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情愛敘事；兩性關系；存在狀態；平衡；王安憶

論文摘要：文學的發展水平與人對自身認識的發展同步。王安憶在現代情愛的背景下，反叛與超越政治倫理敘寫，開掘人性因素，追問和探詢兩性生存狀態中的平衡和諧之道。在男性與女性的情愛世界里，王安憶寬容地放縱女性的欲望，溫情地寬恕男性的怯懦，既擺脫了傳統敘事模式的窠臼，也洞穿情愛問題和社會問題的表象，直指人性最隱秘的情感，體現了對人類終極價值的關懷。

作為當代探索性極強的作家之一，王安憶雖未在新時期文學各種思潮中獨領風騷，但也從未在當代文學史上的重要階段缺席過。從早期“雯雯系列”中朦朧的少女情愫到“三戀”中驚世駭俗的性愛描寫，再到新世紀初筆下“女性世界”的點點滴滴，王安憶由表層的或精神或物質之追求轉入更深廣的人本之思，并一直與潮流保持著距離。在這不斷地自我否定與自我超越的流動態勢之中，王安憶的文學創作貫穿著不變的主題，那就是“對人類終極價值的關懷和根基處棲身的企愿”，愛情婚姻、兩性關系就是這一主題的切入點。王安憶以一種“完美的、也是殘酷的寫實”手法，超越了“感傷主義的關隘”，向人們揭示著美麗光暈下“嚴酷的愛情故事”，昭示著世俗男女、兩性關系的內涵。

一、質詢兩性關系，反叛與超越政治倫理敘寫

新時期初的愛情敘寫，注重愛情的“精神化”和“政治倫理”敘寫，對人的解讀還停留在社會性層面，而兩性之間基于物質性、自然性的情愛則被無情地淡化甚至漠視。王安憶反叛與超越了政治敘事模式，不懈地質詢兩性關系的本質，從人最基本的自然性開始了對人的重新發現，以一種非常形而上的姿態去思考形而下的人性基本構成。

王安憶認為兩性關系是人與人之間最自然、最直接、最本質的關系，“撇開階級和經濟的因素，從最自然的狀態看，這個世界就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世界。我要探求的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下一個男人和女人的關系，他是怎樣達到平衡的”兒吣。由此，王安憶明確地將兩性關系分為精神和物質兩部分：“寫情書、打電話、言語都是精神方面的，性是指物質方面。”。而后者具有的強烈的物質力量，驅動著孤獨的兩性個體相互接近溝通、包容、創造。性欲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傳統道德卻談性色變。人性的健康不應將性愛的健康排除在外。恩格斯贊成和提倡“表現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瓦西列夫說，愛情“既有生物性又有社會性”。在王安憶的作品中，“認識性與認識人自身同步深化與成熟起來”。

《荒山之戀》、《小城之戀》和《錦繡谷之戀》率先肯定了“性欲”存在的合理性，在新時期文學中表現出與“政治倫理”愛情范式悖離的敘事趨向。“欲念的聯結不都是深刻的聯結，但最深刻的聯結必須要通過欲念來抵達。”雖然，《荒山之戀》中無理錯亂的性愛不容于有理有序的現實社會，《小城之戀》中符合社會美德的母愛有效地中止了無理無序的性愛，《錦繡谷之戀》顯示了世俗性愛的荒謬與不容于世，但王安憶在文本中隱示，要“設計一個更符合人性新道德的性愛角色，而非傳統文化所造成的在強迫的異性愛關系勉強為規范性妻子的角色。”

王安憶的文本里，性是以美的姿態出現的，而不是傳統話語中的丑惡。《崗上的世紀》是一首關于性愛的贊歌。“小崗上”猶如伊甸園，七天正是創世紀的一個周期，崗上的七天則是“她”與“他”共同創造人性的奇觀。王安憶的描寫沒有挑逗性的用語，“小說里充塞的是對宇宙、對生命、對身體的贊嘆，是一個力與美，陰與陽交融的奇妙世界”。奇妙的兩性世界被無限制地延展成一種永恒和象征。

