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惡心》；《墻》；選擇觀

【論文摘要】薩特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思想家，他的存在主義核心內容是“存在先于本質”、“世界荒謬，人生孤獨”和“自由選擇論”。薩特的選擇觀念是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西方社會和文學界廣為流行，而且曾深刻影響了20世紀80年代整整一代的中國青年。本文試圖從薩特的小說創作《惡心》和《墻》中發掘和尋思早期選擇觀念的豐富內涵。

安德烈·莫洛亞指出:存在主義作家的成功之處“乃是把哲學運用于小說和戲劇，為小說和戲劇增加了分量，帶來了反響。反過來，小說和戲劇賦予存在主義在現代思想中一種不經這些作品體現便永遠不會有的威力”。薩特早期的文學創作《惡心》和《墻》就初步闡釋了他的存在主義選擇觀。

一、世界荒誕人生痛苦

《惡心》是薩特早期文學創作的成功之作，是薩特第一次較為全面闡述其存在主義觀點的著作，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是薩特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的文學圖解。作為一部小說，《惡心》的情節簡單，語言表述平淡而近乎枯燥。主人公安東納·洛根丁對外部客觀存在現實的內心體驗，惡心感、不可知感、荒誕。聯想、莫名的情緒和幻覺和無以名狀的恐懼、迷茫感，這些非理性的意念和主人公的心理暢游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動，構成了全文的主線。薩特認為，人類對存在的根本體驗就是“惡心”，這是人的一種基本情緒的認識，人一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就會產生“惡心”感，并聲稱:“我就是洛根丁，我利用他來表現我生命的脈絡。”作者通過《惡心》展示了一個孤獨者的精神世界。主人公洛根丁是一個落魄的人，孤零零地一個人生活，也曾相信生活的美好，但他的探尋以孤獨開始，也以孤獨告終。他在日記中寫下一些預兆:“星期二:無事。活著。”試圖讓自己孤獨冰冷的心得到一些安慰，他定居布維爾，準備寫篇關于18世紀公爵羅爾邦的論文。白天他經常獨自一人出人圖書館，漫無目的地翻閱資料，晚上常去酒吧消磨時光，總是聽一張名為《在那些日子里》的唱片，同并不相愛的老板娘廝混。洛根丁的最后一絲希望在和分別多年的情人相聚后，徹底破滅，他重新回到孤獨無援的狀態之中。

洛根丁對偶然和荒誕有著深刻的體驗，因為一切都是偶然和無根據的，人的一生也要由無數個偶然性組合而成，荒誕就成了存在本身，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荒誕的，存在和不存在都是荒誕的。洛根丁面對現實，意識到自己是偶然而荒誕的存在時，繼而因荒誕而想嘔吐。終于有一天，“某件事在我身上發生了，我現在不能再對它懷疑了”，“我看到一樣東西，它讓我感到惡心”，他意識到周圍世界存在并思考這一存在時，他覺得它們都是惡心的，他生活在惡心的世界之中。對洛根丁來說，惡心是以一種疾病的方式來到的，它無處不在地跟隨著他，他原來對周圍事物的熱愛的那種熱情和希冀都完全消失了。洛根丁感到更加孤獨，孤獨又使他一次次地領悟，漸漸覺醒:“突然間，我從六年的酣睡中覺醒過來。‘惡心’就是對人生的無深刻理由和偶然性的惡心，它將世間污垢放大給人看，……讓人不得不產生惡心感，從而意識到世界的荒誕”，正如洛根丁所說:“我知道我早已找到了生存的答案，我的惡心的答案，我自己生活的答案。事實上，后來我能知道一切，都歸結為這種根本的荒誕。”雇希望一次次破滅后，洛根丁最終找到了他存在、惡心和生命的關鍵，這就是荒誕。荒誕使存在變得毫無道理，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孤獨的，惡心只是一種荒誕的感覺，是對現實世界懷疑和否定的認知體驗，世界的荒誕讓洛根丁感到惡心，同時又對它們懷著觸摸和欲望，所以他感到孤獨和痛苦。

按照薩特自己的說法，人是生而自由的，人可以通過自由選擇去獲取本質，既然人已經對荒誕世界有了清楚的認識，有了否定和批判的立場，那么人就該超越荒誕性和偶然性，超越和解放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所以他還在《惡心》主人公洛根丁身上表現出自我選擇的意向。意識到存在和世界荒誕，洛根丁難受、失望甚至絕望，但此時也意外地覺悟:“我是自由的，我再沒有任何理由活著，所有我嘗試過的理由都失去了，我不能再想象什么別的。我還年輕，我還有足夠的勇氣重新開始……我是孤獨的，自由的。”岡于是洛根丁決定逃避、拋棄現在的一切，到另一個世界去，把握未來和希望。和薩特觀點不同，加繆認為荒誕是無法消除的，人應該勇敢地正視荒誕，在痛苦和悲哀中贏得精神上的勝利，荒誕無法逃避，只可超越。洛根丁選擇了美和藝術，到巴黎去，作為他逃避荒誕的方式，沉浸在藝術中，才能讓自己從“惡心”中得到拯救。可是作者只給了洛根丁能自主選擇的權利，至于選擇了什么，他并不關心。投身藝術真的就不再“惡心”，能消除洛根丁的頹廢、絕望和痛苦嗎?他到了巴黎依舊要面對如何生存，如何選擇道路的問題，所以《惡心》主要還是初步凸現了薩特對人的意識的關注，對人類自我選擇的鐘愛，而且在那個令人迷茫仿徨、痛苦絕望的時代，洛根丁的希望和薩特的理想都只是一種理想，并不能真正地實現。 二、自我選擇的低沉無力

