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貧困文化是貧困地區長期文化貧困的后果。作為現代社會中的一種文化現象，貧困文化有其獨特的性質和功能，也體現在村民心理和行為的方方面面。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背景下，推進貧困地區的新農村建設，除了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方面的變革外，實施反貧困文化戰略，應當有著更為深刻的意義。

[關鍵詞]貧困地區；貧困文化；新農村建設；文化扶貧

在許多論述中，人們往往把“貧困文化”和“文化貧困”混為一談，但實際上兩者并不能等同。所謂“文化貧困”，主要是指貧困人口擁有的文化、知識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和自身發展的要求而呈現知識不足、文化不濟的狀況。它主要是從知識層面上來理解的，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的范疇。而“貧困文化”則主要是從文化形態上來理解，屬于價值理性的范疇。其中的“文化”遠非“知識”所能概括。奧斯卡·劉易斯認為，貧困文化是指一套窮人共有的規范和價值觀，是一個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標簽，是一個擁有自己的結構與理性的社會亞文化現象。從根本上說，貧困文化是長期文化貧困的直接后果。審視貧困文化，必須把它放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

貧困文化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文化現象，具有相對性。今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結構更加開放，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新舊意識形態不斷裂變整合，這加速了整體性和同質性社會的解構與重組，社會分化趨勢凸顯。而當多數人均處于中等及以上生活水平時，仍有一部分人固守田園、思想守舊，脫離了社會的主流，從而在封閉的環境中發展出了貧困文化。而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雖然很多原始部落和群體對土地很崇拜，在物質上也極為貧困，但由于社會分化不明顯，他們并未脫離社會生活的主流，因此不屬于貧困文化。

但貧困文化并不能與傳統文化簡單地劃等號。臺灣學者林松齡認為，在多數普遍存在著絕對貧窮的傳統社會，卻很少具有貧困文化的非物質文化特性。他更傾向于將貧困文化視作現代社會的一種亞文化。我們認為，傳統文化雖然是歷史的結晶，具有遺傳性，但也往往表現為強烈的現實性和變易性，并不是所有在歷史上出現的文化都可稱為傳統文化。由于我國特殊的歷史國情，尤其是長期城鄉二元結構的發展格局等，使得傳統思想意識影響深遠，尤其在貧困地區，貧困文化更多地受到傳統價值觀影響，表現出傳統文化的特色。而在發達國家城市“貧民窟”中出現的貧困文化，則不具備本國傳統的主要價值及其相關特性。

美國社會學家赫茲拉認為，文化起源于個人與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滿足。劉易斯也認為，貧困文化實際上是窮人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是窮人對自己低下的社會地位的反應。對長期處于貧困的人們來說，面對父輩們辛勤勞作卻無法擺脫貧困的事實，會產生一種“難逃貧困”的預期，并以此構建他們的思維和價值體系。就如包爾生所言：“在極其貧困的家庭里長大的孩子不會具有獲得和占有的欲望。他們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圍，或者即使表現出了某種超出常需的愿望，這種愿望也不過是一種癡想，永遠不會發展成為強烈的意志力量。”這樣，在預期貧困的內外部環境很難或根本不可能改善的情況下，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降低貧困標準，即依據自己過去的經歷和對幸福生活的理解確立自己的貧困標準，并進而執著于這種自認為有理由珍視的生活。于是就出現了“你認為我窮，但我不認為我窮”的主觀不貧困現象。通過貧困文化的調節，貧困者滿足了自身的心理需求和所謂的做人尊嚴。但同時，“當這種狀態變為一種習慣，人就會變得沒有遠見，滿不在乎，茍且度日”，形成一種不求進取的價值觀念，使貧困者陷入“自我設限”的藩籬，從而扼殺了其行動的欲望和潛能，使貧困長期存在乃至出現代際傳導。也正因為這樣，在貧困者的價值觀念即貧困主體的精神狀態不發生改變的條件下，單純靠向貧困者提供物質幫助的辦法難以完全消滅貧困現象，很容易發生貧困回歸。

雖然貧困文化作為貧困人口特有的一種生活方式，偏離了主文化價值，且有時由于受其影響，貧困者可能與社會其他群體產生隔閡甚至相互敵視。但一般來說，貧困文化的價值、信仰、規范，并不直接與社會的主文化對抗和構成威脅。況且，貧困文化對社會秩序具有一種保守的力量，因為貧民們不希望維持其生存的脆弱平衡被破壞。只有當這種平衡遭到外力嚴重破壞，且無法恢復的時候，他們才是社會秩序的破壞者和反對者。也只有在這個時候，貧困文化才可能是一種反文化。因此，任何反貧困政策必須適當考慮貧困文化的影響和作用——既要在一定時間內一定程度地維持其獨立性，又要逐步地引導其變遷和轉型。

