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是無法貯存的，但記憶的水紋能把蒙塵的歲月展開……

本來，應楊際嵐先生和劉小新兄的催促，筆者構思了一個名為“建構或整合———劉登翰文學研究的意義和啟示”的標題，擬從諸多視角切入來談談劉登翰先生作為知識分子對人生與文學、生命與學術的別樣理解，尤其是作為一代學者為我們對當下的語境和姿態所留下的深刻啟示和意義，來進行一番描述和闡釋。

一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難忘的大學時光，因為愛詩寫詩的緣故，筆者有幸結識了當時部分在當代詩壇上頗有影響力的詩人、詩評家和學者，這對于一個初出茅廬的文學寫作者，自然是莫大的榮幸。就在那時筆者認識了時任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的著名詩人劉登翰先生，而我主持的當時在全國高校中頗具聲勢的福建師范大學南方詩社，特別聘請他為首席顧問。之后我們常有往來，還時常攜帶著每期剛出版的詩報《南風》或詩歌習作，與其他詩友結伴登門拜訪。他曾以文學講座和具體指導等方式為詩社的順利開展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至今依然為我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在我的心目中和印象里，劉登翰先生既是一位沉靜而明智、文藝修養頗為深厚的長者，又是一位謙謙而恂恂的儒雅之士。他待人謙和誠懇，無論你的地位是高是低；他說話猶帶鮮明的閩南鄉音，判斷問題力求公正客觀，從不鋒芒畢露，呈現出一種信達雅的氣度。他首先應該是一位詩人、作家，然后才是一位學者、批評家。臨出國留學前，筆者為配合參與主編的《名城詩報》所策劃的“福建詩人散文詩人推介”專欄，曾撰寫過一篇《我觀福建詩壇》的詩歌評論，有一段描述這樣寫著：

令人惋惜的是，曾在學生時代就以詩歌而顯露自己橫溢才華的詩人孫紹振、劉登翰兩位學者，由于近幾年來皆致力文藝美學或其他領域的研究和創作，無暇于詩的創作，可他們依然認定詩是人生的一部分，是青春的藝術。他們能正確地認識自己，調整自己，勇于跟自己挑戰，他們一旦認定要做的都干得很出色，甚至產生巨大的轟動效應。孫先生的詩歌評論、文藝美學，劉先生的臺港詩歌研究和評介等，視野宏闊深邃、標新立異，各領風騷，無疑地給貧乏而脆弱的詩歌理論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增添了新的活力，而且頗具權威性。他們揮寫并留下許多華彩的篇章，他們所作出的努力和發出的屬于自己的聲音，推動了當代新詩創作的繁榮和發展，備受海內外矚目!

舊事重提，舊話重述，此中真意，不言而喻。眾所周知，20世紀的中國，使許多富有才華和良知的、跟孫、劉二先生同一代的知識分子，有著極其曲折而坎坷的命運遭際：童年和少年時代的戰亂與艱難，青年時代的熱血、激情和理想主義，中年時代靈魂的救贖與自救的煎熬，直至進入晚年之后，生命才呈現出一片秋高氣爽的繽紛勝景。而今回過頭來重新檢視這一代人走過的足跡和經營的文字，我們會發現，一些前輩在生命追尋的歷程里，保存著許多具有超前意識的、且又做到了忠實于心靈感受、忠實于文學本質的具有恒久價值和意義的篇章。沿著劉先生個人的心靈地圖所指示的方向，我們或許多少能挖掘出其中潛在的精神價值和意義。

