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在19世紀，在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guān)頭，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近現(xiàn)代科學，把科學視為救國強國的工具，這種觀念一直持續(xù)至今。但是科學從本質(zhì)上說是求知活動，科學是在求知精神的激勵之下發(fā)展起來的。盡管科學的成果可以是救國強國的工具，但是僅從工具價值的角度認識科學的意義是對科學的誤解，這種誤解妨礙了中國基礎(chǔ)科學的發(fā)展。 【摘要題】科技史

【英文摘要】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when Chinese were faced with the national cris is，they bigan to study modern science from the West，and science was consid ered by Chinese as tools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prosperity.Chinese keep this opinion up to now.But this opinion is some wrong.Science is the acti vities to seek for knowledge in the final analysis，through it can be tools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prosperity.This mis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hin der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ce，especially in thearea of the fund amental science.

【關(guān)鍵詞】中國科學/科學精神/求知精神 China's science/science spirit/seek for knowledge

【正文】 1引子——中國與西方：科學發(fā)展的道路不同 諾貝爾獎已經(jīng)頒獎百年，無一項在中國本土完成的項目獲獎。近年來中國自己評的國家級科學技術(shù)獎項中，自然科學一等獎因缺少特別出色的成果而連續(xù)多年空缺。關(guān)心中國科學發(fā)展的人不能不問：這是為什么？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原因和應采取的措施都是多方面的，很多有識之士已發(fā)表了許多精深的見解。其中一個不能忽視的方面是精神文化因素，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我們對科學的理解過于功利化了，我們?nèi)狈η笾目茖W精神。 近代科學產(chǎn)生于西方，對中國來說是舶來品。在西方，是先有科學精神，才產(chǎn)生出了近代科學，然后才有近代技術(shù)和近代工業(yè)。如果說這個過程是由內(nèi)向外，中國人的學習過程則是由外向內(nèi)，從科學產(chǎn)生的結(jié)果學起，至今沒有真正理解科學本質(zhì)，沒有真正樹立起科學精神。為使中國有一個良好的適于科學發(fā)展的土壤，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實際上，自20世紀初開始，已有不少有識之士在這個問題上不斷敲響警鐘，可惜未能引起普遍重視，以致今日仍然需要舊話重提。 2求知精神：科學發(fā)展的根本 什么是科學精神？科學的本質(zhì)是求知，求知精神是科學發(fā)展的根本。任鴻雋有一段話說得好：科學界的中堅“在少數(shù)為學而學。樂以終身之哲人。而不在多數(shù)為利而學。以學為市之華士。彼身事問學。心縈好爵。以學術(shù)為梯榮致顯之具。得之則棄若敝屣。絕然不復反顧者。其不足與學問之事明矣。”[1]科學必須以事實為依據(jù)，不能迷信權(quán)威，不能迷信書本，所以有人將科學精神歸結(jié)為實證精神、懷疑精神。但和求知精神聯(lián)系起來，這些精神是末，貫徹這些精神的目的是為了求知。如果沒有求知精神，以功利目的從事科學研究，不能把實證精神、懷疑精神貫徹到底。當與他的功利目的相矛盾時，他會為功利目的把這些精神拋到九霄云外，這樣的例子太多了。默頓認為普遍性、公有性、無偏見性、懷疑性是科學家的行為規(guī)范，是科學家應當具有的精神氣質(zhì)。他的說法有道理，但和求知精神比較起來，這些規(guī)范也是末，也是為了保證能得到真知。 求知是科學精神的根本，是科學發(fā)展的原動力，歷代哲人都有論述，可惜我們忽視了。 最早的科學家是怎樣產(chǎn)生出來的？亞里斯多德說得好：他們是好奇、有閑、自由的人。好奇激發(fā)出求知欲，有閑與自由（不為其他目的左右）是求知的保證。 近代科學是怎樣從歐洲發(fā)展起來的？古希臘科學精神重現(xiàn)至關(guān)重要。曾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康南特博士(Dr.James B.Conant)的演講集《懂得科學》(On Understanding Science)中講得非常好：“16、17世紀那些給精確而不受成見影響的探索立下標準的早期研究工作者，他們的先驅(qū)是些什么人呢？哥白尼、伽利略、維薩略(Vesalius)的精神上的祖先是些什么人呢？中世紀那些偶然做實驗工作的人，那些細心設(shè)計造出新機械的人，雖然漸漸增加了我們物理和化學的經(jīng)驗知識，都還算不得。