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文學在急風暴雨中步履艱難而又急促地走完了它的全程，在中國文學的近

代化方面邁出了第一步。中國近代文學既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和終結，又是現代文學

的胚胎和先聲，并開啟了中國新文學現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中國近代文學是歷史轉型期

的文學，又處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撞擊的大潮之中，因此它具有許多不同于古代文學的新

內蘊、新形式和新特點，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研究價值。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近代文學研

究，倘與中國古代、現代文學研究相比，其廣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的差距。但，許多專家

學者在這塊處女地上付出的勞動和作出的貢獻仍值得我們珍視。今天適逢世紀之交，回

顧一下本世紀來近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不論是從總結中國文學研究學術史的角度，

還是對推動21世紀的近代文學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近代文學的終點是“五四”運動，然而早在“五四”前，就已有人著手近代文學的

研究工作，如寅半生（鐘駿文）的《小說閑評》（1906）、俞明震《觚庵漫筆》（1907

—1908）、劉師培的《論近世文學之變遷》（1907）、李詳的《論桐城派》（1909），

以上這些筆記和評論文字多是對某一作品和某一文派即興式的評論，也有關于作家真實

姓名的考索和身世的介紹，總的說還比較零碎、膚淺，缺乏系統性、邏輯性和科學性，

更談不到對近代文學整體的探討和發展規律的揭示。但在“五四”前的筆記和文章中也

有個別有價值的見解，如《譚瀛室隨筆》指出《官場現形記》的結構“仿《儒林外史》

，每一人演述完峻，即遞入他人，全書以此蟬聯而下，蓋章回小說之變體也”（注：轉

引自蔣瑞藻編：《小說考證》下冊，上海古籍出版1984年版，第415頁。）。 再如黃人

的《小說小話》評《三俠五義》云：“豪情壯采，可集劍俠傳之大成，排《水滸記（傳

）》之壁壘”；“而摹寫人情冷暖，世途險惡，亦曲盡其妙，不獨為俠義添頰毫也”（

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75—376頁。）。像

如上這類中肯的、有見地的評論在當時并不多見。對近代文學較系統的研究工作是“五

四”之后開始的。我把“五四”至本世紀末的近代文學研究分為以下三個階段：（一）

開始期（1919—1949）；（二）重建期（1950—1978）；（三）繁盛期（1979—1999）

。

二

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至1949年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開創期。

“五四”運動后學術界雖有“近代文學”這一概念，但于近代文學的時限卻是模糊

不清。1921年，沈雁冰（茅盾）著有《近代文學體系的研究》（注：《近代文學體系的

研究》約13000字， 與劉貞晦的《中國文學變遷史》合為一冊，名為《中國文學變遷史

》。1921年12月出版，大約此書是最早提出“近代文學”這一概念的。但該書不是專講

中國文學的，這里只是借用“近代文學”這一概念。），于是“近代文學”這一概念，

逐漸為學術界使用。后則有陳衍的《近代詩鈔》（1923）、嚴偉等人的《近代詩選》、

錢仲聯的《近代詩評》（1926）、金兆梓的《近代文學之鳥瞰》（1933）、錢歌川的《

近代文學之特征》（1934）等。但以上論著中的“近代文學”仍是一個模糊的概念。近

代文學，究竟是指什么時期的文學？它的時限范圍是什么？各家有各家的說法，并未形

成共識。1929年，陳子展著《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上海中華書局），他在書中說：

“所謂近代究竟從何時說起？我想來想去，才決定……斷自‘戊戌維新運動’時候（一

八九八）說起”；陳獨秀曾主張“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

注：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2卷6號（1917年2月），第2頁。）；鄭振鐸

則謂“近代文學開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而終止于五四運動之前（

民國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四冊，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年版，第828頁。1958 年他寫《中國文學史的分期問題》時，又將中國文學史分為

五期：即上古期、古代期、中世期、近代期、現代期。鄭先生把近代期明確定為“半封

建半殖民地時期（公元一八四○—一九一八年）”。），錢基博撰《現代中國文學史》

，似又把“現代”視為“近代”，總之，在本世紀五十年代前，近代文學始終未形成一

個明確的科學概念。

盡管如此，從“五四”到1949年，近代文學研究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績：即論述了