旁白之一：劉登翰最早癡迷于詩歌。他自我如是說：“詩曾經是我生命的一大部分。盡管隨著年歲的增長和工作性質的改變，它漸漸變得輕淡和間接。但詩確實曾占有我很長一段人生，像一種魔，至死無法解脫。”(《瞬間》后記)這份特殊的情結，使他欲罷不能。于是，他語詞中的瞬間世界，乃是由靈活的、易變的、在瞬間生成的詞語所構成。它們是山海、土地、季節、梅雨、歲月、月色、故鄉、媽祖、閩江、陽臺、木棉等等意象生發的“純粹或不純粹”的歌，以及那些夢幻般的日常事物和氣息，在“瞬間”體驗的余溫里呈示出各自孵化的含義、結晶和形式，又仿佛是詞語通向經驗之源的一種溶解。“所有丟失的春天／都在這一瞬間歸來／所有花都盛開，果實熟落／所有大地都海潮澎湃／／生命曾是一盆溫吞的炭火／突然噴發神異的光彩／每個日子都因這一瞬間充滿意義／所有痛苦等待都不再難挨／／像云，攜一個夢，款款走近／像星，凝兩顆淚，燦燦綻開／生命在這一瞬間進入永恒／世界因這一瞬間真實存在”(《瞬間》)。

對于人們而言，瞬間似乎什么也不是。日常生活世界，總是表現為瞬間的枯竭，這與人的內心生活貧乏且枯竭有關。就生活、勞動、事件的長度來說，瞬間是難以構成什么可言說的內涵。與之相反，劉登翰詩歌卻揭示了瞬間豐富的蘊藏。在他的筆下，“瞬息”的故土是在一種特殊回味氣息中呈現的，“崚嶒起伏在一片蒼茫里／以飛鳥的臥姿／一副瘦嶙嶙的肩胛／撐高遠藍的天／這個叫做詩山的／故鄉吶／／海在很遠的地方／藍給母親看／在母親／飛出去就回不來的眼睛里／淚給兒子看／欲歸的心無處停泊／才把故鄉喚做／碼頭／／只有垂下眼瞼的母親才這樣回答／你出產什么／／游子”。在不足20行的、長短錯落、靈活變化的句式中，質樸的話語充滿詩意的張力空間。詩人面對時間的現在與過去之間、空間的起伏(山)與遙遠(海)之間無法逾越的蒼茫的里程，讓優美的動感畫面在節奏自然流轉中油然而生旋律的感染，讓引發的想象與回憶閃現出冷雋抒情的輝光。“游子”對故鄉的眷戀和懷想，惟有從母親垂下的眼瞼獲得了答案。詩人以敏感而通明的內心喚醒瞬間的感受，在瞬息穎悟中構成為詩歌走向心靈世界的一個豐潤的感動。誠如詩人的自我表白：“人生只是歷史的一個瞬間；但凝定在歷史里的瞬間也將永存。……面對逝去的瞬間，珍惜是因為它提供了我們時代過渡的這一代人感情的歷史見證；另一方面則也相信，昨日是校正今天和明天的歷史坐標。”(出處同上)筆者以為，這種通向無限的瞬間之“秘道”，如同一個可以辨認的標志，也可視為一個趨于成熟的詩人的氣味或風格。

海德格爾說過，詩的建立是“在奉獻與贊美的意義上設立。”而詩作為歌唱的儀式，在歷史上就是一座由神秘的符號構筑的語言的神殿。為何需要一種奉獻與贊美意義上的設立?詩所設立的應是什么?作為言語之“寺”的建立，詩其實就是敞開了一個世界，并使我們看到的都充滿祝福。而贊美即是通過為萬物賦名，語言將存在者引入世界，以奉獻給它們的存在。“東方地平線上／涼颼颼的早春黎明／一個農民，一個／佝僂的身影／什么也不曾顧慮／就把種子，默默地／播進大地，播進／歷史的進程里，一個／民族的堅韌”(《三月》)，這首寫于1980年的詩作，在今日讀來依然意味雋永，蓋其源在于詩人透過特定的歷史語境表達了對于大地和生命意義的理解，存在于歌唱中的那個時代的靈魂，依舊憑著萬物而存在。對于詩人而言，這種歌聲既是一種感情的呼喚，又是一種心靈的聲音，也是一種對于歷史的回應。然而，在蒙塵的歷史中，文化同樣殘缺不全，人很容易患上營養不良癥或文化偏至癥。詩人對此具有自我的清醒意識。繼而，他曾在一段時間里調整“轉型”，寫散文寫報告文學。通過散文，他修補了人與世界之間存在的“裂痕”走向和諧，去“尋找生命的莊嚴”；通過報告文學，他尋找某種時代精神和社會信息的“輸出”通道，去感受人生哲理與歷史意蘊的生成。