這些人留給后世的還只是許多事實資料，只是達到實用目標的有價值的方法，還不是科學探索的精神。”“嚴格的知識探索上的新勇氣的奮發(fā)，我們得向那少數(shù)深深浸染了蘇格拉底傳統(tǒng)的人身上去找，得向那些憑著原始的考古方法首先重新獲得了希臘、羅馬文化的早期學者身上去找。在文藝復興的第一個階段里把對于冷靜追求真理的愛好發(fā)揚起來的人，都是研究人文的，他們的工作都不是關(guān)于生物界或無生物界的。在中世紀，盡力抱評判態(tài)度而排除成見去運用人類的理智，盡力深入追求，沒有恐懼也沒有偏好——這種精神全是靠那些著書討論人文問題的人保持下來的。在學術(shù)復興時代(The revival of learning)的初期，最夠得上說是表現(xiàn)了我們近代不受成見影響的探索的觀念的，也正是人文學者的古代研究。”“佩脫拉克(Petrarch)、薄伽丘(Boccaccio)、馬奇維里(Machiavelli)、依拉斯莫斯(Erasmus)，而絕不是那些煉金術(shù)士，應當算是近代科學者的先驅(qū)。依同樣的道理說來，拉伯雷(Rabelais)與蒙丹(Montaigne)發(fā)揚了評判的哲學精神，在我看來也應當算是近代科學家的前輩。”[2]康南特說到的這些“近代科學者的先驅(qū)”，都是文藝復興時期重要的思想家。他所說的科學是“對于冷靜追求真理的愛好”，也就是亞里斯多德說的求知活動。 近代以后，科學顯示出了巨大的實用意義。這進一步促進了科學的發(fā)展，可也使有些人把科學視做工具。其實，那些產(chǎn)生了巨大應用價值的科學研究成果，在其開始時大都是從好奇、從求知出發(fā)的。吉爾伯特研究電和磁時，不曾想到以后產(chǎn)生的電力技術(shù)；赫茲研究電磁波時，認為它不可能用于通信；居里夫婦開始研究放射性時，并不知道放射性物質(zhì)以后有那么大的用處；盧瑟福研究原子結(jié)構(gòu)時，認為想要利用原子能是神話。如果人們都是從實用目的投身科學，這些科學是不可能發(fā)展起來的。前蘇聯(lián)壓制摩爾根學派的教訓，更是特別值得我們思考。李森科是騙子，可斯大林是怎樣受騙的呢？一個重要原因是：李森科是以小麥、棉花等農(nóng)作物為研究對象，而摩爾根學派主要在研究“無用的”果蠅。斯大林把無限希望寄托于李森科，結(jié)果希望成了泡影。看起來無用的研究，后來倒是有了大用。辯證法就是這樣給人開玩笑，對那些自稱掌握了辯證法的人也不留情。 3學科學而未學求知精神：中國人對科學的誤解 中國古代社會中，研究自然、認識自然的求知精神很弱，導致科學不發(fā)達。近代以后學習西方科學而又未學到求知精神，把科學僅視為工具，導致科學發(fā)展受阻。 中國古代有科學精神嗎？認為中國古代無科學的人，如馮友蘭、任鴻雋，一般也都認為無科學精神，并認為這是無科學的一個重要原因。胡適則認為中國古代有科學精神，在1959年夏威夷大學主辦的第三次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他做了一篇題為《中國哲學里的科學精神與方法》的報告，駁斥東方哲學“天然阻止科學發(fā)達”的觀點。他說中國古代也有自由討論、獨立思想、懷疑、求知的“蘇格拉底傳統(tǒng)”，孔子的名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就表現(xiàn)了求知精神，王充、朱熹、顧炎武等人以及乾嘉學派都具有科學精神，17世紀歐洲出現(xiàn)了一批著名學者時中國也出現(xiàn)了一批著名學者，只是中國的這些學者不是專注于研究自然，而是專注于書本與文獻，推敲的是關(guān)于全民族的道德、宗教、哲學、生活問題，所以科學沒有發(fā)達起來[3]。胡適這里其實也承認了中國古代缺乏對自然的求知精神，并認為這是科學不發(fā)達的原因。他還說過：“在科學發(fā)達史上，科學的精神或態(tài)度與科學的方法，比天文家、歷法改革家、煉金術(shù)士、醫(yī)生、園藝家在實用上或經(jīng)驗上的什么成就都更有基本的重要性。”[4]中國古人對自然現(xiàn)象往往停留在觀測、描述和直覺把握上，很少用理性思維深入研究其發(fā)生原因和規(guī)律，這不是因為中國人天生缺少對自然現(xiàn)象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社會政治環(huán)境不鼓勵這樣做。 在中國學習西方科學以后，這種情形是否改變了呢？沒有！ 中國學習西方科學始于明末清初，徐光啟是積極推動者。雖然他是從解決歷法編制問題出發(fā)學習西方科學，但他對科學的認識還是比較深刻的。他重視理論的作用，與利瑪竇共同翻譯了《幾何原本》這樣的理論著作。他還認識到“此書有五不可學：躁心人不可學，粗心人不可學，滿心人不可學，妒心人不可學，傲心人不可學”，[5]可以說他已經(jīng)體會到一些科學精神。這一次學習西方科學的過程阻力重重，未能持續(xù)下去。 新的一場向西方學習的運動從19世紀下半期開始。從對科學精神的認識上看，似乎還不如徐光啟深刻，僅僅把科學當作工具。當然，這與當時的形勢有關(guān)。17、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西方科學革命、技術(shù)革命、產(chǎn)業(yè)革命接踵而至，社會革命與之相伴發(fā)展。中國人對這一切懵然無知，當西方國家的炮艦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以后，中國人才知道自己落后了。在面臨亡國滅種危險的情況下，才放下“天朝大國”的架子向西方學習。孔子說過：“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6]中國人鴉片戰(zhàn)爭后學習西方科學技術(shù)是“困而學之”，不是為求知而是為了用。中國對科學的誤解——視科學為實用的工具，這種背景是根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