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進攻現實主義在經典現實主義和防御性現實主義基礎上有繼承也有發展。在“引起國家爭奪權力的原因”上，它秉承了防御性現實主義的體系結構思想，在“國家需要多少權力”問題上則回歸了經典現實主義，卻與防御性現實主義分道揚鑣了。體系結構與權力最大化命題的結合是進攻現實主義對現實主義的一大創新，但該命題關于“修正主義國家”的立論存在邏輯演繹上的缺陷，其“中國修正主義論”更乏嚴謹性。

【關鍵詞】進攻現實主義；修正主義國家論；中國修正主義論

問題的提出

現實主義一直被認為是國際關系研究中占主導的理論學派，在與其他流派的理論交鋒中廣受詬病，但現實主義者并沒有就此沉淪，也在尋求發展和完善其理論體系。近年，該流派又以新的面目呈現于學者的視野，它的最新發展形式正是美國著名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提出的“進攻現實主義”理論。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中，米爾斯海默旁征博引，追溯150多年來的大國角斗規律，力圖證明該理論對大國關系的縝密解釋力。進攻現實主義理論的主要思想可歸結為：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促使國家為生存而擔憂，體系中沒有維護現狀的國家（status quo power），大國很少對眼前的權力感到滿足，相反，它們時刻懷著以自己利益為中心的求變動機，除非一國統治了整個國際體系。由于任何國家至多只能獲得地區霸權，因此，大國毫無休止地追求權力最大化。[1]

較之經典現實主義和防御性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結構性現實主義），進攻現實主義既有繼承也有發展。經典現實主義將國家性等同于人性，強調國家的“權力欲望”，認為國際政治的主要驅動力是體系中的“權力意志”；防御性現實主義則摒棄了“國家內在的侵略性是由于被灌輸了權力意志”的假定，強調無政府狀態的體系結構迫使國家追求“生存”這一目標，國家對權力的追求不多于生存所需要的量；而進攻現實主義在“引起國家爭奪權力的原因”上，秉承了防御性現實主義的體系結構思想，在“國家需要多少權力”的問題上則回歸了經典現實主義，卻與防御性現實主義分道揚鑣了。[2]

與經典現實主義和防御性現實主義一樣，米爾斯海默對國家間關系的認識也建立在對國際體系的基本假定之上：國家體系處于無政府狀態、國家永遠無法把握他國的意圖、生存是國家的首要目標。在同一前提下，防御性現實主義和進攻現實主義對國家行為的解釋卻迥然不同。防御性現實主義強調，國家的首要顧慮是維持其在體系中的地位，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大國極為關注均勢，用蘭德爾·施未勒的話說，防御性現實主義帶有一種明顯的“維持現狀的偏見”。[3]相形之下，進攻現實主義則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一國的最佳生存之道是犧牲他國之利，為自己獲取權力，最好的防御就是一種有效的進攻……由于這一信息被普遍認同，因此安全競爭連綿不斷。”[4]可見，與防御性現實主義的世界完全充斥著安于現狀的國家不同，米氏的理論中只有修正主義國家，而修正國際體系的候選國就是崛起的大國。因此，只要國家生活在無政府狀態中，防御性現實主義的“均勢”律是不可能改善安全困境的，國家必須采用“推卸責任” （buck-passing）甚至“跟著強者走”(bandwagoning)等諸策略來應對新興大國的挑戰。[5]不過，有學者批評米氏這種為“國家行為擴容”的做法抹殺了現實主義一以貫之的“個性”，模糊了現實主義與其他流派的界線，是對現實主義的明顯背叛。[6]

必須承認的是，將體系結構和權力最大化命題相結合并由此引證“修正主義國家”論，從理論上說是進攻現實主義對現實主義的一大創新。但遺憾的是該理論在這一立論的推演過程中存在著邏輯缺失。 筆者這里無意對進攻現實主義的整體理論分析框架及其賴以建立的基本假定進行顛覆，單就其中的“修正主義國家論”提出一管批評之見，進而認為基于這一命題得出的“中國最具修正主義意圖”的論斷不能自圓其說。

