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以后發展起來的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無疑是所有近代中國史研究中取得成就最大的領域之一。但是，如果我們仔細檢點一下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庫存，仍會發現存在著很多的不足。其中，最能體現這一不足之整體性質的一點在于，學界至今仍難以見到一部如下類型的近代中國思想史著作：它既真正有機地融合各領域和各部門的專門思想，又能生動地反映精英和大眾思想互動所形成的“一般思想”形態；既說明了近代中國重要思想觀念的內在結構，又揭示了其外發的社會功能；既能彰顯其思想變化的整體性時代特征，又注意揭示其思想的歷史“延續性”，同時還能在時段上比較完整地反映近代中國思想的全過程。此種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理想境界，離今天的我們仍然還很遙遠。

在這種理想的整體性思想史的構成中，近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基本價值觀念及其深刻微妙的變化，無論如何都是需要格外關注和重點反映的核心內容，特別是前者。這是由近代中國變化劇烈的時代特征所決定的。過去，人們往往只是在談到邏輯學引入中國的意義時，才偶爾想當然地籠統提到一下這個問題，并未將其真正地重視起來。實際上，這種思維方式的變化（變中也有不變），乃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史課題，不僅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而且在整個幾千年的中國思想史上，可能都占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

而從思維方式和基本價值觀念變化的角度，來探究中國近代思想史或現代思想在中國的興起史，實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優先考慮近代中國新名詞的大量產生、傳播及其功能問題。這是因為，就其大眾化、社會化效應而言，近代中國人思維方式和基本價值觀念的變化，可能正開始于和被強化于大量帶有“現代性”品格的各種新名詞的流行與潛移默化，尤其是雙音節以上的詞匯和抽象概念的大量引入、創造、廣泛傳播與社會認同之中。換言之，正是那些人們在不經意之中反復使用的表示近現代新生事物、新思想的新名詞、新概念，在社會化的重要維度和實踐功能的意義上，將思維方式與基本價值觀念的變遷兩者有機地聯系了起來（如“革命”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的統一，就是一例。下文還會多次涉及到這一問題），從而既體現出中國人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現代性變革及其特征，又參與了艱難地開辟和推動這一變革的文化道路，同時還將此種變革與社會生活和制度化變遷有機地加以勾連，使我們能夠從中透見整個近代中國的思想世界。這，我以為就是近代中國新名詞獨特的思想史意義所在。

在近代中國，新名詞的形成傳播之所以能夠體現、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和基本價值觀念，是同它們自身的構成內涵緊密相關的。就中國近代新名詞的整體結構而言，僅僅將其理解為單純語言學含義上的詞匯，還遠遠不夠。實際上它們乃由三個層面的內涵構成，即：語言學意義上的詞匯本身；它們所各自表示的特定概念和直接凝聚、傳達的有關知識、觀念、思想和信仰；以及由它們彼此之間所直接間接形成或引發的特定“話語”。（注：雖然，在此之前，將詞匯、概念和話語連用者可能已不少（如劉禾在新近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的《跨語際實踐》中即是如此，可見譯本第27頁），但似乎并未自覺從新名詞整體結構的角度著眼。筆者明確將其認作為構成新詞匯三個層次的涵義，系直接得益于2002年8月在北京香山“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新史學”上與毛丹教授的切磋，是毛丹教授啟發了我。）

如果我們將新詞匯置于實踐過程或具體運用中去把握，不僅關注其靜態結構，而且考察其動態實踐，那么，后兩個層次的涵義也就比較容易凸顯出來，特別是“話語”。比如，“勞動”這一從日本傳來的現代新名詞（傳統漢語也有“勞動”一詞，但為“勞駕”之意），在其社會實踐中，就不僅是一個單一詞匯的運行問題，而是與“勞動者”、“勞動人民”、“勞動力”、“勞工”、“勞農”、“勞動節”相連接、乃至與“階級”、“革命”、“民主”、“專政”等詞和概念相涵容、組合、互攝互動，共同構成了一個具有強烈政治精神取向意味的現代“勞動話語”，并且因此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注：參見劉憲閣《革命的起點——以“勞動”話語為中心的一種解說》，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等編：《“轉型中的中國政治與政治學發展”國際研討會論文匯編》(1)第397-418頁。2002年。）

當然，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之所以格外突出，從根本上說，還是取決于此期新名詞的大量成批的出現，取決于它們所攜帶的先進西方思想文化及其物化形態的“現代性”因素之能動作用，特別是后者。新名詞的結構特征，只有與這些時代性因素相結合之后，才能煥發出不同尋常的思想能量來。

下面，筆者擬就近代中國新名詞與國人思維方式和基本價值觀念變遷的歷史關聯，做一粗略探討。

新名詞與近代中國思維方式的現代性變革

在近代中國，新名詞的形成、傳播與思維方式變革的關聯，只能從整體上予以把握。完整地說，它們彼此之間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系。傳統的思維方式不能不制約新名詞的組合、構成、選擇與內涵。但就其思想史意義而言，新名詞對于近代國人思維方式變革的能動作用，卻無疑更值得我們關注。這種能動作用，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數以千、萬計的大量雙音節以上新名詞的出現和活躍，詞匯的概念意義即確切含義、規范“界說”的社會認同與實踐，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新式詞典的編撰和流行，相當明顯地增強了漢語語言表達的準確性，在從語言詞匯層面體現出現代性變革要求的同時，又反過來通過使用這些新名詞的社會文化實踐，極為有效地增進了中國人思維的嚴密性和邏輯性。這是中國語言和思想現代化的重要表現形式。

中國古代漢語詞匯以單音節詞為主，這種語言最適宜做詩，可以產生多種意象，使人生出無限聯想，但卻缺乏較為嚴密的邏輯性。邏輯的過于嚴密是戕害詩意的。這一點，我們從許多味同嚼蠟的現代漢語白話詩中，可以感受一二。但邏輯性、精確性又是“現代性”的基本因素。中國語言詞匯的雙音節和多音節化，乃是實現漢語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比如傳統漢語中的“行”字有“行”、“走”以及“行為”、“實行”等多重意思，倘若將英文的“action”譯成一個“行”字，很難確定它的意義，只有譯成“行為”、“行動”等才準確無誤（注：馬懷榮先生在《近代文化引進與漢語表述系統的更新》一文中曾舉此例，見《東方論壇》（青島）1994年第3期。）；再比如，傳統漢語中的“教”字，本有教化、教育、思想派別、宗教等多層面的含義。當我們見到“教”字的時候，往往不能確切地知道它究竟指稱什么，（注：法國學者巴斯蒂指出，梁啟超在1899年大量接受日本新名詞之前，筆下所用的“教”字，就一會指“思想”和教義，一會指“文明”和教化，一會指“學術”和宗教等意思，見《梁啟超與宗教問題》，狹間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頁。）而創造出現代“教育”（名詞意義上的）和“宗教”等詞之后，在使用中便減少了出現歧義的機會。

