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系統地回顧了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歷程，并以個案分析入手，有代表性地對這些組織的不同類型進行了區分與介紹。在此基礎上，本文探討了中國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特點、發展歷程、分類模式以及經驗與挑戰。最后，本文從政策的視角對這類組織的發展提出了建議。

近兩年來，中國政府出臺一系列有利于農民工的政策，如子女教育、收容救助、工傷保險、技能培訓等。這些政策對改變農民工弱勢地位，促進社會公平與社會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中國有一億多農民工，如果農村另外1.5億富余勞動力再轉移出來，農民工的數量將至少增加一倍。面對如此龐大的群體，一些人士開始意識到政府可能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因此轉而去尋找政府外的資源與力量。非政府組織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將介紹服務于農民工的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發展歷史及現狀，并對其類型、經驗與挑戰進行分析。

一、背景

自從1984年戶籍制度松動以來，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農村進城務工經商，并同時保有農村戶籍及耕地的使用權，這種亦工亦農的身份使他們獲得了"農民工"的稱謂。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東南沿海地區（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發達的大都市成為吸收農民工的主要地方。農民工是中國城鄉二元管理體制的產物。農民工進城以后，雖然在就業上發生了變化，但是其戶籍身份仍然是農民，不能享受與城市戶籍捆綁在一起的社會福利與社會服務。同時，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屬于跨省市流動，不屬于僅針對本地居民財政預算體制服務的范圍，而且，由于這種外來人的身份，他們的合法權益甚至也得不到當地政府部門的保護。更重要的是，由于離開了原來生活居住的社區，他們在社會交往、角色轉換、心理調適等方面都容易出現問題。所有這些，都使得農民工在需求的滿足上存在著大量的空間。這為非政府組織的介入提供了契機。

中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進入由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變革，經濟實現了又一輪的高速增長，私營經濟從無到有并逐漸壯大。伴隨經濟體制上的變革，政府的管理職能也開始在資源配置、企業管理、人事任用、組織控制、勞動力市場等諸多領域實行收縮。這些既使得社會產生了成立非政府組織的需求，又為它們的生長發展提供了政策空間。[1]非政府組織是一個外來的概念。在中國，人們習慣于將社會團體、民營非企業組織、基金會、慈善團體等看成是非政府組織的組成部分。到1989年，全國性社會團體的數量由70年代末的100多個劇增到1600多個，而地方性社團也從幾千個增加到20多萬個。到1997年，雖然經過全國的治理整頓，縣級以上社團仍達18萬個。而另一類非政府組織，民辦非企業單位在90年代迅速發展，在1999年達70多萬個（俞可平，2000）。

中國農民工非政府組織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雖然某些地方政府仍將規范、限制農民工的流動作為主要的政策導向，但是一些國際組織（如福特基金會）以及國內一些研究及政策人員卻開始關注與幫助農民工。同時，農民工群體自身也在利用各種社會資源來降低外出的風險，自助互助，保護自己的權益。這內外兩種力量推動了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出現與發展。

二、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定義與發展軌跡

本文中的農民工非政府組織是指在中國大陸出現的直接并主要為農民工及其家庭提供服務的民間公益性組織。從定義上來看，這類組織有四個特點：一、民間性，或說社會性。這類組織不是由政府主持成立的，而是民間社會的自發行為。但是，社會性較強的基層政權（如農村的村莊與城市的社區）推動成立的也屬于這一范圍；[2]另外，這類組織雖然不包括與政府聯系緊密的"工青婦"等群團組織，但包括由這類組織利用政府以外的資源推動成立的組織。二、公益性。這類組織不是營利組織，而是非營利的服務組織；三、直接性。這類組織將直接為農民工提供培訓、咨詢、維權、娛樂等服務，不包括間接服務于農民工的組織，如一些研究機構、政策倡導組織等。四、針對性。這類組織主要針對農民工及其家庭開展業務活動，不包括在部分工作涉及到這類群體的組織。

自1994年始，福特基金會在中國資助了一批研究農民工的項目，涉及到農民工的外出動因、規模、影響、生活、就業、權益與健康等各方面。這些研究項目與關注農民工的研究人員一起，不僅推動了農民工現象本身的深入了解，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將農民工的話題變為公共話題，成為更多組織、人員與資源卷入其中的前提。

