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是一個數量龐大而又十分特殊的階層。據保守估計，農民工有6000－8000萬人，他們亦工亦農，亦城亦鄉，非工非農，非城非鄉。顯然，農民工是我國政治穩定和發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我們考察公民政治參與時，不可忽略的重要階層。同時，農民工自身的特殊性也使現有的關于我國農民政治參與和工人（市民）政治參與研究的結論與農民工政治參與的實際狀態有著顯著的差距。

因此，考察農民工階層的政治參與狀況，既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又有著顯著的現實意義。一方面，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在流動中自身的政治素質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另一方面，他們的政治參與行為的特點是什幺？他們的民主政治權利能否在流動中得到實現？為了了解和回答這些問題，2001年春夏之際，我們在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市對農民工作了隨機性的問卷調查，一共獲取有效問卷753份。

一、“體制性邊緣人”：農民工的生存狀態

在考察農民工的政治參與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因為我們預設，農民工的政治參與與其生存狀態有著密切的聯系。

1.人口特征

1）性別：男性420人，占55.8%，女性333人，占44.2%。

2）年齡：絕大多數是年青人，18－35歲的年青人占了總數的69.7%。（詳見表1）

3）文化程度：絕大多數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半文盲有51人，占6.8%；小學有117人，占15.5%；初中有377人，占50.1%；高中或中專的有169人，占22.4%；大專以上有34人，占4.5%。（有5人未回答）

2.就業分布、流動年限和收入

1）就業部門分布：由于在調查前，我們預設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狀況與其就業的部門有關聯，因此，在調查時我們不僅調查了街頭的流動人口，還特意選擇了一個國有棉紡廠調查其雇用的農民輪換工。調查結果是，在國有或集體所有企事業單位工作的占22.2%；在個體、私營或“三資”企業工作的占26%；自己做生意的占18.2%；打零工的占25.2%；其它占6%。（詳見表2）

2）流動年限

調查對象中多數外出時間不滿2年的占32.3%；2－3年的有30%；4－5年的有15.8%；6－8年的有8.76%；還有12%的人外出年限在8年以上。（9人未回答）

3）收入水平

調查對象的收入水平主要在200－600元之間，占了總數的53.1%。也有一部分農民工收入較高，8%的調查對象月平均收入在1001元以上。（詳見表3）

3.社會生活

1）與城鄉社會聯系

農民工的戶口在農村，但是他們工作、生活都在城市。空間的距離、利益關聯的緊密性下降和自身的變化，使得農民工與家鄉的關注總的趨勢是日益下降或減少。對家鄉的事情持“很關心”態度的人，只有211人，占28%：“比較關心”的有225人，占29.9%：“關心一點”的有239人，占29.9%人；當然完全不關心的人所占的比例也不高，只占8.6%。

（還有1.8%的人未回答）。

城市生活、工作的經歷也在改變著農民工的思想觀念。他們對家鄉的社會認同程度在下降。比如，在問到“您現在對家鄉的風俗人情、觀念、行為等還看得慣嗎？”時，只有1/3多一點的人認為“基本都看得慣”；有47.6%的人回答“有些看得慣，有些看不慣”；有10%的人則回答“基本都看不慣”。（詳見表4）

與農民工對家鄉的關注和社會認同下降相反，他們對城市的喜愛程度較高。調查表明，農民工與市民的交往并不密切，與融入城市還有相當的距離。只有17.7%的人與市民有較密切的來往；45.9%的人與市民有交往，但只是一般的工作關系；25.2%的人很少與市民交往；有8.1%的人與市民沒有交往。這表明農民工還沒有進入到城市原生社會體制中去，市民和農民工之間的隔閡依然較深。這既可能有農民工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有城市和市民的原因。

但是，這并不妨礙農民工對城市生活的喜愛和認同。有27.8%的調查對象認為自己“很喜歡”

城市的生活，有36.1%的人認為“有點喜歡”城市的生活；而表示“不喜歡”的只有6.2%。

（詳見表5）因此，有近半數（45.7%）的調查對象表示希望把戶口遷到城市來。不希望的有16.1%。（詳見表6）值得注意的是，有相當一部分調查對象對這兩個問題持“無所謂”

的態度，分別占19.4%和37%。這可能和農民工在城市中的邊緣處境有關。

2）業余生活

農民工的業余時間多少不盡相同。一般說來，在工廠企業的農民工，業余時間較少，而且比較固定，而自己作生意和打零工的農民工，則業余時間較多，且自由支配程度較高。在選擇“如何打發工作之余的時間”時，排在前三位的是：“看電視、電影”，占52.7%：“讀書看報”，占45.8%：“聊天”，占40.1%。（詳見表7）在能夠看到電視的農民工中，電視劇、新聞時事和文娛節目最受歡迎。（詳見表8）

