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當代民族聲樂教學中引進地方民間演唱風格的意義 近年來，不少有識之士對當代民族聲樂歌壇上日益趨同的現象進行過反思。指出在學院派的民族聲樂教學中，我們在注重方法的運用和嗓音訓練的同時，不能忽視對歌唱風格的追求。在專業音樂教學中，追求歌唱的民族風格、地方特色，是否太土氣？的確，在工業文明的歷史進程中，提倡民族風格和地域特色，似乎是“抱殘守缺”和“不合時宜”的代名詞、同義語，然而，在當今全球文化發展日益多元化、本土化的大趨勢中，在人類對工業文明帶來的諸種弊端的反思中，“文化保護”的呼聲也愈來愈高。這就是要求我們在發展經濟、進行各種文化交流的同時，還須注意保持文化的多樣性。否則，將失去文化生態的平衡。因此，我們在教學中，應該注重從各種豐富多彩的民間音樂中吸取養分，對各類民間音樂的表演藝術進行研究，將其上升為理論并應用于民族聲樂的教學中。 民歌是中國傳統音樂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民歌演唱藝術的研究，已有很多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武漢音樂學院周耘副教授編著的《著名彝族歌手白秀珍歌唱藝術研究》[1]，從各個方面詳細論述了白秀珍的演唱特點；還有海南師范大學藝術系副教授劉長瑜的文章《海南彝族民歌的演唱特點初探》 [2]，介紹了海南彝族民歌的演唱特點；山東省藝術館研究員魏占河發表的《山東民歌演唱漫議》[3]一文，也對山東民歌的發聲和潤腔從幾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西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研究生秦露發表的《重慶民歌襯詞韻母的音色與音樂的關系》[4]，指出了重慶民歌襯詞的語音特點與歌曲的情感類型及其演唱形態特征的密切聯系；湖南懷化師專音樂系教師李強發表的《湖南懷化羅子山高腔號子淺析》[5]，對當地“羅子山高腔號子”的各種特點進行研究；還有周友金的《鄂西高腔山歌演唱風格初探》[6]、李萬進的《鄂西高腔山歌演唱技法研究》[7]、袁東艷的《鄂西高腔山歌唱法研究》[8]、周方躍的《鄂西特性三音歌的唱法》[9]等等，都在同時對這一課題進行探索，這不僅能促進民族聲樂歌壇的繁榮，而且從民族聲樂學科的發展和人才培養的角度來說，也是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 誠然，中國民間音樂的歌唱方法，也是一個不斷發展和創新的動態過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的當代社會，我們不可能拒絕學習包括西方音樂文化在內的世界各民族音樂文化，以保持我們中國音樂風格的純正；不可能將現行的“學院派”教學模式徹底解體而恢復封建時代的音樂傳承方式。我們現在的民族聲樂藝術是在繼承中國傳統唱法的基礎，借鑒和吸取了西洋發聲方法的技術之上而發展起來的。與過去相比，歌唱者在訓練的方法上、歌唱的各種技巧上、演唱的曲目范圍上等等，均與以往的傳統唱法有所不同。但是，我們又不能不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即上述的“趨同”問題。由于專業音樂教學中的模式化傾向，以致我們不看電視屏幕而僅憑聽覺，很難區分歌唱者……問題在于目前我們歌壇上的風格太單一了，尚不能滿足廣大觀眾的審美需求。在今年中央電視臺舉辦的青年歌手大獎賽中，全國觀眾對一名民間歌手索朗旺姆的選擇就充分說明了這一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將目光投向民間，向民間音樂家學習，必然會豐富我們的民族聲樂藝術。 （二）在專業聲樂教學中引進民間演唱風格的初步構想 民歌是廣大勞動人民自發的口頭創作，不受某種專業作曲法的支配，也不體現作曲家的個性特點，但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地方色彩。這雖然是針對民歌的音樂旋律和歌詞而言，然而對于其演唱方法來說，大致如此。大部分民歌在演唱上并無統一、嚴格的規定和要求，在很大限度上是依靠歌手自己對生活的體驗進行創造。同一首歌不同歌手演唱，常會產生大相徑庭的藝術效果，所謂“一曲千家唱，巧妙各不同”。正是由于各民族、各地區的音樂在語言、地理環境、文化傳統、表達感情的習慣等因素上具有各自的特點，因此在演唱的發音、吐字、行腔等方面才形成獨特的演唱風格。同時在各自的審美情趣上，也具有其獨特的“標準和規范”。因此，“在當代學院派的民族聲樂教學中，唯有廣泛吸取各種藝術營養，來豐富自己的歌唱藝術和教學方法，兼收并蓄，我們的民族聲樂方能呈現一派姹紫嫣紅、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

參考文獻： [1]周耘《著名彝族歌手白秀珍藝術研究》，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年第4期。 [2]劉長瑜《海南彝族民歌的演唱特點初探》，《黃鐘》2001年第3期，第89頁。 [3]魏占河《山東民歌演唱漫議》，《中國音樂學》2000年第4期，第62頁。 [4]秦露《重慶民歌襯詞韻母的音色與音樂的關系》，《黃鐘》2000年第3期，第77頁。 [5]李強《湖南懷化羅子山高腔號子淺析》，《中國音樂》2002年第2期，第38頁。 [6]周友金《鄂西高腔山歌演唱風格初探》，《黃鐘》1997年第2期，第44頁。 [7]李萬進《鄂西高腔演唱技法研究》，《黃鐘》1997年第2期，第38頁。 [8]袁東艷《鄂西高腔山歌唱法研究》，《中國音樂學》2002年第1期，第101頁。 [9]周方躍《鄂西特性三音歌的唱法》，《黃鐘》2001年第4期，第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