1995年，世界第四次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期間舉辦了"非政府組織論壇"。在某種意義上，"是世婦會將非政府組織的概念介紹到中國"，"它大大促進了中國婦女非政府組織的創建活動"（劉伯紅，2001）。在這種背景下，1996年4月，《農家女百事通》雜志社設立了第一個為女性農民工（打工妹）服務的非政府組織："打工妹之家"。無獨有偶，隨著國際上對勞工權益及婦女弱勢地位的關注，90年代初在港澳臺地區也成立了一批關注勞工問題的非政府組織，而一些資助機構也開始資助對勞工問題的研究及對勞工本身的幫助。1996年，專門為女工提供服務的"女性聯網"（Chinese Women Network ）在香港注冊成立，同年，它與深圳南山區總工會合作成立了"南山區女職工服務中心"。[3]"南山區女職工服務中心"與"打工妹之家"這一南一北兩個組織是公開的報道與介紹中成立最早、到現在仍在運作的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它們的成立，是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從無到有的重要轉折點。

從1994年開始，關于農民工的研究文章逐漸增多。由于在此期間啟動的研究項目大多數為實證研究項目。研究人員不僅要親自進行實地調研，而且要和一些與農民工有關的組織溝通與合作，如工青婦群團組織、勞動部門、學校等。于是，一些研究者在進行研究工作的同時，"自身也介入了幫助農民工的活動中去"[4]，并幫助成立了一些農民工非政府組織，例如1999年成立，2000年6月在一家研究機構下掛牌登記的"流動人口教育與培訓研究中心"。由于農民工話題較以前得到了更多的關注，一些由農民工自發成立的組織甚至是個人的活動也開始進入研究者、政府機構及公眾的視野。在這方面典型的人物是1996年即開始在珠三角地區專門為農民工打官司的重慶律師周立太，而典型的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則是在1998年8月由個人成立的"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5].

從1996年到1999年，是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農民工非政府組織開始成立而且得到關注。然而這一階段的重要性還在于：雖然一些地方政府還在采取歧視限制農民工的政策，但是一些資助機構、政策推促組織、研究者、社會活動人士等在農民工問題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農民工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公眾話題。這不僅有力地推動了政府政策的轉變，而且為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在下一階段的快速發展打下了良好的輿論、組織與知識基礎。

從2000年開始，中央政府對農民工的政策更加積極，進入有學者所稱作的"公平流動"時期（白南生、宋洪遠，2002）。也正是大約從自2000年開始起，農民工非政府組織進入快速發展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與前一階段相比，具有如下四個特點：

一、更多的資助者開始關注農民工問題，并且加大了支持力度與資助范圍，表現出從資助一些純研究項目到開始資助（成立）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特征。例如，上文提到的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正是在2002年初獲得了第一筆境外資金，從而由放棄了以前的收費服務而徹底轉變成為公益性的非政府組織。而香港樂施會在2000年前后加大了對大陸勞工項目的支持力度，支持了一大批組織，包括上文提到的"打工妹之家"、"南山區女職工服務中心"與下文將提到的在北京的"農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打工者之家"與在深圳的"工友書屋"[6]等。

二、國內更多的組織與人員不斷加入關注與幫助農民工的群體，包括媒體、大學生（社團）[7]、志愿者與基金會等。這些力量雖然不屬于本文的分析范圍，但它們與農民工非政府組織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媒體可以擴大這些組織的影響與公眾知名度，大學生（社團）與志愿者則成為它們可資利用的重要人力資源，而一些基金會則可以成為公眾向農民工捐助的平臺，起到了良好的橋梁作用，如在1989年3月成立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2004年發起的為農民工子女的捐資助學活動。[8]

三、政策的轉變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輸入地）公開認可甚至幫助自發成立的農民工服務組織。例如2000年10月在青島成立的"小陳熱線"得到了當地政府部門與媒體的大力支持，而且2004年2月還被允許在當地的民政部門注冊[9].另外，一些輸入地政府甚至開始認可并扶助由農民工自發組建的老鄉會等非政府組織，這在2000年政策轉變以前是難以想像的[10].例如，2004年5月福建省石獅市的政府部門允許江西省德安市來的打工者自發組建"德安打工者協會"[11].

四、農民工非政府組織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加強。在一些資助與研究機構的推動下，從2000年開始，各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得到了較多的研討與培訓的機會。這些機會不僅使它們加強了能力，擴展了視野，而且成了之間溝通交流的平臺，使散落在全國各地的孤島式的它們能夠形成網絡，從而以整體的姿態在農民工的維權與服務中發揮作用。例如，2000年12月，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與其他部門合作在廣州舉辦了題為"服務與創新：外來工社會政策研討會"，2001年6月，又在深圳舉辦了題為"珠三角外來女工培訓研討會"，吸引了較多的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參加。而上面提到的"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的創辦人之一在采訪中也談到2000年12月參加"北京大學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主辦的"婦女法律援助研討會"才使他意識到"自己并不孤立，在中國有很多人在做著與自己相似的事情。"此后，"他還應邀參加過多次這樣的會議"。

