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國內外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論述頗多，其理論體系也較為完備，本文通過對國內外眾多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理論進行整理綜合，著重將國內外文獻的研究成果結合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進行思考，并對其作一些簡單的評述。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 研究述評 啟示 國外文獻綜述與啟示 （一）劉易斯無限供給勞動力轉移模型 劉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勞動力”、“工資不變”和“資本家剩余”三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闡述了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欠發達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很低、收入僅夠維持生計的傳統部門；另外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超過傳統部門的城市工業部門；傳統部門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勞動力供給的彈性是無限的，因此工業部門只要支付略高于農村維持生計收入水平的工資，就會獲得無限的勞動力供應；二元經濟的發展表現為一個現代部門不斷擴張和傳統部門逐漸縮小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通過收入分配向利潤傾斜所導致的現代部門迅速的資本積累以及現代工業部門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力和經濟剩余來實現的（劉易斯，1989/1954）。 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的開創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對二元經濟結構的描述層面，而是由這種落后狀態推論出一種發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內容廣泛的對內對外經濟改革建議。然而，在劉易斯的觀點中忽視了農業自身的發展在二元經濟中的作用，所以，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一條工業化的道路，加速了農村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但是，當與轉移來的農村勞動力要素相結合的城市資本供給出現告急，或者說，城市資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勞動力要素向城市轉移的速度時，就會產生像我國的“農民工邊緣化”現象。 （二）費景漢-拉尼斯模型 針對劉易斯模型的缺陷，費景漢與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的三階段模型（John C.H.Fei，1964）。此模型假設由于制度性原因，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礎上將經濟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接近于零（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的機會成本很小），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由于存在“零值勞動力”，因此農業產出水平不會因為勞動力的減少而下降，勞動力的轉移不會受到阻礙。 第二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資”水平，農業部門存在“隱蔽失業”，在此階段，如果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那么隨著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產出水平將會下降，因而可能發生糧食短缺，并引起糧食價格上漲和工業部門工資水平上升，最終引起經濟增長和勞動力轉移過程緩減甚至停滯。因此，費景漢與拉尼斯認為需要保持農業生產率的同步提高，以此來增加農業剩余和釋放農業勞動力。 第三階段，當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上升到“制度工資”的水平，就意味著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由二元的勞力剩余型經濟轉化為一元的資本主義經濟。在這一階段，由于農業生產實現了資本化，因此工業部門要想通過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擴大再生產就必須在勞動力市場上與農業部門展開競爭，而競爭的前提條件是必須使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于或等于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水平，結果，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也將加速增長。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農村勞動力要素轉移的過程中，雖然考慮到了這種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時，會引起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的變化，從而促進了勞動力要素供需機制的形成，避免了劉易斯模型所帶來的這種局面：勞動力要素有足夠的動力流動，卻不能充分地和資本結合。換言之，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可以讓勞動力要素隨著資本聚集的速度流動（必要的時候還可能出現勞動力要素回流的現象，我國沿海一帶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這一點），從而讓勞動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資本結合。但是此模型有一個很強的潛在假定：即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要素已經和土地要素及資本要素充分結合了。這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不相符合，例如，鄧晰隆的研究成果測度出我國2003～2006年度農村生產要素綜合市場化程度平均為23.87％（鄧晰隆，2007），這足以證明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解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局限性。 （三）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 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決策是根據“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做出的，這種決策主要依據城鄉實際工資差距與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就業崗位的概率。由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根據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據實際城鄉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盡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業，農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勞動力市場嚴重失衡，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托達羅，1999/1997）。由此，托達羅認為，按照劉易斯模型采取資本向現代工業部門傾斜的工業化戰略并不能夠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相反應當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以縮小城鄉就業之間的不平衡，從而緩解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 從此模型中可以發現：實際上農村勞動力要素市場和城市勞動力要素市場存在著巨大差異，兩種市場的不兼容導致嚴重的農民工問題，這一點與我國戶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相吻合的。但是，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等構想在我國的實際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戶籍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農地承包制度”等關鍵問題的解決為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