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散文”作為一個重要的當代散文概念，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晚期。經過十年的發展，成為當代散文發展史中一個重要的現象。“新散文”是如何發生的?其概念的落定在理論與創作中又是如何凸顯的?“新散文”現象與前期的散文思潮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這些是本文力圖梳理及厘清的關鍵。 文學史常以文類演變的形式表現出來，伴隨文類演變的往往是文學新觀念的提出、獨立與深入展開。王國維先生所言的一代又一代的文學，既總結了文體的代際現象，又闡發了文學新觀念的遞進與更替的必然規律。在一個時間段里，文學史所包含的諸多文類總是以“種類進化”(法國學者伯品納吉埃爾的提法)的形式呈現出來。現代散文的發展就是一個恰切的例證，從上個世紀初啟蒙時期“美文”的提出到世紀末“新散文”現象的涌現，其間不僅是文體內涵不斷豐富與確證的過程，也是散文新概念不斷推出、散文新話語不斷實踐的過程。 文學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文類新概念的標舉多矣，但并非任何一個新概念皆能夠落定成為一次成熟的文學思潮、運動或者現象。避免新概念的自言自語，從標舉到落定，涉及到如下幾個要素:一是話語的適時推出，宣揚的程度與范圍;二是理論的跟進，研究的熱情;三是創作上的大力呼應，代表性作品的推出，文學實踐的力度;四是在一定范圍內產生的影響、意義。根據以上四個要素的相互關聯，本文擬考察發源于上個世紀末的新散文現象是如何發生?如何命名?又是如何發展成為一次較完整的散文風潮的?并梳理新生代散文與新散文之間的淵源與聯系，以呈現兩者之間過渡、承傳、革新的基本脈絡。 毋庸諱言，對關鍵詞的解讀是解讀文學新概念的必然通道，因為關鍵詞是話語標舉中最核心的部分。對于新散文現象而言，首先要解決的關鍵詞即為“新散文”一詞。回望百年文學史的風風雨雨，“新散文”的提法屢屢現身，第一次出現還要追溯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當其時，周作人為了給白話散文正名，首先使用了“新散文”這一名稱，以時間的先后來區別新舊散文體系，比如他在總結白話散文的成就時強調“新散文的發達成功有兩重的因緣，一是外援，一是內應。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學哲學與文學上的新思想之影響，內應即是歷史的言志派文藝運動之復興。假如沒有歷史的基礎，這成功不會這樣容易，但假如沒有外來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沒有新生命，不會站得住。”[1]很顯然，周作人的命名是建立在那個時代特有的新文學史觀基礎上的，所謂的“新”是相對于舊文學而言。隨著白話文運動的展開，新文學在語體方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再加上五四諸公在散文領域里的實踐，打破了白話不能做美文的迷信。周作人的這種提法，實際上指稱的是白話美文。所以，應該歸之于轉型文學時代姑且的叫法，并沒有特殊的文體含義，也因此在白話散文取得成功之后這一提法并沒有普泛開來。“新散文”名稱的第二次出現是在20世紀90年代前后，1989年《散文》第二期刊載了一篇李孝華所寫的《新散文的審美特征和成因》的文章，作者用“新散文”一詞來涵蓋此前兩三年內，文壇所出現的一批在藝術手法、主題上皆有所突破的散文作品。另外，隨著1985年前后新潮散文的涌現，引起了學界側目，一時間，“新藝術散文”“探索散文”“新潮散文”等名稱風起云涌，在諸多命名中，“新散文”就是其中之一，如秦晉在1993年發表于《文學評論》第一期的《新散文現象和散文新觀念》一文，其中所指稱的就是這種新潮散文。后來理論界采用了“新生代散文”的提法取代了前期的命名混亂。而2006年出版的《新散文思維》這一著作之中，段建軍和李偉這兩位作者則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將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的散文創作統稱為“新散文”，認為其代表作是巴金的《隨想錄》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以示與“舊時期”三大家散文的區別。這樣看來，兩位學者所討論的“新散文”是以時間為內涵，而非本體論意義上對散文概念的重新界定。 《大家》雜志在1998年集中推出“新散文”作品及相關討論文章，更像是個標志性事件，這與此前的“新散文”命名過程有著巨大的區別。“有意為之”的背后是散文新生力量的崛起。 “新散文”的著力點在于散文文體的“破”與“立”，而1998年卻只是一個契機，其實在此之前，散文文體的探索早已經暗流涌動。其中劉燁園在九十年代初的理論倡導尤其引人注目。而1993所寫的《新藝術散文札記》這篇文章，集中體現了劉燁園的散文“新”思維。在《新藝術散文札記》一文中，詳盡地闡釋了他的“新藝術散文”觀——散文中最有文學性、形象性、生動性、才華性、靈魂性、色彩性的那些篇章，是多種藝術手法(諸如象征、隱喻、詩象、魔幻、意識流等)的融會貫通，并“吸收了現代音樂、繪畫、建筑、小說、詩歌甚至大自然的原始氣息等諸多的藝術新啟示”，這是對“傳統散文”從內容到形式的一次有力的反撥。