有意思的是，清末民初有不少從日本引進的雙音節漢字新名詞，由于在雙字構詞上往往同義重復，起初曾遭到過中國飽學之士的抵制，像“憲法”一詞，便是如此。嚴復就認為：“憲即是法，二字連用，于辭為贅”，并抱怨“今日新名詞，由日本稗販而來者，每多此病”。（注：1906年《憲法大義》，《嚴復集》第2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38-239頁。）應當說嚴復的批評并非全無道理。然而他卻知其然而不諒其所以然。日本人之所以如此造詞，無疑包涵著準確規范詞匯之概念意義的意圖在內，盡管其所造之詞本身未必就完美無缺，這也是此類詞后來在中國大多仍能夠得以流傳開來的原因。

與此相關，還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詞匯現象，即傳統的雙音節動詞和形容詞同時被大量轉化為名詞使用。就其雙音節名詞形式而言，它們當屬于近代中國新名詞的范疇。而就其轉化的動力而言，無疑是其所表達的某一類事項、活動亟待概念化指稱、以便準確表述的現代性需要。如“教育”、“思想”、“進步”、“革命”、“自由”等等，都是如此。當然，有些詞匯在從動詞、形容詞等變作名詞時，意義也有所變化甚至較大變化。但無論詞義變還是未變，這種詞性轉化的過程當中，西方因素的中介作用都是不容忽視的。

這些意思清晰的雙音節和多音節新名詞的大量傳播，有力地推動了漢語向更加縝密和明朗的方向前進，有助于表達更為復雜精確的思想。與大量使用雙音節以上詞匯的現象相伴隨，自然而然地，漢語的句子也會越寫越長，文法和韻律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恰如王力先生所言：“有時候，若要運用現代的思想，使文章合于邏輯，確有寫長句子的必要。——句子的歐化應該是不得不然。”（注：王力著《中國現代語法》下，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336頁。）這些語言現象對于近代國人思維現代化的積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在清末民初的中國，強調詞匯的概念規范、確切含義，改變傳統中國人只重視借象取譬、不重嚴格定義的思維習慣，是和詞匯的多音節化同樣值得重視的思想文化現象。這可以從當時學界翹楚和思想精英們的大量議論，許多現代新式詞典的實際編纂和廣泛流通中概見一斑。以嚴復為例。嚴復雖不贊成日譯名詞同義重復的構詞法，但對于詞匯概念意義的準確性和嚴密性，卻是十分重視的。他曾反復強調“科學名詞，涵義不容兩歧，更不容矛盾”，（注：《政治講義》，《嚴復集》第5冊，第1290頁。）“科學入手，第一層功夫便是正名。凡此等處，皆當謹別牢記，方有進境可圖，并非煩贅。所恨中國文字，經詞章家譴用敗壞，多含混閃爍之詞，此乃學問發達之大阻力”。（注：《政治講義》，《嚴復集》第5冊，第1247頁。章太炎1903年在《論承用維新二字之荒謬》一文中，也批評“中國文辭，素無論理”，強調“科學興而界說嚴，凡夫名詞字義，遠因于古訓，近創于己見者，此必使名實相符，而后立言可免于紕繆。”《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42-244頁。）因為有著如此認識，嚴復等先覺人物對于清末各種現代新式詞典的編撰，也持一種大力支持的態度。他本人就曾為晚清現代新式詞典的楷模——《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寫序，大力提倡這種現代詞典。僅在清末，所出版的各類新式詞典就達數十種之多，如《新爾雅》、《法律經濟辭典》、《博物大辭典》等等。民初以后這類新式詞典出版更多。這些詞典不僅對人們不熟悉的各種新名詞予以定義，還對人們所熟悉但并不清晰的舊詞匯進行相對規范的詞義解說。雖然其最初的出發點，往往是傳播和普及各種新知識，但也包涵了知識精英改變國人思維方式的意圖在內。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在經常使用這些詞典的潛移默化之中，受到了“概念化”的思想訓練和實實在在的邏輯熏陶，使知識人的思維日益具有某種“現代性”，并由此帶動全社會的思維朝著更加科學化、邏輯化和精確化的方向發展。過去，人們往往只是在語言學和學術史的意義上，注視到這些新式詞典的價值，其實，這些詞典的思想史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

其次，大量出現的近代新名詞提供了眾多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資源”，（注：借用臺灣學者王泛森的用語，參見《“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前后的幾種日本因素》，《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164頁。）尤其是系統的現代自然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術語的形成與流播，乃是中國思想史上從未有過的突出現象，它極大地擴展了中國人的思想空間、運思的廣度和深度，提高了科學的思維能力和效率，從而為構筑新時代的突破傳統范式的體現中西會通的新思想體系，奠定了重要的思維基礎。戊戌時期以后，中國的思想界之所以能夠發生重大的變革，與此期反映新知識的新名詞新概念大量涌現，特別是日譯新名詞風行神州，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臺灣學者王泛森先生所指出的：“在‘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沒有重大改變之前，思想的種種變化，有點像‘鳥籠經濟’，盤旋變化是可能的，出現一批特別秀異獨特的思想家也是可能的，但是變化創造的幅度與深度還是受到原有思想資源的限制，不太可能掙脫這個鳥籠而飛出一片全新的天地”。（注：借用臺灣學者王泛森的用語，參見《“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前后的幾種日本因素》，《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頁。）這一點，對于我們在總體上理解近代新名詞、新概念的思想史意義，極富啟發價值。當然，此處所謂“思想資源”，除了新名詞和新概念之外，也包括與它們相互聯系甚至互相滲透的一般新知識在內。