近代文學范圍內的主要作家作品、社團流派及其文學現象，奠定了近代文學的研究基礎

。在這方面成績尤為突出的是魯迅、胡適、鄭振鐸、阿英、陳子展諸前輩學者。

較早論述近代文學的是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此文是為紀念《申報》五

十周年而作，它所論述的范圍也就只能是1872—1922的五十年，但這五十年恰恰正是中

國近代文學最繁榮、最有代表性的時期。《申報》創刊于1872年，19世紀的七十年代正

是近代資產階級維新思想的萌生期，隨著近代維新思想的發展，文學也逐漸發生變革，

而后又興起以梁啟超為旗手的資產階級文學革新運動，包括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

界革命和戲劇改良，直到“五四”前后，這是近代文學最具近代性的一段。胡適寫此著

并無意于總結近代文學，但在客觀上卻為近代文學描畫了一個輪廓，如果說他為近代文

學研究建構了一個敘述框架，似乎也不為過分。

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當他站在新文學的立場上來審視這五十年文學

變遷的歷史時，他首先發現“這五十年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以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

它的重要就在于這五十年“乃是新舊文學過渡時代不能免的一個階級”（注：《五十年

來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二集》卷二，上海東亞圖書館1924年版，第91頁、94頁。

以下引胡氏文，除注明者外，均見《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胡適在論著中開宗明

義的這幾句話，正表明他并非一味“攻擊”舊文學，而倒頗有點清醒的“歷史主義”觀

點。胡適說這五十年的文學，由于受到“時勢的逼迫”，它不能不有所變化：“這五十

年的下半（筆者按：約指戊戌變法之后）便是古文學逐漸變化的歷史。”

誠然，胡適的文學史觀從總體上來講，仍存有以文言、白話來作為區別、判斷文學

是“死”是“活”的根本缺陷，但他畢竟是一個具有卓識的學者，他在具體考察作家作

品時并非因其用的是文言而一筆抹煞，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除對仍用舊體詩

創作的黃遵憲、金和和新文體作家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給予較公允的批評外，典型的例

子是對古文學三大家嚴復、林紓、章太炎的評說。

嚴復、林紓均是用文言翻譯西方哲學社會科學著作和外國小說的，但胡適對嚴、林

二人的評價卻頗有歷史主義眼光。他說：

當日的中國學者總想西洋的槍炮固然利害，但文藝哲理自然遠不如我們這五千年的

文明古國了。嚴復與林紓的大功勞在于補救這兩個大缺陷。嚴復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

第一人，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

胡適對嚴復、林紓的總體評價與定位，在今天我們仍然可以認同。胡適于二人譯著

的具體分析更值得我們玩味。比如他說：“嚴復用古文譯書，正如前清官僚戴著紅頂子

演說，很能抬高譯書的身價。”這話是很有見地的。因為當時知識界盡管在語言功能的

認識上存有差別，但在語言的價值觀上是共同的：即認為語言有雅俗和層次高低之分，

用文言寫成的古文被人視為“高文典冊”；而白話則是對婦孺農氓啟蒙和宣傳的工具。

如果嚴復不是用古文翻譯《天演論》，那末桐城派大家吳汝綸是絕不會為它寫序并贊為

“骎湜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的。

再如，胡適對于林譯小說的評價亦很中肯。他說《巴黎茶花女遺事》的譯文“自有

古文以來，從不曾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辟一

個新殖民地。”胡適這話并不是空穴來風。如所周知，法國小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

》，正是憑借林紓這支以文言為轉換符號的生花妙筆，重視了巴黎上流社會骯臟一角所

發生的一個哀艷感人的愛情故事。小說出版后，“一時洛陽紙貴，風行海內外”，“不

脛走萬本”（注：寒光：《林琴南》；陳衍：《林紓傳》，見《福建通志·文苑傳》第

9卷。），時人譽為外國《紅樓夢》。 文人雅士也紛紛獻詩題詞，連近代翻譯大家嚴復

對此都贊嘆不已：“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注：《甲辰出都呈同

里諸公》，《嚴復集》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65頁。）以此在中國近代文學史

上掀起了一股茶花女熱。胡適之所以如此看重《巴黎茶花女遺事》，正是基于這部林譯

小說在中國近代翻譯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響。胡適在評論林紓譯的華盛頓·歐

文的《拊掌錄》和狄更司的《滑稽外史》時又指出：“平心而論，林譯的小說往往有他

自己的風味；他對于原書的詼諧風趣，往往有一種深刻的領會，故他對于這種地方，往

往更用力氣，更見精采。他的大缺陷在于不能讀原文；但他畢竟是一個有點文學天才的

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書的文學趣味往往比現在許多粗能讀原文的人高得多

。”這些言說不僅是“五四”之后第一個對林譯小說作出正確評價的文字，而且對后來

的研究者也很有啟示。不少評論家最常稱贊的林譯狄更司小說中的幽默情調就是最早由

胡適指出的。

再如胡適對于章炳麟，一方面指出他是一個“復古的文（學）家”，批評了他復古

主義的文學觀，另一方面胡適也正確地指出章氏的“講學說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學價值”

