發展農業看作有系國家治亂的根本。“農 本”思想、“重農抑商”觀念在農耕世界歷代統治階級的提倡下得以鞏固和加強。“在秦以后的兩千多年里，它一直成為大一統帝國的基本國策。保護小農，抑制商品經濟，再加上手工業商業的官營，便成為中國傳統經濟結構的基本格局和發展定勢?！?/p>

與“農本論”相聯系，農業社會提倡節制消費欲望的“節用觀”；反對兼并，主張“均田”平均分配觀；反對“放于利而行”；主張“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義利觀”；生怕農民“無恒產而無恒心”，力主把農民束縛于土地的“恒產論”，以及反對改革技藝工具的“奇技淫巧”論。這些，組成了適合于農耕世界生產形式與經濟基礎的農耕經濟理論系統。

農耕世界的社會構成，又“選擇”出它的“主體”文化形態。中國戰國時期三教九流競發政見。但當時中國農耕社會初步穩定之后，儒教被選擇為獨尊于世的官方學說，對中國專制政權結構，起有極大的維系作用。

農耕世界特定的定居生活，使人群血緣紐帶長期保存，封建宗法制度充分發育。這些又決定農耕世界極其強調“親親”原則。傳統的“孝”“悌”“節”諸觀念，都是這個原則的反映，是宗法制度在人們思想中的折射。

當然，農業文化除了它特有的經濟政治觀之外，還有反映農耕世界特有的音樂舞蹈形式的“情感文化”，表現工具技藝狀態水平的“工具文化”，體現農耕世界人群社會行為規范的“風俗文化”它們共同合成了農耕世界的大文化系統即農業文明。古代中國為典型的農耕文明。

當然，在確認環境影響民族文化的同時，我們反對“地理環境決定論”?！暗乩憝h境當然是社會發展的經常的必要條件之一，而且它當然影響到社會之發展——它是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作用的。然而它的影響，并不是有決定作用的影響?！?這是因為，首先，地理環境所能“培育”的僅是人類文化的“幼芽”與“胚胎”。隨著人類科技水平的提高，地理環境的作用在逐步削弱。其次，一方面地理環境影響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一旦形成又反過來促使人們改造自然環境?！吧鐣l展是由人類自身勞動生產過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所推動所決定的，與地理環境無關，地理環境根本不能決定社會發展?！?最后，自然環境無法“獨自”培育文化，文化的形成是一個復雜綜合體的合力“選擇”。簡單地說，自然環境必須與“中介”，即與社會生產樣式與社會構成樣式相結合，才能選擇出相適應的文化。“地理環境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地理環境的優越與否，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可以起加速或阻滯的影響。盡管這種影響不是決定性的，但是，應看到古代自然經濟時代，特別是在古代社會，這種影響很大。”

二、人與土地關系：原型亞洲文明

文明體系的形成及被人與環境的對應關系決定，對應關系的不同，形成人類文明體系的差異。亞洲大陸區，即典型的大陸區，人和環境的基本“對應關系”是“人—土地”之間的關系?！叭祟惿鐣钤?、最基本的生產資料是土地。土地是中世紀封建社會經濟形態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它在各種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由于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然經濟，因此，在中世紀封建社會中土地是各種生產資料中占統治地位的主要生產資料?！?這一對應關系從“人”出發，“人”依賴土地，通過利用土地與享用農產品維持生計。其關系特點是：人—土地—耕種—自給—人。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結構形式主要是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所有制結構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農業租佃制，尤其是分成租制，中國封建社 會又長期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這就使得農業生產這個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生產部門，一直以生產糧食為主。盡管秦漢至唐宋時期，農民在主要種植糧食作物的同時，也種麻、油料等個別經濟作物，但幾乎微不足道。這就使以糧為主的單一農業經濟結構成為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經濟結構的重要表現形式?！?中國社會中人一旦與土地結上關系，即形成一種社會運動法則。這一運動法則與中國前現代社會經濟結構固有特點密切相關的，即三個突出特點“第一，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牢固結合；第二，單一的農業經濟；第三，商業資本和土地、高利貸資本相結合，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三位一體。” 由此產生的法則稱之為“人——土地自然法則”。這個法則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人口的無節制增加”與“土地的無節制傾瀉”。