若從“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的角度來考慮問題，那么，那些從西方傳入、經由日本過渡的眾多近代新學術科目整體的思想史意義，也就格外地凸現了出來。很遺憾，對于這一點，目前國內思想史界的自覺程度還是很為不足的（邏輯學意義的認知稍稍例外）。

我們可以拿哲學作為一個例子。像什么本體論、認識論、知識論、價值論、世界觀、宇宙觀、人生觀、唯物主義、唯心主義、辯證法、形而上學，等等術語，不僅當時學者們已開始將其廣泛用來整理、再造、解釋中國數千年以來各家各派的傳統思想，使這些古代思想翻轉成為今人所理解的形態，人們還以之為媒介或標準，去進行思想的分類和價值的評斷，（注：像稍晚一點的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分析和評判中國思想人物的基本范疇就是“唯物”與“唯心”、“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等，可謂典型代表。此前的例子也很多，不贅。）乃至建構新的思想體系等等；與此同時，那些能識字的有點文化的普通人，也開始用“世界觀”、“人生觀”等一類名詞，來組織、思考和表達自己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了。這還不包括“哲學”這門學科在中國興起之后，對于中國人理論興趣的刺激和培養的那種社會化思想功能在內。

同哲學相比，近代心理學和邏輯學對于中國人思想方式的影響，可能還要直接些。如“思想”（名詞）、“想象”、“聯想”、“判斷”、“推理”、“分析”、“綜合”、“歸納”、“演繹”、“參照”，以及與思想直接相關的“理論”、“概念”、“觀念”、“邏輯”、“理性”、“理智”、“同情”、“樂觀”、“悲觀”（與前述佛教意義不同）、“感覺”、“知覺”、“想象力”、“意識”、“理想”等新名詞，便多是近代心理學和邏輯學的術語。正因為有了它們，中國人才更好地認知和了解了人類思想的過程，能夠更方便、更完美地組織和表達自己的現代性思想了。換言之，只有當名詞概念意義上的“思想”等詞形成和傳播開來之后，它們所指稱的內容和所代表的事物，才能在真正完整的現代意義上，成為人們自覺關注和整體把握的對象。這一點，對于我們認識新名詞與近代中國“思想史”的關系，或許更具有某種直觀性和象征性。

現在學界普遍流行的關于近代中國的哲學、法律、經濟、倫理、史學思想史的許多著作，通常都不去從整體上考慮其思想的概念工具的變化及其意義，殊不知這些概念工具的變化，乃是各種思想整體變化的思維基礎。若不從其基本的概念工具入手分析，是很難說明這些學術思想的興起及其完整的近現代性質的。比如，我們今天紀念和反思梁啟超1902年提出的“新史學”思想，就不能忽略構成這一思想體系的“民族”、“國民”、“社會”、“進化”等基本的概念工具之意義。正是這些新政治名詞和思想概念，實參與引發了二十世紀初年梁啟超等人和“國粹派”學者對傳統史學的反省，以及對于“究竟何為歷史”等問題的深刻思考。由于他們預先是帶著這些名詞和概念去看待和思考歷史的，于是，真正的歷史，也就開始被想象和理解為“國家”、“民族”、“國民”和“社會”的歷史，也就是群體的歷史和“公史”，而不是帝王將相的家譜和“私史”了。接著，在中國究竟有無“真正”的歷史也就自然地成為了疑問。甚至關于中國“有史”還是“無史”的爭論，竟然在中國這個有著悠久歷史和深厚史學傳統的國度也一度得以發生。臺灣的王泛森先生就曾專門就這一問題，寫過《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一文，將清末新名詞、新概念與“新史學”思想生成之間的歷史關聯，進行了開拓性的研討，很是耐人尋味。（注：借用臺灣學者王泛森的用語，參見《“思想資源”和“概念工具”——前后的幾種日本因素》，《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196頁。近代西方哲學思想的傳入和中國現代哲學思想的形成，也是如此。如學界有一本流行較廣的著作《西方哲學東漸史》（黃見德等著，武漢出版社1991年版）至今仍是大陸宏觀研究這一問題最有影響的著作（我一直未能見到第二本以此為題的宏觀論著）。其學術價值自不待言。我所不能完全滿意的在于，它在談到近代西方哲學東漸的時候，只是講到王國維、馬君武、蔡元培等對尼采、叔本華、黑格爾等哲學思想的傳播之類內容，而基本沒有從整體上提及西方近代哲學詞匯和概念體系的傳入及影響，沒有提到王國維等人翻譯出版《哲學概論》之類概念框架的哲學意義，這也是目前中國近代哲學史和哲學思想史研究的共同缺陷和不足。）

再次，新名詞一旦產生和流傳，對于近代國人思維方式的影響，還表現在它的構成形態本身所帶有的某種現代取向的思維誘導性、價值傾向性、連鎖反應性和不可逆性上。比如亞洲、歐洲、美洲等地理名詞和概念的流行，就使人們在思考任何問題，特別是社會歷史問題時，往往容易以這些空間為單位來考慮問題，進行關于亞洲政治、歐洲經濟和美洲文化之類的思考和論述；又如“世紀”等新名詞和概念使用久了，人們也就逐漸開始習慣于從世紀的時間段來考慮問題、劃分階段、進行紀年。上古、中古、近代、現代、冰期以及代表五種社會形態的時間名詞和概念的傳播，則會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加深對“進化論”的理解和信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詞的流行，則使人們在習慣成自然中喜歡把人間之事分割成如許的條塊來加以考慮，直至逐漸奉為天經地義而不自知，等等，不一而足。這其中，近代新名詞、新概念影響我們思維的微妙和巨大，細細琢磨起來，有時簡直會令我們自己都感到驚奇、甚至駭然！

圍繞這個問題，我們還應看到，近代中國新名詞的產生，特別是漢譯西方概念的新名詞和從日本引進的漢字新名詞，其本身的生成實具有某種偶發性。而語言詞匯的使用，又通常是習慣成自然。如果借用后現代的思路來考慮問題，即需要追問，已經流行開來的詞匯就一定是最理想的嗎？假若不是這樣，是否還存在其他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產生的新詞匯又將對中國人的思維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樣考慮問題的方式，也就反過來要求我們對實際流行開來的“已然”新名詞之思維作用，進行必要的歷史考察和分析。