近年來，由于政府政策與公眾輿論環境的不斷好轉，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數量增加得很快。有報道指出，從2002年開始，珠三角地區專門為農民工免費維權的非政府組織進入蓬勃發展階段，從2002年至2003年間，一年內新成立的此類組織有10多個[12].珠三角這類組織的增多與境外一些機構資助力度的加大有很大關系。如果說這是這種變化是第一階段延續的話，那么一些由輸出地或輸入地的基層組織或群團組織支持成立的非政府組織的在第二階段的出現，則代表了這類組織的新類型及發展的新方向。在一些外來人口聚居的輸入地，由于在外來人口的管理與服務上人手與經費的缺乏[13]，一些基層組織如街道與社區（也包括輸入地的村級組織）設法組建了外來人員自我管理與服務的協會等農民工非政府組織，例如，2002年4月在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鎮陳宅旺村成立了"外來人口協會"[14].在輸出地，一些群團組織及基層組織也積極地推動成立了一些保護及服務于本地外出農民工的非政府組織。如2000年3月四川省金堂縣婦聯在外界的支持下成立了"打工妹服務中心"；2001年赤峰市婦聯推動成立了在北京的"打工者之家"；而據新聞報道稱：2004年5月湖北省武漢市江夏區株山村注冊成立了村級"農民工維權服務中心"[15].

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第二階段目前尚未結束，隨著越來越多的機構與人士加入到幫助農民工的群體中，隨著政府積極政策的普遍推行，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幾年中將會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生長與發展起來。

三、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類型

上一部分簡要回顧了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軌跡，這一部分將按一定標準把它們分成不同類型，并分別介紹。

（一）分類框架

在中國政府的政策文件中，可歸為非政府組織的有三類：社會團體、民營非企業組織（以下簡稱"民非"）與基金會（或慈善會）。在農民工非政府組織中，目前還沒有出現專門為其提供服務的基金會（或慈善會），所以，本文中的農民工非政府組織都可劃分為前兩類。社會團體指是"指中國公民自愿組成，為實現會員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它們大多以"協會"、"聯誼會"等字樣命名。民非指"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16]在農民工非政府組織中，它們多以"服務中心"、"××之家"等命名。但由于政策原因，許多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并沒有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而且很多組織同時兼有社會團體與民非的特點。所以，本文將不采取這種官方的分類模式，而是根據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特點，實行如下三種分類形式：

1、從成立形式看，可分為自發型與外生型。自發型指由農民工群體自身產生，同時又服務于農民工的非政府組織。上面提到的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農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德安打工協會"與"株山村農民工維權服務中心"等都屬于這一類型。外生型指由關注農民生存及權益狀況的機構或社會人士成立的服務于農民工的組織，如"南山區女職工服務中心"、"打工妹之家"、"流動人口教育與培訓研究中心"與陳宅旺村的"外來人口協會"等都屬于這樣的組織。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際運作中這兩類組織有相互融合的趨向，表現為自發型積極地尋求外部我援助而外生型也吸收農民工為志愿者或會員來進行自我服務。

2、從服務對象的基本特征來看，可分為普遍型與特殊型。普遍型指服務對象不區分性別、職業、身份與來源地的組織，如上文的農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小陳熱線等；特殊型指服務對象區分性別、職業、身份與來源地的組織。目前主要有三類這樣的特殊型組織：一類專為打工妹服務，如"南山區女職工服務中心"、"打工妹之家"等；一類專門為特定來源地的農民工服務，如"金堂縣打工妹服務中心"、赤峰市婦聯在北京成立的"打工者之家"[17]、"德安打工者協會"等；還有一類是為農民工子女服務的組織，如"流動人口教育與培訓研究中心"（注：另外它還為打工妹與農民工子女家長服務）。顯然，由于目前沒有出現全國性的農民工非政府組織，所以廣義地說所有組織都是特殊型組織，因為它們至少是僅為某一城市（地區）的農民工服務的。

