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以清政府慘敗而告結束。敗于“蕞爾小夷”的嚴峻現實，割地賠款的巨創深痛，給中國社會以全方位、深層次的巨大震蕩。于是，近代化的新陳代謝過程驟然加快，各種勢力集團演出了一場場短暫而又壯烈的悲劇。洋務運動結束了，維新運動早產了，而頑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運動的勃發，使中國在本世紀初幾乎慘遭亡國之禍。一時近代化的前途變得更為坎坷。如果說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話，甲午戰爭則使其近代化的進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視角重評甲午戰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重評戰后中國的歷史進程，并力圖從中總結教訓、經世致用。

一、洋務運動的結束

甲午戰爭對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做了一次總檢驗，結果表明“自強”、“求富”的目的遠未達到。今后中國的近代化應該如何深入呢？戰火甫熄，《馬關條約》墨跡未干，光緒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當堅苦一心，痛除積弊，于練兵、籌餉兩大端盡力研求，詳籌興革。勿存懈志，勿騖虛名，勿忽遠圖，勿沿故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轉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戰爭史》，第487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務派的后起之秀張之洞更是一口氣提出了九條建議：亟練陸軍、亟練海軍、亟造鐵路、分設槍炮廠、廣開學堂、速講商務、講求工政、……。《《吁請修備儲材折》，見《張文襄公全集》，卷37，奏議37。》由上可見，戰后君臣都有把洋務運動進行下去的決心。

但是，甲午戰后的歷史上還存在洋務運動嗎？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維新潮流的興起表明時代重心已經轉移；其次，洋務派開始分裂、對立，難以形成一支獨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務活動需要國家大量投資，而戰后清政府的財政已是山窮水盡。在這種情況下，甲午戰后，除了練兵以外，其他洋務活動的步伐驟然放慢。總之，洋務活動雖未完全停止，但已稱不上是“運動”了。

對于洋務運動的結束，史學界多認為是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正常環節。筆者則不以為然。因為這不是其自身發展、成熟的結果，而是突遭戰敗打擊使然。這就必然會對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產生不利影響。

（一）戰后李鴻章一蹶不振，洋務派分化、對立，使中國近代化失去了來自實權階層的推動力量。李鴻章是洋務運動的實際組織者，甲午戰敗，他固然不能辭其咎，一時成為眾矢之的，群議指責，“國人皆曰可殺”，《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第4冊，第71頁。》其“一生事業，掃地無余”《吳永《庚子西狩叢談》卷10，第128～130頁。》。不久，朝廷將他從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任上調入內閣辦事，以削其權。李鴻章在這種情況下轉而茍安自保。洋務派的另一關鍵人物、首倡“自強”的恭親王奕則轉變為頑固派，成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張之洞雖雄心勃勃，但究屬孤立無援，加之和戰之際反對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鴻章勢如水火。可見此時洋務派已難以形成一支團結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務派是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一支強大的改革力量。他們擁有巨大的權勢和豐富的政治斗爭經驗，這才使洋務運動得以沖破重重阻力開展起來。雖然洋務運動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維護清王朝的，但是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民用企業的設立、近代教育的開辦。清朝封建政權的性質開始有所轉變，洋務派的認識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在此過程中，中國早期維新思想家成長起來，王韜、薛福成、鄭觀應、馬建忠等人與洋務派有著極深的關系；康有為、孫中山也對李鴻章寄予過厚望。甲午戰后，深入改革的呼聲不僅發自維新派，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盛宣懷等洋務人士也提出了變法要求。李鴻章也說過：“至于根本至計，尤在變法自強。”《《復欽差出使美國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牘》第31冊。》洋務派與維新派的變法要求，除了在“民權”、“議院”問題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雙方未嘗不可求同存異、互相溝通、互為奧援。但是雙方只有過短暫的溝通便分道揚鑣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戰后洋務派勢力大減，聲譽掃地，維新派不屑與其聯合，受其支配。在中國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實權階層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難行。假如維新運動獲得洋務派支持的話，改革可能會變得溫和一些，步伐雖不至邁得太大，但會很穩健。總之，洋務派的失勢使中國近代化的發展面臨著更大的阻力。

（二）洋務運動的過早結束，削弱了中國近代化進一步發展的物質基礎。洋務運動期間大規模艦隊的編練，大型企業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矚目。尤其是亞洲最大的鋼鐵企業——漢陽鐵廠建成時，西方稱之為比強兵勁旅更為可慮的“黃禍”。《《東方雜志》第7期，第66頁。》但甲午戰后，由于財政上的原因，這種大規模的建設便停止了。