清末民初，新名詞得以大量傳播，現代漢語的基本詞匯體系，尤其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術語體系大體確立起來，近代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重要變化主要就發生在這一時期。自然，新名詞對近代中國思維方式的影響，內容當是極為豐富的，途徑也一定多樣而微妙，絕非僅如我上述這么簡單。要想對其內涵加以充分的揭示，尚有賴于中外學界同人去進行深入具體的合作探究。

新名詞與“一般思想史”研究

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不僅體現在對于國人一般思維方式的影響上，還體現在對于人們基本價值觀念和一般社會思潮的微妙作用上。這里，我想借助于討論“一般思想史”的概念及其研究所蘊藏的可能性，對后一問題再作些闡發，或許有助于進一步加深有關認識。

近幾年，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通史研究在學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他提出的“一般思想史”概念及其相應著作，有力地推動了學界的相關思考。我很贊成葛先生“一般思想史”的不少想法、寫法、甚至這一提法本身，覺得他試圖使思想通史更多地反映那些對社會生活產生過實際影響的普遍性思想內容的寫作宗旨和根本追求，特別值得學界同人尊重。但鑒于這一問題本身的復雜性、時段的漫長性和內容的豐富性，他目前的認知和實踐，尚無法完全滿足不同的人對于理想的“一般思想史”各種不同的期待，實屬正常。

在我看來，所謂“一般思想史”，或許應該有兩個指向：一個是從文化的維度著眼，指向各種類型、各門學科、各個領域的專門思想（包括政治和經濟思想）背后共同的思想根據，即那種旨在打破各專門思想彼此界限的“一般思想”，它要求體現出一種思想的“基礎性”；一個是從社會的維度著眼，指向那些對現實社會生活發生了重要影響的普遍思想意識、而不是只停留在書齋中的某個人哪怕是天才性的想法和某些人局限于一定圈子內的可能很有意義的觀念，即它要求體現出思想的廣泛社會性和現實有效性。這兩個指向所涵括的“一般思想”，在重合的意義上，共同構成一副社會與文化互動制約的思想世界，我以為這就是理想中的“一般思想史”所要書寫的內容。具體地說，它大體包括體現時代特點的思維方式（包括社會常識結構）、基本價值觀念、重要社會思潮等的歷史背景、內在形態和外在效應之類組成部分。

在這種“一般思想史”中，并不需要太關心其思想的主體究竟是“精英”還是“大眾”，抑或葛兆光所說的“一般水準的普通知識分子和普通文化人”，（注：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2卷中《后記》注，第593頁。另見《重寫思想史》，《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1999年第1期，第14頁。）它所在意的只是通過各階層思想的互動而形成的具基礎性、普遍性和社會有效性的思想。它并不認為這種“一般思想”會承載在某個特定階層身上。同時，此種基礎性、普遍性和社會性思想也是相對而言，并非只有那些不折不扣地滲透到所有階層的思想，才有進入“一般思想史”的資格，自然也不能以“知識水準”為由，將知識不多的下層民眾的思想觀念籠統地排除在“一般思想史”之外。因為社會的階層是多樣的，思想互動的情形是復雜的，特別是歷史發展到近代，社會的分化和重組更頻繁和嚴重的時候，就更是如此了。只要能夠反映絕大多數社會階層的思想，就可以說已經具有了相當廣泛的社會性和普遍性，于是就可以寫入“一般思想史”之中。否則“一般思想史”將是難以完成的。

此種“一般思想史”，也不能回避對于時代思想主題的集中關注和深度描述。每個時代都會面臨特定的挑戰和自己獨有的社會性問題，因而也必然存在著特定的思想主題。圍繞著這些主題，不同的階層都會有著各自程度有別、深淺不同、遲速有異的思想回應，并且體現著彼此間復雜的社會互動和影響。這些主題，與時代的基本價值觀念也有著緊密的關聯，理當構成“一般思想史”的重要內容。具體到中國近代，尋求國家獨立富強，就是一個重要的思想主題。圍繞著這一主題，則又凸現出諸如“富強觀念”、“中華民族觀念”，乃至近代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等重要的一般思想觀念問題。以“富強觀念”為例。在近代中國，不同的階層對于何為“富”何為“強”？為什么要“富”為什么要“強”？怎樣才能“富”怎樣才能“強”？“富”和“強”之間又是何種關系等問題，就既有著不同層次的回應，又有著共同的時代傾向。而且這一價值觀還與西方近代思想有著密切的關聯，同儒家大傳統存在著深刻的裂痕（儒家原典中即有所謂“南方之強”和“北方之強”的區別），因而可以體現出傳統價值觀念的現代轉換，具有典型的“一般思想史”意義。葛先生在《中國思想史》第2卷的幾節中，幾乎都涉及到“富強”及其觀念問題，尤其是清楚地揭示出，“自強”作為一種具有普遍社會意義的觀念并非許多人所想象的洋務運動時即已確立，實際上是在甲午戰后才真正成為士大夫的中心詞匯，最終形成一種社會思潮，在我看來就特別有意義，很能體現出“一般思想史”的學術追求和某種特有的認知優越性。只可惜對于這些重要觀念，他沒能進行較為系統的反映和專門的陳述分析，不免顯得有點遺憾罷了（整個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界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也相當不足）。

如果說，沒有被大眾接觸和社會廣泛認同的個別性精英思想（像明清之際藏在深山的王夫之的思想）是“一般思想史”所排斥的內容，那么，以“思潮”的形式出現的被社會化了的那些思想，卻不能不被“一般思想史”所考慮。只不過在反映這些思潮時，它不能像目前所流行的各種思潮史那樣，往往滿足于對精英言論和著作文本的引述和分析，而更應該注意去揭示這些思潮的各階層表現，其社會化過程，即體現在制度化設施、日常生活方式、禮儀和社會心態等方面的生動復雜內容而已。不集中透視重要社會思潮的“一般思想史”，將是難以反映時代的風貌和精神特征的。