3、從服務內容來看，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服務內容主要集中在如下四方面：權益維護、培訓咨詢、援助服務與文娛交流。因而，邏輯上講，可以將它們按主要服務內容分為維權型、培訓型、援助型與文娛型。雖然在實際中，大多數組織都涉及到這些內容的兩個或多個方面，都可以看成是綜合型或半綜合型組織，但為了區分起見，本文中還是試圖按各自的特色項目活動將它們分為上述四個類型。維權型主要幫助農民工維護他們在雇傭關系中的合法權益（如拖欠工資、工傷賠償、性騷擾和人身傷害等），采取的方式有協商談判、法律訴訟、新聞報道等。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北京的"打工妹之家"也將維護打工妹（如家政服務員）的權益作為主要活動內容之一。[18]第二類是培訓型組織。這類組織主要通過培訓、講座、咨詢、散發宣傳冊等形式來對農民工進行技能、法律知識、健康知識、求職技巧、城市生活常識等方面的教育與培訓。上文中提到的"南山區女職工服務中心"、"流動人口教育與培訓研究中心"等是這一類型的代表；第三類援助型組織的特征是為對由于突發事件（如交通事故、疾病等）而處于困境中的農民工進行物質方面的援助，例如向他們提供救濟金、發放藥品等。由于大多數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援助實力還比較弱，所以目前還沒有以此基礎上活動為主要服務內容的組織，[19]但已有一些組織在活動中已涉及到了這一方面，如南山區女職工服務中心、打工妹之家等；第四類文娛型組織指定期開展文娛交流活動，如通過舉辦晚會、演奏會、集會、參觀等活動來滿足農民工休閑及社會交往的需要。上文的農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又名"打工青年藝術團"）是這一類型的典型代表，當然它的活動內容還包括其他方面。

上述三種分類都比較粗略。如果將這三種方式放在一起進行交互分類，還可以分出很多小類，如外生型打工妹維權組織、內發型××地區打工者維權組織，等等。但由于很多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在具體的活動內容上都體現出綜合性的特點，所以，對其中的典型代表進行個案介紹也許更有助于我們對這類組織的了解。

（二）不同類組織的個案介紹

本部分并不打算窮盡上述所有類型的組織，而是選取比較有代表性個案進行介紹。選取的標準是：（1）具有代表性；（2）基本能維持日常運作；（3）具有探索意義。由此而選出個案包括：南山區女職工服務中心、打工妹之家、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流動人口教育與培訓研究中心、農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赤峰市婦聯北京打工者之家。

1、南山區女職工服務中心[20]

（1）1996年，香港非政府組織"女性聯網"與深圳南山區總工會合作成立了"南山區女職工服務中心"（下簡稱"南山中心"）。南山中心的主要工作內容包括：①培訓咨詢活動：中心以開辦講座、開設熱線和現場咨詢的方式為女工提供相關法律知識；培訓義工使其成為女工的領袖及組織者；開辦各種提高女工文化素質的培訓班，如英文班、白話班、舞蹈班、手工藝班與電影欣賞課等；編輯刊物《姊妹蜜語》以提高女工的自我表達能力和文學修養，每期1000冊；前往工廠宿舍開展類似的培訓咨詢活動；②文娛交流活動：組織了多種女工互助小組，如英文互助組、談天說地組、愛心探訪隊等；在培訓義工的基礎上在工廠內部組織女工互助小組；女工之間的相互了了解和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3月，女性聯網又與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及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共同合作開辦了"女職工流動服務中心"（即"婦健快車"），利用一輛有17座的中巴車為深圳外圍的三個工業區（寶安、西鄉、公明）的女工們提供服務。活動內容主要是培訓咨詢活動：用廣播、展板、派發單張和小冊子、游戲等方式向女工提供衛生健康、職業安全、約會異性、勞動法規、女子自衛術與性騷擾等方面的知識；提供有關健康與勞動權益等方面的現場咨詢。

（2）南山中心的特點是：①它是一個由境外NGO （女性聯網）與本地組織（深圳南山區總工會、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合作推動成立的農民工非政府組織；②專門向女性農民工提供服務；③主要服務內容是各種培訓咨詢活動；④提供服務的形式考慮到女工工作與生活的特點，如前往工廠宿舍開展活動，以中巴車這種流動服務的形式向流動農民工提供服務；⑤以組建互助小組與培訓義工的方式來實現服務對象的自助與互助。

（3）項目成效：到2001年，中心已累計發展會員600多名，其中活躍義工有50人；通過各類活動接觸的女工達10000人，通過宿舍探訪工作接觸的女工約1000人；獲得服務的女工人數平均每月達180人，勞動法咨詢每月平均有25個；有25名義工接受了中心的培訓，其中有3名已成為女性聯網的全職員工："婦健快車"活動也得到了女工們的認可，有一些女工聽到消息后主動來尋求幫助。

2、打工妹之家[21]

（1）1996年4月，《農家女百事通》雜志社（《中國婦女報》主辦、全國婦聯主管）在北京成立了"打工妹之家"，自稱為"中國最早服務打工妹的NGO 組織"。打工妹之家開展的活動有：①維權活動：2002年成立了打工妹維權小組，設有專職維權干事，擁有十多名志愿律師以及來自高校法律系的學生志愿者，為打工妹提供法律援助。目前這已成為打工妹之家的主要工作；②培訓咨詢活動：開辦初中課程的文化實習班與電腦等技能培訓班；為打工妹提供心理、生活、就業等方面的咨詢服務；每周末舉辦法律、兩性關系、健康與心理等方面的講座；編輯非正式刊物《打工妹通訊》；2003年7月開始對家政服務員進行上崗前的法律維權、公民權利和行業技能培訓；③援助活動：1999年設立"打工妹緊急救助基金"，向社會公開募款，為打工妹提供緊急救助；④文娛交流活動：招收打工妹會員，以會員為基礎每兩月開展一次大型聯歡和戶外郊游活動。