戰后洋務企業不僅不能發展，連原有的成果也難以保全。由于這些企業多是效益不佳，此時的清政府無力再承擔虧損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發布上諭，決定將民用工業“從速變計，招商承辦”。《《東華續錄》，光緒朝卷128，第11頁。》

從經濟體制的改革而言，這種承包具有進步意義，但結果卻不盡然，尤其是大型鋼鐵、礦務企業更是如此。因為，首先這是一次國家資產的廉價大甩賣。由于重型企業受資本、經營條件的限制，一般工商業者不敢問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條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資達580多萬兩的漢陽鐵廠終于讓盛宣懷以100萬兩承包，又許其享有十年免稅權、產品專賣權等。《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第828—836頁。》又如貴州清溪鐵廠，國家投資30余萬兩，結果被道員陳明遠以3萬兩承包。不僅效益差的企業被清政府視為包袱，效益好的企業如開平煤礦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識丁的醇王府侍役張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異、經營不善，使重工業沒有得到發展。如盛氏接辦漢陽鐵廠后，雖享有種種特權，但工廠仍然虧損，該公司職員半數為其親戚黨羽，這些人營私舞弊，遠甚于官辦之時。不僅公司靠借債度日，1913年盛宣懷竟以該公司全部資產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萬日元，把中國最大的鋼鐵廠賣給了日人。《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第484—485頁。》陳明遠承辦青溪鐵廠后，也經營不善。《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第536頁。》至于原本效益較好的開平煤礦被張翼搞得負債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國人之手。

由上可見，甲午戰敗和洋務運動的結束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務成果雖不能說完全付之東流，但近代化賴以發展的基礎則變得更為薄弱了。在這種形勢下，年輕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登上了歷史舞臺。

二、維新運動的早產

和洋務運動的結束一樣，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勃發也是甲午戰敗的結果。國將不國，何以圖存，一批年輕知識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國的激情。他們批評洋務派的改革是“補漏彌缺”，是“小變”、是“變事”，從而發出了“變法”的呼聲，終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緒帝掀起了戊戌變法。然而不過百日，慈禧太后一聲令下，光緒帝被囚禁，維新派被鎮壓，變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無實的大學堂外，一切付之東流。

從理論上講，戊戌變法無疑比洋務運動先進得多，屬于高層次的近代化活動。但其生命力為何遠遜于洋務運動呢？筆者認為，維新思潮本來孕育、成長于洋務運動之中，甲午戰敗與洋務運動的結束使其脫離母體，形成了早產。在以下幾個方面明顯地表現出維新運動的不成熟：

（一）缺乏階級基礎。雖然1895—1898年中國出現了投資設廠的熱潮，但總的說來民族資本發展仍很有限。據張國輝先生統計，從1872年到1898年，我國共開設資本在萬元以上的企業僅152家《張國輝《辛亥革命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載于復旦大學歷史系等編《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第179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并且絕大部分企業的資本在10萬元以下。而且這些投資者多出身于買辦、政府官僚，其經營活動帶有一定的嘗試性，一般都尚未舍棄原有的剝削和經營手段。總之，“19世紀末葉，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沒有形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林增平《近代中國資產階級論略》載于《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第386頁。》這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即民族資產階級要比其代表——維新派人數少得多。這使維新運動未能獲得深厚的階級基礎，運動來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論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維新派實際上是由向資產階級轉化的知識分子和部分傾向改革的官僚組成。他們的思想理論還不能擺脫封建思想的束縛。表現在形式上陳舊、學術上武斷、方法上激進。其變法理論主要來自于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煩瑣考據的方法把維護封建制度的經學論證成“偽經”，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為維新變法的護符，并把今文經學的“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結合起來，說明歷史的進化。這些思想在當時無疑具有進步性。但是，陳舊、煩瑣的形式不利于年輕人接受，學術上的武斷、錯誤，導致人們不會傾心相從，并給頑固派以反對、禁止的理由。不僅如此，維新派對整個社會都進行了批判。指責“官”是“瞽聾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頤，猶戀棧豆”；“吏”是“充犬馬之役，則耀于鄉閭，假狐虎之威，乃轢其同族”；“將”是“飲酒看花，距前敵百里之遙，望風棄甲”；“兵”是“老弱羸病，茍且充額，力不能勝匹雛”；“士”是“一書不讀，一物不知”；“商”是“不講制造，不務轉運，攘竊于室內，授利于漁人”；“民”是“纏足陋習，倡優之容，天刑之慘，習之若性”。《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四），第45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這簡直是向整個社會宣戰，該文刊出后“閱者人人驚駭”。《湯志鈞《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增訂本下冊，第574頁，中華書局1961年。》對這種過激的宣傳，許多人給過規勸，如帝黨人物沈曾植勸康有為言論應“啟之以中和”，還勸其他維新派人士“不必作此無謂之譏評，于西邊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檢點，勿以牛毛細故，致令依違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掃除凈盡”。《《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增訂本上冊，第354—355頁。》洋務人物張之洞也勸其放棄孔子改制理論，停止使用孔子紀年。但這些規勸卻招來了維新派的反感，于是維新派與洋務派分裂了。