貧困文化作為一種特殊的價值觀念和心理機制，是一個巨大的社會文化效應場。特別是其中的文化傳統有著強大的輻射和遺傳力。它常常表現為一種內控自制的慣性運動，使貧困者從自卑到自賤進而自足，并外化為愚昧的信仰和習俗，形成抱殘守缺的固定的心理習性，產生各種不同的社會特征和效應。

1生活方式陳舊而單一。在許多具有強烈自然經濟傾向的貧困地區，仍然延續著數千年沿襲下來的土里刨食、自給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在一些貧困農村，“吃一頓苞谷飯得婆娘坐月子”，冬春季節，村民根本就不吃菜，而是饃饃就咸菜打發日子。這一現象固然與經濟狀況不佳有關，但更主要的是村民認為在副食上花錢是種浪費。此外，人畜共居在部分村落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這種生活狀況不僅使得許多村民營養不良，生理素質較差。一旦生病，將可能導致許多家庭傾其所有。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極容易導致傳統上的滿足，使人形成消極無為、安貧樂道、不求上進的精神觀念，從而泯滅了他們追求新生活方式的欲望，排斥了他們的創業沖動，在生產發展中形成體力和精神的雙重乏力感。很顯然，貧困主體這種僅僅求之于維生、滿足于溫飽的心性，將使貧困地區的發展失去其內在的動力。

2婚育觀念落后，陋習流行。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引述了賽·蘭格的一句話說：“貧困在達到引起饑饉和瘟疫的極限以前，與其說會妨礙人口的增長，不如說會促進人口的增長。”在貧困地區，由于勞動力是增加收入的一個重要因素，加上傳統的多子多福思想的影響，計劃生育政策很難對村民形成強大的感召力和約束力，致使有的地方超生嚴重。多胎往往使本已欠佳的生活狀況更加惡化，最終又形成“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惡性輪回。而通婚圈的狹窄和親緣間的通婚則集中體現了其優生觀念的落后。自然條件的限制，使貧困山民的婚娶交往一般不會超出村落和鄰村的范圍。更重要的是，由于婚娶往往要消耗一個貧困鄉民一生累積的大半財富，而近親婚姻不僅可以省去這筆錢，且有利于增強親屬網絡在生產生活上的合作。所以，“姑家女，舅家娶”的“親上套親”現象屢見不鮮。狹窄地理內的通婚是人口素質退化的重要因素，而親上加親更是加劇了這一程度，造成癡呆畸形現象的增多，有的因此而陷于更深的貧困。 3小農意識濃厚，價值觀層次較低。一般來說，人的價值觀品位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人的生存狀況和實踐。當前大部分貧困地區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人們價值觀品位比較低。這很大程度上是傳統農耕文明所孕育的小農意識的折射。有學者把它歸結為因循保守、聽天由命的人生觀；安于現狀、知足常樂、得過且過的幸福觀——即所謂“手捧玉米糊，腳蹬暖火爐，皇帝老子不如我”；老守田園、安土重遷、“餓死不離鄉”的鄉土觀；視農為本、輕商賤役的生產觀——所謂“種田為吃飯，栽樹為燒柴，養豬為吃肉，養牛為耕田，喂雞喂鴨換油鹽”；還有懶散怠惰、消極等待的勞動觀。“春等救濟糧，冬等冬令裝，夏炎秋雨不出房”，成為許多貧困地區村民的普遍心態。此外，還表現為鄙薄科學、重視經驗的知識觀；厚死薄生、奢辦婚喪的消費觀；迷信方術、崇拜鬼神的宗教觀；自給自足、疏于合作的社群觀；生性多疑、盲目排外的人際觀，等等。正是這種貧困文化的存在，遮蔽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喪失了對美好人生的合理追求而陷入麻木僵滯的精神荒原，在貧困的旋渦中無力自拔甚至無法自知。

從上述對貧困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出，認識和解決貧困問題，不能夠把自然和經濟的原因割裂開來，更不能夠把經濟和文化的原因割裂開。資源和地域造成了經濟的貧困，經濟貧困導致文化貧困，文化貧困導致人的素質低下，形成一種貧困文化，這又加深和“鞏固”了貧困。因此，離開對貧困主體精神心智的關注，任何發展規劃都可能被虛置、低效甚至異化。回顧幾十年來我們黨和政府在扶貧問題上走過的路，盡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效果卻差強人意。大量扶助發展的資金和物質發放下去，結果卻形成了“貧困——伸手——救濟”“再貧困——再伸手——再救濟”的循環。財物耗損，扶而不起。究其根本，更多的原因還在于鄉村社會自身機體的僵化凝固，失去了再生的功能，在于不少貧困者本身根本沒有構成反貧困的主體，而只是政府和社會反貧困或救助的對象。

