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趙樹理；五四理性；農民情懷；中共宣傳干部；共同作用

論文摘要：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趙樹理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五四理性、農民情懷和中共宣傳干部身份是影響趙樹理及其文學創作最重要的三種因素，三種因素的特殊組合是趙樹理文學現象形成的重要原因，造就了這位引領一代風騷的文壇巨匠。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趙樹理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作家。其獨具特色的文學創作不僅在根據地、解放區文壇掀起了一場文學大眾化的風暴，而且一直波及了當代文壇很長的一段歷史。正如他的同鄉、著名作家葛水平所說：“趙樹理是一個高度，是需要今天的作家仰視的。”那么，是哪些因素催生了這位與眾不同的作家，使其成為引領一代風騷的文壇巨匠呢?對此問題，研究者多有論述，但這些論述或因寫作時間較早，未能全面審視作家一生的創作，或囿于對逝者的敬愛，難以作出中肯評析。筆者認為，解讀趙樹理及其文學創作，絕不能忽視以下三種因素的特殊組合——五四理性、農民情懷和中共宣傳干部身份。在現當代文壇，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傳承的理性精神熏陶滋養的作家甚眾，出身農家、終生心系農村、關愛農民的作家也不鮮見，在特殊歷史時期為中共在農村基層的政治宣傳做出特殊貢獻者亦不乏其人，但同時受到三種因素的深刻影響、實現這種獨特組合的作家，恐怕就只有趙樹理一個了。本文試就以上三種因素對趙樹理及其文學創作的影響作初步探析，以引起研究者的關注。

一、五四理性

中國人現代意識的集體萌醒發端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以《新青年》為起點，由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倡導的反封建、反傳統，求民主、求科學、求進步的理性精神逐漸匯成一股現代意識的潮流，熏陶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知識青年，其中包括立志探求真理的趙樹理。

眾所周知，19歲以前的趙樹理基本是一個傳統的農村文化人。祖父“望孫成龍”的家教為趙樹理奠定了較為扎實的古文功底，使其在端氏鎮的檣山寺高小求學時能夠脫穎而出；同時，少年趙樹理的文化心理結構還受到“神仙世家”(注：趙樹理的祖父母是三教圣道會信徒，父親篤信陰陽占卜，母親及舅父信奉清茶教，趙樹理曾隨結發妻馬素英加入太陽教)和民間傳統文化的影響。因此，直至1925年考入長治省立第四師范學校，趙樹理仍然沿襲著“敬惜字紙，吃素，見人作揖，積德行善”的行為習慣，包裹中攜帶的還是一套托名江神童所作的《四書白話解說》。正是在第四師范學校，短短兩年半的求學過程中，趙樹理完成了其文化心理結構上最重要的一次變革。從《飲冰室全集》開始，到陳獨秀、胡適、魯迅、茅盾及至歐美俄日進步作家的作品，其中狂奔式的思想洗禮轟塌了趙樹理原有的文化心理建構。入學一年后返鄉的趙樹理，痛苦地發現自己已經遠離了父老鄉親，滿懷希望帶回來的《狂人日記》、《生理衛生》并不能為村民所接受，這其中包括他那位“萬寶全”式的父親趙和清。這可以看作一個標志，一個趙樹理與其源文化地精神世界初步分離的標志。1928年，趙樹理因思想行為激進遭學校開除；1930年，漂泊太原的趙樹理將祖父取的官名“樹禮”改為“樹理”。至此，趙樹理確立了探求真理的人生理想，重建了一個以五四理性精神為主導的精神家園。五四理性賦予了趙樹理思想高度、批判現實的理性眼光和認識生活的嶄新視野，也熏染了他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良知、勇氣和獨立精神。從此，我們在趙樹理及其文學創作中常常能夠看到這種理性精神的光芒。

依趙樹理自己的視角看，其文學創作的真正開始是《萬象樓》，所謂“生于《萬象樓》，死于《十里店》”。透視作家由“生”至“死”的一系列文學創作，最重要的人物群像始終以“中間人物”為主體。如《小二黑結婚》中的二諸葛、三仙姑，《李有才板話》中的陳小元、馬鳳鳴和老秦，《三里灣》中的“糊涂涂”、“常有理”、“能不夠”，《“鍛煉鍛煉”》中的“小腿疼”、“吃不飽”等等。這群可愛而又可恨的“中間人物”在建國后的歷次文化斗爭中都給趙樹理帶來不少麻煩，作家也曾因寫不出“社會主義時期的新人”和“敵對階級破壞分子”而產生過困惑和痛苦，但卻始終難以實現政治環境所要求的轉變。1964年，趙樹理創作了上黨梆子劇本《十里店》，村黨支部書記王瑞又是一個“中間人物”，作品由此引發的質疑和批判令作家難以承受、心力交瘁，痛苦地說出了“死于《十里店》”的讖言。趙樹理為什么會對“中間人物”情有獨鐘呢?筆者認為，這是五四理性精神賦予其批判眼光的自然結果。無論是政治環境要求重點表現的“新人”還是階級論觀點要求抨擊的“破壞分子”，都是特殊的類型化人物，“中間人物”才是農民群體真實的眾生相，正是這樣的眾生相催生了趙樹理筆下的“中間人物”群像。