（2）特點：①是一個由中國非營利組織（《農家女百事通》雜志社）推動成立的組織；②專門為女性農民工（打工妹）提供服務；③工作內容以維權活動為主；④利用自身媒體資源豐富的優勢為農民工提供服務，并積極進行政策倡導活動，例如召開研討會、出版文集、新聞報道等；⑤探索以社會募捐的形式對打工妹進行援助。

（3）成效：自成立以來已經開展了上百次活動，成員發展到600多名；接待海內外數十家團體及學者的訪問，并被多家媒體廣泛報道；2002年《農家女雜志社》又在其基礎上創辦了《打工妹》雜志，以傳遞打工妹的聲音并進行政策倡導；獲打工妹緊急救助基金救助的打工妹已達26名。

3、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以下簡稱"服務部"）

（1）1998年8月，一名"打工仔"與一名法律工作人員聯合在廣州市番禺區開辦了服務部，為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提供勞動權益保障和法律文書寫作服務，并收取少量的服務費，以維持服務部的運轉。2002年初，服務部收到第一筆境外的援助資金，隨后停止了經營性質的服務收費，徹底完成了從個體工商戶到NGO 的轉變。服務部的開展的服務活動主要有：①維權活動：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如免費訴訟代理；②培訓咨詢活動：開辦打工權益熱線進行法律咨詢服務；邀請法學專家、律師、政府官員等人士舉辦法制講座；以工傷探訪的形式來提供法律咨詢與法律援助服務；2001年開始編輯出版《工友通訊》并免費贈閱（每期1000冊），并編寫出版打工者權益圖書，宣傳法律知識以培養農民工的法律意識；2002年開辦打工青年文學培訓班。

（2）特點：①由農民工自發組建；②以維護法律權益、宣傳法律知識、培訓法律意識為主要的服務內容。③積極主動地向需要者提供法律援助，如開展工傷探訪活動。

（3）成效：接受法律援助的受益者遍及整個珠三角，同其建立聯系的外來打工者達到5000人，在打工人員中享有比較高的威望；曾被國家和地方的電視臺、電臺、報紙等新聞媒體多次報道，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每天都有來自廣東各地的打工者到服務部投訴和咨詢，同時每天服務部收到大量打工者的來信。

4、流動人口教育與培訓研究中心[22]（以下簡稱"中心"）

（1）中心由一名研究農民工問題的學者于1999年12月創辦，地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區四季青鄉高莊（一個流動人口聚居的地方）。2000年6月，中心在一家研究機構下正式掛牌成立。中心的主要服務內容有：①培訓咨詢活動：利用大學生為志愿者為農民工子女講課（支教）；中心有圖書館、教室等地供農民工子女利用；邀請專家為學生家長（農民工）開辦健康、法律、心理、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講座；為打工妹提供基礎教育（如掃盲）、衛生健康、法律知識等方面的培訓；②文娛交流活動：豐富農民工子女的課外文娛生活，如進行智力競賽，成立音樂、美術等興趣小組，參觀郊游，開展體育活動等；為打工妹提供各種休閑活動，并向其提供相互溝通交流的場所。③援助活動：在2003年SARS期間，免費向農民工及其子女贈送口罩、溫度計、消毒液等醫療用品；

（2）特點：①由關注農民工及其家庭的研究者推動成立的；②為農民工子女、學生家長與打工妹等特殊人群進行服務；③主要開展為針對目標群體的培訓咨詢與文娛交流方面的服務；④是一個扎根于農民工聚居社區的非政府組織。

（3）成效：通過為農民工舉辦學習班進行掃盲，幫助200名農民工脫盲；為社區中的農民工組織、舉辦專家講座數十次，涉及就業、維權、衛生保健、子女教育等方面，受益人數達千人；為社區內的356名農民工子女提供課余學習場地及輔導，周末組織農民工子女開展活動上百次。研究與實踐相結合，通過對農民工子女的調研與行動研究對相關部門進行政策倡導。

