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文化批判；人類中心主義；文化多元性；虛假生態保護主義；生態和諧

論文摘要：烏熱爾圖文學創作的生態思想豐富而成熟，他認識到“文化危機是導致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本文著重對烏熱爾圖生態思想的文化批判部分做了解讀，發現在許多小說和理論文章中他多次對“人類中心主義”、“虛假的文化保護主義”等導致生態危機的錯誤意識加以批判，倡導“以自然為母親”，“天人合一”的生態整體現，他堅持民族的“自我闡釋和“聲音的不可替代，追求文化的多元性，進而推動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科學研究和發展模式的變革，以維系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從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

生態文學是探尋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的文學，文化批判是生態文學作品的突出特點。美國的科學史家林恩·懷特(Lynn White)的著作使我們認識到生態問題遠遠不止是科學問題和經濟問題，生態危機是文化危機、人文危機，甚至是人性危機，更準確地說生態危機是人類主宰地位的危機。杰出的生態思想家唐納德.沃斯特也明確指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自身，而在于我們的文化系統。要渡過這一危機，必須盡可能清楚地理解我們的文化對自然的影響。”烏熱爾圖一直執著于探尋鄂溫克族的深層文化意蘊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關系，他對那些隨意踐踏自然的身體和尊嚴的“人類中心主義”大加批判;同時，他面對古老民族文化的逐漸消散痛心疾首，他要喊出弱小民族不可替代的聲音。他認為多元化的民族文化依賴于多樣化的生存空間，文化多元是維系生態平衡的保障。文化批判—正是烏熱爾圖的作品生態思想最為’可貴最為成熟的部分，本文將就這部分生態思想作初步的整理和闡釋。

一、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

第一個對人類中心主義發起直接批判的是生態思潮的始作俑者、杰出的生態思想家和生態文學家卡森。卡森認為，人類竭澤而漁地對待自然，其最主要的根源是支配了人類意識和行為達數千年之久的“人類中心主義”。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烏熱爾圖發表了《大自然一任人宰割的獵物—麥爾維爾的1851》，《有關大水的話題》、《獵者的迷惘》、《依偎在大自然懷抱的新人》、《閱讀<白鯨>札記》和《生態人的夢想》等一系列有深刻見解的理論批評文章，生態思想越來越成熟，以至形成了他自己的生態理念。在這些作品中，烏熱爾圖提出人類是生物社會的一部分，對現代中國“人類中心主義”的盛行給予了嚴厲的批判。作家尖銳地指出如果人類的科技文明和工業文明繼續違反自然規律，把 人類的發展建立在掠奪自然資源的基礎之上，不能處理好人與自然的矛盾的話，人類將與整個地球一同陷人滅頂之災。

那些伐木人最大的炫耀是他們的采伐量。當你聽到1.3億立方米的木材運出大興安嶺的時候，不必贊嘆，那只是正式公布的大大壓縮了的生產數字，雖說它表明大興安嶺林區開發以來的生產總量，并不包括數十萬人口若干年來為越冬取暖燒掉和無端耗費的堆積如山的木材，其實兩者加起來，才是一個無法估算的天文數字。

“當這龐大的森工企業的所有開銷，包括貪官污吏們的所有揮霍，統統由伐倒一棵棵鮮活的樹木換取的利潤去支付的時候，不堪重負的大興安嶺早已在呻吟、哭泣!”

上段文字出自烏熱爾圖的文化散文《大興安嶺，獵人沉默》，在這篇文章當中作家痛苦的說道: “而對將要失去森林失去草原的大興安嶺和呼倫貝爾，我剩下的只有難抑的嘆息，還有綿綿的心痛。”‘3，烏熱爾圖認為人類享用、掠奪了自然資源后，又不可饒恕地做出了涸澤而漁的滅絕自然的殘忍行為，是人類的利欲熏心、自我膨脹的結果。

烏熱爾圖在(有關1998年大水的話題》中闡述:“當我們怨恨無情的洪水之時，更應該深刻地反省我們自己，反思我們那并不光彩的過去、反思我們頭腦中隱含著的愚昧的觀念、反思我們一貫對大自然采取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還有我們那與長遠利益相矛盾、相沖突的行為。”‘引作家在創作中不止一次地闡述了這些生態思想，這與生態批評家所提出的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實際上這正是烏熱爾圖生態思想的一面旗幟。