或許因為自身在感知生活、傳達情感等創作實踐上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思考和經驗，劉登翰把筆觸逐漸伸向了對于詩歌的理論批評，而且十分重視詩歌的藝術分析，這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本身包含著價值判斷的因素。早在1958年，即在北大中文系深造時，由于深受著名詩人、當時主持《詩刊》工作的徐遲先生的倡儀和鼓動，他便與如今在中國文壇詩苑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著名學者謝冕、孫紹振、孫玉石、洪子誠等前后屆學友一道，接受編寫一部中國新詩史，盡管“難產”了。然而，上世紀80年代之初，面對新詩潮洶涌而至，他主動參與其中，熱情地把舒婷等一批新銳青年詩人推上詩壇。之后，面對海峽對岸蓬勃生長的臺灣現代詩率先予以大力推介、展開評論。無論是以新詩思潮和詩人個案研究相結合的《中國當代新詩史》(與洪子誠合著)，還是另一部與人合作的(彼岸的繆斯———臺灣詩歌論》，都有其鮮明風格和研究特色。一部當代新詩史，作為具有拓荒式和建設性的著述，的確令人刮目。這是對20世紀50—90年代中國新詩狀況的精心梳理和評述，既有就新詩在當代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心理等諸多因素推動與制約下整體衍變軌跡的勾勒，又有對不同時期新詩在表現對象、表達方式、創作方法等藝術領域上的特征和嬗變的描述；既有對詩歌潮流、生成秩序及構成條件和方式的觀察與思考，又有對具體詩人的寫作和重要詩歌流派和群體的研究。尤為難得的創見是把臺港澳與中國大陸即兩岸三地的新詩采取帶有“整合”視野的嘗試處理和互動鏈接，盡管這是寫作當代中國新詩史的一大“難度”，卻明顯地呈現了著作者的智慧、勇氣和創新精神。從某種意義上，在新詩的生長史、發展史、寫作史和活動史乃至詩人心靈史的背后，是對一代學人精神歷程的深度揭示，是對不同年代、不同環境下的真、善、美的重新發現與修復，是對被時間的塵埃所遮蔽的、任生活風雨侵襲的本真詩性的呼喚、尋求和擦拭，也是對一個漸漸遠去的時代背景和詩歌真相的描畫和再現。誠如哲人愛默生所言：“破譯每個時代的謎語，總會發現它自己的謎底。” 二

對于中國書法藝術，在許多人的感覺里，可能如印象中的故鄉一樣，走在路上已漸行漸遠，甚至覺得早已成為“已故”的夢鄉，尤其是在電腦化時代，更多的從事寫作的人甚至已脫離手中之筆。但我慶幸并且欣慰，即便以毛筆為工具的書寫在日常和實用領域幾乎已瀕臨絕跡的當下，書法的文化傳統依然沒有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在日趨多元的當代社會，書法顯然已失去了固有的尊榮而走向邊緣，只能作為一門藝術而存在。依愚淺見，這恰恰正是書法作為純粹藝術的時代真正揭開序幕……

旁白之二：走向書法，走向作為藝術的書法，只有智者，才能把犀利的目光投向遠古文明與現代文明的發掘與探索中，才會以鮮活靈動的意象凝定于鋪開的宣紙，才會以抽象的藝術線條鑄造美的造型，然后把那些屬于古樸的靈魂和時代的精神氣象，氤氳流淌在歷史文化的河道中……