就“一般思想史”內涵的把握而言，秦暉先生所謂制度背后的“社會思想”，應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提法。清末以后，許多社會制度層面的變革均由精英分子直接促動，其逐步建立起來的各種層次的新制度背后的思想，雖然不能說被其所實施對象之各階層人士所完全接受，但它們的確被許多人所默認，至少絕大多數人都受到這些思想的重要影響，當是毫無疑問的。由此想到，“制度化”思想，可能將是我們尋找“一般思想”的一個重要途徑。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社會心態與社會風尚（不是一般的風俗）及其變遷，也是我們認知和揭示“一般思想”的重要著眼點。因為它們往往鮮明地體現著受思維方式制約的價值觀念的變遷，體現著潛在的思維方式和時代基本價值觀念的有機結合。

對于上述這樣一種“一般思想史”的研究來說，近代中國的新名詞具有某種特別值得關注的對象意義。一方面，從綜合的整體性思想層面來看，這些新名詞具有溝通各領域、各門類專門思想、成為其背后共享的某些思想依據、概念工具之有機組成部分的特點；另一方面，從思想的廣泛社會性和有效性的層面看，它們又是上層精英思想和下層民眾思想互動的媒介和彼此共享的內容，是社會生活和思想價值觀念之間互相影響、凝為一體的概念紐帶。因此，無論是從思維方式（包括社會常識結構）、基本價值觀念、社會思潮的形成背景、內在結構、還是外發功能等“一般思想史”內涵的哪一個方面來說，近代新名詞的研究都是無法避開的必要環節和當然內容。而如果就上述“一般思想史”各部分的整合意義而言，新名詞的視角，則更能顯示出某種向為人所忽略的獨特價值。

我們可以通過對近代重商思潮的分析，來說明這一點。

重商思潮無疑體現了近代國人追求富強這一思想主題。對于該思潮，學界已經有過不少高水平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對它的階段性發展、社會性擴散、有效性功能乃至動力性因素等的整體把握和彼此間關系的揭示，都仍嫌不夠細膩和充分。若將大量有關的新名詞之形成、傳播納入進來進行觀察，情形或許會略有改觀。這里，且不提中文里公司、洋行、買辦（此三詞清前期已有）、保險、輪船、銀行、股票、國債等商業新詞匯、概念的較早出現和逐漸流行，在西人早期來華貿易與中國近代重商思潮的興起之間曾建立起過何種歷史關聯，僅就由“商”字所構成的近代新名詞如“商務”、“商戰”、“商業”、“招商”、“商辦”（與“官辦”相對）、“商局”、“商會”、“商部”、“商學”、“商政”、“商法”、“商標”、“商品”、“商場”、“商報”、“商校”、“紳商”等而論，它們與中國近代重商思潮的內在關系，就很有助于我們深化對于后者的認識。因為它們的出現、傳播和活躍，不僅同近代中國重商思潮的勃興、發展的主要過程相伴始終，甚至其本身就是這一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成為我們判別該思潮演進階段的重要社會性標志。比如，“商務”、“商戰”和“招商”等重商思潮關鍵詞的形成和最早傳播，就能幫助我們判定這一思潮就整體而言實興起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以后的事實，并能因此豐富我們對于該思潮初興之時有關特征的了解。

在晚清，“商”成為一種“正務”，實經歷過一個由對外“通商事務”到一般“商務”自身的轉換過程。1861年，清政府為了應付西方列強要求通商的外交需要，成立了“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把對外“通商事務”作為外交上不可回避的常規性的政治交涉活動承受了下來，并賦予了其合法化的地位。隨著“通商事務”合法化政治地位的確立和在與西方通商及其交涉活動中所日益增多的關于西方重商強國等信息的了解，有關商業活動的一般正當性，也越來越得到人們的認知。于是“通商事務”的簡化形式——“商務”一詞，便逐漸地獲得了自己獨立的地位。請注意，我并不是說，中文里“商務”一詞的產生直接就是“通商事務”簡化而來，而是強調該詞獲得其正當地位，無疑和其此種社會政治經歷有關。據筆者研究，“商務”一詞絕非如意大利漢學家馬西尼所言為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來自日本的“原語漢字借詞”，而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開始零星出現，七十年代初中期以后逐漸增多并得到重視的中國本土新詞匯。1875年，鄭觀應在其出版的《易言》一書中，就專門寫有《論商務》一篇，較早正式地強調了“商務”的重要性。（注：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頁。該文介紹英國對商務的重視時說：“如有關于商務者，必使議政院官商議覆，務期妥協，而后施行，并設商務大臣專理其事”。）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以后，“商務”一詞的使用者迅速增加。李鴻章、鄭觀應、薛福成、王韜等人在使用過程中，都賦予該詞以正面價值和強國意義。如薛福成就明確指出：“論一國之貧富強弱，必以商務為衡”。（注：薛福成《英吉利用商務辟荒地說》，見《出使日記續刻》卷四，光緒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王韜也強調：“今日中國欲制西人而自強，亦莫如由商務始；欲商務興旺，莫如設立商務局始”。（注：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弢園著述目錄》，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可見，在人們心目中，商務的地位已經急劇上升。與此同時，體現這種商業價值認同的政府舉措，也陸續出臺，如1872年李鴻章就奉命創辦了輪船招商局等著名機構。“招商”、“商局”、“招商局”等新名詞，也因此流傳開來。這些新名詞，無疑都是近代重商思潮興起時在詞匯上的最初反映。

“商戰”一詞的出現和“商戰”觀念的形成，也頗能說明近代中國重商思潮興起的外來影響和抗擊外辱的民族主義內在動力。1862年，曾國藩創造了“商戰”一詞，但他是在與商鞅“耕戰”相對的意義上使用的，他不僅沒給予“商戰”以正面價值，還強調以“商戰”立國的西方社會將無法持久。（注：“至秦用商鞅以‘耕戰’二字為國，法令如毛，國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戰’二字為國，法令更密于牛毛，斷無能久之理。”《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17《復毛寄云中丞》，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1輯（5號），臺灣文海出版社版，第14551-14552頁。此系王爾敏先生發現，見其名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一書中《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潮》一文。）直到1878年左右，御史李墦才在使用“商戰”一詞中，承認了西洋以“商戰”而強國的意義，并提出了其“商戰”的策略：“夫輪船招商，堅壁清野之策也，外洋貿易，直搗中堅之策也”。（注：見《湖廣道監察御史李墦奏折》，叢刊本《洋務運動》（一）第165-166頁。在折中，他說：“泰西各國，謂商務之盛衰關乎國運，故君民同心，利之所在，全力赴之。——古之侵人國者也，必費財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國也，既辟土而又生財，故大學士曾國藩謂‘商鞅以耕戰，泰西以商戰’，誠為的論，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實情也”。）但此之后，該詞仍然很少有人使用。甲午戰爭前夕，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倡言與洋人進行“商戰”，此后的戊戌時期，“商戰”一詞才得到廣為傳播，并有力地推動了晚清重商思潮的發展。事實上，不僅“商戰”一詞如此，前述其他帶有“商”字的近代新名詞，也多是甲午戰爭前后特別是戊戌以后才在社會上廣泛流播開來的。這也說明，近代重商思潮雖然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中期就已興起，但只有到這個時候，才真正成為了一種被廣泛認同、影響巨大的社會思潮。