趙樹理將自己的小說稱為“問題小說”，他說：“我在做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非解決不可而又不能輕易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所要寫的主題……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題，容易產生現實意義。”噠種“問題小說”的創作取向固然與趙樹理從事的政治宣傳相關聯，但顯然也與五四新文學傳統相承續。毋庸置疑，趙樹理是一個“我手寫我口，我口道我心”的真實作家。他在遭受批判的日子里曾作了自我審視，說：“我是農民中的圣人，知識分子中的傻瓜。” “圣人”，無非是說其文化心理結構超越了普遍的農民群體，擁有了認識和評判農村生活和農民群體的理性眼光；而“傻瓜”則道出了趙樹理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所堅守的可貴的良知、勇氣和獨立精神。

二、農民情懷

“一個知識分子，也許可以做到像趙樹理這樣關注農民，但不會真正地融人農民——丟掉輕視農村和農民文化的意識——而是不同程度上抱著啟蒙者的心態企圖喚醒和改造農民。”阿論者劉雄飛的觀點揭示了趙樹理文學創作在農民群體中獲得巨大成功的又一要因。在現當代文壇，再沒有一位作家能像趙樹理這樣，在生活和心靈上如此貼近農村，貼近農民。這源于作家終生堅守的農民情懷，其典型特征是質樸善良的人格與平等意識，其行為表現是終生心系農村、關愛農民，為農民群體的利益訴求而真誠寫作、熱忱呼吁。

趙樹理農民情懷的養成和堅守與其童年經歷密切相關。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一個人童年的經歷對其整個文化心理結構的形成具有潛在而強大的影響力。19歲以前，趙樹理幾乎一直生活在以尉遲村為中心的半徑不過幾十華里的山區農村，長期的農村生活熏染和文化心理積淀在作家內心留下了極其深刻的烙印，再加上“神仙世家”積德行善的理念熏陶和家塾里祖父五年傳統文化的灌輸，趙樹理文化心理結構中的底色已經奠定，并且終生揮之不去。后來的趙樹理雖然走出了大山，其文化心理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童年經歷中形成的文化因子卻根深蒂固。

在趙樹理一生中，無論身處何地、身居何位，其質樸善良的人格和心系農村、關愛農民的情懷始終沒有發生過質的變化。建國初期，趙樹理進京迎來了其人生中在世俗看來最輝煌的一段歲月，但他很快便感覺到自己與環境的格格不入，其創作也陷入低潮。直至重返農村，他的創作才迎來了以《三里灣》為標志的第二個春天。川底村(《三里灣》原型地之一)村民在回憶趙樹理初到村里的情景時說：“開始時我們誰都不知道這老漢是干啥的，什么會他也參加，和什么人也談得攏，公雞打架他也要看個頭尾，甚至看見婦女燒飯他也有磕嘮。起初還以為他是個莊稼人，沒想到他還是個寫書的。”網應該承認，能夠像趙樹理這樣無論政治環境和個人地位如何變化都能終生保持著質樸善良的農民情懷者在現實中很少，因此這種堅守便顯得愈為可貴，尤其是當作家的理想與政治環境要求發生抵觸的時候。 1959年，幾乎是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進獻萬言書獲罪的同時，趙樹理給《紅旗》雜志社負責人陳伯達寄出了《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的萬言書和《寫給中央某負責同志的兩封信》，對大躍進以來嚴重脫離實際的浮夸躍進風提出質疑，“在農業生產方面，我們應該使生產單位自行規定的事多一點，不要管得過死。”“要以搞好生產作為物質基礎，通過思想教育和時間安排，使群眾有錢花、有糧吃、有工夫伺侯自己，可以精神飽滿、心情舒暢地參加生產。”這一主張被認為與彭德懷“一唱一和”，是“攻擊三面紅旗”，趙樹理很快被召回北京接受長達三個多月的批判。

