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工程倫理學自20世紀70年代產生以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比較成熟和規范，形成了相對完善的倫理章程與穩定的學術建制，促進了美國工程的良性發展。而深入地探討與分析其歷史背景與目的，發展過程與態勢，不僅有利于我國工程倫理學的產生與起飛，更有利于促進我國工程的健康發展。

一、 美國工程倫理學產生的境域與目標

技術已經對我們這個世界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而工程師在技術各個方面的發展上扮演了一個核心角色。工程師創造產品與程序來提高食物產量、加強植物保護、節約能源消耗、提速通信交通、促進身體健康以及消除自然災害等方面，也給人類生活帶來更多的便捷并增進美好。[1]然而技術在帶來益處的同時，也產生了環境破壞、生態失衡等負面影響，嚴重破壞了社會和自然環境，甚至危及到人類自身的生存。正如對月球和星球的探索作為工程的勝利，而航天器挑戰者號在1986年與哥倫比亞號在2003年的爆炸都是忽視技術風險的悲劇。所以技術的風險，不應該被技術的好處所掩蓋，同時技術的負面影響也不是簡單地可以完全預見，除了基本的和可預見的技術影響，也存在潛在的二次影響。因此環境、生態等問題將長期存在，并且正在遭受傷害的人們也將長期受到危害。

這些技術的負面結果，在20世紀初、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以及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都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批評。這些批評也對工程師的工作產生很大影響。一些工程師針對這種現狀積極地進行辯護，對于他們的工程活動從倫理角度進行深刻反思，這時工程倫理學應運而生。[2]工程師通過強調工程的根本道德任務，試圖加強和聯合他們的職業，以此促進工程師的職業化進程。在工程師協會章程中增加一些倫理方面的要求，最明顯的是幾乎各大工程師協會的章程都把“工程師的首要義務是把人類的安全、健康、福祉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作為章程的根本原則。同時全國工程師職業協會（the National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NSPE）設立了倫理審查委員會，積極鼓勵工程師利用倫理理論來評估工程的各種活動。

工程倫理學的產生，促進安全和有用的技術產品并給工程師的努力賦予意義，也直接地增強工程師在工程中有效地處理道德問題復雜性的能力，增進工程師的道德自治，即理性地思考以道德關注為基礎的倫理問題的習俗與技能。[3]總之，工程倫理學以增進人類福祉為目的，加強工程師職業責任為手段，來規范與約束工程師的行為，提高其道德敏感性，從而更清晰并更仔細地審視工程中的倫理問題，消除道德困境。在美國國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NAE)有關2020年工程的報告中，指出倫理標準是未來工程師具備的品質之一，[4] 也為工程師道德水平的提高與工程倫理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二、美國工程倫理學發展的特點與態勢

在工程師與哲學家、律師、社會學家以及對職業倫理感興趣群體的合作推動下，工程倫理學取得很大進展，研究了大量的工程倫理問題，澄清了核心的概念，論證了特定的倫理觀點，并促使美國工程倫理學呈現出新特點和新趨勢，主要表現三個方面：