正是從這個角度，我們認為，當代中國鄉村能否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等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變革，實現新農村建設目標，問題不單純在于扶貧資金的增減，不僅僅在于能否引導農民進入市場，而是關鍵在于鄉村文化的發展水平以及由此產生的農民素質的高低。新農村首先是“新”在農民的素質和觀念。明確了這一點，今天貧困地區的新農村建設必須走出傳統思維的誤區，充分考慮貧困者本身的思想和“發展觀”，即他們擁有的貧困文化，因此必須致力于提高貧困者的精神素質和反貧困意識，走一條文化扶貧之路，即通常所說的“扶貧先扶志，治貧先治愚”。

那么，文化扶貧作為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系統工程，其內涵應該如何把握呢?從總體上看，它至少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內容。

就扶貧的客體而言，中心是抓好貧困村民的思想文化建設，提高其素質，更新其觀念，培養和造就新型農民，進而實現從“要我富”到“我要富”“我能富”的轉變。從近年扶貧取得的實踐經驗來看，一是廣泛深入地對貧困地區的農民進行市場經濟觀念的宣傳教育，注意用貧困地區部分先富起來的農民做新農村建設的帶頭人，啟發、教育、影響其他農民，使他們樹立追求新生活方式的強烈欲望和主動精神，樹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效益觀念、科技觀念、信息觀念、競爭觀念、進取觀念等一系列新觀念。同時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發展職業教育，提高他們的致富技能。二是針對貧困鄉村中比較普遍存在的封建迷信、婚喪嫁娶大操大辦等愚昧落后現象，采取形式多樣、通俗、生動、具體的科學知識教育，移風易俗，實現鄉風文明。三是針對貧困村民們文化素質參差不齊的現狀，準確把握其文化需求特點和文化欣賞習慣，注重把先進性與廣泛性、多樣性與生動性、教育性與娛樂性、知識性與趣味性有機統一起來，堅持積極、健康、有益的原則，科學設置一些普及性強、參與面廣、寓教于樂的活動項目，做到雅俗共賞，眾味調和，在潛移默化中改造和重建他們的精神家園。當然，做到這些，既包括經濟支持與物質保障，又包括大量的思想動員和組織實施工作，需要有計劃有目標地去做。

就文化扶貧的主體即扶貧的力量和途徑而言，中心是抓好扶貧設施和隊伍的建設。這是文化扶貧的硬件要求，搞不好，文化扶貧便容易成為一紙空文。按照黨的十七大提出的重視城鄉、區域文化協調發展，著力豐富農村、偏遠地區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它具體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強化政府的文化職能意識，加大農村文化經費投入，大力發展農村基礎教育，加大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力度。應按照量力而行的原則，以鄉鎮為依托，以村為重點，以農戶為對象，采取新建、改建、共建等多種形式，加強諸如圖書室、閱覽室、娛樂室、科普室等文化設施建設。要根據村落分布和居住情況，分類采取加大功率、無線覆蓋、有線延伸等多種途徑，加速推進農村廣播電視“村村通”“戶戶通”、“長期通”，把現代信息傳遞到農村，阻斷貧困文化的復制和代際傳導。二是建立健全貧困地區農村文化工作者隊伍，逐步推行村文化指導員制度，輔導和組織農民群眾開展文化活動。三是注重發揮城市文化對貧困農村的輻射和服務效應。必須始終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建立健全“三下鄉”長效機制，推進和深化城市文明單位與貧困地區行政村結對共建等，對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民、牧民，當地政府要努力辦好“烏蘭牧騎”和“流動文化車”等行之有效的無償的文化服務，把文化資源全方位地配送到貧困鄉村。同時，加強縣域文化建設，把縣域文化發展成為城鄉互動的中介，成為農村文化建設的示范中心與指導中心。注意把農村流動人口文化建設納入總體規劃，進一步引導他們成為鄉村現代文明的使者。當然，不管是文化設施還是隊伍建設，貧困地區都有個資金瓶頸的問題。除了加大財政支持外，依靠先富農民和其他社會力量辦文化，開展“以農補文，以工補文，以商補文”以及“以文補文”活動，充分利用貧困地區固有的自然和民族文化優勢，發展文化產業，開辟新的財源等等，都是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