從《小二黑結婚》一舉成名到《十里店》后的彷徨無措，趙樹理的文學創作始終保持著題材、風格與價格取向的一致性，即寫農民生活、采用農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反映真實的農村生活進而為農民群體的利益訴求而呼吁，為中共更好地開展農村工作而建言獻策。小說《三里灣》中，趙樹理通過畫家“老梁”的三幅畫描繪了自己理想中的農村生活圖景，這是他為與自己血脈相連的父老鄉親設計的美好未來。比照現實，我們不得不承認，當前農村的實際狀況與作家的理想仍有不小的距離，某些方面甚至背道而馳。

三、中共宣傳干部

從1937年重新加入中共黨組織開始，趙樹理承擔的主要工作是開展面向農村、面向農民的政治宣傳。這對趙樹理來說自然得心應手，受父親趙和清影響，自小便對農村民間文藝情有獨鐘的趙樹理是這項工作的行家里手。由此，他愈發感到“文攤文學”在農村文化園地里舉足輕重的地位，并確定了其文學創作在風格與樣式上的基本取向。他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一些小本子在賣小唱本的攤子里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就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就是我的理想。”這種創作風格上的自覺選擇既關聯著作家對新文學在農村文化園地里難以產生影響的反思，也關聯著他更好地開展面向農民群眾進行政治宣傳的探索。

在題材選擇與主題表現方面，趙樹理的文學創作與政治宣傳的關聯更為緊密。《萬象樓》是結合黎城縣“離卦道叛亂”(注：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太行山腹地黎城縣的封建迷信組織離卦道的數百名道徒，在漢奸特務的操縱、控制下發動武裝叛亂，妄圖占領縣城，推翻抗日政府，組織偽政權，投靠日本侵略者。中共黎城縣委縣政府當即領導抗日軍民平定了這一叛亂。)對根據地民眾進行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小二黑結婚》在表現反封建主題的同時，宣傳了根據地民主政府頒布實施的婚姻法；《李有才板話》是為配合根據地農村當時正在開展的減租減息運動而創作的；《李家莊的變遷》配合上黨戰役，動員群眾起身保衛勝利果實；《邪不壓正》以解放區農村正在推行的土地改革為背景；《三里灣》以解放初期農村正在開展的生產合作化運動為背景。這種政治宣傳的價值取向必然會影響到作家對生活的評判，因此趙樹理建國前的主要作品，充滿了對中共領導下的民主政權的熱情歌頌，對根據地、解放區農村正在發生的變革的美好憧憬。這種情緒的表達一直延續到建國后的《三里灣》。

趙樹理文學作品在農村的迅速推廣也部分得益于此。為此他曾受到一些“文化精英”的詬病：趙樹理的創作意在迎合政治，趙樹理方向實質是一種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方向，趙樹理的作品只是一些難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故事，在政治機器的推動下才產生了大的影響。這種觀點不僅無視趙樹理文學創作獨特的藝術形式、全新的社會生活與思想價值在當時的農村社會引起的震動，而且明顯以偏概全，缺乏全面審視趙樹理各時期文學創作價值取向一致性的宏觀視野。趙樹理始終抱著一種為農民群體真誠寫作的熱忱，始終是以一種理想化的視角去看待中共的宣傳工作。在他的認識中，開展宣傳工作與為農民群體真誠寫作可以是而且應該是相統一的。因此不管政治環境如何變化，趙樹理文學創作的價值訴求卻始終如一：寫自己眼中真實的農村生活，為廣大農民群眾真誠寫作，為中共更好地開展農村工作提供第一手素材，并建言獻策。從《“鍛煉鍛煉”》開始，趙樹理明顯感到自己逐漸偏離了政治的航向，再難把握住政治的脈搏，其創作由此陷入低谷。這不是作家的錯，而是一個時代的悲劇，它恰從反面證明了趙樹理文學創作一以貫之的真誠態度。

綜上所述，五四理性、農民情懷和中共宣傳干部身份三種因素的特殊組合主導著趙樹理及其文學創作。這三種因素彼此交融，互相影響和滲透，共同作用于趙樹理文學創作的價值取向，催生了這位在現當代文學史上獨具特色的文壇巨匠。在三種因素中，居于首要地位的始終是五四理性精神，這是趙樹理“問題小說”和“中間人物”群像最重要的思想基礎，也是他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堅守著良知、勇氣與獨立精神的思想本源。同時，農民情懷讓趙樹理的創作有了溫情，有了關愛，他愛惜著自己筆下一個個可愛而又可恨的“中間人物”，對他們寄予著無限的希望。中共宣傳干部身份又使趙樹理的文學創作有了責任，有了使命，作家以其社會理想引導著農民群體文化心理結構和農村社會生活風貌的漸變。因此，趙樹理的命運和創作始終與同時期的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變革相伴浮沉。當社會有了希望，作家及其創作就煥發出生機；反之，作家及其創作就在無奈和痛苦中沉淪。