第一、人口“無節制增加”。農業勞動的集約性、季節性與單純性，刺激了對勞動人口的“無節制需求”。農業人口的增加絕無計劃性，以“不可逆”的方式進展。

第二、土地的“無節制傾瀉”。相對于人口的無節制增加，土地面積在絕對意義上，總保持不變的常量，土地的肥力也在不斷減退中。然而，土地從來不會長期均等地配置在農民手中，總以“水往低處流”的形式快速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即所謂“土地兼并”。我們稱之為“土地的無節制傾瀉”。

“人口的無節制增加”與“土地的無節制傾瀉”的并存、矛盾與沖突，是“人——土地自然法則”的基本含義。如此法則的存在，構成亞洲文明體系的基本物質原因。當然，我們還要考慮到：農民負擔問題與天災、人禍等問題。“農業負擔問題過重，這是一個比起小農經濟的生產結構不符合現代要求更為嚴重、更為致命的病癥?！?“天災和人禍。最主要的是饑荒、瘟疫、戰爭這三大項。中國史上這方面的記載很多，造成巨大的破壞，時?？吹健性挆l，千里無煙’，‘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白骨蔽野、人口百不存一’等話。大饑、大疫、大戰還導致農民大流動，饑民流亡各地，社會動蕩。”

三、“人——土地自然法則”與皇朝興替

（一）、原型亞洲文明體系圈

“人——土地自然法則”的存在，使“原型亞洲文明體系圈”得以形成。這個體系圈以如下的順序作周期性的運動：

第一，“人口無節制增加”，人口激增，土地不增，土地肥力衰減，由此造成社會“人口超負荷”，導致流民劇增。

第二，“土地無節制傾瀉”將更多的人口趕離土地，流民問題更趨嚴重。流民產生。

第三、土地分配的均等性被打破，社會不均的現象早日趨嚴重。流民產生。

第四、流民組合，成為威脅既成秩序的“脫秩序力量”與“暴力源”。中國歷代多流民暴動，就是因為存在著這樣的“脫秩序勢力”與“暴力源”。

第五、“流民群”與“脫秩序勢力”增大，終于形成重大社會問題，流民暴動開始?！傲髅駟栴}是困擾古代中國的一大社會問題。流民問題的嚴重程度歷來作為世之盛衰的一個標尺。對封建統治者來說，要使王朝長治久安，必須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使之“安居樂業”，維持農民和土地之間的親緣關系，一旦這一親緣關系中斷，農民喪失了土地，不僅使朝廷賦役無著，而且大量的流民勢必走上嘯聚山林、鋌而走險的道路，成為王朝更迭的重要力量?！?/p>

第六、流民暴動與近代市民革命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質。前者非新生產力的產物，而是古老農業生產關系的特殊接續與修復方法?！爸袊鴼v史上農民起義、暴動不絕如縷，差不多都與流民經常地大量地存在有著密切的關系?！?/p>

第七、流民暴動產生的直接結果：其一，超負荷人口因戰爭而部分消除。其二，作為“土地傾瀉”主體的豪農受到沖擊，流民企求的“土地均分”在戰爭中被強制執行。

第八、作為流民暴動產生的廣義社會結果，產生“好皇帝”，依靠新政府強權之手，推行均田制度，達成土地均分的制度化。唐朝的繁榮與其公元624年實行均田租庸調法有關?；緝热菔且幎▏曳纸o農民以永業田與口分田；田地可以買賣，但買田不可超過一定數額；農民按丁口向政府交納租庸調。日本在624年也頒布《大化改新之詔》，將全國土地、人民收為“公地、公民”，規定農民可按人口分得“國分田”，死后由政府收回，土地歸國家所有，不得買賣，是所謂班田制。兩國土地制度稍有出入，但目的都是依靠政府力量施行土地平均制度化，以使農民回到土地，達到社會安定的目的。 人與土地的矛盾緩和，社會由亂而治。