（三）組織上不成熟。維新派雖有強學會、保國會等組織，但其成份復雜，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如北京強學會內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攏張之洞，此外還活動過李鴻藻、王文韶、劉坤一、宋慶、聶士成、袁世凱等人。這些官僚動機各異，互相援引，從中壟斷、控制，加大了組織上的復雜性。領導這樣一場全面、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需要有一個堅強的組織，還需要領導者具有豐富的政治斗爭經驗和實際活動能力。在這一點上維新派遠遜于洋務派。他們為了壯大聲勢引來了各種勢力集團的人物，但又難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劃清界限”來保持組織純潔。而這樣做，實質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傳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運臨頭，便束手無策。吳汝綸曾致函李鴻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師與謀，及見所擬章程，則皆少年無閱歷者所為。”《《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卷2。》可見當時社會輿論對維新派的輕視。

主觀情況如此，當時中國的客觀環境可以接受這個早產幾嗎？回答同樣是否定的。到維新運動興起之時，中國還沒有面向大眾的、與資本主義經濟相適應的教育事業，也基本上沒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刊于光緒初年、曾深遠地影響了幾代知識分子的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根本沒有提及西學。人民的思想還停留在封建時代，更何況維新派的改革與他們的利益也沒有直接關系。這樣，維新運動便局限于具有資產階級思想傾向的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里，改革不為大多數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對改革的言行在當時有著很深厚的社會基礎。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對新政上諭，或借詞推托，或粉飾應付，或置若罔聞。雖然甲午戰后統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認識到改革的迫切，但他們還不能接受康有為的變法的主張。即使光緒帝、翁同龢與維新派也不是沒有分歧的。況且帝黨在清廷中央基礎脆弱，不堪一擊。在這種情況下，富有政治斗爭經驗的洋務官僚眼見對維新派勸告無效后，便疏遠了他們。

總之，從主觀上看，維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觀環境也根本不能容納這一早產兒，其失敗是必然的。維新派愛國的赤誠、救國的迫切無疑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敗卻使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再次受挫，歷史一時出現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運動的興起

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興起之時，統治集團內部分化出了頑固派。在他們眼中，中國的窮困落后不是由于生產落后經濟貧窮，更不是社會制度的沒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淪喪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們固守祖宗成法，反對學習西方，仇視社會變革。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頑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練兵、籌餉的調子，但其反對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場則始終未變。甲午戰前，洋務派勢力如日中天，頑固派人數雖多，在統治集團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這種權力局面在甲午戰爭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剛毅進入軍機處，12月，太后寵臣榮祿入總理衙門，次年出任兵部尚書，掌握中央兵權。1896年徐桐出任體仁閣大學士，懷塔布出任禮部尚書。1897年，許應骙出任工部尚書，足見頑固派勢力直線上升。尤其是剛毅，成為此時頑固派的中堅，洋務派人士在書信中憤憤道：“剛（毅）為人昏庸淺愎，一無所知，……近來一事不能辦，實坐此人作梗耳。”《《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增訂本下冊，第531頁。》

1898年戊戌變法被鎮壓，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頑固派勢力進一步擴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權力。1900年軍機大臣由如下8人組成：世鐸、剛毅、啟秀、載漪、榮祿、趙舒翹、王文韶、鹿傳霖。《甲午戰后清廷人事變動主要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志》、《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增訂本下冊歸納。》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為頑固派，這種中央權力格局的形成是史無前例的。