生態思想家贊成在處理社會問題時堅持人本主義原則，尊重人、維護人權、捍衛公平正義;烏熱爾圖反對“人類中心主義”，主張堅決擯棄“唯發展論”，并不是反對以維護人的當前基本的生存權利為目的的人本主義。他認為要把自然當作母親，在向大自然索取的時候，要有節制，瘋狂無度、榨干母體的血肉，使其無法恢復，那么來自自然最大的懲罰就是“母親”將收回人類所得一切，就會令這個不懂事的孩子終生監禁:他認為人類應以生態環境的整體利益為最高利益，要肩負起自己的生態責任，萬物生靈都有生存的權利，都應該得到尊重，對待自然要想對待母親一樣，懂得回饋，這才是人類發展的光明前景。

二、對文化多元性的生態訴求

烏熱爾圖在許多作品中表達了對失去的原始家園的留戀，“但更主要的是惟恐整體性的鄂溫克文化被‘切割采樣’、‘改頭換面的占用’;故而力圖將現實、歷史與部族神話、傳說、圖騰，尋根溯源，集納些‘隱形文本’，‘闡釋整個部族 的精神世界，使其更具凝聚力與民族意識，以便同其他生存群體相區別’，這也正體現著絕大多數弱勢民族對與強勢文化的“過度交流”的抵御。

在90年代，烏熱爾圖迅速接受西方尤其是歐美新文化理論，吸收了后殖民理論的反抗性的質疑性的思想。烏熱爾圖的文化散文《大興安嶺，獵人沉默》中寫道:“如今，大興安嶺中獨有的‘聲音’被‘替代’，我們聽到的只是鋪天蓋地而來的砍伐者和濫墾者的喧囂。而那獨有的‘聲音’被‘替代’，不僅表現在生存環境上，在其它范圍，如文化方面、如民族習俗方面，也面對種種的‘自我闡釋權’被他人占有的現象。”烏熱爾圖堅持著對母族文化的自我闡釋權、拒絕任何文化獵奇者對母族文化資源的盜用這種思想呈現在他的《不可剝奪的自我闡釋權》、《聲音的替代》、《弱勢群體的寫作》等文化人類學理論文章當中。烏熱爾圖拒絕任何文化獵奇者對部族文化的盜用并不是要去追求狹隘的種族中心主義。這種不能剝奪的自我闡釋權其實彰顯的是述說的渴望，他是想要大聲疾呼:在多民族共存、同求發展的國度中，不要以強勢文化的居高點和不公正的歷史偏見去“曲解”或“誤讀”其他文化，隨意去做“聲音的替代”，這種剝奪他人自我闡釋權的行為造成的后果是對此種文化的歪曲，必然消減其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聲音，是對整個生態文化的消減，其最終后果就是造成生物多樣性的消失。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反映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因此不同的自然環境就會有不同的文化”，同樣，多樣的自然環境是多元的文化產生的基礎和前提。如文化中的宗教、圖騰、文學、繪畫、歌謠、舞蹈、工藝、慶典等等眾多方面無不以人類與大自然的千絲萬縷的關系為內容，無不呈現出人在自然生態中受到的教化心態，占有掠奪破壞了這些多樣化的生態環境，則必將破壞這些文化賴以生存的根基。西方文化相對主義承認所有文化是平等的，實際上，在西方人眼中的那些弱勢文化并沒有享有平等的權利，印第安文化被無端扭曲，瑪雅文化更多地淪為科學的對象，埃及文化更多是經常被用來作拍影片的背景，神秘的東方文化藝術就是附庸風雅的飾品。在現實生活中弱勢文化還是被排斥的“他者”，這仍是源于西方根深蒂固的殖民心態。而實行某些人所奉行的單純的“全球化主義”，“單一文化主義”，.無視那些弱小文化，或叫“異質文化”的自我闡釋，則是在消滅文化多元性，從長遠來看，這必將使整個生態系統失去平衡。 因此，述說的渴望一直潛藏在每個民族的群體意識當中，自我闡釋才能保持民族獨特的個性，才能呈現各個民族獨特的文化特征。“文化多元性的消失，同一文化的存在，不僅意味著多元生態系統的消失，同時也意味著人類未來發展多種可能性的消失，人類前景的渺茫”。口，因此，烏熱爾圖認為在文化保護過程中我們必須傾聽邊緣化和異質的聲音，注意保護多元文化所生長的土壤，保持文化多元性，建立復合型文化，才能維系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這正是烏熱爾圖對文化多元性的生態訴求。