第九、封建皇權強健，出現“貞觀之治”式的治理局面。

第十、皇權衰變，政權腐敗，“人——土地自然法則”再起作用，新一輪“原型亞洲文明體系圈”再行啟動，社會再次動亂?！氨M管統治者為解決流民問題煞費苦心，盡管統治者的諸多舉措能夠收效于一時，但是造成流民問題的根源在于封建的剝削制度，歷代統治者，無論賢與不肖，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封建社會與生俱來的痼疾?！?“這里必須說明的，在古代中國水旱災患時，往往引起嚴重的農民暴動，諸如元朝的彌勒白蓮教及張獻忠、李自成等農民暴動即是。但是，我們如果把農民的貧困和農民戰爭的發生的原因，完全歸因于天時氣候，那就絕對錯誤了。因為水旱災害之所以釀成，一方面是由于生產技術的落后，一方面實在由于不合理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緣故。當時的封建地主統治政府，貪污腐敗，敲詐勒索，平時候把修理河堤的水利費用，中飽私囊了。一旦水患泛濫，堤岸潰決，一瀉千里，人畜傷亡，不堪收拾，就是政府發賑救濟，貪官污吏們還是只知揩油，死活不管。這種情形，劉鐵云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書中，暴露得可謂淋漓盡致。遇到旱災，還是一樣，形成嚴重的災荒！所以說，氣候只是釀成水旱災害的一種因素，根源還是由于生產技術和社會制度的落后?！?/p>

通過“人與土地自然法則”的運作，中國歷史上的多次巨大的經濟與社會動亂就此產生，每一個王朝末期都會出現，形成了周期性的王朝更迭。這種周期性不是簡單的循環。翦伯贊指出：“歷史的發展決不是采取循環的道路，它是一個往前發展的過程，這個往前發展的過程不是一個圓圈，而是一個永遠不回到出發點的螺旋紋?！?同時吳澤也指出：“社會經濟形態的演進，現象上常表現為漸變和突變兩種形式。從哲學的觀點來看，這種變化的不同形式無不與事物內因的作用和外因的影響有關。社會經濟形態演進中的漸變形式，主要是由內因的作用引起的；社會經濟形態演進中的突變形式，則可以是內因的作用，也可以是內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這種內因與外因，漸變與突變的關系，體現在五種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常規之中。這里所說的內因，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以及它在政治上的表現即對抗的或非對抗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這里所說的外因，就是民族關系、戰爭征服以及由此引起的國家興亡、王朝更迭。當然，國家興亡、王朝更迭也可以由內因引起，但常常是‘內外交困’的結果。這是作為內因、外因交互作用的結果而成為此后社會經濟發展的外因的。特別是古代東方社會中，國家、王朝凌駕于社會之上，通過組織、管理公共工程而對社會經濟發展施加影響，所以它的興衰、更迭對自我封閉的農村公社經濟來說只是一種外在因素，通常只起加速或延緩經濟發展的作用。因此，如同戰爭征服一樣，國家興亡、王朝更迭決不是衡量社會經濟形態演變與更替的尺度，它們至多只是一個輔助的‘參考數據’。”