從上述調查和分析來看，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大多數農民工都是農村精英。從年齡和文化程度上看，農民工大多是農村中有知識的年青人。18－35歲的年青人占了近70%，而且其文化程度較一般農民要高。調查對象中的文盲數只占6.8%，顯著低于全國農村勞動力中文盲半文盲占15.3%的比例；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者分別占到50.1%和22.4%，大專文化者占4.5%，顯著高于全國農村勞動力37.4%、8.2%和0.2%的水平（中國農業年鑒，1994）。

第二，農民工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農民工進城的主要動機是掙錢，有72.8%的人將“掙錢”作為其外出的主要目的。從他們的收入情況看，絕大多數都提高了收入，改善了經濟狀況。這一點從他們的月均收入可以得到說明。他們中月收入在200元以上，即年收入在2400元以上的占88.3%，而2001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則為2366元。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農民工的收入水平高于平均數。月收入在600元以上的占35.2%，明顯高于2001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860元（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1年）。可見農民工中有相當一部分已經達到了甚至超過了一般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換句話說，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在城市生活有較為充分的收入保障。

第三，職業和生存狀態的邊緣化。從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來看，他們中多數在城市從事的是托達羅所說的傳統產業部門工作。這里似乎印證了托達羅的一個觀點：無技術的來自農村的工人首先會在所謂的“城市傳統部門”就業一段時間，再取得更加長期穩定的城市現代部門的工作。但是，這并非中只有農民自身的原因，還有體制性原因。由于戶口的限制，他們進城后面臨的是一個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他們只能在“非正式的勞動力市場”中尋求“城市剩余工作”。

工作和生活在城市里，使他們的生活方式也逐步城市化了。在工作之余，他們主要以“看電視、電影”、“讀書看報”、“聊天”和“逛街購物”來消閉。而在平時喜歡收看的電視節目中，排在前三們的是電視劇、新聞時事和文娛節目。在流動中，他們與城市大眾傳媒的距離也越來越接近。但是，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并不意昧著他們已經進入城市社會。這可以從他們與城市居民的交往狀況中得到體現。同時，農民工的利益缺乏有效保護。他們中78.9%的人明確表示同意“在打工的地方急需代表外來人員利益的組織或機構來代表和維護外來人員利益”這種說法。這恐怕是對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無助地位的最好詮釋。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想用“體制性邊緣人”這個概念來概括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狀態。

他們從事的是非農產業，但是身份是農民，他們居住生活在城市，戶口卻在農村。他們是亦城亦鄉，亦工亦農，非城非鄉，非工非農的邊緣人。而這一切都與我國城鄉二元社會體制有著密切的關聯。

二、流動的“政治人”；農民工的政治參與

在問卷設計中，我們選擇了以村委會選舉為主考察農民工的政治參與。一方面，選舉雖然不是考察政治參與的唯一的形式，但卻是一個重要形式。另一方面，村委會選舉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礎，也是廣大農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的最重要形式。同時為了全面考察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狀況，我們也設計了幾道問題，考察農民工在城市中的政治參與狀況。

1.農民工的政治特征

一般的講，公民的政治參與受政治參與的社會環境、公民自身的政治特征和政治參與對象的綜合影響。但是在調查中，我們比較方便了解的是農民工自身的政治特征及農民工對政治參與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參與對象的主觀印象，而對政治參與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參與對象的整體把握則不是問卷調查所能解決的。因此在這里，我們主要從政治認知和政治態度兩方面來考察農民工的政治特征。

1）政治認知。政治認知是指關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作用以及這些作用的執行者以及政治制度的輸入和輸出的知識和信仰。作為公民政治認知對象的，一般有政治象征、政治典則和政治程序等方面。

（1）調查對象中絕大多數能夠正確回答我國現任國家主席是誰，比例高達90.8%，對國外政治象征的了解雖然不如國內充分，但是也有64.2%的人能夠正確回答現在的美國總統是誰。

（2）農民工對政治典則的了解不如政治象征高。對與農民工經濟權益十分密切的《勞動法》，只有10.2%的人表示“非常了解”，54.1%的人只是“知道一些”，還有15.8%的人甚至“聽都沒有聽說過”。（詳見表9）同時，農民工對與自身政治權益密切相關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了解程度更低。只有7.8%的人認為“非常了解”，表示“聽都沒有聽說過”的則占26.3%。（詳見表10）農民工對《勞動法》在了解程度比《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要高，可能是因為《勞動法》與農民工的利益關聯更為直接。