5、北京農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23]（簡稱"農友之家"）

（1）2002年5月，幾位農民工在北京組建了一支"打工青年文藝演出隊"，后來發展成為"打工青年藝術團"；2002年11月，以"打工青年藝術團"成員為主的"農友之家"成立，為農民工開展法律咨詢、電腦培訓、互助圖書館、社區快報等服務；2004年2月，農友之家在所在地--海淀區肖家河社區的居委會的支持下登記注冊為"肖家河打工者文化教育協會"。2004年，農友之家又在北京市朝陽區東壩鄉流動人口聚居區新開了兩個項目點。農友之家的主要服務有：①文娛交流活動：開展文藝活動，到建筑工地、農民工聚居處與農民工子弟學校等地演出，致力于打造"打工者的精神文化家園"；2003年以來，農友之家設立圖書館，并開展"打工者周末小劇場"、"工友論壇"、"打工者創業論壇"等活動，為打工者提供心理溝通與經驗交流的場所；②培訓咨詢活動：開展系計算機、義工、合唱、法律、英語等方面的培訓活動；2004年開通"工友熱線"提供咨詢服務；主辦并發行免費訂閱的報紙《社區快報》。

（2）特點：①農民工自發成立的組織；②以文藝演出的方式來為農民工提供文娛交流方面的服務；③與城市社區有非常良好的合作，并在社區居委會的名義下正式登記注冊。

（3）成效：文藝演出目前打工青年藝術團的文藝演出已達200余場，直接受益人數達到2萬余人；三個項目點附近的潛在受益者（農民工）有4萬多人；所出版的《社區快報》目前已達12期，每期1000份；2004年7月又與唱片公司合作公開發行了專輯《天下打工是一家》。

6、赤峰市婦聯北京打工者之家[24]

（1）赤峰市婦聯為保障其組織輸出的赤峰打工妹在北京的合法權益，2001年在香港樂施會的資助下在北京市豐臺區方莊成立了"打工者之家"；同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助下，在赤峰市紅山區（城區）又成立了"打工妹活動中心"；2004年10月，由于工作得到赤峰市政府的認可，在香港樂施會的資助停止后，打工者之家獲得了赤峰市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的資金支持。打工者之家的主要服務內容有：①文娛交流活動：每周末舉辦娛樂、座談等活動；節假日組織戶外參觀郊游活動；②培訓咨詢活動：開辦法律、健康、電腦等方面的講座；設立書架供打工妹借閱；開辦家政服務員技能培訓班；編輯出版月刊《塞外打工妹》并免費贈閱（500份/期）；③維權活動：在打工妹（主要是家政服務員）與雇主間進行協調，爭取并維護打工妹的合法權益；工作人員對打工妹的工作地點進行探訪，及時解決權益受侵害問題；④與赤峰市"打工妹活動中心"進行信息溝通、交流聯誼等活動。

（2）特點：①由輸出地婦聯推動建立的組織；②專為在北京的赤峰市女性農民工（打工妹）提供服務，其中有一部分為少數民族；③通過打工者之家、打工妹活動中心與婦聯組織，建立了"輸出－輸入地"間的聯系，甚至在兩地的打工妹之間也催生了社會網絡；④爭取到了政府的支持，實地了自身的本地化與可持續發展。

（3）成效：從2001年至2004年底，累計開展活動150余次；開展"赤峰－北京"兩地的打工妹交流活動3次；開展培訓班10期；出版《塞外打工妹刊》20余期；直接受益的打工妹已達1000多人，通過刊物、社會網絡等間接受益的人數達到3000多人。

四、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經驗與挑戰

從上文的歷史回顧與個案介紹來看，中國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無論是組織數量、活動資金、雇用人員，還是資源動員能力與服務的人數，規模都比較小。從可掌握的資料來看，這類組織的數量估計在30－50個左右。一般來說，它們正式雇傭的工作人員為2－3人，每年能動員的資金在50萬元以下，直接受益的人數多的有幾千人，少的只有幾百人。但是，這類組織的出現卻為中國農民工問題的解決創造了積極的經驗。總結起來，這些經驗包括：

1、與其他類型的非政府組織一樣，這類組織創造了一種新的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模式，也就是非政府非營利模式。它們一般來說規模較小，機制靈活，又具有較強的有創新性，與其他組織相比具有一定的優勢。雖然中國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離不開政府也離不開市場，但是這類組織的出現卻可能使得這個問題的解決有了第三套、第四套以及第×套方案。

2、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出現，尤其是農民工自發成立的非政府組織，例如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農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與德安打工協會，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將農民工視為"窮、愚、弱、散"等外在偏見，說明了農民工是一個能動的群體，在外界賦予制度或資源條件的情況下，他們能夠自我組織、動員起來解決自身的問題。

3、一些組織在自身的項目理念中引入了性別、教育與民族等社會發展方面的重要內容，使得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在整體上的理念上具有重視社會公平、社會融合等特點，為其他項目以及未來成立的該類組織提供了參照。