書法猶如人在跳舞。文字，屬于人的語言符號；書法，屬于人的情感符號。如果說詩歌是生命的旋律，那么書法則是心靈的舞蹈。是故，詩與書，素來都是中國傳統文人修心養性的最佳選擇。因為，詩歌使人聯想飄逸，直指藝術之內核；書法則讓人情感清雅，追求平和與高尚。甚而可以說，書法藝術之于人生，無論是益智、健體、審美、養心和博學等都有著無法言喻的妙處。

縱觀劉登翰的書法，文意清淳，流利多情；秀麗風雅如南方山水，飄逸自如中尤見法度。在當代詩人、作家和學者群體中，其書法庶幾趨近于上乘，如此筆情墨趣，也是其書法一直讓不少人心向往之的緣由。在當代文壇，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是，部分詩人、作家和學者擁有書法藝術的天賦，又以文學底蘊的支撐使書法變得更為豐富和立體。這種從歷史深處傳達出來的文化聲音，是復合性的才藝體現，多重性的精神交響。劉登翰深諳其中三味。從他切入書法藝術的領地加以觀照，他似乎注定要走文人化之路，追求一種精致圓融又不乏神采性靈之氣，玲瓏清雋而不乏清剛爽健之格的風韻。我像讀詩一樣讀他的字，從一撇一捺、一波一磔中去感受書者的心境。其書的蒼與稚、立與依、逸與沉、潤與枯，皆盡可讓人心領意會。這種從心中涌流而出的線痕墨色，顯露其真性情，似是能聽能品，其文質彬彬的書卷氣息也隨之在書作中洋溢，這是一種人書合一的人文對應結構。由是可見，那種鼓翼振動式的逸致驅使他撥動了藝術的觸須，那種“空梁落燕泥”式的清雅則使他獲得了人生的天籟，既瀟灑大方，又自然秀雅。

人之性情常常是先天之鑄就，又憑后天之積累。一個藝術家總是要從自身出發，并在不斷探求和歷練中加以修行。然而，文(詩)心絕非一日可以養成，需要一種沉潛和堅守。劉先生深悟到書法作為一種藝術門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賴于對一種傳統文化的維護。失去了它的傳統和源流，即失去了這門藝術。在這種意念的統攝下，他追蹤先賢書家的墨跡神韻。二王、蘇軾、鮮于樞、文征明諸大家及唐宋元明時代為我們留下的帖學經典固然是他心儀和竭力追摹的，但他只在于性相投契，即一切服從于他心目中與自己追尋的美學范式相關的邏輯。于是，他博采眾家之長，為我所用。作為一個非專業書家，他不僅逐漸形成了獨具的書藝風貌，而且做到了豐盈而不雜駁，騰挪而不失序，仿佛是理性的歌聲彌漫于他敞開的豐富的精神世界。作為一門藝術，書法內在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蘊，總是深藏于創作者的心中，而非刻意追求羅列的表層之物。

三

誠如書法也好、詩歌也罷，都有太多的東西可以表達，人生也有太多的東西必須加以面對，你別無選擇。

旁白之三：在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領域里，劉登翰可謂開國內學術界之先河，而且篳路藍縷，辛勤耕耘，一路探索一路墾荒一路收獲。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對于擴大華文文學在海內外學術界乃至世界性的影響，對于世界華文文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體系的構成，對于人們關注、走近和理解臺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學者在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這一進程中的價值作用等諸多方面，都具有一種突破性的貢獻和開拓性的意義。