三、對“虛假生態保護主義”的批判

保護文化的多樣性就是保護生物的多樣性，就是維護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在當今生態危機已經到來的時代，保護生態多樣性更具緊迫性和現實意義。近年來，一些世界組織在全世界開展了評選“自然文化遺產”的工作，就對保護生態的多樣性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當今的自然保護運動和文化保護中，隱藏著嚴重的虛假與虛偽，或曰“虛假生態保護主義”。

在烏熱爾圖的小說《熊洞》中，一個林場主任以意味深長的語氣說:“地球就像一個睡著了的巨人，你看，河水像不像他的血，林子應該說是他的肺，現在，他的肺要完了”，“用不了多久、地球上會有一百萬物種消失”。就是這樣一個有生態意識的林場主任，對熊洞感上了興趣，他竟然想獵熊，帶著難于啟齒的心事，他迫不及待地探進冬眠的熊的洞里，結果被嚇得雙目失神，演出了一場虛偽的生態保護主義者的鬧劇。就是這樣一個所謂的“生態保護主義者”卻在利益面前露出了虛偽的真面目。作者通過小說人物形象諷刺了那些虛偽的生態保護主義者，沒有真正認識到保護自然、保護野生動物的行為對于維護生態系統的穩定、對于人類生存繁衍的重大意義。

烏熱爾圖在散文集《呼倫貝爾筆記》的序中寫到:“實際上，踏足于這片土地的每一位，同樣都是這筆珍貴遺產的享用者、占有者。無視這片土地上產生的古樸的文化，以種種堂而皇之的借口將其替代、覆蓋或僅僅視為裝飾物，勢必潛在著某種作用于未來的危害。”這段文字揭示了人們肆無忌憚地掠奪大自然其根本原因即利益的驅使，同時，烏熱爾圖也指出在利益的驅使下，大自然淪為了人類實現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打著資源保護的旗號下人類對自然采取的是“工具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態度，很多國家和地區都致力于設立自然保護區或某某生態園，接著就是掀起了生態旅游的熱潮，城市的人們紛紛涌人森林深山、草原湖泊，“光臨”少數民族地區的山寨、‘營地，似乎人們的生態良知被喚醒了，開始回歸大自然，似乎我們的生態系統有救了，然而這種熱潮背后隱藏的深層動機不是熱愛自然，而是將自然作為賺錢的工具，唯利是圖的結果是大量游客的涌人，紛雜的車輪與腳印踐踏了草原和森林，白色垃圾污染了湖泊、濕地，噪音破壞了野生動物寧靜的生活，更吸引了無數的貪婪淫邪的偷獵者的黑槍，這虛偽的生態保護主義只是一種投機取巧的做法，這種僥幸心理已經遭到了來自自然的懲罰。連年干旱、暴雨洪水、藍藻泛濫、熱帶風暴以以往從未有過的高頻率奇襲人類家園。這實際上不是保護自然而是將過去很少被破壞的自然后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這是人類“非生態”或“反生態”的思想文化的體現。

烏熱爾圖的文學創作所蘊含和彰顯的生態思想相比其他國內生態文學作品豐富而深刻，源于他對呼倫貝爾和大興安嶺這片熱土的至真至純的愛。本文著重對其生態思想中的文化批判部分做了解讀，烏熱爾圖倡導“以自然為母親”、“天人合一”的生態整體觀，他的思想給我們的啟示是只有改變人類根深蒂固的非生態和反生態的思想文化，進而推動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科學研究和發展模式的變革，才可能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當然，他堅持“自我闡釋”和“聲音的不可替代”，也存在著一些理念上的執拗，而忽視了民族文化的借鑒與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對于維護文化的多元性，維持生態系統的穩定是有積極意義的;況巨生活在此的古老民族敬畏自然、善待自然的生存策略和宗教思想確實值得我們去崇尚與敬仰。重返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只有從思想文化的深層次解決問題，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生態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