正如英國新文化史家彼德·伯克所指出的：“所有的概念都不是中性的‘工具’。”（注：（英）伯克著、姚鵬等譯，劉北成校《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頁。伯克在《語言、自我和社會》一書中，認為他不僅關注社會對語言的影響，也關注相反的情況，“像‘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這樣的對立概念在社會集團的構筑中的重要性”。見《湖廣道監察御史李墦奏折》，叢刊本《洋務運動》（一）第154頁。）它們不僅具有明顯的價值傾向性，還往往帶有與之相應的思想權勢和社會權勢。在晚清中國所出現的那些由“商”字構成的新名詞新概念，也是如此。它們幾乎都程度不同地攜帶著某種商業重要性的蘊涵和信息，在被廣泛的日常使用中，不斷地向人們訴說著、提示著商業活動的正面價值與意義。像“商戰”、“商務”、“商業”、“商學”、“商校”、“商政”等詞的價值傾向性，就相當明顯。拿“商學”和“商校”來說，它們就表明，經商乃是一種現代性專門學問，其內容之豐富、價值之大，足以興辦專門學校來系統學習不可。而在過去，“商”是很難取得正統之“學”的地位的。不僅如此，當這些詞匯真正成為社會現實，有了相應的制度化支撐的時候，其內在的這種傾向性價值還會變成不言自明的東西。“商辦”（與“官辦”相對）、“商會”、“商報”、“商場”、“商部”、“商法”、“紳商”等詞，就正是在此種名實結合、互證互釋的社會化（包括空間化）過程中，無形地傳達著商業的意義和商人的地位，參與推動著近代中國重商思潮的發展。馬敏先生曾著文辯明“紳商”一詞在晚清的社會史意義和在當今史學本土化中的學術史意義，（注：馬敏：《“紳商”詞義及其內涵的幾點討論》，《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謝放先生的有關質疑，也有助于豐富對此問題的認識。）筆者甚為贊同。但“紳商”從原來“紳”和“商”兩種社會身份的人的并稱（并非一個詞，“紳”排在“商”之前，兩者地位判然可分），到逐漸指稱處在官商之間，合紳、商為一體的獨立名詞，成為一種新興商人階層社會身份的標志性符號的同時，也就自然包涵和體現出了一種社會重商的思想史意義。這從狀元資本家張謇等對“紳商”一詞的使用和身份認同中，可以概見一斑。

實際上，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許多具有廣泛影響力和社會波及面的思想觀念的傳播，常常并非通過完整的思想形態和理論闡述文本，毋寧說是通過一系列乃至一個個似乎是孤立存在其實卻有各種關聯的詞匯流通、潛移默化實現的。一般人并不了解也不需要了解這些詞匯、概念所代表的知識和思想觀念的全部內容，同樣可以在通過閱讀、使用有關詞匯與概念的無意識之中，接受一些片段的知識和傳播一種基本的價值觀念，參與推動一種社會思潮。我想，這一點，應該是需要引起近代中國的思想史特別是“一般思想史”研究者們注意的重要思想現象，它有力地表明了近代新名詞、新語匯和新概念研究的思想史價值。

我在《民族自覺與符號認同》的文章中，從“中華民族”這一具有符號意義的新名詞形成、傳播和廣泛社會認同的角度，來探討現代中華民族觀念萌生與確立的歷史過程，即是基于這樣一種思考。在我看來，同“民族主義”的理論形態相比，現代“中華民族”觀念顯然更具有“一般思想史”的意義。它的萌生和確立，乃是精英和大眾、歷史和現實、傳統與現代深刻互動的結果。要想對此類傳播廣泛、影響深遠的重要觀念和思潮進行真正富有歷史感的研究，不深入考察其內在的概念群特別是核心主題詞的產生、傳播和社會認同，不揭示它在不同時期的含義變化和不同社群的差異性闡釋，將是無法完成其認知使命的。（注：黃興濤：《民族自覺與符號認同：“中華民族”觀念萌生與確立的歷史考察》，載《中國社會科學評論》2002年創刊號（香港）。）現在，我依然堅持和強調這一看法。

從某種程度上說，一部具有近代意義的中國思想史，就是一張由各種新名詞為網結編織起來的立體多維的觀念之網。幾乎沒有哪種新思想和新思潮，不是由一系列新名詞新概念作為網結構造而成。因此，要認知各種近代新思想，測量其社會化程度，就不能不從總體上考慮這些新思想所包涵的各種重要的新詞匯、新概念的形成、傳播和社會認同問題。不過，研究新名詞的目的，是要探究其思想史內涵，并不需要對所有近代中國的新名詞都逐個加以考察。只有那些超越了某單一學科的界限，被許多學科特別是人文社會學科共同享用的名詞、術語和概念，尤其是報刊雜志和一般教科書等大眾媒體所流通，普通綜合類詞典所收錄，一般人所能理解的那些新詞匯，才值得我們關注和解剖。至于那些僅僅被某些專家所使用，而沒有得到較廣泛流通的極其生僻的詞匯和術語，通常而言，是不應該被“一般思想史”所理睬的。