（3）農民工對政治程序的認知程序較高。如，有81%的農民工認為村委會干部應該由村民選舉；認為不應該的只有3.3%。（詳見表11）

2）農民工的政治態度

政治態度是公民在主觀方面所具有的政治特征，主要包括政治關心、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和政治義務感。

（1）政治關心。農民工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政治表示了關注，有46.6%的人平時喜歡收看新聞時事類的電視節目。但是，農民工對家鄉事情的關注程度不高，表示“很關心”的不到1/3，“關心一點”的占的比例最高，有31.7%，8.6%的農民工表示對家鄉的事情“不關心”。在當村干部的態度上，“想當，并會積極爭取”的農民工只占1.8%，而選擇“無所謂”和“不相當”的比例超過了2/3.（詳見表12）考慮到新聞時事類電視節目主要反映的是宏觀政治，當村干部反映的主要是微觀政治，調查說明了農民工對關注政治的層次有了提高，也從反面說明家鄉的微觀政治與農民工的利益關聯在淡化。

（2）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公民對自己政治參與行為影響力的主觀評價。從調查來看，似乎存在一個矛盾。在回答“您認為能不能當上村委會干部由誰決定”時，60.2%的人選擇了“村民選舉”。（詳見表13）這說明，農民工對選舉對村莊領導人的產生的影響力是比較有信心的。但是在回答為什幺沒有參加選舉時，有196人選擇了“上面都定好了，選也白選”，還有67人選擇了“我的一票起不了什幺作用”。這種矛盾可能是農民工政治效能感的提高只是停留在觀念層面，在具體的政治參與行為時則很少表現出來。

（3）政治信任。調查表明，農民工對村民自治的認同程度較高。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村民自治是“農民群眾自己當家作主”；而認為是“走過場，搞形式”的不到1/4.（詳見表14）但是，農民工對城市政府和法院的信任程度不高。在問到“如果您在工作或生活中發生自己處理不了的問題時，通常會向誰求助”時，農民工選擇最多的前三個是：“朋友、熟人”、“同（老）鄉”和“家人、親戚”，比例分別為57.2%、47.9%和40.4%。而選擇求助“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和“法院（法庭）”分別僅占17.7%和10.4%。（詳見表15）這說明，農民工在有困難時，首先考慮的是依靠業緣、地緣和血緣關系（血緣、地緣關系重要性的下降和業緣關系重要性的上升也是很有意思的現象），而對政府和法律的信任度較低。這可能和農民工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等方面的權益得不到政府的有效保護有關。

（4）政治義務感。多數農民工的政治義務感較強。在問到“您認為農民進城務工經商需要不需要到城市管理部門辦理有關手續”時，有57.5%的人選擇了“需要”，選擇“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的占20.5%。而認為“不需要”的只有9.1%。

2.農民工與村委會選舉

從調查的情況來看，農民工參與村委會選舉的情況并不令人樂觀。表現在：

（1）農民工參與村委會選舉的比例是比較低的。村委會選舉是村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礎，是農民政治參與的重要形式。但是對農民工而言，只有145人參加過家鄉的最近一次村委會選舉，僅占有調查對象總數的19.3%，而沒有參加過選舉的則有599人，占79.5%。（詳見表16）

在沒有參加選舉的599人中，主要原因有：一是對選舉有關信息不了解。如有40.1%的調查對象選擇了“選舉時我不知道”來解釋自己沒有參與選舉。有24.7%的選舉了“對候選人不了解”。二是政治參與效能感低影響了農民工的參選。如有32.7%的人認為“上面都定好了，選也白選”。還有11.2%的人認為“我的一票起不到什幺作用”。三是對選舉與農民工的利益關聯不大。如有16%的人認為“選舉對我來說不重要”，有10%的人認為選舉太麻煩，還有8%的人認為“選了對我也沒有什幺好處。”（詳見表17）

（2）從參選的方式上看，不利于農民工真實意愿的表達。在參加選舉的145人中，有占52.4%的人是親自回村參加選舉的；請別人代投的有23人，占15.9%；函投的有21人，占14.5%；通過其它方式投票的有17人，占11.7%。（詳見表18）盡管村委會選舉并不需求一定要親自參加選舉，但是親自參加選舉比其它方式能夠更為真實的表達農民工的選舉意愿。

比如，委托投票雖然是法律所允許的，但是委托投票往往將選擇權交給了被委托人，委托人的選舉意愿是否等到尊重和表達則完全取決于被委托人。

（3）服從性參與的特點比較明顯。服從性參與是一種被動型參與，主要是由于受到他人命令、動員或暗示等而形成的。在回答“為什幺要參加選舉”時，62.8%的人認為“這是公民的義務”；28.3%人選擇了“村里要我參加”；有7.6%的是出于怕得罪人參與選舉。