，“他的古文學功力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與組織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內容與形式兩

方面都能‘成一家’。”并且贊章氏的《國故論衡》是“兩千年中”與《文心雕龍》、

《史通》、《文史通義》可以媲美的“七八部精心結構”中的著作之一。

此外，胡適對于近代小說的批評也頗具文學史家的眼光。他評論吳趼人的小說時，

特別指出外國小說對吳氏創作的影響，這一批評是很有見地的。如所周知，吳趼人是近

代最善于學習外國小說藝術技巧的一位小說家。他主要的幾部長篇小說幾乎每一部都從

某一方面（或結構，或敘事模式，或藝術手法，或小說類型）吸取了外國小說的藝術營

養。我們還可以從吳氏的某些小說找出具體例證，比如吳趼人評點過法國鮑福的小說《

毒蛇圈》，該書是用的以對話開頭的倒敘方式，吳趼人隨后創作的《九命奇冤》，明顯

地學習了這種倒敘的敘事時序，這點胡適在書中已經明確指出。再如，他評論吳趼人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云：“《怪現狀》也是一部諷刺小說，內容也是批評家庭社會

的黑幕。但吳沃堯曾經受過西洋小說的影響，故不甘心做那沒有結構的雜湊小說。他的

小說都有點布局，都有點組織。這是他勝過同時一班作家之處。”證之于吳趼人的《二

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九命奇冤》、《痛史》諸作，胡適的話是正確的。

再如對《老殘游記》，胡適指出：劉鶚“寫玉賢的虐政，寫剛弼的剛愎自用，都是

很深刻的；大概他的官場經驗深，故與李伯元、吳沃堯等全是靠傳聞的，自然大不相同

了。他寫娼妓的問題，能指出這是一個生計的問題，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這種眼光也

就很可佩服了。”如果說胡適對《老殘游記》的批評有點唯物史觀，該不是毫無根據吧

。胡適又指出《老殘游記》的藝術特色是長于描寫，尤善用“白描”，這個發見以及他

在《老殘游記·序》中所舉例證（如白妞說書、黃河夜月、黃河結冰等），至今仍為人

們認同。

總之，胡適的這篇長文確有不少中肯的批評和新的見解，故魯迅先生在讀完此文的

初稿后說：“大稿已經讀訖，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

的指示，勝于許多空理論。”（注：《致胡適》信，《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

版社1981年版，第 412—413頁。）在“五四”之后不久，這篇長文的出現， 對于近代

文學研究確實有奠基的意義。當然，胡適的此文也是有缺點的，最明顯的還是前面已提

到的，他以白話、文言來區分“活文學”、“死文學”的文學史觀。于此魯迅在稱贊此

文的同時亦有提醒：“但白話的生長，總當以《新青年》主張以后為大關鍵，若夫以前

文豪之偶用白話人詩文者，看起來總覺得和運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注：《

致胡適》信，《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413頁。）魯迅

的批評十分委婉，剔膚見骨，不難看出魯迅對胡適以文本符號是否白話作為判斷歷史上

文學“死”、“活”的標準顯然是不同意的。此外，胡適的批評也有輕率的毛病。如文

中說：“這五十年的詞，都中了夢窗（吳文英）派的毒，很少有價值的。”胡適對問題

的認識確有獨到之處，但有時難免失之主觀，此其一例。

在中國近代小說研究中，成就最突出、影響最大的是魯迅先生。魯迅1920年在北京

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課，寫有《小說史講義》。1923、1924年又出版了

《中國小說史略》（北京：新潮社）。此書以歷史進化的觀念依據許多新的第一手資料

，揭示了小說演變的軌跡，所謂“從倒行里雜亂的作品里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注

：《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頁。），此乃真正意義上的拓

荒之作。《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章專門講了“清之狹邪小說”、

“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清末之譴責小說”，劃分了近代主要的三種小說類型，然

后考其源流、尋其脈絡、擇其代表作，進行論述，言簡意賅，獨到精辟。以魯迅先生命

名的譴責小說而論，《史略》第一次將譴責小說產生的社會因素、人文因素結合起來闡

釋，并對這一流派的特點、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的異同作了鉤玄提要、極其精辟的

概括，其論斷至今學界仍奉為圭臬。誠如阿英所說的：“中國的小說是因他才有完整的

史書，中國小說研究者，也因他的《中國小說史（略）》的產生才有所依據的減少許多

困難，得著長足的發展。”（注：《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先生》，載《小說閑談四種·