在清末民初，社會上廣泛流行的那些新名詞和新概念，像“社會”、“民族”、“自由”、“平等”、“民主”、“科學”、“進化”、“革命”、“勞動”、“宗教”、“權利”、“主義”、“共和”和“封建”等，由于其自身內容的豐富和曾經產生過的巨大影響，即便就其個體性質而言，也無疑都具有著“一般思想史”意義。因此，它們在實際使用中的含義演變和現代性思想價值，它們形成、傳播與大眾化普及過程（不識字的許多農民，也并非完全不了解這些詞匯、概念的模糊含義和部分內容），它們在精英、一般知識分子和下層工農中認同的共性和差異，以及它們彼此之間互動的微妙情形及其對社會的具體影響，應當都屬于近代中國“一般思想史”的重要內容（注：關于這些詞匯的思想史研究已有不少。如汪暉《科學觀念與中國的現代認同》（載廣西師大出版社1997年版《汪暉自選集》）；馮天瑜《“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堅概念的形成》和狹間直樹《對中國近代“民主”與“共和”觀念的考察》等，均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下）。）。研究這些不成體系但卻普遍流行的觀念，對于我們了解“一般思想”生動而豐富的內涵及其真實的社會存在形態（它們往往就以這種形態而不是體系形態存在），也是相當有益的。

從社會風尚和社會心理的角度看，近代中國各種由“洋”字構成的流行新詞匯，特別是“洋氣”一詞，也具有“一般思想史”的典型考察價值。它不僅包涵當時中國普遍流行的趕時髦心態和崇洋價值傾向，還貫穿于近代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流行于社會各個階層特別是中下層民眾之中。在近代，“洋氣”一詞的產生，可能遠比今人所能想象的要早。有一本名叫《蟲鳴漫錄》的書就記載說：“道光年間，洋務未起，時桂子欄桿、桂子扣無地無之。凡物稍飾觀，人稍軒昂，皆曰洋氣”。（注：采蘅子：《蟲鳴漫錄》卷2，載《筆記小說大觀》廣陵古籍刻印社版。此條材料系孫燕京老師惠寄，特此致謝。）可見，“洋氣”產生之初就是一個褒義詞，并且至少在道光年間就已經出現了，一直使用至今。該詞的傳播很可能不同于近代大多數新名詞從精英到大眾的一般運行規則，而是先誕生于與西方人較早接觸的南方民間，然后流傳開來，逐漸為精英階層所熟悉的。但當它到了士大夫那里之后，在使用中有時又不免帶有了某種諷刺意味在內（“洋里洋氣”一詞或許更能體現這一點），表現出一種對于洋人洋貨既羨慕推崇，又鄙視不屑的復雜心態。因此我以為，一部近代中國社會觀念史，如果不探究一下以“洋”字構成的系列新名詞新概念的形成和發展，特別是不在“洋氣”一詞上做文章，考證該詞的產生、傳播和社會認同的歷程，至少將是無法令人解頤的。

探究新名詞與“一般思想史”的關系，不能漠視思想的“變化”和“延續性”問題。在近代中國這個變動劇烈的時代，由于“不變”的內容和意義，在“變”的映襯下凸顯、又往往通過某種“變化”了的形式而得以實現，因而筆者更為注重“變”的思想史價值，表現到對近代新名詞的研究中，也就相對重視新名詞的現代性思想功能；相反，那些更重視思想“連續性”的學者，則在對新名詞的思想史研究中，致力于揭示與說明傳統對新名詞結構與內涵的制約性，強調“變”中所隱藏的深刻的“不變”因素，這種在“變”中把握“不變”的探索，對執著于“變”的研究無疑是一種有益的補充。事實上，也許只有將兩方面的探討結合起來，近代新名詞的“一般思想史”研究才能獲得更為完整的意義。在后一方面，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所的金觀濤和劉青峰夫婦近年的有關研究嘗試，頗值得我們關注。

金、劉二人是比較自覺地致力于從關鍵詞角度揭示近代新名詞、新概念的思想史意義的杰出學者。1999年以來，他們陸續發表了數篇有代表性的個案研究論文，每篇論文對有關詞匯的流通、含義變遷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統計分析，較為典型地體現了詞匯、概念研究的思想史意義。

金、劉二人的有關研究之所以顯示出深度，除了其貫注其中的強烈思想史關懷和貫通中外古今的宏闊視野，重視從詞匯、概念大量的具體語例的使用之統計分析來揭示其內涵的豐富層次及其歷史變遷的研究法之外，更重要的還在于，他們對新名詞、新概念的研究，始終都圍繞著中國人傳統思維方式和基本價值觀念的變革問題，確切地說，緊緊圍繞著與價值觀念密切相關的思維方式的“變”與“不變”或者說“變”中有“不變”的問題，而這也正是屬于我所謂“一般思想史”范圍之內的問題。以《天理、公理和真理》一文為例。他們通過分析現代“公理”、“真理”和“理性”等詞匯概念的出現及其在晚清民初歷史內涵的變遷，來說明中國傳統思維的“常識理性結構”在面對西方現代理性主義的沖擊時，是如何適應和制約其進入中國文化的過程的，就頗為耐人尋味。（注：該文載于《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001年新10號。金、劉所說的“常識理性”，表現在宇宙秩序的解釋方面，就是視常識為不可懷疑的合理性判據；表現在人的社會行動上，即是肯定人之常情合理，并將其視為道德感情之基礎。他們認為，在這種“常識理性”的思維結構之下，“只要文化系統中出現超越意識形態的合理性最終標準，并用它來反思觀念系統，甚至重構道德意識形態也就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關于“常識理性”問題，除此文外，還可參考他們合著的《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一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113頁。）

金、劉二位通過研究“公理”和“真理”等新詞匯的意義演變說明，隨著中西文化互動的深入，中國用于正當性論證的詞匯雖不斷更替，其意義也有所變化，但“常識理性”結構的實質卻并未因此而改變，只不過是其傳統形式被現代形式所取代罷了。在他們的所議所論背后，人們盡管總是能夠看到一個“超穩定結構”的固執預設的影子，其具體的分析也未必盡當，但他們由此所展示的思想史研究魅力，卻是誘人的。毫無疑問，金、劉二位的嘗試，是從另一種角度對近代中國新名詞思想史意義的有力揭示，并且透露出了這一視角所蘊藏的尚待進一步開掘的研究潛能。（注：需要說明的是，我這里所做的摘述并不全面，或許也有不準確的地方。有興趣者，敬請去查看原文。）