隨著全球多元文化的崛起，隨著世界各地華人社區的持續發展和中華文化的進一步深入與張揚，也由于華文文學本身蘊含著豐富內容、文化信息和心靈密碼，華文文學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地人們的青睞和重視已然成為一種事實。因此，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作為一個有益于中華文化重構的重要學科，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的推進堪稱迅猛異常。然而，伴隨華文文學研究空間的漸次推展和深拓，置身于其中的研究者和學術界，卻遭遇了一個學科命名、定位、歸屬以及學科理論構建等諸多問題的尷尬局勢。面對開放的華文文學，如何讓其自身在生長壯大中獲得合理的依據和定位呢?對此，劉登翰一針見血地指出，學術自審是一個學科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但既然作為一個學科來建設，僅僅止步于平面‘空間’的展開遠遠不夠，更重要的還必須有自己學科的理論建構，從學科的范疇(內涵、外延)、性質、特征的界定，到反映學科特質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的確立，才能開拓學科研究的深度‘空間’，獲得學科獨具的‘專業性’。對理論的長期忽視———或者說對本學科理論建構的無暇顧及，是窒礙華文文學研究突破和提高的關鍵。”面對華文文學世界這個巨大而龐雜的空間，隨時都有可能需要一個研究者在學術意識與理論建構思路上進行適時調整，方能更好地把握和確定華文文學的存在價值并就關鍵性問題及時作出積極回應。因而，保持開放而前瞻的意識顯得尤為難能可貴。在劉登翰看來，無論華僑、華人和華裔的文學，其主要文字媒介是華文，一般情況下稱之為華文文學。但華文文學并不能涵括華人和華裔作家用其它語種創作的文學，特別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美國華裔的英語文學受到包括美國主流社會的認同和廣泛關注。其中表現出來的文化溝通和改造，是不同地域、不同種族和不同歷史之間文化融匯的重要現象和亟待深入探討的新鮮命題，而且隨著華人對所在國社會的參與和融入程度日益加深，華人的異語種書寫已漸成一種普遍現象。對此，他表示贊同近年來一些學者主張超越語種的局限而立足于族性和文化之上的學術主張。同樣的，他又以一種高屋建瓴的學術氣勢，從目前全球化語境影響學科體系的一些新變動來拓展華文文學詩學體系的學術思考空間。近年來他撰寫的一系列學術論文，既有宏觀的透視，又有微觀的剖析，學術視野開闊，內容有的放矢，銳氣不減當年，堪稱自成一家之言。其中《世界華文文學的存在形態與運動方式———關于“一體化”和“多中心”的辨識》一文，則從華文文學形態的某種特殊性出發，針對有的學者以“一體化”和“多中心”來建立華文文學研究的學術范式和思路提出大膽的質疑，這不僅是對華文文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作出深入而透徹的思考，也是對處于流動性狀態的、跨文化語境的華文文學態勢的清醒認識和極大關注。在某種意義上，提出了華文文學詩學體系構建的一個核心問題。

應該說，劉登翰的學術個性，在于他能把宏闊敏捷的文化視野和縝思求實的研究品格加以結合，從而開辟了自己的研究疆域。從他早期率先提出一個必須面對的文學現實，即文學的“分流與整合”的理論闡釋所揭示的新世紀中國文學必將從分流走向整合的必然趨勢，到他從當代中國文學的整體格局去考察和研究臺灣文學，并在《臺灣文學史》一書里得到的集中體現；從他對香港文學、澳門文學的多元構成和大視角的全方位描述和觀照，乃至于對東南亞華文文學、海外新移民文學、尤其是世界華文文學的整體性思考和研究，以及對諸多重要現象與問題的審察和清理，等等，我們可以清晰地辨認其聲音，可以看到他富有創建性的論述，不僅為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同樣的為當代華文文學世界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富有價值作用的理論導引、實踐范式和詩學體系建構模式。

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猶如車之雙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這是人們在談論文藝創作與文藝批評的關系時經常提起的話題。縱觀古今中外文學史，我們可以從許多文學家的身上獲得理論上的依據和支持，恕勿贅言。有人這樣描述過，作為學者，劉登翰起步于多元的文學創作；作為作家，他又在文學研究的領地找到歸宿，從而展示了一代文人的特殊風采。我想，讀者諸君只要走近劉登翰，走向他為生活、時代和文學所思考而凝聚及留下的文字結晶與構筑的精神大廈，自然會有“所見略同”之感，并且，可能獲得更多的感染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