小說四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頁。 ）這話并沒有絲毫的夸張，此書連

同他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對近代小說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義。

鄭振鐸先生于近代文學也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不僅“用了很大的努力和用心”

（注：《晚清文選·序》，載《晚清文選》，生活書店1937年版，第1頁。）編選了《晚

清文選》， 為近代散文研究提供了資料，而且對近代一些名家如梁啟超、林紓進行了較

深入的研究，寫了《梁任公先生》、《林琴南先生》等長篇論文，此外，他對姚燮、近

代戲曲研究亦有貢獻。

陳子展先生對于近代文學研究貢獻較大，他的《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1929年出版

，作者明確主張近代從“戊戌維新運動”開始，沿著“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

“新文體”、詞曲、翻譯文學這一主線，將三十年來（1898—1928）文學之嬗變與轉化

進行了較系統的論述，與它稍后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上海太平洋書店，

1930年）可以互補，后書較前書的論述有了深化。同時兩書對于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

文學》中所忽視的舊詩詞（如宋詩運動、同光體代表詩人、近代四大詞人）也進行了論

述，這樣更好地展現了近代文學的全貌及其嬗變的軌跡。

此外，錢基博先生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吳文淇的《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

、阿英的《晚清小說史》、楊世驥的《文苑談往》、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趙景深有關近代小說戲曲的考證、安英的《民初小說發展的過程》，以及陳衍的《近代

詩鈔》、錢仲聯的《人境廬詩草箋注》對近代文學研究均有貢獻。其中阿英的《晚清小

說史》，是中國第一部論述晚清小說的斷代史。該書1934—1935年著，1937年由商務印

書館出版。1954、1957、1959、1980、1996年又多次重版。此著力求用歷史唯物主義的

觀點，從社會條件和文化因素的角度來描述和闡釋晚清小說（1875—1911）繁榮的概況

和原因，作者利用主題學的分類法（實際上是按小說題材分類）將晚清小說分成十二大

類，然后對每類代表作品的思想和藝術進行了系統而公允的論述。阿英先生是近代文學

圖書的收藏家，又編有各種書目，于晚清小說異常熟悉，故資料豐富翔實，是這部小說

史的特點之一。作者于晚清小說除重視創作外，對這時期翻譯小說也有論述。限于史料

和當時的認識水平，書中個別史料的判斷、作家生卒年、譯著的原作者，乃至作品的詮

釋均有可商榷之處，但此書對研究近代小說，在當時和這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一部

獨一無二、帶有引路性質的小說史著作，很有參考價值，亦被國內外視為研究近代小說

的權威性著作，影響頗大。阿英還著有《彈詞小說評考》（1937）、《女彈詞小史》（

1938），其中保存了許多近代女彈詞家的史料，很有價值，因之也擴大了近代文學的研

究范圍。阿英還編輯了許多文學資料，于近代文學研究貢獻甚多，這將在下面還要提到

。

總起來看，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有如下特點：第一，此期所謂“近代”，盡管概

念模糊，時限尚不統一，但不論是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的“五十年”（1872

—192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的“清末”、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中的

“近代”（1898—1928）、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的“現代”，其言說重點均指

近代文學史中最主要、最具特色（近代性）的主體部分。作為近代文學的重心，以上各

家的詮釋對于爾后開展近代文學的研究工作具有奠基的意義。

第二，近代文學是現代文學的胚胎和先聲，在今天這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在“五四

”時期，胡適、鄭振鐸、錢基博、陳子展等人不約而同地均把近代文學與“五四”文學

革命聯系起來論述，這一見解足可見出以上諸家的卓識。

第三，“西學東漸”是近代文學發生新變的主要驅動力之一，也在中國文學發展中

占有突出的位置。這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者均重視翻譯文學，魯迅、胡適、鄭振鐸、茅