王安憶是這樣解釋的：“我是把性愛當作目的來寫，沒有更多的社會意義。”“。她也曾大膽宣布，不要特殊環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語言的風格化，不要獨特性。文本中具體的政治社會背景被淡化，以女性個體生命的涌動表現個人意識的覺醒，寫人的自然性被社會性壓抑。文本中的很多主人公命名為“他”和“她”，以“類”來指稱人物，表示其代表的普遍意義：愛情中的“性”不可回避，更無法回避。對于王安憶而言，她只想在最自然的狀態下，探求兩性關系作為愛情主題中的必然、合理的內涵，在任何時代都不應被壓抑、漠視、扭曲。由于性愛與人類的終級命運息息相關，所以真正偉大的文學自始至終都敢正視人類的性愛。王安憶通過對兩性關系的探討，使人們對現存兩性關系格局的合理性產生懷疑，思考“性”問題對女性生存與命運的影響與制約，進而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反叛與超越。

二、關注女性命運，寬容地放縱欲望

王安憶小說中的主人公多為女性，“我的寫作更多的是審美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我覺得女性更為情感化、更為人性化，比男性更有審美價值”王安憶筆下的女性主人公，地域橫跨農村、都市，年齡從少女到老嫗，時代背景也從解放前綿延至21世紀。這些女性大多聰慧堅定，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她們一旦陷入愛情，便帶上了孤注一擲、奮不顧身的悲壯色彩。

《流逝》中的歐陽端麗從少奶奶到充當破敗之家的頂梁柱，王琦瑤個人先后的生活狀態可謂天壤之別，可她們都照樣將日子過得有滋有味、從容不迫。“文革”中的女性面對抄家的造反派時，邊應答邊氣定神閑地淘著米。《妹頭》中的女主人公在人與環境的磨合中，顯得游刃有余。愛情是女性實現理想和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在男女關系的背景下，王安憶從性愛、情愛、同性之愛等不同層面探索女性生命的舒展和對精神自由的追求，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女性的種種神秘、真實的本能欲望和深層體驗。

王安憶在小說中放縱女性主人公的欲望。在《崗上的世紀》里，王安憶以“細膩的、蓬勃的、從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性心理的情感方式和生命體驗過程為線索，把兩性關系中一直以男性為中心的快感轉移到一個女性文化視閾的心理世界的真切感受。可以看到王安憶開始傾心于人在性愛和感情世界的矛盾糾葛，試圖用性愛來建構一個完整的女性心理世界。因為只有最高程度地實現性生活領域里的人格尊嚴，才能達到女性生命本體最大限度的和諧和自由。王安憶把女性身體從被“看”中解放出來，在對欲望的自主言說中確立了女性自我主體性存在的價值。文本中具體的政治、社會背景被淡化，以女性個體生命的涌動表現個人意識的覺醒，突出人的自然欲望與心理，將“性愛本身當做人類創造自我(不是創造兒女)的神圣行為”。

王安憶在小說中寬容地看待人性中的自私、貪婪等物欲的膨脹。《香港的情與愛》敘述不平等的男女交易，寫“欲”，卻更寫“義”。作家對這一切給予充分的“道德寬容”，于是性愛敘事被呈現為無罪的歡愉敘寫，情愛的選擇成為尊重生命、尊重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表現女性沉淪的《米尼》、《我愛比爾》中，作者沒有從傳統的倫理道德角度加以評判，而是從女性自身的價值出發，去追尋和確立她們存在的意義。面對墮落的米尼，專“傍”老外的阿三，作者沒有居高臨下的道德說教，沒有廉價的道義同情，只有真誠的惋惜之心。王安憶悲憫地敘述：這是一個渴望彼岸的漂泊的心靈!

王安憶是懷著悲憫與欣賞去塑造女性的，同時也表達了她的憂慮與沉思，她說：“這個時代是一個強調合理性的時代，把人往下拉的力量特別強，好像一切的墮落都是有理由的。有時候，不道德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而且有理論依托，這就是80年代的‘人性解放’。在這個旗號下，所有的不道德都可獲得‘合理’的解釋。80年代的思想運動是必要的，因為在這之前，人性在中國社會里被壓抑到最低點，人成為政治動物、社會動物，復蘇和回歸到原初的人性是巨大的進步。但問題出在，你回到了起點，再往哪里走?是向更高級狀態出發，還是降落到底線以下。”

這個時代里，聰慧的女性守望著愛情，循著愛情之路，一步一步，身不由己地走入迷失、墮落、沉淪之境。一個個情愛故事，結局無一不指向虛無，這些情感悲劇演繹了人性中情愛的悖論和殘缺。雖然如此，王安憶卻有意淡化人性中的“惡”與“悲”，竭力挖掘“善”與“喜”，開掘“假”中些許的“真”，筆觸中有溫情、寬容、悲憫，甚至存在某種程度的認同和欣賞，體現著作者對“浮萍”般動蕩生命的慈悲關懷，對傳統知識分子人間情懷的堅持。 三、尋找男子漢：溫情地求索協調