而出于利益動機主動參加選舉的只有24人，僅占16.6%。（詳見表19）

3.農民工在城市的政治參與

城市是農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地，與農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多數農民工都希望參加城市的管理。有69.3%的調查對象認為，農民工應該參加城市的管理。（詳見表20）農民工對城市參與的愿望較高也和他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有很大的關系。由于在城市工作生活中，權益遭受侵害的情況經常發生，因此，農民工對“是否同意在打工的地方急需一定的組織或機構來代表和維護外來人員的利益”這種說法的同意率接近80%。

但是與農民工對城市參與的強烈愿望相比，他們對城市管理的實際參與狀況并不令人滿意。在回答“是否參加過城市管理，比如社區居委會選舉，參加群防（火、盜）等”時，有20.1%人回答“參加過”，回答“沒有”的則接近2/3.（詳見表21）農民工對城市管理的參與程度過低，既不利于農民工的利益表達和保護，也不利于城市政府對農民工的管理。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1.結論通過以上對農民工政治參與的描述和初步分析，我們大致能夠得出如下結論：

1）農民工的政治認知水平較高。調查表明，盡管大多數外出村民的作出外出決策時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經濟上的考慮。但是，城市不僅是人才、財富的聚集地，也是政治信息的聚集地，大眾傳媒也比較發達，城市的工作、生活經歷不僅給他們提供了在經濟上獲取更高收入的機會，使他們開拓了視野，增長了見識，也促進了他們的政治社會化，促進了農民工的政治認知水平的提高。

2）農民工的政治態度總體來看比較積極。一是，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政治表示了關注，如有46.6%的人平時喜歡收看新聞時事類的電視節目。二是，政治效能感較強。如60.2%的調查對象認為能不能當上村委會干部由村民選舉決定。三是，農民工的政治信任感較強。農民工對村民自治的認同程度較高，有超過一半的人認為村民自治是“農民群眾自己當家作主”。

四是，多數農民工的政治義務感較強。如，當問到“您認為農民進城務工經商需要不需要到城市管理部門辦理有關手續”時，有57.5%的農民工選擇了“需要”，選擇“有些需要，有些不需要”的占20.5%。而認為“不需要”的只有9.1%。

3）農民工的政治參與行為并不令人樂觀。一是，農民工政治參與的實際與其政治認知水平的提高和積極的政治態度不相當。二是，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狀況和其生存狀況一樣，也深深地烙上了城鄉二元體制的烙印，具有“邊緣性”的特點。這種政治參與的邊緣狀態是指，農村是農民工的戶口所在地，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是農民參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們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并不高；城市是農民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與農民工的利益有著密切的關聯，農民希望能夠參與城市的管理，表達和維護自己的利益，但是他們又不能很好地參與城市的管理。

2.政策建議

流動不僅改變了農民工的政治認知、政治態度等政治特征，也使其利益訴求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必然會在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的動機、目標指向上得到體現。因此，如何將一個為數龐大的階層的變化了的政治參與意愿通過制度化的辦法予以滿足，是政府必然考慮和解決的問題。否則，農民工就會通過非制度化的渠道來表達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從而造成政治不穩定，城市社會治安狀況的惡化就是一例。

當然，由于農民工是我國體制轉軌過程中的產物，有著其特殊性。因此，隨著體制轉軌的完成，這一特殊的階層必然向其它階層轉化而趨于消亡，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問題也就隨之不復存在。但是，轉軌過程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在些期間通過技術層面的創新，化解農民工政治參與中存在的問題，對于政治穩定和政治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修訂有關法規，為農民工參與城市政治生活開辟途徑。農民工因受戶藉關系等限制很難參與城市的政治生活，不能享有和當地人一樣的政治參與權利。建設修訂有關法規，使農民工能夠有條件地參與城市社區選舉和人大代表選舉。

2）提高農民工的組織化程度。一是，可以在農民工流入比較集中的社區建立農民工自治組織。二是，充分利用農民工中現有的自組織。這樣做，既有利于表達和保護農民工的權益，又方便政府對農民工的管理。

3）充分挖掘和發揮家庭功能。由于絕大多數農民工的家還在農村，因此，農民工關于村莊公共生活信息的獲取、利益表達等也大都是通過其家庭來實現的，家庭在村民自治與外出農民工之間扮演了“傳動軸”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兩者的有機銜接。因此，深入挖掘家庭的功能，會進一步緩解“民工潮”與村民自治之間的緊張。

1.阿爾蒙德、維巴：《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態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達爾：《現代政治分析》，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3.亨廷頓、納爾遜：《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

4.劉應杰：《中國城鄉關系與中國農民工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5.陶東明、陳明明：《當代中國政治參與》，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