盾、陳子展、賀麟、楊世驥，林榕等，或在自己的著作中辟專章論述近代翻譯文學，或

寫專文探討重要譯家（如林紓、嚴復、伍光建、蘇曼殊、周桂笙）的譯作。這種對近代

翻譯文學的重視，恰與1949年至1978年這段時間對近代翻譯文學研究的相對忽視形成反

差。

第四，此期近代文學研究盡管還不成系統、也缺乏廣度和深度，但由于許多研究者

是有卓識的學者，論著富有學術個性，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見。

三

從1950年至1978年是近代文學研究的重建期。這時期突出的成就是確立了“近代文

學”這一文學史概念，并開始視為中國文學史研究中一個獨立的發展階段。

如前所述，1949年，雖有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

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和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等專著論述到近

代文學的內容，但他們對“近代”的概念是模糊的。我們所說的“近代”，是指從鴉片

戰爭到“五四”運動，即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全過程。

五十年代初鑒于中國文學史研究狀況的不盡平衡，一些學者如丁易、李何林、舒蕪

首先提出開展從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這一段文學史的研究。這個建設性的意見雖未

能根本扭轉學術界對這段文學史的淡漠和忽視，但對于這段文學史的研究，無疑具有積

極的意義。之后，則有對詩人黃遵憲的討論，對小說《老殘游記》的爭論。盡管這些討

論，特別是關于《老殘游記》的爭論，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但對近代作家作品的這些

討論，包括六十年代中期對《官場現形記》和《孽海花》等譴責小說的討論，對于推動

整個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開展，也都有一定的意義。

根據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斷限的意見，在更科學的意義上明確提出“近代文學”這

一概念并把它作為中國文學史中獨立的一段來研究，應溯源于195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文

學專門化1955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和稍后復旦大學中文系1956級中國近代文學

史編寫小組編著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稿》。北大本《中國文學史》，首次在《中國文學

史》中把“近代文學”列為獨立的一編，其意義和影響是巨大的。1960年，中華書局出

版了復旦大學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稿》，這是有關中國近代文學史的第一部斷代專史，

受諸多條件的限制，盡管還有許多不足之處，但它把中國近代文學寫成獨立的斷代文學

史專著，其功績是不可抹煞的。

六十年代近代文學研究有兩方面的成果值得注意，一是資料的整理與出版，二是近

代文學的研究論著。在這兩方面貢獻最大的是阿英先生。阿英早在三十年代就開始研究

近代文學，他先后寫了《近百年中國國難文學史》（注：據吳泰昌編的《阿英著作目錄

》作者自述：“本書始稿于1934年，至1938年寫定。”全書40余萬字，未刊，惜原稿遺

失。）、《晚清小說史》和收集在《小說閑談四種》中的有關研究近代小說和近代文學

的許多文章；特別是在近代文學資料整理方面，他的貢獻最大。阿英除撰寫了《晚清戲

曲小說目》、《晚清文藝報刊述略》外，又先后出版了《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集》五種