1、 研究對象的專一化、建制化

工程師倫理問題是研究的基礎和重點。許多學者從多種角度分析并探究工程師的道德困境。總體來看大致分為三個方面：第一是工程師與倫理的關系問題，雖然人們越來越重視工程中出現的倫理問題，但是許多工程師依然對倫理問題關注不夠。肯奈滋 K 哈姆佛瑞（Kenneth K. Humphreys）結合工程師在日常生活所面臨的倫理問題，指出工程師的倫理困境以及工程職業的倫理規范和倫理行為的法律必要性。[5]艾德姆德 西巴爾（Edmund G. Seebauer）和羅伯特 拜瑞（Robert L. Barry）則認為必須明確在工程中道德問題的復雜性和道德責任，而工程師所面對的大部分道德議題都是來自于利益沖突，雇主與雇員的關系，環境意識，以及技術對人們的影響等，這些倫理問題也是不同的。[6]第二是工程師的責任問題，特別社會責任問題成為關注的焦點。自從19世紀60年代以后，掀起了一場“社會責任運動”，并席卷了美國整個職業。作為發明創造的工程師更是由后臺被推向了前臺，成為社會責任的主要載體，而倍受矚目。愛迪溫 T 萊頓（Edwin T. Layton）認為這不僅是工程職業的問題，而且是在合作的社會中尋求尊嚴和自由，更是現代社會一個普遍深入的主題。廣大群體如科學家、管理者、工程師以及其他公眾也擔負社會責任，才能使工程職業健康的發展。[7]技術哲學家斯代芬 H.恩格爾（Stephen H. Unger ）指出對于技術的后果，應用和發展技術的人應該負有責任。工程師對于技術的后果負有責任，并且他們的任務之一要告知公眾技術的可能結果；同時工程師作為一名雇員，缺少對履行任務所負道德責任的自治，所以需要管理部門、法院法律、工程協會來協調和處理這些問題。[8]但直到今天關于工程師的社會責任問題，依然是工程倫理學持續探討的一個話題。第三是關于工程師的角色沖突問題。在工程活動中，工程師角色是復雜的、多重的，作為雇員的工程師與作為管理者的工程師，對于風險、安全、忠誠的認識是完全不同的。亨利 派超斯基（Henry Petroski）認為工程師角色不是單純地工程設計者，還有多種社會角色，其活動受到其他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所以，對于工程師應該做什么的理解需要把握工程師相關角色的關系。 [9]而關于于工程師未來角色定位，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在《2020年的工程師：新世紀工程學發展的遠景》指出工程師應該成為：受全面教育的人，有全球公民意識的人，在商業和公眾事務中有領導能力的人，有倫理道德的人。[10]

工程倫理教育是工程倫理學發展的途徑，是培養工程師倫理道德的重要手段，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美國工程倫理建制化發展。1985年，工程與技術認證委員會（the Accreditation Board for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ABET）要求美國的工程院校，必須把培養學生“工程職業和實踐的倫理特征的認識”作為接受認證的一個條件。2000年，工程與技術認證委員會制定更為具體的方針，當前工程院校正在按照這些方針來操作。但是工程倫理學教育也面臨著三方面挑戰：第一，工程倫理學的學習如何被理所當然地整合進工科學生所需要的必修課程目錄中？第二種挑戰，應由誰來教授工程倫理學？第三個挑戰，工程倫理學的教學和研究目標是什么？[11]而與這些挑戰相關，羅伯特 邁基（Robert E. McG）采取問卷調查發現，對于工程學生進行工程中倫理問題相關的教育與現代工程實踐的現實之間存在著重大的鴻溝。而廣大學生的期望，即在他們將來的工程職業中所出現的倫理問題，卻與普遍應用于工程課堂中的工程倫理問題以及在課堂外頻繁遇到的倫理問題很難是相同的。這也促成了一個廣泛傳播并公開聲稱的信條——更好地成為一個好的工程職業者，而不是成為一個負有道德和社會責任感的工程職業者。而對于實踐工程師而言，在最重要的非技術內容上觀點是存在分歧的，這也給工程倫理學教師和其他工程教育者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12]

工程協會的歷史研究，有助于加強工程協會的認識，理解工程專業規范的變化過程，推動倫理規范內容成熟和完善。20世紀80年代在各大工程社團資金的資助下，許多學者對于工程社團的歷史進行了專題研究。米切爾 邁克邁龍（Michal McMahon）研究了“新專業主義”，發現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最重要的核心內容之一，指出科學與技術制度化歷史中的新方向，在電子工程內部和技術發展的境域中說明社會和職業的變革[13]；布如斯 森克萊（Bruce Sinclair）敘述了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ASME）的百年歷史[14]；艾萊克斯 羅蘭德（Alex Roland）闡述了關于國家航空顧問協會（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Aeronautics NACA）(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的前身）管理和政治的批判歷史[15]；特瑞 萊納德斯（Terry S Reynolds）描寫了美國化學工程師協會（the American Institu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s AIChE）歷史，提出美國化學工程師協會與環境以及公共政策關系的議題[16]。由于是職業協會贊助，所以他們的歷史很少關注到社會責任和倫理，最多也只是工程協會歷史中的一小部分，但卻有利于促進職業協會制度化發展。

2、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實踐化

自工程倫理學產生以來，一直有兩種研究方法處于主導地位。一種方法是典型真實事件的案例研究方法，著名案例如挑戰者號失事、三哩島核泄露、福特斑馬轎車問題等。比較全面以案例來展開研究的是羅薩 B 品庫斯等人（Rosa Lynn B. Pinkus）以美國航天飛機主體發動機(the main engine of the space shuttle SSME)的決策、設計、制造為案例，通過跨學科分析其涉及到不確定性和風險的評估，強調工程師是如何識別、表達和解決復雜的倫理難題。并指出三個最基本原則：能力（competence）、責任（responsibility）和西塞羅（Cicero）的第二信條（“保證公眾的安全”）作為一個分析框架來表達和解決在實踐中產生的倫理問題。[17]