（二）、王朝更迭

中國社會動亂的初因是流民劇增與農民（流民）暴動。同時，“天災和人禍。最主要的是饑荒、瘟疫、戰爭這三大項。中國史上這方面的記載很多，造成巨大的破壞，時常看到‘中原蕭條，千里無煙’，‘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白骨蔽野、人口百不存一’等話。大饑、大疫、大戰還導致農民大流動，饑民流亡各地，社會動蕩?！?流民（失去土地的農民）是社會的動蕩震源與暴力引媒，而究其起源，則在于農業社會的最大分配不公即土地不均。而使土地分配恢復平均的方式只有兩個：流民暴動與皇權專制。土地不會自動回到農民手中，除農民暴力之外，皇權對土地分配的強制干預實為妙法。中國人口眾多，土地缺少，當眾多的“饑兒”圍繞著一塊有限的“蛋糕”（土地），爭奪與暴力在所難免。“強壯的兒童”與“弱小的兒童”在“蛋糕爭奪”中，后者總處于弱勢，由此階級產生、不平滋長，動亂益烈。這樣，社會就必然呼喚一個“超然的強者”與“看得見的第三只手”，用超乎強者與弱者之外的超社會力量，安排“兒童”的秩序，決定“蛋糕”（土地）的均分；這第三種力量，無異就是皇權的力量。誠如福澤諭吉所說：“一國實行專制政治不一定是專制君主和官員的過錯，實際上是國民……自己招致了這一不幸的政治。”專制主義實際上和農民有很大關系，可悲的農民祈望“土地的絕對平均”，結果總歡呼王權的復活與皇帝的再生。 專制主義由此在農民的吁求中真理化、權威化與滲透化?；实鄢绨莩蔀橹袊饲О倌陙淼膹妱菟季S態勢。 “平均”必然抹殺“平等”。“平均”、“平等”不可共存。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在合理社會中，“平等”是“機會均等”與人格平等，而在中國“經濟平均”的社會，一切生活資料（如土地）都由皇帝授予，農民絕難獲得社會意義上的“機會均等”，被視為“小民”，而失去“人格平等”。中世紀人民以承受經濟、政治與文化專制的巨大代價，換取土地的平均、社會的安定與起碼的生計。以“平等”換“平均”，為平均促專制，“平均”和“專制”成了“孿生子”，“平均——專制”的自然連鎖由此而生。

盡管中國每次農民起義都開創新國家和新政府，但總體而言僅對舊“舊亞洲圈”作調整與恢復，是乃中國歷史的悲劇。中國歷代王朝總把“平均”視為基本國策，長期實行“平均策”，壽命必長，不實行“平均策”，則其必然成為“短命”王朝。漢唐盛世何以成其“盛世”？秦隋何以“二世而亡”？一個原因就在前者持久有效地實行“均田”，而秦隋“均田”不力。

歷朝施行“平均政策”，也產生惡果：中國人的創造性、競爭性和追求財富的欲望由此抑制，工商不起，市場委頓，商品經濟始終沒有突破性進展。如果要問現代化為什么最早發生于西方而不是亞洲的中國，原因要從這其中去找。為什么舊亞洲社會是一個相對的“停滯社會”？ 為什么舊亞洲文明是一個相對的“停滯文明”？“問題的根本就出在‘農工商虞’四業哪一個都不能獲得相對獨立發展的環境。” 一個重要原因是舊亞洲文明內部總是產生不了“市民”。為實行“平均主義”，必須抑制強商。隨著一個朝代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手工業品和商品必然有所需求，商業和手工業就會有所發展，他們力量的強大就會危及到社會統治：強商總用金錢購買田地，結果加劇土地兼并，社會均衡局面被打破，最終發生社會動亂，因而中國皇帝總實施“抑商政策”?！皬谋举|上說，帝國時代富商大賈的存在，表明傳統時代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政治一體化的框架內，商品經濟不能獨立運作，不僅沒有能對舊的生產方式－政治體制起所謂‘解體’的作用，相反它卻淪為政治權力的‘婢女’，造成呢權力與財富畸形‘聯姻’，刺激官僚特權階層貪欲惡性發作，加劇政治腐敗與社會震蕩?！?“重農抑商”政策使中國前現代社會周期性運轉，社會生產力緩慢發展。“在漫長的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封建經濟結構在發展變化，并非絕對靜止、停滯，我們在研究中國封建經濟結構的特點、發展道路時，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如果把中國封建社會看成一潭死水，經濟結構萬古不變，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當然，我們必須同時承認，中國封建經濟結構的發展過程拖的很長，直到封建社會進入了她的晚期，變化依然不大?！?即“不安的”穩定與“蜿蜒的”前行。這種穩定是以“不安”為前提，這種“前行”是以“蜿蜒”為特征。