在《惡心》同一時期的短篇小說集《墻》里薩特正式提出了自我選擇的問題。從主從關系來說，同樣力求表現某種哲理的《墻》，就成了《惡心》的延伸和附屬品。

《墻》的主人公西班牙游擊隊員伊比埃塔，在西班牙內戰中被捕人獄，同時還有他的戰友湯姆和無辜的少年茹安。伊比埃塔經受了法西斯分子精神恐嚇和肉體折磨的考驗，始終沒有屈服出賣戰友。簡單草率的審訊后，晚上八點，有人來宣布他們三人都被處以死刑。漫長的黑夜，徒有四壁的監牢中，等待他們的是死亡。小說極有層次地描繪了死刑令宣布后，伊比埃塔面對死亡時的心理和生理反應。直到臨刑前，他依然漠然地坐著，保持自尊，不愿意流露自己的痛苦和對死亡的恐懼，只是希望自己能堅強。面對死亡和選擇的雙重壓力，伊比埃塔內心孤獨和焦慮，他討厭湯姆，討厭他的不停戰栗和說話方式;討厭不諳世事的茹安，恐懼和痛苦無時無刻不在摧毀著他的神經，他討厭那個比利時醫生，他是這四個人中間唯一的活物，但是他和他們之間隔著一道無形的不可逾越的“墻”。伊比埃塔相信自己和另外兩個同伴都成了“沒有血的靈魂”，在吮吸著比利時醫生身上透出的生命之光，當他發現湯姆也一樣孤獨時，內心的孤獨更加難耐。死亡正一步步地逼近，因為不想失去生命最后的兩個鐘頭，他開始胡思亂想回憶他的過去，這時他感到生活的無意義，平靜地等待死亡。同伴的槍決讓他恐懼和戰栗，但他始終沒有失去理智，“我要堅強”，“我必須固執”，“我要堂堂正正地死去”。盡管他渾身冒汗，兩頰發燒，頭痛難忍，但他認為這些僅是“準病例的恐怖狀態”。伊比埃塔寧死不屈，他堅定地選擇死亡，“我能夠出賣葛里斯來保全我的性命，但我拒絕這么做”，“我要死得有骨氣”。為了戲弄敵人，說戰友躲在墓地里，想象著“那些穿著制服的人們在墓地之間走時”的荒唐可笑，豈料一個求死者惡作劇式的玩笑，卻弄假成真，戰友葛里斯因為與堂兄吵架真的躲在墓地里，不幸被敵人發現并擊斃。伊比埃塔因為信口胡謅的惡作劇卻活了下來，嘲弄和調侃的惡意玩笑竟成為現實生活中的荒謬存在，當他聽到這個消息后，昏倒在地，偶然性帶給了他沉重的打擊，繼而哈哈大笑，以致笑出了眼淚。令人大感意外的結局表達和顯現了世界的偶然性和荒謬性，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痛苦的，選擇是困難的，這就是薩特通過《墻》的文學構思向我們所揭露的。透過《墻》還能看到薩特認為現實世界充滿了惡心和偶然性，無用而又令人絕望，雖帶有濃厚的悲觀主義色彩，但仍不放棄堅持徹底的否定和批判立場。

每個人證明自己的本質就要通過自己的選擇，《墻》中薩特塑造了伊比埃塔的形象作為他選擇理論的具體實踐者。個人是自由的自我超越的主體，所以人會有一個最初的、自由選擇的理想，薩特稱之為“原初選擇”o (47牢獄里的伊比埃塔依然是自由的，盡管毫無人身自由，可他可以在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之間作出選擇:出賣葛里斯，獲得生命;寧死不屈，慷慨赴死，生死之間僅僅有一“墻”之隔。但伊比埃塔固執地作出堂堂正正死去的自我選擇，通過自我選擇使自己成為一名英雄而不是儒夫。對于生的渴望可謂是人類的一種本能，可伊比埃塔舍棄了求生選擇了赴死，黑夜里堅強是他維系生存信念的唯一精神支柱，正是這種執著的信念使他作出向善的“原初選擇”。結局伊比埃塔的選擇是非理性的，帶有極大的偶然性，一個戲弄敵人的玩笑，讓他求死得生，葛里斯一心求生卻落人虎口，和伊比埃塔不同，葛里斯的選擇是理性的，他不愿牽連別人，只求自我保護，但兩個人選擇的結果在偶然性面前都變得如此荒謬，最終都同時歸于失敗。悲劇的結局驗證了薩特關于存在主義的主張: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痛苦的。世界到處充滿人們難以理解的偶然性和荒誕性，世界的荒誕在于選擇的主觀性和不可逃避性，只要人在選擇，世界就是這樣的混亂不堪。因此選擇是無謂的，無所依托的，荒誕也是必然的。

薩特早期的文學創作中，選擇是困難的，不需要任何依托，毫無支撐點，所以這種自我選擇是低沉的、無能為力的，這與當時的時代環境和薩特本人的思想狀態都密切相關。《惡心》和《墻》創作的時期，歐洲大陸剛經歷了1929至1933年、1937年兩次經濟危機，社會是一片蕭條和陰暗，政治上，1936年德、意法西斯幫助西班牙法西斯叛軍取得勝利后，德國法西斯席卷歐洲，法國淪陷。在這種烏云密布、災難臨近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對現實世界感到惡心和反感，對前途和出路悲觀絕望的普遍精神狀態是可以理解的，而從薩特本人思想發展階段來看，30年代中期，他還是一個相當典型的脫離社會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說是他本身對現實的厭惡感和對人生迷茫感混合時期的產物，自然就不會體現那種昂揚奮斗的主觀戰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