進攻現實主義邏輯下的“修正主義國家論”

經典現實主義強調，追求權力是任何國家的本能。但在宣示這一前提時，同為現實主義陣營的學者對“權力滿足”和“權力欲壑難填”的國家有卻不同的認識。漢斯·摩根索指的是“現狀國家”和“帝國主義國家”，弗里德里克·舒曼說的是“滿足”和“不滿足”國家，亨利·基辛格則將其區分為“現狀國家”和“革命國家”，而尼古拉斯·斯巴克曼認為，有些國家特別具有對抗性，另一些國家則無這種嗜好。[7]無論使用何種標簽，這些分類已足以說明，有些國家是不受權力最大化動機所驅使的。

在進攻現實主義世界里，現狀國家的概念越加令人困惑。它認定“所有國家都追求權力最大化……國際體系中不可能有安于現狀的國家。”[8]現狀國家在進攻現實主義的邏輯中實際上是一種悖論，因為一方面它認為所有國家都是權力最大化者，都具有修正主義野心，而另一方面它又承認一個重要的例外，即當一個國家獲得（地區）霸權后，它將停止爭奪權力，而設法進行防御，試圖阻止另一地區的另一大國建立霸權。[9]而迄今只有一個大國美國成功獲得了地區霸權。言下之意，當今世界上，除美國外所有國家都是修正主義者。

事實上，“國家需要多少權力以及多少權力才是國家滿意的度”這一核心問題正是進攻現實主義與防御現實主義的分歧所在。后者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鼓勵國家采取防范措施，促使它維持而不是打破均勢，守住權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國家的主要目標；而前者認為，國際體系為國家犧牲對手以獲得權力創造了巨大的誘導因子……一國的終極目標是成為體系中的霸主。[10]按理說，檢驗這一流派兩種分野的最好例子莫過于美國。如果說世界上有某個國家已無安全之虞，那一定是美國，“美國至少在過去一百年里一直是西半球的霸主。”[11]假若美國的安全合理地得到保障后仍繼續追求權力，那么進攻現實主義就得到了證實。事實上，美國的擴張主義對外政策確實可為進攻現實主義提供最令人信服的證據，而其他較弱國家追求權力的行為理所當然是為安全所需。如此一來，進攻現實主義對強弱國家的相似行為應該都能給予恰當的解釋。可奇怪的是，米爾斯海默卻把美國從自己的邏輯中“豁免”了，認為它在獲得有史以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地區霸權后，有一種規避增加權力引誘的自制力。[12]

何謂修正主義國家？大多文獻將其看作顛覆和破壞國際體系主要法則和規范的國家。因此，它對國際體系的穩定構成威脅。但這些文獻并不承認，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反過來也受到國際體系的威脅，在蔑視或敵視其他國家的同時，它也是對方挑戰的目標，二者相互威脅而非單向攻擊。與修正主義國家一樣，所謂現狀國家同樣會為自己的利益而抗爭，同樣不會滿足已有的權力而放棄從體系中爭取更多權力的動機。[13]

因此，國家體系的非穩定狀態并不是那種“崛起的大國挑戰現有霸權”的觀點所能解釋的。然而，現實主義文獻中有一種明顯神話現狀國家和修正主義國家的偏好，認為一些崛起大國的權力增長不足以消除它們的不滿情緒。持續的不滿與不斷增加的國家權力相結合，只能意味著崛起的大國對居統治地位國家的更大威脅，甚至是更危險的戰爭策源地。[14]而進攻現實主義拓寬的“修正主義國家”名單又把這一偏好推向了極端。

如何判定一國對現有國際體系的不滿，并因此獲知它具有挑戰體系中法則的意圖呢？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先解答：修正主義國家施加威脅的國際社會由誰構成？國際社會共享的核心準則是什么？伊恩·約翰斯頓（iain johnston）認為，這些問題不容易回答，因為國際準則往往與最強大國家之意愿、利益不一致。[15]