新文學初期，女性主體性地位因傳統規范制約而無法確立，男性主體地位因父權制權威而焦慮難以生成。作為女性作家，王安憶認為男人并不比女人更有力量，女人尋找男子漢的心理源于她們依賴性的陳舊思維模式，尋找本身就是誤區，其結果注定是失望，“男性神話只是一種人為的打造而非歷史的真實”。在她筆下，女性形象常常呈現出強大的力量與姿態，男性形象則顯得平庸懦弱甚至猥瑣。王安憶曾用知識和生活來對比男女兩性：“知識是軟弱的，生活才是結實的，那誰來扮演知識，誰來扮演生活呢?我覺得還是女性扮演生活的好。我覺得男性扮演生活沒有那種美感。”

王安憶以一種客觀的眼光觀察、思考著人類的生存處境和精神處境。她并未置男性于女性的對立面，她覺得對“女性化”最好不要用性別特征去定義它們，因為這不是性別特征，而是人性特征。王安憶作品里的“性”“甚至不是男性、女性的性’，而是‘人性’的性’……指的是人性的自然屬性，是人性天然的、本能的、具有遺傳性質的性’。

這是在客觀地理解男女兩性。王安憶筆下的女性扮演結實的生活，積極主動且富于生活韌性，而男性多數扮演軟弱的知識，在愛情中要么缺席，要么處于被動狀態。在理想男性光圈不在的背后，自私、懦弱和卑微的男性無處遁形，讓渴望愛和被愛的女人們悲痛失望。《荒山之戀》即稱：“女人愛男人，并不是為了那男人本身的價值，往往只是為了實現自己愛情的理想。”

愛情的另一方，男性人物形象無論是形體還是心靈都比較模糊貧弱。《荒山之戀》中“他”“頎長纖弱”、“羞怯”、“陰郁”、“謙卑”，兩個女人卻漂亮而有心計。《崗上的世紀》中李小琴“好看的身子”、“豐盈的手臂”、“白玉無瑕，堅韌異常”，“像個初生的嬰兒”，而楊緒國是“一根一根的肋骨，兩條又瘦又長的腿，錐子似的扎在地里”，“像一條斷了脊梁的狗”，其問對男性的丑化和對女性的美化傾向是不言白明的。此外，還有對男性品格的丑化：楊緒國干農活比不上李小琴；《荒山之戀》中的“他”聽從兩個女人的安排，失去了自己的頭腦和思考；《流逝》中往日風度翩翩的文耀，面對家里的變故一籌莫展；《逃之天天》的郁子涵生性淺薄，貪圖口舌之欲，將本應挑起的生活重擔一卸到底。

可以認為，王安憶在書寫作為女人的驕傲和魅力，但這不是對男性的不滿和討伐，正像王安憶在向陳思和解釋“三戀”時所說，“根本不是以女性為中心，也根本不是對男人有什么失望”且。而是作家對在艱難生存處境下疲倦、衰弱的男性的同情和理解，并用女性的柔韌在孤獨和困頓中守住兩性共同的家園。“男人的理想是對外部世界的責任和創造，而女人的理想是對內部天地的塑造與完善。”王安憶希望她的男女主人公們“攜起手來互相補充和配合”。

20世紀90年代以來，王安憶一再重申，自己正從事“世界觀重建的工作”，不回避現實世界，也不參與現實世界，而是借用現實世界的原材料來重塑精神之塔。王安憶以一種客觀的“超性別”立場來看待兩性關系，重塑精神之塔，她試圖兼顧男女兩性生命經驗的需要，共建平衡發展而不是男女對峙的世界。王安憶也在文本中對造成男女兩性之間矛盾沖突的實質問題進行了反思：“實際上，吞沒‘自我’的也不是男人，我們不應該把矛頭指向男人。說起來，男人和女人都是受害者，是同一戰壕里的戰友，應當互相支持。”束縛女性發展，造成兩性矛盾沖突的，并不是所謂的男性世界，其實是人類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以及社會歷史文化的積淀。

王安憶的文學創作傳達出在精神泥沼中艱難跋涉的苦痛，但她更“愿意給人們一些希望”，于是，看取兩性關系的本真，踏上了人性求索之旅。“女性為了人性的解放進入社會中心，男性為了人性解放從社會中心重返人性家園，成為男女兩性所共同遇到的問題。只有在兩性對話中，男女才能對社會性與人性的對立統一的矛盾更清醒深刻的認識與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