自然，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并不完全體現在所謂“一般思想史”之上，也不盡表現為我們以上所提到的諸多方面。學術界近來的不少研究，已經表明了近代中國新名詞的多維意義空間和研究的多種取向。如旅美學者劉禾通過她的“跨語際實踐”研究就告知人們，近代中國外來的新名詞與其母語中的原形詞之間對等關系的建立本身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兩種或多種文明間思想觀念互動的“實踐”產物，即是一例。她強調，外來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不僅表現在其形成之后，甚且表現在其產生之時，即開始于兩種或多種語言詞匯“互譯”的過程當中。（注：見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三聯書店2002年版。陳建華對“革命”話語的探索，也受此影響，但思路更為清晰。見《“革命”的現代性：中國現代革命話語考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就此而言，新名詞無疑又成了比較思想史研究的對象。諸如此類，對于我們認知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和勉力從事有關研究，都是不無啟發價值的。

在討論這一問題的最后，我還想談到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前輩——美國著名漢學家列文森和他的杰作《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這部天才性著作，完成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他在書中對近代中國許多新名詞的思想內涵所表現出的那種過人的敏感，似乎驗證了我在前文所提到的在這一領域西方漢學家可能更具某種研究優勢的假設。列文森關于中國傳統“革命”一詞在中、日、西三方之間的歷史互動形成現代意義及其對孫中山等人革命思想之影響的率先分析，（注：列文森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255頁。鄭家棟為該譯著寫了一個很值得一讀的序言。）對“黨”這一詞匯概念意義的現代轉換及其與“革命”一詞連用之關系的解說，對用“德”先生翻譯“Democracy”一詞所具有的價值取向意義及其文化功能的體悟等，都在顯示了這位有“莫扎特史學家”之稱的漢學研究者不凡的思想智慧，從而給后繼的研究者以某種示范和激勵。他這樣論述“黨”的詞義轉換和“革命”涵義轉變之間的微妙關聯：

“改變了的不只是‘革命’(ko-ming)的涵義。當孫中山也承認‘黨’(tang)時，他是在字面和隱喻這兩層意義談論革命(revolution)的。因為‘黨’的涵義在舊的君主制世界中是真正反意識形態的。‘朋黨’的聯系很難動搖。但現在，作為近代意義的‘黨’(party)，作為一種現代的政治工具（對那些意欲打破舊的聯系的人來說），‘黨’(tang)是一個被轉化了的概念——就像它的同伴‘革命’(ko-ming)一樣，‘革命’一詞涵義的轉換促使了‘黨’(tang)的涵義的轉換”。（注：列文森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255頁。鄭家棟為該譯著寫了一個很值得一讀的序言。）

關于“德先生”一詞選擇的思想意蘊，他則以同樣的睿智寫道：

“對歷史的解釋必須排除對文字（字面）意義的理解的限制。例如：‘德’在中國典籍中，指的是什么呢？在多少世紀以來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中，‘德’指的是與‘美德’和（美德的）力量這一概念相關的一連串意義。但是，當陳獨秀這位舊思想文化的死敵呼喚‘賽先生’和‘德先生’，以徹底鏟除植根于舊思想文化之中的‘德’時，他的‘德先生’已不具有任何‘德’字的儒家含義，而只是借用‘德’的發音來達到反儒學的目的。然而，它舊有的聯系仍然存在，意義也仍然存在，因為這些聯系和意義使‘德’字保持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效力，并使它適合于其新的各種聯系。美德和美德的力量變成了一種反傳統主義的倫理學。與此相適應，舊的‘德’，連同舊的文化，則被宣布只具有歷史的意義——即對現代人來說，它們已經死去——并且，只有在它的字面意義轉化為隱喻意義的情況下，這種歷史的真正意義才能得到進一步的確認。”（注：列文森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頁。）在這里，語言學家索緒爾所謂詞匯的“所指”和“能指”的復雜聯系，名詞組合的新舊融合關系及其思想功能的主體性選擇，可以說都得到了生動而具體的歷史體現。

列文森無疑是“西方沖擊——中國回應”研究模式在思想史領域里的重要奠基者。他曾用“詞匯”和“語言”的比喻來說明西方的影響與中國社會文化所發生的改變，引人聯想和深思。他強調說：“只要一種社會在根本上沒有被另一個社會所改變，那么外國思想就會作為附加的詞匯，在國內思想的背景下被利用。但是，當由外國勢力的侵入而引起的社會瓦解開始后——外國思想便開始取代本國思想。一個社會的語言變化，從客觀方面看，它是外國全面入侵，而不僅僅是純粹的思想滲透的背景下作出的新的選擇；從主觀方面看，它是日益增長的思想緊張的背景下作出的新的選擇，這是一種迫使外國思想本土化和本土思想理性化的強大力量的努力所造成的緊張，一種在普遍的理性要求和特殊的理性要求之間永遠存在著的背離所造成的緊張”。（注：列文森著，鄭大華、任菁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頁。）。在他看來，近代西方“沖擊”對中國的影響顯然不同于歷史上西域和印度佛教文明，如果說后者只是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詞匯”的話，那么，十九世紀以后的西方“沖擊”則不僅如此，還進而改變了整個中國傳統的思想和文化的“語言”，盡管這種改變仍然盡可能地保留了中國傳統的“形式”。這種對西方“沖擊”影響程度的估計當然還可商榷，但這一形象的比喻卻提示我們，需要把對近代中國新名詞的研究，從語言層面引向思想、文化乃至社會層面，從動態的和跨文化的把握中，去認知它們之間的歷史關聯。

事實上，只有把近代中國新名詞置于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的廣闊視野中去研究和透視，它的歷史內涵才能得到更為充分的了解和揭示，也只有這樣的新名詞研究，才能顯示出其超越單純語言學視野的獨特充足的歷史學意義來。（注：本來筆者提交給此次大會的論文題目是《新名詞與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研究——一種探索角度和方法的思考》，它包括《從語言學到歷史學：近代中國新名詞研究的新趨勢》、《近代中國新名詞的思想史意義發微——兼談對“一般思想史”之認識》和《文化史的省思與近代中國新名詞研究的文化史價值》三部分。因未能得暇全部修改完畢，只好將其中的第二部分先行交付發表。由于思想與文化的重疊性，有些內容放到了“文化史”的部分去談，不免使得思想史部分的討論仍顯得不夠充分。特此說明，并致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