另一種方法是對于涉及到工程實踐活動的概念、規范和原則的理論分析。如馬丁（Mike W. Martin）等就利用如功利主義、權利倫理與義務倫理、美德倫理等基本倫理理論，分析并探討工程中常見的風險與安全、責任與權利、誠實與欺騙等概念，指出他們的倫理內涵和價值指向。[18]戴維斯（Davis）等人也做出有影響的理論分析工作。

這兩種“描述性案例研究”與“理論分析研究”是韋伯（Weberian）的“理想模式”，這樣一種模式可以在一定范圍內聚焦其反面觀點。當然這兩種方法并不互相排斥，反而有走向融合的趨勢，即大量工程倫理案例的描述也進行理論分析，許多工程倫理理論分析研究也利用案例來證明和說明他們的結論。至于說哪種趨向更強主要取決于這兩種研究方法在一定的范圍內誰更有利于找到結合點。 其他研究方法還包括調查研究方法，如羅伯特 邁基通過調查斯坦福大學的工程學生和實踐工程師過去五年里所提交的工程倫理問題，發現并指出面向工程倫理主題的多種經驗方法的價值。正如理論分析能夠闡明具體案例研究的爭論，精確和探究的調查工程學生和實踐者的觀點也同樣能夠拓寬焦點問題假設。[19]也有少部分學者從語言學角度研究工程倫理學，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J 埃邁圖博士（Joe Amato）描述了1944年以來美國工程職業的歷史發展，并從本體論角度研究工程設計的理論，在語境中解釋了技術。[20]但這種敘述性語境描述也僅僅存在于對歷史的考察，在關注現實問題上顯得過于空泛。

3、研究趨勢的國際化、綜合化

隨著技術發展和工程應用的國際化，工程倫理學研究出現了新的課題和趨勢，工程倫理學將反思全球化經濟時代圍繞技術發展所關涉的所有主要問題。[21]比較突出的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關于計算機倫理問題的探討。計算機與隱私是否造成價值沖突？軟件所有權是否應該得到保護？計算機發展所產生的道德責任，是個體責任還是共同責任呢？這些都應該在信息化社會中對“責任”進行探討。[22]因特網與自由言論問題以及產生的權力關系，涉及到的知識產權問題，計算機導致的失敗以及所造成的健康等問題，這些都需要關注和研究。[23]第二，環境倫理問題的倍受關注，工程倫理學把環境倫理作為研究重要內容之一。馬丁通過對于工程、生態與經濟關系的考察，分析了人類中心主義倫理、非人類中心主義倫理、生態中心主義倫理、經濟中心主義倫理的倫理框架，指出環境倫理必須與個體的反思聯系起來，并制定負有責任的社會政策與計劃。[24] 威斯林德（P. Aarne Vesilind）則提出工程師應當如何在增加人類財富與破壞環境之間求得某種平衡？在面對潛在的環境問題時，在什么情況下工程師應當為客戶保密呢？[25]哈里斯等人從工程規范與環境出發，分析了職業工程對于環境的責任范圍，提出了兩個折中的建議。[26]同時專業倫理規范也開始加入保護環境責任的內容，如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的倫理規范，就既要求提高人類的福利，還要求保護環境。但是環境問題依然是任重而道遠。第三，對于工程應用的國際問題關注。跨國公司對于技術轉移所產生的國際權利問題，以及武器發展與保護工業問題，這些都是軍事領域與和平研究的道德問題。[27]而國際工程職業標準也涉及到超文化規范，跨文化規范在工程活動應用中也產生了倫理問題，如賄賂、索賄、打點、禮物等現象。[28]同時由于工程技術的應用，也產生了世界性貧困等問題，但依然被人們所忽視。