，（另有已整理未刊行的《中國近代反侵略文學補編》一種），《晚清文學叢鈔》12卷

。如果從三十年代算起，阿英編著的有關近代文學的研究著作、資料、目錄的總字數約

在1000萬字左右。阿英先生是在近代文學拓荒期用力最勤、成果最多、貢獻最大的一位

著名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專家，贏得了近代文學研究界極大的尊敬。

在資料建設方面，魏紹昌先生也是很有貢獻的，他六十年代初編的《老殘游記研究

資料》、《孽海花研究資料》、《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八十年代他又編了《李伯元

研究資料》、《吳趼人研究資料》），提供了許多重要史料，對研究近代小說很有幫助

。人民文學出版社簡夷之等人編選的《中國近代文論選》（上下兩冊）、北京大學中文

系文學專門化1955級“近代詩選”小組選注的《近代詩選》、《人境廬集外詩輯》，為

近代文化和近代詩歌研究提出了參考文本。

在研究論著方面，這時期除出版專著《晚清的白話文運動》（譚彼岸著）和《黃遵

憲傳》（麥若鵬著）外，還發表論文446 篇（注：此統計數字據王俊年等：《建國三十

年來近代文學研究的回顧》，《文學評論》1980年第3期，第139頁。）。除前面已涉及

到的論文外，較重要的還有陳則光的《中國近代文學的社會基礎及其特征》、四川師院

中文系教研室撰寫的《龔自珍詩研究》、吳劍青的《黃遵憲評傳》、佘樹森的《如何在

文學上評價梁啟超》、嚴薇青的《關于〈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章培恒的《論高旭

的詩》、葉秀山的《王國維的文藝思想簡評》、張庚的《中國話劇運動史初稿（第一章

）》等。

這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具有如下特點：

（一）面窄而零散。

“文革”前關于近代文學的研究不僅在數量上極其可憐，每年平均只有27篇文章，

而且研究面也很窄，主要集中在近代四大譴責小說和幾位大家身上，如龔自珍、黃遵憲

、梁啟超、秋瑾、王國維等人。而對于許多重要的文學現象、文學社團、文學家均未涉

及。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以為主要有兩點：一是研究力量的薄弱，對許

多文學現象、作家作品缺乏研究，自然寫不出文章來。二是受到“左”的思想干擾，對

近代文學史上許多主要的文學流派和文學家不敢涉及。前者如蔣智由、黃人、資產階級

革命派的小說理論，后者如同光體、鴛鴦蝴蝶派、詩人金和、江闓等。

這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成果零散，不成系統，即以近代最有影響的作家龔自珍、梁

啟超和王國維而論，也只是幾篇文章，既沒有對其生平、思想和作品進行研究的專著，

也少有高質量的論文。如果從全面研究一個作家的角度來要求，即從年譜、傳記或評傳

、作家研究到研究資料集這樣一套系列研究成果來衡量，“文革”前的近代文學研究，

沒有一個研究對象具備了這樣的研究深度。

（二）受政治氣候左右，表現出濃重的政治色彩。

“文革”前的文學研究均受政治氣候的影響，非獨近代文學研究如此。但由于近代

文學強烈的現實性和為政治運動服務這一特點，在近代文學研究論著中政治色彩更濃。

表現有三：其一，有的研究者把近代文學分成進步與反動、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兩大

類，人為地把研究者的思路引向兩極對立的思維模式。如把詩歌中的南社與同光體，散

文中的新文體與桐城派，小說中的革命派小說與鴛鴦派小說，看成是相互對立的兩種文

學，抬高前者而貶低后者。在這種理論的誤導下，對近代文學史上一些很有影響的作家

，如宋詩派的鄭珍、莫友芝，“同光體”的陳三立，漢魏六朝詩派的王闓運，

鴛蝴派的徐枕亞、桐城派的梅曾亮也都給以基本否定或很低的評價。其二，以政治分野

代替文學批評。比如對于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評論，就是典型的例子。對其文學的評價，

生硬地以“戊戌政變”為界分解為進步和反動的兩部分：這之前宣傳維新變法的，是進

步的；這之后宣傳“保皇”的，則是反動的。表現之三，把作家的政治觀點、主觀思想

完全等同于藝術創作和作品客觀的思想意義。這在關于劉鶚及其《老殘游記》的評論中

表現得最為突出。評論者把劉鶚視為“漢奸”，或說其政治立場“極端反動”，并在作

品中尋找“反動”的根據，摘章引句，望風捕影，把完整的藝術形象肢解得支離破碎，

然后全盤否定《老殘游記》的思想意義。

從1966年“文革”開始到1978年底，特別是1974年之前，可以說是近代文學研究的

空白期。1976年之后，一場政治災難結束，學術研究開始發生轉機，近代文學研究界也

發表了幾篇撥亂反正的文章，其中時萌的《關于評價晚清譴責小說的一些看法》、王元

化的《龔自珍思想筆談》、任訪秋的《林紓論》最具代表性。這些文章從歷史反思和總

結教訓的角度，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和較寬容的心態，對近代文學中的作家作品進行評論

。受當時歷史條件的局限，盡管這些文章似有可以商榷之處，但，它們對于推動近代文

學研究的健康發展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四

1979年至1999年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繁盛期。這二十年是近代文學全面豐收、研