綜上所述，由于前現代中國為典型的農耕世界，“人與土地自然法則”形成“原型亞洲文明體系圈”，進而形成前現代中國的王朝更迭現象。前現代社會的中國的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的互動關系是王朝更迭的決定性問題。自然因素、經濟因素與政治因素的互相影響更加劇了這種歷史變化的可能性。而“人與土地自然法則”是決定社會變動的經濟基礎，它與前現代中國的王朝更迭密不可分的。這是前現代社會的困境所在。因此，“原型亞洲文明”要進入更新時期，改造為“新型亞洲文明”即社會大轉型。“經歷許多挫折、失敗之后，直到最近，花了很長時間才弄清，我們進行的社會改革，從本質上說，不是以誰為師，而是人類歷史上各民族（除非中途消亡）都要經歷的一種社會轉型，一種歷史大轉折它是要由原來的傳統農業社會轉變到現代工業社會，也就是美國托夫勒所說的由‘第一次浪潮’進到‘第二次浪潮’，一般簡稱之為‘現代化’?！?/p>

宇宙依自有的軌跡運轉，社會依自有的規律運行。人類社會大體經由自然社會--土地社會--市場社會這樣三個階段。目前世界所處是第三階段。社會發展的三階段，確定人類自從舉著火把，走出叢林，已完成他做“人”的三個“年齡”段，其一是“叢林人”，其二是“土地人”，其三是“市場人”。這三種人又可以說成是“自然人”、“農民”與“市民”?；剡^頭去說，依用“人”做標準，人類社會又可說成是“自然人社會”、“農民社會”與“市民社會”。三種“人”，三個“社會”，規定出三個時代：“自然時代”、“農業時代”與“工業市場時代”。有人預見，世界不遠的將來，還會由“工業市場時代”進入“知識市場時代”。如同蒸汽機曾象征過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的象征則是不可一世的超級“電腦”。

現代化簡單要素有三：工業的、市場的、市民的，也可發現中國近現代的社會變革確是朝向這三個目標努力。我們的生產方式曾經是農業的，而后工業。這一點比較容易做到，然而將“土地”中國形變為“市場”中國，卻千回百轉。因大家所熟知的原因，中國在很長時期，是“工業”的但不是“市場”的，是“農民”的、“半市民”的，而非“市民”的。中國由此不歸屬“現代”而為“半現代”。社會進步的功績在于使工業中國進而轉化為市場中國，在于讓國人擺脫“土地”與“計劃”的絆索，走向綿延鄉村，接通世界的現代性生態世界--市場，使原來的純農民與“半市民”（不與“市場”接軌的工人與城市民眾）發生市民性身份變化。眼看著近現代中國與中國人的實態發生巨變，文化將何以自處？不“追隨”不行，不適應不行，唯一的出路是再造、“重構”與更新。重構的目標取向也已經規定：所更新的文化將是工業的文化、市場的文化與市民的文化。它將從以前的“農業的文化”、“土地的文化”與“農民的文化”中蛻變出來，掉頭朝前，義無返顧。

文化重構是文化的“新建設”，即是文化的“更新”式建設。“馬克思主義指出，社會經濟形態是社會諸形態中最活躍的因素，無時不處在前進與發展的過程中，當社會經濟形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老文化’就會因跟不上歷史的需要而衰竭。此刻社會發出‘文化更新’的呼吁，并作出這方面的努力，直至舊文化更新，新文化誕生，重新與新經濟形態處于同步共進的狀態。因此所謂文化更新就是適應社會經濟狀況的急劇變化，變舊形態的文化為新形態的文化。在現代，文化更新意味著將落后的，適應舊時代的農業文化，轉變成適應工業時代與適應市場時代的‘工業精神’與‘新倫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