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從1979年~2000年從農村的郵政儲蓄機構流出資金1 600多億元；從信用社流出的資金更高達8 000億元。 另據人民銀行統計，自20世紀70年代農村信用社的存貸比一直大于1，即信用社的存款余額始終大于貸款余額；80年代的存貸比水平在2左右，農業貸款只有存款的一半；到90年代上半期這一數字下降到1.5左右。但自90年代中后期開始情況又有變化，由于各銀行推進商業化改革，出于成本的考慮逐漸撤離農村，農村只留有在城市中沒有分支機構的農村信用社，這似乎有利于農業貸款，但資金仍通過其他渠道流入城市的高利潤行業，農民從信用社得到的貸款還不到信用社存款的1/3，其中在1995年農村儲蓄中只有22%投放到農業相關領域。 三、 近十年來的農村金融變遷 從宏觀經濟背景來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金融體系內的人民幣資金從短缺轉變為過剩。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表明，1975年~1995年中國的人民幣存款總額一直小于貸款總額，但從96年開始存貸差連年大幅上升，1994年存貸之間尚有約3千億元的缺口，到了2005年確有約8.5萬億元資金閑置，2009年的閑置資金約16萬億元。如此之多的空余資金為解決農村融資難題提供了相當優越的條件。 事實上自20世紀末“三農”問題就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從2004年~2010年中央連續7個一號文件都在強調解決農村融資難的問題，其中2004年~2006年的一號文件中明確提出要發展如小額資金互助組織、社區銀行等一系列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銀監會也放寬了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的準入標準。2010年國務院提出加快農村金融改革，突出強化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為“三農”服務的功能，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積極推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發展。 在商業銀行的農業貸款方面，銀監會放寬了對農村中小企業和農戶的小額貸款信用額度，東部發達省份可以提高到20萬元，欠發達省份可以提高到5萬元；農村貸款抵押品的種類范圍擴大，應收賬款、房產、倉單、存貨和知識產權都可以當做抵押品；此外，貸款擔保機制逐步完善，在一些省份試點建立聯合了政府、銀行、企業的多方農村貸款擔保機制。對于原有的農村信用合作社，中央實施了稅收減免、由央行提供再貸款、用專項票據替換信用社不良資產和彌補過往虧損等措施，并要求地方政府承擔相應責任、全力配合農村信用社改革。政府的政策力度不可謂不大，然而事實表明農村資金緊張問題并未隨著支農政策的不斷實施而有明顯好轉。 從數據方面來看，自1998年以來全國的農業貸款占社會總貸款的比例一直在5%左右，這個數字到了2009年仍沒有太大改變，甚至從2007年開始這一數字還在下降，這說明農業貸款相對于全社會來說并未顯著增長。另外從覆蓋面來看，根據人民銀行在2005年的一項調查，各金融機構對農民貸款占所有農民貸款需求的比例僅30%左右，甚至有很多農民連存款和匯兌等基本業務都沒能接觸到。同時農村的資金缺口正在拉大，據測算到了2020年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計劃需新投入資金15萬億元~20萬億元，以2007年僅投入4千多億元來衡量缺口非常明顯。中國金融體系內的巨額閑置資金和農村的巨大資金缺口同時存在，這形成了一個悖論，即城市的資金過剩和農村的資金不足共存，不難看出這仍是由我國城鄉二元經濟機構帶來的，在這樣的條件下單純依靠市場來解決農村融資難問題很難再取得明顯成效。因為從本質上說金融體系的功能就是配置資金，從低收益的行業投向高收益行業，資金效率是金融部門優先考慮的因素。中國農村經濟長年不景氣，農業收益率低，這是無法吸引金融部門將資金投向農業的。從1998年到2009年農業貸款占社會總貸款比例一直維持在5%左右的事實恰好證明了這一點?？梢?，，在外部大環境暫時不能改變的條件下，短期內單純依靠市場是無法解決農村金融問題的，必須建立一個依靠行政手段運作而非利潤導向性融資機構才能有效緩解農村資金緊張壓力。 四、 結論 上文中筆者回顧了近30年來中國農村體系的變遷，從長期來看，解決農村資金匱乏問題不僅僅是一個農村金融體制自身的問題，它依賴于外部整體環境。如果將資金比喻為現代經濟的血液，金融部門就好比是輸送血液的血管，建立在中國農村的這一條條管道長期以來“只出不進”，問題的根源不在于管道是否暢通，而是整個機體的原因。建國之后國實行趕超型戰略，重工業優先發展，建立在農村的金融部門成為了行政性抽取資金的部門。改革開放之后，固有的二元經濟體制帶來了城鄉要素報酬的明顯差異，包括資金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加速脫離鄉村進入城市，農村資金的脫離從過去的行政性抽取轉變為市場性抽取。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金融體系內流動性增加，防范風險成了金融部門的工作重心，為了降低融資風險，減少日常開支，各金融機構網點紛紛從農村撤出，貸款及其他金融服務也隨之一同撤離，很多農民連存款這樣基本的金融服務都無法觸及，農村再次成為金融改革的犧牲品。 中國農業自古以來“靠天吃飯”，這反映出農業自身的風險性和脆弱性，農產品供給不可能像工業品和服務業一樣隨市場變化而自由伸縮，這些都制約著中國農業部門要素收益率的上升，特別是在當前中國加速工業化的歷史階段，單純依靠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無法阻止資金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近年來國家在解決農民融資問題上的力度不可謂不大，然而僅僅依靠增加農村金融部門數量和類型，以及放寬貸款條件等措施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難題的，其結果很可能像過去30年來那樣：資金繼續從農村流出，農村金融部門陷入虧損被政府救助。當前中國農業的要素收益率還不能與第二、三產業相比，在現有條件下，依靠行政手段資金支農而非市場手段是一種可選擇的方案，只有撇除了資金收益率因素才能真正地將資金留在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