正如上述分析所表明的，米爾斯海默在談到美國個案時，明顯支持“霸權國家一定是安于現狀的國家”的說法，且有學者附和說：霸權國家從定義看不可能是一個修正主義國家，這一角色只能由實力相對較弱的新興大國扮演。[16]如是看來，有關美國政府單方面對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是否挑戰了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爭論就毫無意義了，因為按理說，霸權國理應擔當起支持和維護這些準則的責任。如果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即建立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基礎上的主權國家體系）作為國際體系的基本法則，人們自然會得出與美國完全相反的結論。事實上，很早以前，中國就倡導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國家行為準則，大多數國家（當然是發展中國家）贊同這一主張。相比之下，美國宣稱其對外目標是在世界范圍內宣揚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試圖改變其他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就算美國這一對外政策得到許多國家的擁護，也很難說它的這一計劃是安于國際現狀而不是改變現狀。

中國有“修正主義”意圖？——五大國比較

一國被認定為現狀國家還是修正主義國家，影響非常巨大。原因在于，在大多數關注權力分配的人看來，如果一國被掛牌為現狀國家，那么即使它實力趕超霸權國，這種權力增生也未必預示著戰爭。西方許多學者認為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大國即屬此類。相反，當一國被定性為修正主義國家，一旦其實力超過領頭羊國家，勢必意味著沖突的迫近。[17]這一論斷意味著，權力分配未必是解釋國際體系穩定與否的決定因素，而新興國家的屬性——修正主義還是現狀國家——起決定作用。這就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悖論：國家的可能意圖比客觀權力更重要。米爾斯海默的進攻現實主義實際上繼承了這一衣缽，在他的理論邏輯下，“富強的中國不會是一個維護現狀的大國，而會是決心要獲取地區霸權的野心勃勃的大國。這不是因為富裕的中國有不良動機，而是因為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其生存幾率最大化的最好方法是成為本地區的霸主。”[18]米爾斯海默表面上強調追求權力是國家的一切訴求，實際上他仍然肯定了動機在其理論中的價值，因為他的理論明顯是拿“中國當前仍不具備挑戰美國霸權的實力”這一前提預測未來中國權力增生后的圖景，即強調中國未來的意圖。[19]這就無疑為中國創設了似是而非的命題：如果未來中國強大了，它將覬覦地區霸權；倘若它仍然弱小，必然胸懷嫉恨，挑戰國際體系。無論哪種情況，中國都被貼上“不滿意”的標簽。

一國是否具有修正主義傾向，必須在特定的國際共同體及其共享的規范和準則下接受評判。由于一國融入國際共同體和接受國際準則的態度會因時間而改變，任何給定的測度標準都可能不完整、不精確，因此，對其修正主義與否的評估有必要置于比較研究的框架下分析。迄今，最接近國際共同體的機構無疑是聯合國。我們不妨把中國與聯合國安理會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做一對照，看五大國誰更具修正主義意圖。

一般認為，具有修正主義意圖的國家往往與國際社會不和或意向相左。安理會這一政府間組織中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對提交理事會的各種議案都具否決權，否決票大體上能反映出一國對國際體系的滿意度。[20]

表1表明，在聯合國的頭10年里，蘇聯無疑在政治上挑釁并孤立于國際社會之外。但是，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取代蘇聯成了投否決票最多的國家。事實上，在過去30年里，美國所投的否決票比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的總和還要多。單是從這一數據看，就很難證明中國游離于國際社會之外。只要研究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模式，也會得出相似的結論。

國際公約是各國意圖的表述，加入和批準這些條約，就能很好地證明一國是否認可多邊準則，接受國際行為規范。當一國抵制或退出政府間協約，就足以證明其無意履行集體決策。眾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拒絕加入自身提出的國聯，上世紀70年代，美國和英國都退出了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年，華盛頓向聯合國各類國際公約的相繼發難也是有目共睹的。