究成果最多的一個時期。此期的近代文學研究呈現出一個觀念更新、方法多樣、自由探

索、多元互補的前進勢態。

這二十年所發表的近代文學研究論文，據我不完全統計在4000篇以上，為前八十年

的五倍。更主要的是大批研究專著的出版。這二十年究竟出版了多少部專著？目前尚無

準確的統計，保守的估計也當在150 部以上，這和前三十年出版的研究專著不足十種比

起來，更是一個飛躍，而且專著的總體質量也有很大提高。除了近二十種中國近代文學

史、小說史、詩歌史、散文史、理論批評史、美學史之外，較有代表性的專著有：任訪

秋的《中國近代文學作家論》、季鎮淮的《來之文錄》及其續編、時萌的《中國近代文

學論稿》、管林等合著的《龔自珍研究》、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夏

曉虹的《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關愛和的《古典主義的終結：桐城派與“

五四”新文學》，袁進的《中國小說的近代變革》，顏廷亮的《晚清小說理論》、葉嘉

瑩的《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注：葉嘉瑩以下五人為美籍華人或臺灣學者。）、王德

威的《想像中國的方法》、李瑞騰的《晚清文學思想論》、康來新的《晚清小說理論研

究》、林明德的《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運動》、連燕堂的《梁啟超與晚清文學革命》、徐

鵬緒、張俊才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概論》、劉德隆的《劉鶚散論》、呂ｐéｎｇ芃

《龔自珍詩發微》、佛雛的《王國維詩學研究》，聶振斌的《蔡元培及其美學思想》，

還有為數眾多的作家年譜、傳記、作品選注、資料集。這些論著，或以資料翔實取勝，

或具有新的理念，新的發現。有些研究專著，如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

，從理論框架到研究視角，都具有新的意義，可以說，它標志著一種研究范式的更新。

但我以為本世紀最后二十年更主要的成就，是近代文學研究工作者開始從學科建設的高

度考慮并規劃中國近代文學研究。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近代文學研究中的一次飛躍。

這二十年，近代文學研究鮮明的帶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排除“左”的思想干擾，重新認識和評價近代文學。

新時期（1979）以來學界在文學觀念與審美理想上都發生了新的變化，這就為我們

重新認識和評價近代文學提供了可能和新的眼光。德國大詩人海涅說過：“每一個時代

，在其獲得新的思想時，也獲得了新的眼光，這時他就在舊的文學藝術中看到了許多新

精神。”本時期前十年，近代文學界一方面對過去的作家和作品進行了重新評價，例如

對近代小說《花月痕》、《海上花列傳》、《老殘游記》、《孽海花》、《九命奇冤》

、和《恨海》的評價，對龔自珍、梁啟超、林紓、蘇曼殊、陳衍、朱祖謀和評價，都具

有一種“新眼光”、“新精神”。另方面，不少學人又勇敢地沖破禁區，對桐城派、同

光體、鴛鴦蝴蝶派，以及金和、曾國藩、《蕩寇志》、《九尾龜》、《玉梨魂》等作家

作品進行了新的評價。這方面的探索不僅開拓了研究領域，有的還填補了某一方面的空

白，如錢仲聯先生的《論同光體》，就是建國后第一篇評論“同光體”的學術論文。對

近代文學流派、社團和作家作品所作的這些新探索、新評價，有助于近代文學研究向廣

度和深度拓寬。

（二）研究方式的多樣化：微觀、宏觀、比較研究的齊頭并進。

大體可以這樣說，九十年代之前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偏重微觀研究，主要是對作家

（生平、思想）作品的研究。這時期的第一個十年（1979—1989）在近代文學微觀研究

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績，發表了百余種有關作品輯佚、校勘、選注、作家生平史料考證、

具體問題辨析的著作和文章。較有代表性的論著有鄭方澤的《中國近代文學史事編年》

、郭長海的《秋瑾事跡研究》、劉蕙蓀的《鐵云先生年譜長編》、郭延禮的《龔自珍年

譜》、《秋瑾年譜》、孫靜的《龔自珍文集與年譜序跋補輯》，以及九十年代出版的王

立興的《中國近代文學考論》、梁淑安和姚柯夫的《中國近代傳奇雜劇經眼錄》等。

在充分占有資料基礎上的宏觀研究是學科建設上較高的研究層次，高質量、高水平

的宏觀研究是一個學科整體水平提高的標志之一。在這方面，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也取得