4、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為各種社會資源的介入起到了"搭臺唱戲"作用。幾乎在每一個農民工非政府組織，我們都可以看到研究人員、媒體、律師、大學生或志愿者等參與和服務。這種新的動員社會資源的方式有可能克服政府能力不足的困境。

5、一些農民工非政府組織與當地的政府、社區基層組織以及其他（半）官方的組織建立了共贏的合作關系，為它們自身的發展以及農民工問題的解決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南山女職工服務中心就是香港非政府組織與當地的深圳南山區總工會合作成立的；農友之家文化發展中心在2004年以社區居委會為主管單位，實行了某種形式的合作；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鎮陳宅旺村主動推行成立的"外來人口協會"；赤峰市婦聯推行成立的北京打工者之家，在外部援助中斷后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但是，農民工非政府組織也面臨著較大的困難與挑戰，包括：

1、它們主要依靠外部援助來生存，如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南山區女職工服務中心與打工妹之家等，還沒有充分動員本土的資源，使得它們一旦沒有了外部援助，生存就會落入非常困難的境地。這些一方面與國家對非政府組織的政策相關，但另一方面也與這類機構本身的力量較弱也有關系。

2、雖然近年來這類組織的數量增長很快，但都分散在不同的地區與領域，而且相互之間還沒有形成合力，使得本就稀缺的資源得不到整合而不能充分利用。例如相對而言，珠三角與北京地區這類組織較多，而且它們之間也建立了溝通與聯絡，但是還沒有在具體的活動中形成緊密的合作。但是，走向合作也存在資金、人員與項目活動整合的問題，這對目前還主要依賴外部援助的這類組織來說有較大的困難。

3、目前，多數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在人力資源上還存在工作人員（包括志愿者）流動性大、經驗不足等問題。這一方面使得這些組織難以真正被服務對象（農民工）認可與接納，從而損害了服務的效果，另一方面使得它們很難培養出的長期為農民工服務的工作人員。

4、雖然依賴本土資源、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是這類組織較好的選擇。但是在農民工本身融入城市社區就很困難的外部條件下，作為服務于農民工的組織在與政府及其他組織（尤其是城市與輸入地）的合作也將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這不僅需要外部環境的轉變，也需要它們自身的努力。

5、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目前僅限于社會團體與民非兩種，尚未出現專門為農民工服務的基金會與慈善組織，而后者是向社會募集資源并對農民工進行援助的重要平臺。這類組織的缺乏使得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在動員社會資源上受到了限制。可喜的是，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2004年在這一領域的介入可作為這種發展方向的一個好的開始。

五、小結與建議

本文對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生長環境、發展軌跡、存在類型以及經驗與挑戰進行了的描述與分析。目前，農民工非政府組織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數量少、力量弱、抗風險能力差，但是它們的出現與發展卻為中國農民工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積極的經驗。為進一步促進這類組織的發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提高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利用本地（社區）資源的能力。一方面，農民工非政府組織開展活動時應積極尋求政府部門與社區民眾的幫助，另一方面后者也應認可并以各種方式支持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存在與發展，包括設立相應的職能部門，向這類組織提供場地及資金等措施，等等；

（二）成立全國性或地區性的農民工非政府組織或為它們服務的支持網絡，如珠三角農民工服務組織協會等，以整合現有的資源；

（三）組織對農民工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的培訓，同時鼓勵這類組織從農民工中招收工作人員與志愿者，以保持這些組織中人員的穩定并提升其人力資本；

（四）成立援助農民工的基金會或慈善組織，對由于突發事件（如工傷、疾病、事故等）而處于困難境地的農民工進行救助。政府也可以考慮對使用農民工的企業強制性地征取相關費用，并以此為基礎建立公共基金。 參考書目：

白南生、宋洪遠等，2002，《回鄉，還是進城？--中國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研究》（第163－172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劉伯紅，2001，《中國婦女非政府組織的發展》，選自趙黎青主編《非營利部門與中國發展》273－278頁，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

潘維，2003，《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商務印書館

王名等，2001，《中國社團改革--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俞可平，2000，《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選自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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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些學者認為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與GDP 增長、與政府的積極態度呈正相關關系，在這方面最典型的為日本學者岡室美惠子。請參見《中國社團改革--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第59－60頁。

[2]有學者認為，農村基層行政機構與國家或中央政府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不僅是政府，而且是社會的一部分"。請參閱潘維著《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第16頁。