三、若干啟示

工程倫理學起源于對技術的批判，對工程師的質疑。所以，從工程倫理學的建立來看，我們既稱其為“技術倫理學”，也可稱其為“工程師倫理學”。前者主要是針對技術的負面影響，技術的消極作用，其實技術的作用和影響都是在工程活動中得以體現，都是在工程學的框架下進行研究，正如技術哲學的研究傳統之一就是工程學傳統；后者主要是從工程共同體出發，工程師在工程活動中對于技術設計、改進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時也面臨著利益沖突，忠誠于雇主還是公眾的沖突等道德困境。因此結合美國工程倫理學發展經驗而言，首先要加強工程師的職業化進程，制定現實合理的倫理規范，促進工程師倫理制度化發展。其次加速工程倫理教育的發展，在工程類院校開設工程倫理方面的相關課程，開展工程倫理培訓，提高工程學生的道德敏感性。再次，由于工程的境域性特征，在我國的工程活動中，不僅工程師面臨著道德困境，其他工程共同體如管理者共同體、工人共同體、企業家共同體、公眾共同體等都要面對多種的道德選擇，與工程師的處境有一定相似性。所以在工程倫理學發展過程中，更需要關注其他工程共同體的道德困境。

從工程倫理學的研究方法上看，兩大主流的研究方法，工程案例研究分析和概念、規范的理論研究，推動了美國工程倫理學研究的發展。就案例研究方法而言，由于典型案例的特殊性、具體性，其就不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與適用性，這也造成方法上的局限性。而在涉及到我國工程案例的取材上，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在案例事實具體原因的挖掘、收集等都會遇到相當大的困難；另一方面，在關于工程師的倫理觀念上，還存在對其認識上的不足，這都造成案例研究在我國很難深入地進行下去。而對于工程倫理學的概念、規范和原則，以及工程倫理學的學科定位等問題，由于在我國工程倫理學還沒有起步，這些基礎理論研究還需要持續爭論和探討。但是綜合地利用理論分析和案例研究將是我們采取的首要方法，同時還需要充分利用調查研究方法，發現我國工程中出現的現實倫理問題，了解我國工程師的倫理意識和道德困境，探究工程學生的倫理教育情況，來推動我國工程倫理學的長足發展。

從研究發展的趨向來看，工程倫理學逐步地把如計算機倫理學、環境倫理、軍事倫理等納入其視閾進行考察。同時這些問題也都是全球性問題，關系人類的生存與發展。而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知識產權問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嚴重干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借鑒工程倫理學的新動向，在跨文化的道德視野中，來推進技術轉移與技術引進，推動我國的工業化進展。

注釋：

[1][3][18][23][24][27]Mike W. Martin， Roland Schinzinger. Ethics in engineering Boston: McGraw-Hill， 2005，p.1， p.9， p.254-266， p.219-239， p.242-271

[2] Edwin T. Layton， Jr. The revolt of the engineer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merican engineering profess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4]http://www.eetchina.com/ART_8800452044_480201_f4da1ed3200702.HTM

[5] Kenneth K. Humphreys， P.E.， C.C.E. What every engineer should know about ethics Marcel Dekker 1999

[6] Edmund G. Seebauer， Robert L. Barry Fundamentals of ethics for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Edwin T. Layton， Jr. The revolt of the engineer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merican engineering profess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8] Stephen H. Unger Controlling technology: ethics and the responsible engineer (2nd ed.) John Wiley and Sons 1994

[9] Petroski， Henry. To engineer is human: the role of failure in successful design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1985

[10] The engineer of 2020: visions of engineering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4

[11][21]邁克?W. 馬丁：《美國的工程倫理學》，張恒力譯 胡新和校 《自然辯證法通訊》 2007年第3期，第119-120頁；第120頁

[12] [19] Robert E. McG “Mind the Gaps”: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Engineering Ethics， 1997-2001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03) 9， p.517-542， p.538

[13] A. Michal McMahon， the making of a profession: a centur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n American New York， 1984

[14] Bruce Sinclair， A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1880-1980 New York， 1980

[15] Alex Roland， model research: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aeronautics， 1915-1958， 2 vols Washington D.C 1984

[16] Terry S Reynolds seventy-five years of progres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s， 1908-1983 New York，1983

[17] Rosa Lynn B. Pinkus [et al.]. Engineering ethics: balancing cost， schedule， and risk—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space shutt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 Joe Amato Unwritten laws： Engineering ethics in a narrative context[D]，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1989

[22][26][28] Charles E. Harris， Jr.， Michael S. Pritchard， Michael J. Rabins.

Engineering ethics: concepts and cases Australia; Belmont， CA: Thomson/Wadsworth， 2005， p.102-123， p.214-242， and p.244-279

[25]P. Aarne Vesilind， Alastair S. Gunn. Engineering， ethics，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