了較大的成績。在此期內，近代文學界進行過若干次較大范圍的學術討論：中國近代文

學的特點、性質和分期（注：論文均收入討論集《中國近代文學特點、性質和分期》，

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近代“文學革新運動”的性質與評價，中國近代文學變

化的內因與外因，早期話劇的形成與外來文化的影響，近代文學中的愛國主義與民族精

神，關于中國文學的近代化等問題的討論，這些議題都是屬于宏觀研究的范圍。同時，

不少研究者以宏觀把握近代文學的發展脈絡為視角，寫了一些有分量的論著，如趙慎修

的《略論中國近代文學思潮的變遷》、王飆的《近代文學研究應當有自己的面貌》、龔

喜平的《新學詩·新派詩·歌體詩·白話詩——論中國新詩的發生與發展》、王俊年的

《政治·生活·藝術修養與創作：試論晚清小說的特點及其形成的原因》、賴芳伶的《

晚清女權小說的淵源及其影響》、林薇的《論林紓對近代小說理論的貢獻》，這些論著

都是在充分占有微觀研究所獲得的材料基礎上，在近代文學發展的大背景下試圖探討近

代文學或其中的某一文體形式的發展軌跡，以及在西方文化撞擊下的變革和創新。這種

對近代文學風貌、特點和變革的總體性把握，有助于近代文學研究的深化和提高。

在比較研究方面，二十年來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任訪秋的《晚清文學革新與“五四

”文學革命》、牛仰山的《論中國近代翻譯文學與魯迅的關系》、陳恒富的《龔自珍與

盧梭》、邵迎武的《蘇曼殊與拜倫》、王曉平的《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袁進的《

中日小說近代變革之比較》等均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論文。其中既有中西文學、中日文

學兩種不同文化系統的比較，也有中國文學（近代與現代）自身的比較。在諸多的參照

系統中，更有助于準確地揭示近代文學的成就和特點。

（三）多種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出現，標志著近代文學學科建設一次新的飛躍。

本時期的前十年，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出現了許多研究作家作品、文學團體、文學流

派，乃至探討近代文學某一側面、某一問題的論著，但從宏觀的角度以新的文學史觀描

述近代文學的發展歷程，探討近代文學的發展規律，科學地評價近代文學整體的文學史

著作還很少出現。這說明近代文學研究從總體上說還處于一個較低的層次。

第一部中國近代文學斷代史《中國近代文學史稿》是1960年出版的，此后二十六年

間無同類著作出現。1987年中山大學陳則光教授出版了他的《中國近代文學史》（中山

大學出版社），全書計劃為上、中、下三冊，只出了上冊，因著者陳則光先生病逝，未

能完成全書的寫作。1988年，任訪秋先生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史》問世（開封：河南

大學出版社），此書的出版正適應了當時高等學校“中國近代文學史”教學的急需。該

書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突出了“救亡與啟蒙、反帝與反封建的主旋律”，并以此為基

調建構自己的敘述框架。之后，1990年，郭延禮又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國近代文學發展

史》的第一卷（山東教育出版社），后兩卷于1991年、1993年出版。這是以個人之力完

成的一部多卷本的斷代史專著。該書在中華民族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描述了漢、滿、

蒙、壯、回、藏、白、侗、彝、布依、土家、維吾爾、哈薩克等十多個民族的文學風貌

及其成就，“打破了中國文學史多系漢族文學史的傳統格局，開創了中華民族多民族文

學史的體制”（注：公冶文雄：《評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近代

文學史研究的新突破》，日本《清末小說》總第14期（1991年12月），第50頁。）1991

年，管林、鐘賢培主編的另一部《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

上下兩冊，此書系高校文科教材，為適應教學需要，體例新穎，打破了過去文學史單純

以作家作品為認知體系的結構方式，全書分綜論編、文體編、作家傳、中國近代文學大

事記四部分。九十年代后半期，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張炯、鄧紹基、樊駿主編的

《中華文學通史》十卷本問世，這是迄今為止國內外第一部完整意義上的中華文學通史

。其中第五卷為近代文學卷，該卷為王飆負責，編寫者均對近代文學素有研究，論述精

辟，頗多新的特色，出版后為學術界所稱贊。

除以上所提到的幾部近代文學史外，九十年代還出版了幾部近代文學專史，如黃霖

的《近代文學批評史》，此書是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中的一種

，該書從中國文學批評近代化的角度來審視八十年來中國近代文學理論的發展變化，論

述自成體系，時有新見。此外還有黃保真的《中國文學理論史》第五冊（近代部分）、

易葉的《中國近代文藝思潮史》、關愛和的《19—20世紀中國文學思潮史》第一卷、聶

振斌的《中國近代（1840—1949）美學思想史》、盧善慶的《中國近代美學思想史》、

陳平原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歐陽健的《晚清小說史》、謝飄云的《中國

近代散文史》、馬亞中的《中國近代詩歌史》、郭延禮的《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