19世紀60年代以后，中國的進一步開放和洋務運動的興起并未給人民帶來利益，相反卻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間，農村自然經濟解體，城市手工業破產，對歷史發展而言，這是進步；對人民來說，卻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鐵路的興建、輪船的啟用使內河、運河航運頓成蕭條，沿岸城鎮急劇衰落，運輸工人紛紛失業。他們生計斷絕，輾轉城鄉，掙扎在死亡線上。外國傳教士深入窮鄉僻壤，招徒入教，包攬詞訟，引起民教關系緊張。中國農民感覺到：“自有洋人入中國以來，便給中國帶來不安和擾亂，便給中國農民帶來困苦和艱難。他們不認識帝國主義，卻認識了洋人。洋人在他們的認識中便是帝國主義的代表”。《《李大釗選集》，第566頁，轉引自陳振江等《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第257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緒在民間蔓延著，而甲午戰敗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無疑進一步煽動著這一情緒。

維新運動被鎮壓后，頑固派與洋人在舊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強庇護了維新志士，干預了廢掉光緒帝的企圖，不承認“大阿哥”的地位，這使頑固派的野心難以得逞。他們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剛毅“日言仇洋，見談洋務者皆斥為漢奸”，《李希圣《庚子國變記》，第35頁，神州國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頑固派也“仇視西人，時時有殺盡之想”。《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四），第18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紀的最后時刻，山東義和拳樹起了“興清滅洋”的旗幟。老資格的頑固人物徐桐激動地稱：“中國當自此強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頁，中華書局1977年。》農民仇洋排外是對深重災難的本能反抗，是樸素、真摯的愛國感情的表現。而頑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將割裂我版圖，奴隸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惡之也，不過怪其所不習耳，與狗之吠生人，一理也”。《《義和團》（四），第180頁。》他們痛恨洋人驚擾了天朝上國的美夢，打破了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懼怕洋人入侵導致的社會變革損害他們私利。可見頑固派的仇洋與農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二者畢竟有共同之處。于是，本來對立的兩個階級暫時取得了某種一致。在這種大氣候下，李秉衡、張汝梅、毓賢三任山東巡撫對外強硬起來，對人民仇洋活動實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國主義壓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將他們陸續撤職，隨即又委以新職。李秉衡去巡閱長江水師，毓賢改任山西巡撫，新上任的袁世凱則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擊，致令鋌而走險”，“倘辦理不善，以致腹地騷動，惟袁世凱是問”。《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46頁，中華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和發展確與頑固派有一定的直接關系。為了“招撫”義和團，他們向慈禧宣傳義和團“術甚神”；為了向洋人宣戰，他們居然敢偽造照會，大敵當前，他們組織義和團攻打使館，完全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盡情地發泄仇洋情緒。

“拆鐵道，拔線桿，緊急毀壞火輪船”。《轉引自《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第34頁。》1900年春夏，義和團在華北、東北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滅洋戰斗。他們發誓要消滅中國境內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貨及與此有關的一切中國人。這種籠統排外的斗爭以八國聯軍占領北京而告結束。中國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國家；軍事上處在列強的監管之下；經濟上空前的賠款使財政崩潰，北方近代交通、通訊、工礦事業大多被破壞。今天回首這段歷史，仍讓人痛心疾首。

歷史的波瀾早已消逝，筆者認為，比謳歌或譴責更重要的，是總結歷史教訓。從中國近代化屢受挫折中可見：首先，中國近代化運動始終缺少一個為大多數人所理解的長遠目標和能夠給大多數人帶來利益的近期目標。洋務派的自強、求富過于籠統，且少數人從中漁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數人。維新派的目標又過于高遠，人民大眾不是無知，就是不理解，沒有引起社會的共鳴。所以近代化運動只局限于上層，沒有獲得全民族的支持，從而經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終缺少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洋務派缺乏團結和決心，維新派則缺乏謀略和才干，這也使得近代化運動經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國近代化的領導者們缺乏務實精神和冷靜態度。他們忽視了中國的特定國情，企盼通過短期努力就使中國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們還缺乏求同存異的氣量和胸懷，僅因實現目標的途徑不同便互相攻訐，勢同水火。本世紀初，當飽經暴風驟雨的歷史航船再次起錨啟航時，清政府、孫中山、康有為這三個勢不兩立的舵手分別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歷史航船在舵手們的斗爭中曲折地前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