他還強調散文的“密集型”信息量(即散文的濃度、厚度、深度、新度和密度)，強調作家“與語言生死相依”，“語言必須是最生命最血肉最人性最有力量的，力圖為散文尋求到一種詩象語言”表達方式。與此同時，“新生代”散文家在散文實踐領域集體登場，標志性事件是《上升—當代中國大陸新生代散文選》、《九千只火鳥》、《蔚藍色天空的黃金》三個文本的推出。其代表作家有祝勇、王開林、葦岸、張銳峰、馮秋子等。“新生代”作家所強調的主體生命的體驗與思考，散文形式方面所推崇的藝術風格多元化，毫無疑問是“新散文”概念提出的先聲。正如寧肯在其散文作品《虛構的旅行》序言中所說到的:新生代作品是“新散文”概念的最重要依據，沒有這些文本就不可能有“新散文”的提出。而且，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一些“新生代”散文作家如祝勇、張銳峰、周曉楓等，在“新生代”創作沉寂之后，轉而成為“新散文”的主力軍。 進入新世紀之后，“新散文”的一些口號、觀念和作品被一些媒體反復渲染。2002年，被稱為“新散文”理論旗手的祝勇寫出了長篇論文《散文:無法回避的革命》[2]，在這篇長達一萬五千字的文章里，作者為“新散文”的興起進行了階段性總結。他分別列出了長度、虛構、審美、語感這四項指標，論證了“新散文”所不同于“體制散文”的新的質素。他認為，散文的叛逆者們，不可避免地對所謂“正統散文”表現出憤世嫉俗的情緒，從而尋求一種更接近真實的表達方法。如其所言“這些探索者們更專注于自己的內心，因為專注內心比輕視別人更能顯示一個創造者的自信。”[3]祝勇的這篇論文可以稱得上是“新散文”從創作走向理論自覺的一個界碑。盡管其論文中的諸多提法引起了后來不少學術論爭，但其理論的鮮明、話語的獨特以及邏輯上的自成系統，在新世紀的散文理論中卻是獨樹一幟的。除此之外，“新散文”代表作家如張銳峰、周曉楓等在一些散文研討會上也站出來發言，表達了對傳統散文的質疑，指出散文文體必須變革的事實。 隨著“新散文”作品的不斷涌現，更多的理論探討與關注出現在當下。福建師大的孫紹振教授對“新散文”的觀念與創作皆表示出首肯，并作出了廣義“新散文”(包括新生代散文作家與新散文作家)與狹義“新散文”(專指新散文作家)的區分;在由吳儀勤教授主編的較新的《中國當代文學五十年》這本文學史教材中，辟出專門小節來探討“新散文”現象;而另外一些學者如陳劍暉、黃雪敏等人，則著文對之表示質疑。2006年5月13日《羊城晚報》發表了陳劍暉的長文《新散文:是散文的革命還是散文的毒藥?》，矛頭直指“新散文”寫作的軟脅。從此開始，關于“新散文”寫作的爭論拉開了序幕，包括對新散文概念的認定、“個體性”的體現、是真正有意味的形式還是嘩眾取寵的技術主義崇拜等諸多方面都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爭。當然，通過這些論爭，“新散文”概念進一步得到凸顯。 相較于“文化散文”、“歷史散文”、“學者散文”、“女性散文”等散文標簽，“新散文”的命名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打上了明顯的題材或者作者身份的烙印，其基本布局尚停留在傳統散文的總體格局之下，在散文的寬度、氣象、性別特征方面確實做出了大幅度的開拓。后者則模糊了題材和作者身份，僅僅指向散文文本，指向其在話語方式和精神追求方面求新求變的一種姿態。正如祝勇所指出的:在‘散文’前面加上一個‘新’字，不僅是想強調時間的意義，更強調觀念的區別。周曉楓更是明確指出，“新散文是不斷被更迭的概念。不是新散文會成為潮流，而是求新、求變、求豐富一直是潮流和趨勢，任何文學都是這樣。”[4]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新散文”的出現并非偶然，它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藝術散文”、“新生代散文”等創作潮流的延續和伸展。立足于20世紀90年代散文熱的大背景和思想文化界“去中心化”的社會基本語境，是散文界努力“恢復個性”的集中體現，在這一點上，也與五四散文傳統遙遙相應。在具體實踐中，他們致力于重新確立散文的話語秩序，在文本的敘述姿態和語言創新上走得很遠，某種程度上具有拓荒的文學史意義。并在多個層面上對傳統散文文體形成挑戰和沖破的局面，新散文諸作家有著自覺的文體探索意識，個別作家甚至走得非常遙遠，顯得異常“前衛”和“先鋒”，自然也引起了散文界的側目。毫無疑問，“新散文”在文體探索上留下了太深的“腳印”，這對散文文體的拓寬以及由之而來的對散文內在精神的重新審視方面，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啟示。 參考文獻: [1]周作人.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一集:導言[M].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10. [2]祝勇.一個人的排行榜:序[M].北京: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 [3]祝勇.散文:無法回避的革命，一個人的排行榜:序[M].北京: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332. [4]周曉楓.收藏:時光的魔法書[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