也許一國由于特殊原因而反對某特定的公約未必是不正常現象，但是，倘若一國頻繁排斥國際準則，就不能說是融入國際社會的行為。再譬如，美國一再宣稱保護和改進人權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

但從上表看出，英國、法國和俄羅斯都簽署了六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中國簽署了六個中的五個，而美國對其中三個表示反對。當然，所有公開表示贊成國際規范和準則的國家未必都是安于現狀的國家，但是，不愿承諾履行國際責任的國家就更難說是安于現狀的國家了。

一般認為，修正主義國家一定會采取顯著的步驟發展和維持軍事能力，一心追求侵略的修正主義國家會不斷增加軍事開支，力求超越對手，而置外部環境于不顧。

表3數據顯示，俄羅斯將國家資源用于軍事目的的比例最大。這一狀況即便在蘇聯解體后仍然如此。相比之下，中國的軍事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最小。冷戰結束后，中國的防御開支也是各大國中最低的。中國非升反降的軍事開支比例無疑證明了美國學者伊恩·約翰斯頓的論斷：“根據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看，中國的軍事開支并沒有達到有人指責中國的經濟正軍事化并有意制衡美國權力的水平……到目前為止的所有證據顯示，盡管中國與一些國家有過領土爭執，但它既無修正主義圖謀，也無帝國野心，而且就重大全球事務來說，人們會發現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愿意合作，更愿意融入國際制度框架。” [21]事實上，除了上述指標不能證明“中國修正主義論”外，還有其他指標可以旁證這一結論的輕率。比如說，我們可以一國過去向外擴張還是收縮領土、向海外派兵的數目、軍事爭執或戰爭的次數、成為政府間組織的成員國次數等等，來衡量其究竟是安于現狀國家還是修正主義者，似乎這方面的數據都不能證明中國具有這一資格。

必須承認，任何理論都有其缺陷，事無巨細都要求理論給出滿意的解釋顯然過于苛刻。反之亦然，像進攻現實主義理論以其簡單化邏輯預測和定性一個國家的意圖也是不恰當的。米爾斯海默也承認，進攻現實主義不可能回答國際政治中的所有現象，“理論之所以遇到難以解釋的現象，原因在于它們把現實簡單化了，只重視某些因素而忽視了其他變數。”[22]而在論及中國的未來意圖時，他卻輕易地簡化了現實。

[1] 見[美]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

[2] 見王義桅、唐小松：《進攻現實主義的代表作——評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載《美國研究》，2002年第4期，第128頁。

[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126;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4]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第18－19，49頁。

[5] 米爾斯海默列出了一系列大國行為：戰爭、訛詐、誘捕、坐觀血腥廝殺、建立均勢、綏靖、推卸責任、跟著強者走等。見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第二章：“無政府狀態與權力競爭”，第五章：“生存戰略”。

[6] 批評者是針對米爾斯海默此前一些論文中的觀點進行駁斥的。見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2， 1999.

[7] 參見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publisher， p.50-51; frederik l. shum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destiny of the western state system， new york: mcgraw hill， 1941， p.75; nicholas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p.108;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castlereagh， metternic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5， p.66.

[8][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第46－47頁。

[9][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第47，53－54頁。

[10][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第2，20頁。

[11][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第53頁。

[12][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第53頁。

[13]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 rienner， 1991， p.308.

[14] 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 “power is not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2， no 4， august 1998， p.511-516.

[15]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7， no.4， spring 2003， p.57-85.

[16] woosang kim， “power parity， alliance， dissatisfaction， and wars in east asia， 1860-1993，”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5， october 2002， p.658.

[17] 見ronald l. tammen and a.f.k. organski， ed.，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2000， p.131; randall l. schweller， “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 are democracies more pacific?”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2， january 1992， p.235.

[18]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第544頁。

[19] 參見[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第十章：“21世紀的大國政治”。

[20] 關于安理會政治的討論，見erik voeten，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logic of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5， no.4， december 2001， p. 845-858.

[21] iain johns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39.

[22] [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