[3]請參閱：余曉敏著《香港中國女性聯網》

（http://www.help-poverty.org.cn/helpweb2/

ngoyj/ngoyj19.htm）。另注：本文所有互聯網引文的最后瀏覽日期均為2005年1月5日。

[4]2003年初，筆者曾對國內研究農民工的十余位專家進行了訪談。部分訪談陸續發表在2003年《讀書》雜志的第7期、第9期與第11期上。

[5]對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下文亦有詳細介紹，同時請參閱：《援助外來勞工：一個中國NGO 的夢想與困境》，《東方早報》2003年12月22日；鄧雅莉、王金紅著，《中國NGO 生存與發展的制約因素：制度與資源分析--以廣東番禺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為例》，華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2003屆碩士論文。

[6]工友書屋由幾位農民工與大學生2003年8月在深圳開辦，主要為農民工提供圖書借閱、講座、文娛活動等服務，成立時得到了香港樂施會的資助。詳細介紹請參閱《打工仔大學生義務開設"工友書屋"》（深圳新聞網10月28日，

http://www.sznews.com/n/ca600288.htm）。

[7]大學生（社團）為農民工服務最早出現在1998年前后，例如，首都師范大學的"晨曦社"、北京師范大學的"農民之子"等。另外，很多大學生也參與到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中，例如本文中提到的"流動人口教育與培訓研究中心"的活動就有很多大學生志愿者參與。大學生為農民工服務的形式主要有為打工子弟學校支教、開展為農民工服務的活動（如募捐）等形式。

[8]請參閱《關注農民工子女讀書，希望工程啟動助學進城計劃》（中華網2004年1月14日，http://news.china.com/zh_cn/culture/edu/

10000941/20040114/11604857.html ）。

[9]"小陳熱線"主要為在青島打工的人員提供公益性的維權咨詢服務，包括法律、求職等方面，資金主要來源于主辦者的個人工作收入。請參閱：《打工者開辦個人維權熱線3年聆聽傾訴萬余次》（新華網山東頻道，

http://www.sd.xinhuanet.com/news/

2004-05/08/content_2091935.htm）

[10]一些地方民政部門將打工者協會與老鄉會、氣功類協會等并列，限制其登記注冊。

[11]德安打工者協會公開召開了成立大會，并選出了協會會長、副會長，通過了協會章程和一系列相關制度，主要目的是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詳細介紹請參閱：《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打工者協會在閩成立》（中廣網南昌5月9日消息，

http://mail.tainfo.cn/~zhaoming/show.php?id=2726）。

[12]請參閱：《珠三角：一年冒出10個NGO 》（《中國經營報》2003年12月23日）

[13]尤其是近年來國家逐步取消了對外來人口的各種收費項目。

[14]浙江省瑞安市塘下鎮陳宅旺村是一個本地居民不到1000人的沿海小村，但村里卻有工廠29家，外來人口1500余人。2002年4月1日，外來人口協會正式成立，被定性為非贏利性、非政治性的群眾組織，為外來人口提供咨詢、維權、援助等服務。外來人口中已有1450多名成為協會的會員。協會的成立是由于當地部門治安經費嚴重不足而"逼出來的嘗試"。請參閱《外來工自治組織初現浙江瑞安》（《南方周末》2002年7月4日）。

[15]該中心對全村外出的600多名農民工建立檔案，進行全年跟蹤服務。同時，向區勞動力市場推薦想外出打工的農民就業。請參閱：《首家村級農民工維權組織在株山成立》（《湖北日報》2004年5月20日）。

[16]請參閱《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1998年10月25日國務院令第251號發布），《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1998年10月25日國務院令第250號發布）

[17]2002年，內蒙古赤峰市婦聯利用香港樂施會的資金在北京成立的為赤峰市在北京打工的農村女性服務的組織。下文將有詳細介紹。

[18]維權型組織的發展一方面與農民工對維權服務有較大的需求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境外資助組織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有關。

[19]這也和目前沒有專門為農民工服務的基金會或慈善組織相關。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基金會開始介入這一領域，如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在2004年實施針對的農民工子女的助學活動，這應該是一個積極的開始。

[20]對該組織的介紹本文主要參閱了《香港中國女性聯網》（余曉敏，2002）與《"在這里我找到家的感覺"》（《南山日報》2003年3月6日，

http://www.szns.gov.cn/szns_old/nsxw/nsrb/0303063.htm

[21]對該組織的介紹本文主要參閱了它的網站，見

www.nongjianv.org/club/dongtai/

[22]對該組織的介紹主要來源于筆者對該組織的了解以及它的一些內部資料。

[23]對該組織的介紹本文主要參閱了《北京"農友之家"里的河北民工》（《河北日報》2004年9月15日），同時筆者還對該組織進行了電話訪談。

[24]本文的介紹主要來自于筆者對赤峰市婦聯及該組織負責人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